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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绍鼎也说：“老徐！我也要好好向你学习。我这人，钻点技术，像是还行，就是不会当领导。有时候，我真都不想再当厂长了。”
“那咋中！”老徐立即打断他，“‘臭老九’多少年站不起来。现在上去了，不能自己下来。要给三中全会长志气！”
屋里出现一阵沉默。好像每人都在心里称着这句话的分量。过了一会，老徐才又继续说：“当领导说难也不难。你们厂的问题，我了解了一些。有的得从上面解决，从制度上解决；也有的，要从你这里解决。你也要学点领导方法，要有点肚量，有点气魄。周瑜会打仗，就是肚量狭小，诸葛亮把他气死了。刘备这个人，论武的，不如五虎上将；论文的，不如诸葛亮庞统。他只有一个本事，会用人。刘备的江山越哭越稳，他摔了个阿斗，不光收了赵子龙的心，还收了文武百官的心。他那一手我们不能学。可是，空城计你也想去弹琴，过五关你也要去扛个青龙偃月刀。什么事你都自己出面，那咋中！你现在是厂长了，也得学会用人、用干部。第一步总得把你那些科、组长团结起来吧，然后再去团结更多的人。还有，你们得注意均衡生产。一季度仙女散花，二季度张良品萧，三季度穷追韩信，四季度夜战马超。年年都是如此，这样下去可不中。一定要搞出个科学管理的办法来。”
我听得出了神，不知不觉间已经过去了几个小时。司机催促老徐，说是有人还在等他。我们只好同张绍鼎一家告别。回去的车上，老徐又同我单独说了一番话。他问我：“你喜欢打球吗？”
我说：“喜欢。你呢？”
“我喜欢看球。”他说。“我曾经建议一些当领导的、管干部的，不妨抽点空子到球场边去走走、看看、想想，在那里也能学到不少东西。当干部要学学篮球运动员。有的运动员只是满场跑，不犯规，很卖力，体育道德也好，就是投不进球。咋办？只好换下来。不换，那场球就输了。还要学学裁判员，亲哥哥、亲弟弟，谁在场上犯了规，也得照吹哨。犯了五次规，天王老子也得下场。更要学学场外指导，换人不讲情面；下来后，又很关心。先给一碗水，再讲为啥要换他：盯人不紧，投篮不准，体力不够了。对他说出个原因，让他歇歇、想想，再找个机会换他上去。场外有啦啦队，啦啦队里有不少老运动员。年纪大了，跑不动了，就在场外当啦啦队，给青年队员鼓劲。英雄出少年，篮球场上不能总是几个老头子在跑。那些老运动员们，很有自知之明，心甘情愿地当啦啦队。篮球场上人很多，看看想想，很有意思。还有足球场，也该去看看。有人不踢球，光踢腿，我看得叫他们踢腿派。观众看了，准嘘他。现在各个单位，都有一些踢腿派。要经常有人嘘嘘他们才好。我这人没别的长处，就是还愿意多想点事情。各处走走看看，用脑子想想，都有启发。”
亲爱的读者，关于徐庆耀同志，我还应该再向你们介绍些什么呢？如果说还有什么重要补充，那就是：他在漯河的那个家，是否真像他的司机说的那样简陋？说实在话，直到那天晚上我离开他时，对这一点仍然有怀疑。这些年，我和许多容易轻信的同志一样，都曾经上过不少当。有时你听到一个人的某一次谈话，觉得真是精彩之至。可是，当你仔细去了解他的行为，却又发现：实在糟糕之至！因此，过了两天，当我去到漯河采访时，便特地约请地委书记者赵一道去他家看了看。我要说的是：尽管我事先已经有了思想准备，可还是不由得产生了一种惊讶而又崇敬的心情。当某些干部削尖脑袋，不惜采用各种非法手段，来为自己或者自己的儿女搞一套舒适的住宅时，那里有这么一对共产党员夫妇，他们在二十几年之久的时间内，只要愿意张张口，伸伸手，就可以轻而易举地住进一套好的住宅，可他们直到现在，仍然住在那两间像我这样的大个头走进时不得不稍稍弯下腰来的小屋里。他们家的实际人口，最多时还不止七个，而是八个。因为他们夫妇还要负责抚养老徐的一个在1960年死去的哥哥所留下的女儿。
当我从漯河再次回到许昌时，还看到过一次老徐。我们没来得及谈话，他就又匆匆忙忙被别人拉走了。我注视着他那胖墩墩的背影，尽管他实际上要比我矮好几公分，可我却觉得他好像又高又大。在他的面前，我简直成了个侏儒！我在默想着：从这个童工出身的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身上，我们不是也可以看出：尽管党在建国以来，曾经犯过那么多令人痛心的错误，可确实也培养出了多少真正算得上是人才的人啊！
四、一根建设事业的顶梁柱
这样的人，我这次在河南还不止见到一个。下面我再向读者介绍一位大公司的经理，一个被人认为不像个书记的党委书记。
党委书记究竟应该是个什么样子？直到今天，似乎还很难有人说出个统一的标准。可是这些年，人们已经在一个又一个政治运动中，看惯了某些“斗争书记”，“运动书记”，或者是只凭本本和上级文件办事的书记，什么都管又什么都不管的书记，如此等等。按照一种不成文的惯例，这些类型的书记一上任，总要把上面新近发下的文件念一念，讲一点毛主席怎样说，上级党委负责同志怎样说，以及诸如什么“形势大好，问题不少，共同努力，继续前进”的例行套话。因此，在1977年7月，当河南省第五建筑工程公司各下属单位的一些领导干部，得知公司里新来的两位党委负责同志要把他们找去开会时，谁也没有想到会突然受到一次相当严格的口试。
“五建”原属纺织部，在文化革命中曾经是有名的老大难单位之一。它下属三个各有千名左右职工的土建工程处，其中两个工程处在文革初期夺了施工地区公、检、法的权。第一工程处在三门峡不光夺了市公、检、法的权，还把公安局长关了40多天；第二工程处在湖北隋县夺了公安局的权后，随便抓人、关人。当地群众说：不怕公安局的人，就怕“公安二处”的人！在全公司内部的4000多名职工中，挨过本单位人棍棒、鞭子的竟有546人之多。直到这两位新来的党委负责人前去走马上任时，揭批查工作仍没有很好开展。有些打砸抢人物甚至还留在领导岗位上，人们思想涣散，生产当然也很难上得去。那些还窃踞着领导职务的人，对于生产、业务和党的原则几乎一无所知：说空话、讲大话、搞阴谋诡计却各有一套。河南省委的盖子当时又还没有揭开，有的人觉得上面后台还在，并不太把这两位新来的公司党委负责人放在眼里。可是，既然换了一任党委负责人，而且粉碎“四人帮”毕竟已经将近一年了，这些人还是都很想听听这两位新上级的第一次上任讲话。有的要研究研究他们带来些什么新精神，考虑“五建”的工作会不会有个新局面，自己该怎么干？有的要看看他们有些什么新招数，考虑采取什么新对策！
在公司会议室里，这两位新上任的党委负责人，和大家见了面。一位是年龄较大的党委书记彭扬，还有一位是副书记胡学政。老胡那年才只四十六岁，看上去似乎比他的实际岁数还要年轻些。人们都在等待着彭扬同志讲话，彭扬同志却让年纪较轻的胡学政打头阵。
胡学政开始说话了：“我们刚来，什么情况都不了解，还没有发言权。只好先请大家来介绍点情况。”
胡学政首先问机械工程处主任：“你们那里有多少吨位？”
“吨位吗……这个……这个吨位……”被点到的这个处主任怎么会知道吨位数字呢？前几年“四人帮”一再批判“只谈吨位，不突出政治”的修正主义，他连吨位这两个字都不许有人提到。他只好承认：“我，我不知道吨位数，只知道全处有多少台机械。”
“那也好，请你把这些设备的完好率谈谈。”胡学政又说。
“设备完好率？哦……这个……这个设备完好率嘛……这……这……”这似乎是个新名词，设备就是设备好了，怎么还有个完好率？他只好又说：“我过去是个汽车司机，文化水平不高。”
“你是司机出身，那你总该知道：你们的汽车，现在每行驶一百公里耗费多少公升汽油吧？和国家规定的标准差多少？”胡学政仍然心平气和地问。
“这……”
真可惜，这个他本来该知道的问题，他偏偏又回答不出来！
胡学政要他立即回去拿一份详细统计表来。可以想见，这个工程处主任怎么可能马上就拿出来呢？可是他又不得不硬着头皮走了出去。
会议室的空气开始紧张起来。胡学政接着又问一个建筑工程处主任：“你们每平方米建筑面积，平均消耗多少工日？”
回答倒很干脆：“不知道。”
“听说你们一个玻璃工，现在一年要用31把玻璃刀，怎么用的？”胡学政又问。
回答还是：“不知道。”
“这种刀，一般都能用四个月到六个月，你们那里竟超过十几倍，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是个建筑工程处的主任，应该知道这些事。”胡学政有点发火了。
“这个……！”
这个平常对工人态度十分严厉、动不动就让工人停职办学习班，只发给六角钱一天生活费的很有权威的人物，今天居然在这些简单而又具体的问题面前，不得不低下头来。
会议室的空气愈加紧张。有些基层单位的书记暗自感到侥幸，因为今天受到提问的差不多都是工程处主任。可就在这时，胡学政问一个基层党委负责人：“你知道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是啥时候召开的吗”
“啊？第八次……第八次代表大会……这……”
真奇怪！为啥偏偏要问第八次代表大会？被提问的人一下子懵住了。
胡学政不肯放松：“你们单位里，‘八大’以前的党员有多少？‘八大’以后的党员有多少？”
“嗯……这……”
更奇怪！这个新来的公司党委负责人，为啥要把“八大”提到那么高的地位？如果是用“文革”前后来划分，这里有些人倒还可以回答，可他偏偏问的是党的“八大”！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禁暗自嘀咕起来。
这次口头测验一直进行了两个半小时。一些平时能说会道的人被问得直冒汗。于是有人私下里大发怨言：“这哪里像是个党委书记？第一次和我们见面，不传达上级文件，不做动员报告，不给我们做思想工作，偏偏一下子就问了那么多刁钻古怪的问题！看来，要在‘五建’混下去很难了！”
这消息当然很快便在“五建”的广大职工群众中传开了，反映完全不同。有个工程师叹了口气说：“好了。我们公司里，总算来了个不像书记的党委书记！”以后几天，彭扬和胡学政接连下到基层单位去检查工作。他们走在前面，工人们就在后面指指戳戳，说：“那个大个头，就是前几天剋了我们书记的书记！”人们都在预期着：这两个新来的党委书记要给“五建”带来新的变化。
从那时到现在过了整整三年。“五建”已经成为全省几个大建筑公司里一个响当当的单位。因此，当去年全国十五个重点项目之一的平顶山帘子布厂上马时，省里便将这场战斗的主攻任务交给了“五建”。彭扬同志已经调往别处，胡学政亲自率领一个工区，去到了平顶山市。
我就是在帘子布厂的建筑工地上看到胡学政的。
这是一个规模宏大建成投产后年产值可达三亿多元的大工程。主要成套设备都从日本进口。
刚刚进入工地，我就被那种雄伟的气势所震撼。几个月前，这里还只是一片平地。几个月后，相当于整个天安门广场那样大的面积的厂区围墙已基本砌成；5万平方米的主厂厂房，已打下1100根从八米多氏到十米多长的基础桩；捻织车间3万平方米厂房的540根高高的柱子，已全部吊装完毕；屋梁、屋面板组织吊装已完成三分之二；仓库建设已完成一幢，其他四幢也已吊完柱子；办公楼、锅炉房、变电站等基础工程已完成；接待外国专家的六层楼房的招待所，就要结顶；“五建”附设的预制构件厂，已正式投产，并已达到计划生产水平；厂区内外的道路均已畅通；输水管道已铺设六百多米；铁路专用线正加紧建设，距厂区几里路外的湛河大桥，四个桥墩已有三个露出水面。近一、二年来，我总是不断听到某某工程已经上马的消息，现在亲眼看到这种壮观的建设场面，真个是：心花怒放、热血沸腾！
由于王树成同志兼任这个工程的建设委员会主任，我们又是随同树成同志一道去的，有关各方的负责同志便都跟着边走边介绍情况。我凑近工委专职副主任陈国栋同志身旁，问他：“帘于布是做什么用的？”
他说：“这是用一种耐高温、耐磨、弹性大的锦纶六六线捻织、浸胶后制成的布，主要用做飞机，汽车等的轮胎。这在我国还是缺门产品，过去一直靠从外国进口，每年都要付出大量外汇。”他还告诉我：“这个厂建成后，每年用剩的废锦纶线就有一干几百吨，用那些废线还可以再搞一个厂，生产的布约能代替4万亩棉田生产出来的棉花。”
我又请他给我推荐几位先进人物，他指了指站在我们附近正和吊车驾驶员说话的一位高大魁梧的同志对我说：“呶，那就是。他叫胡学政，‘五建’的经理，也是‘五建’在这里的一千几百名职工的总负责人。‘五建’承担的工程，占总工程面积的80％。他们在工地上开展了创全优工地活动，现场检查12次，工程质量几次优秀、三次合格。6月下旬，日本专家前来现场参观，也说：‘进度之快，使我吃惊，工程质量和日本国内的建筑企业比较，也是第一流的。’胡学政有心脏病，晕倒在工地上，送到医院抢救，住了十几天院，总是查个清原因，叫他回郑州治疗休息。他却偷着跑了回来。省建委主任又疼他、又气他，直骂他无组织无纪律。他现在还是白天黑夜都在工地上。脚被石头扭歪了，拐着腿走路很不方便，他咬了咬牙，狠下心来一使劲，又把歪了的脚脖子扭了过来。他1947年参军，解放后进速成中学学习，1953年调到建筑业后，担任过组长、股长、生产科长、工区主任，在建筑业搞了二三十年，现在已经是个建筑业的行家了。在我方和日方进行的多次会谈中，他还是上建和总进度方面的主谈判。日本专家对他可信得过了！”
我连忙走过去，想马上就和胡学政同志谈谈，可是我却怎么也无法插进话去。他正不停地挥动着手臂，和吊车驾驶员在研究如何改进吊装柱子的办法。从他那说话的神情姿态来看，谁也不会想到他还是个有病的人。他的身后，各种牌号的大拖车正一辆接着一辆驶过来，把足有好几丈长的柱子一根根卸在工地上；他的头顶上，一个三万平方米的捻织车间厂一房，正在紧张地吊装屋梁、屋面板。他已经完全沉浸在工作之中，根本没有注意到我这个陌生人走近他的身旁，我也不忍心再打断他的工作，只好默默地走开。
在平顶山市招待所召开的帘子布厂工委会议上，我又一次见到了他。他汇报起工作来，嗓门很大，干脆利索，简短扼要。他认为帘子布厂工程能否如期完成，关系到能不能壮国威和遵守国际信誉。他的话，引起我更大的兴趣。我给他递过一个条于去，正式表示要约他谈谈。可是那天会议开了整整一个上午，中午和下午他都已安排了工作，而我们又要在当晚离开平顶山市，我便怀着遗憾心情和他分了手。直到8月上旬，我已经住进郑州省委第二招待所里，有天清晨忽然听到树成同志的屋里传来他那粗大的说话声。我高兴地闯进去，果然是他！我总算把他捉住了，和他谈了几个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