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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的没了；盖新房的多了，下雨房子漏的少了；往银行存钱的多了，赊账、借东西不还、缺零花钱的少了；穷队娶新媳妇的多了，打光棍的少了。”刁文同志还说：“兰考底子薄，现在社员还很苦，县委的基本思想是要让群众休养生息，这个办法多稳定几年很有好处。”
在（土固）阳公社左寨大队，我听着刘应祥和习文同志一起帮助大队干部和社员算账，越算越觉得责任制这个政策，确实调动了社员的积极性，对发展生产起了很大作用。这个队土壤条件很差，是个出了名的穷队，多年来基本上是吃粮靠统销，花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由于长期穷困，社员们对集体生产已经丧失信心，无心劳动。1978年小麦每亩单产106斤，棉花每亩单产6斤半。群众中流传着一首歌谣：
前刁楼，后左寨，（两村为一个大队）
鸭儿嘴，盐碱片，
卖土盐，推小车，
还有一百零八个光棍汉。
每年一过正月十五，社员就成群结队外出要饭，直到麦收前才回村。第四生产队共有62个劳力，经常出去要饭的就有48人。1979年实行了责任制，社员看到有了指望，就都把实劲使到了生产上。去年一年，就有较大改变，集体地的粮食产量平均增长66％，自留地还生产了不少粮食。15年来，这个大队第一次没向国家要统销粮，还卖给国家5000斤粮食、17000斤油料。全大队去冬今春没有一个社员出去讨饭的。
刘应祥和习文帮助一个大队副支书、一个生产队长、一户社员，一笔笔算了他们去年收入和今年预计可能得到的收入账，越算他们劲头越足，都说，今年的日子，一定还要比去年好过。
四、一个老共产党员的痛苦和欢乐
在他们算账的过程中，我无意中问了问那位大队副支书。才知道他是1945年参加革命的老党员。他叫马同兴，是位残废军人。参加革命时才17岁，先在第三野战军皮定钧旅当战士，以后升任排长。1956年从荣军学校复员回来办高级社。1959年被打成右倾分子，开除了党籍。去年才又恢复党籍，担任了大队副支书。我问他：“老马，你要过饭没有？”
“咋能不要！”他说，“我家人口多，前些年我又被打成个‘臭名远扬’，把我的残废金也扣除了，生活没一点照顾。不要饭咋中！”
“‘臭名远扬’，这算是什么帽子‘！”我不禁有些惊讶。
“他们说我在解放战争中，跑的地方多，就说我是个‘臭名远扬’的反革命。”老马仿佛已经对这些往事很淡漠了。
“你要饭都去过哪些地方？”
“去的地方多了。好多都还是我在解放战争中参加解放过的城市。”
“你是个党员，出去要饭，心里好受吗？”
“心酸得很呀！可那有什么法于呢？1968年，我带着三个孩子到西安要饭。那一年，到处乱哄哄的。要饭也很难。我觉着：实在有点熬不过去了，就想到北京去找徐司令。我是个工兵，过去打仗时给徐向前司令挖过指挥所。我约摸着，他兴许还能记得我。可我又想：他老人家那时在北京也正在遭罪，我不能再去打扰他，就没去。”
屋里谈话的人全停了下来。我默默地望着这位参加革命已经35年的老同志，从他入伍时的年龄算起，今年应该是52岁，正是壮年；可是，岁月的风霜，使他过早地衰老，额上已经布满了皱纹，像是一位老人了。
当时在场的（土固）阳公社党委书记告诉我：这个公社是个老区，在历次运动中，受到打击迫害的老同志还有不少，现在多数已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有的还恢复了工作。去年一年，他们就三次举行万人大会，给受打击迫害的1400多名干部和社员平反。我不知道该再向老马说些什么是好，就又问他：“现在的生活咋样？”
他说：“走，我领你们到我家和我包的地里看看。”
我们出了村，在一大片茂密的玉米地中，老马指着其中一块，自豪地说：“看，这就是我包的地！”
这块地里的玉米确是长得很好，几位内行的人都说：每亩足可收800斤上下。回来的路上，老马还说：“实行责任制还有个好处，干部参加劳动问题解决了。从前光是动员，就是没人听。现在干部山包了地，不好好劳动不中了。”
他指着走在前面比他年轻的女支书，又向我们说：“我恢复党籍时，上面叫我当支书。我说：不中了，我年纪大了，还是找个年轻的。国家现在政策对头，社员们心也齐，比从前好领导多了。我没有旁的想法，就巴望着国家早点建设好！”
我们走进他的家里。他领着我们看那几大土缸粮食，把一个个土缸盖子掀开让我们看，里面全盛得满满的。这时，我忽然注意到堂屋的墙上，挂着用一小截高粱秆串起来的七八个颜色已经发暗的纪念章。其中有解放太原、大西北、江苏、四川等地的纪念章；还有修建康藏机场、康藏公路的纪念章。我怀着崇敬的心情，小心地取下来，一枚一枚托在手上仔细地观看着。老马却打断我说：“别看了，都是孩子们摆弄出来的。”
说着，他又高兴地想起了一件事情。他说：“我有六个孩子，两个上了高中。往年他们难得穿上新衣裳。我领的那些布票都换粮食吃了。今年他们有好几个都换了新。上高中的那个妮（女孩子），还做了件的确良，留着逢年过节罩棉袄穿。”他一边说，一边拉我走进里屋，掀开一个旧木箱子，在一堆破旧的衣物中翻抖着，寻找着，想尽快把那件他看得那么贵重的衣服找出来。他是那样地兴高采烈，而我却强忍着快要流出的热泪，把头猛地转过去。我的心头塞满了喜悦，也塞满了痛苦。我为这位老同志和他的一家的生活，今天终于有了初步改善而喜悦；也为他这点可怜的满足而痛苦。我在心底深处呼唤着：我们的人民该是多么好啊！眼前的这位老同志，曾经为了祖国的解放、人民的幸福浴血奋战，走遍过半个中国；在解放后的30年中，他竟然又受到那么多折磨，而他却毫无怨言，对于他个人以及他的子女们的生活，几乎谈不上有什么要求，仍然在辛勤地劳动着，战斗着。他所巴望的，只是把国家早点建设好，使人民能过上较好的生活！我们有着这样的干部和群众，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什么事情不能办成呢？！
五、这是位“犯过错误的焦裕禄”
今天在兰考值得称道的好同志、好干部很多。然而，从郑州到兰考，许多人一再向我提到刁文同志。
在许昌，我已经听到人们说起刁文同志，不过不是赞扬，反而是说他曾经犯过严重错误。有人说他在1958年担任禹县县委书记时，带头刮过浮夸风，差一点被当时的省委负责人枪毙掉；还有人说他在临颖担任县委第一书记时，和邻县的关系都不太协调；因为私盖电影院的错误，又几乎被撤职等等。这么个犯过严重错误的干部，省委为什么还要把他派到焦裕禄工作过的地方，让他挑起兰考县委第一书记那样一副重担？听省委几位负责人的口气，似乎还对他比较赞赏，这又是什么原因？我实在感到很纳闷。
我问到一位省委负责人，他说：“在河南，要想找一个从来没有犯过错误的干部，太困难了。30年翻了那么多次烧饼，这次翻过来，下次又翻过去，总得沾点边。党都犯过错误，干部还能不跟着犯错误？问题是要看这个干部所犯的错误性质，还要看他是不是已经改了。现在有人说，河南的干部是：都有错，都有气，都有理。这话不是没有道理。敢不敢使用犯过错误的干部，用了又敢不敢放在重要岗位上，敢不敢在工作困难时支持他，这对我们的干部工作也是个考验。至于刁文同志的情况，你先去兰考看看，回来我们再详细谈。”
我就带着这个重要疑问去了兰考。路上我又问了刘应祥和省农委的一位工作人员：“刁文到底咋样？”他们俩异口同声地说：“刁文是个闯将，是个干家。干工作有魄力，有能耐，指哪打哪，舍得下身子。在兰考干得不赖。兰考人说，‘刁书记像是焦书记又回来了。’还有人说，刁文是位‘犯过错误的焦裕禄’。”
“犯过错误的焦裕禄”？这称号有点特别。我又问刘应祥：“这么说，刁文从前是犯过错误？”
刘应祥坦然地说：“犯过。大办钢铁，劳民伤财；大办食堂，给老百姓带来了祸害。这些错误都不轻。可是，1958年那时，当县委书记的，又有几个没犯过错误？彭老总那样的人，有是有，不很多。那阵风是从上面刮下来的，一级一级往下刮。刮得人晕头转向。上面逼得紧，下面的干部干劲越大，错误也越大。以后出了事，造成损失，就把什么都推在一个县委书记头上。这不公平！刁文这个同志，干什么都有股子冲劲。1958年他在禹县，大办钢铁可出名了。中央和省里的报纸、广播都鼓吹过禹县，说禹县日产生铁几十万吨、上百万吨。后来要处分刁文的那位省委负责人，当时就吹得比谁都响，中央一来人，他就陪着上禹县参观。以后，他又想把责任推在刁文身上，要拿他开刀保自己，被中央发现后，才制止了。”
“他在临颖是怎么回事？”我又问。
省农委那位工作人员抢着回答：“临颖的事，我觉着刁文没错。临颖全县没个电影院，刁文领着干部、群众自己动手，用架子车拉砖，拉石灰，拉建筑材料，盖起了个电影院。他是真干，不是假干，拉起架子车来，一拉就是半天。以后有人说他电影院盖大了，用钱用多了。这总比那阵子什么都不干，专门挑刺甚至破坏生产，破坏建设的人强。”
我还问了他们：有人说他在临颖和邻县关系不太协调，究竟怪谁？他们说：“没那么严重。是有些人对他有意见，可还说不上是县与县的关系问题。究竟怪谁？你听听事情的原委自己判断好了。这些意见，也是从拉架子车开始的。”
“拉架子车会闹出县与县的意见？”
“那可不是。”又是省农委那位工作人员抢着回答。接着，他便向我讲了这么一件事：
就在邓小平同志1975年复出前后，地委有次召集各县大队以上干部会议，布置生产任务。散会前一天，各县就忙着往家里打电话，要家里派车来接。一散会，各种各样牌号的车于全来了：北京吉普、小华沙、客车、卡车、拖拉机，一应俱全，各有各的用处。刁文也给县里打了电话，让县里来了几部卡乍，车上装满了一挂挂架子车。当时工、农业生产都正缺煤用，矿山里的煤又因交通运输紧张，一时运不出来。他就让参加会议的临颍县干部，每人拉起一辆架子车，先进山拉煤，再各自回公社、大队。一拉就是七八天。以后，报上登出了介绍临颖县干部带头运煤，解决了供煤紧张问题的事迹。报纸一到，邻县的一些干部就骂开了，他们说：“刁文这货，把事情都做绝了。他光顾自己先进，让我们全晒在那里！”
这事情究竟怪谁呢？我不想做结论，还是请读者自己去做判断吧。我只能说：当时我听完这几件事，觉得他是个多少有点鲁莽的实干家。
我们到兰考那天，天色已近黄昏，刁文在下面还没回来。晚上8点钟，他才来到我们的住处。因为一开始就听到有关他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议论，我就想尽量保持冷静，一边听他说话，一边暗自研究他。
他是山东文登人，说话还带着很重的山东口音。一只眼有点毛病，说起话来，不时地眯着眼睛，仿佛随时都在征询别人的意见。他下身穿件绿军裤，上身穿件白衬衫，裤管和袖管都卷得很高，有些儿衣衫不整。乍看起来，使人觉得他顶多是个公社的武装部长。
更加使我没有想到的，是他一开头就从自己过去的错误说起。他说：“我来兰考，自己也很担心。兰考这些年没上去，吃的是不实事求是的亏。我过去犯的偏偏就是不实事求是的错误。河南有些干部，对我有个老印象，说‘刁文这货，就是好吹！’这对我有压力，也有好处。我便常常提醒自己：‘刁文，刁文！党把你派到这里，别再犯老毛病，遇到事情先调查研究，千万别胡吹瞎子！’”
这些话一下子就抓住了我。我顾不得再去暗自研究他，很快便同他和刘应祥同志一起愉快地交谈起来。
他又说：“兰考这两年有了些改变，有些人说是县委领导得好。哪有这么回事？兰考换了那么多县委书记，都没搞好，我哪有这个能耐？我这个人有啥？党龄不长，1947年才参加革命，这里的好多老同志都比我资格老；文化不高，解放前才念过很少一点书；经验不多，参加革命后，做过几年团的工作，当过两任县委第一把手，都没有搞好。我们这任县委是沾了这么几点光：一是沾了政策光。政策得人心，我们执行得人心的政策，群众就会欢迎我们。我们党干了30年，总算开始摸出了点搞建设的门道，往后还会越搞越好。二是沾了张钦礼、‘四人帮’的光。张钦礼太坏了，‘四人帮’太坏了，群众一比，就觉得我们比他们好。三是我自己也沾了从前犯过错误的光。犯了错误有教训，遇事总要谨慎些，不敢再随便蛮干。”
随着我们的谈话逐渐深入，他也谈到来兰考后遇到的困难。当时张钦礼的帮派势力还很猖獗，他来了没多久，就有人给他寄来个小花圈，要他早死早滚蛋。那时他真是“四面楚歌”。许昌地区的禹县那边，有人对他还有气，仍然在轰他；县里的张钦礼帮派势力，在赶他；地委有个支持张钦礼的领导，在压他。他说：“如果不是省委态度坚决，在关键时刻段君毅同志还在全省干部大会亲自表态支持我，我在兰考一天也站不住脚。”
他还说到：1958年他在禹县工作时，胡耀邦同志去禹县视察工作，曾向他提出过批评。过了整整20年，1978年8月他去北京开会，很想能再见到耀邦同志，就写了封信去向耀邦同志提出请求。信发出后，他又很后悔，总觉得耀邦同志不会再记得他了。没想到第二天就接到耀邦同志秘书电话，让他立即赶去。他去了后，耀邦同志还留他吃了饭，对他说：“1958年我到禹县参观，对你们那些做法是有看法的。我当时批评你，你没听。这次到兰考，你要注意啊！”他从这件事情体会到：只要自己愿意改，能够改，党决不会嫌弃犯过错误的干部。
我们一直谈到深夜。快结束时，他又说：“现在河南犯错误的干部很多。我就是想当个专亮自己老底的战斗队员，用我自己的教训，去帮助别人挺起腰杆来！”
他这样说了，也这样做了。见到刁文同志的第二天下午，我请刘应祥同志主持召开了一个座谈会，专门座谈县委领导作风的问题。参加会议的同志有县委副书记、副县长、宣传部长、县委机关干部、公社书记、大队书记、生产队长等一共八九个人。大家都说：刁文同志从来不护短，来到兰考后，大会小会都讲自己有错误，对谁都讲；他还把自己向省委、地委写的检讨书，也拿出来给县委常委们看，让大家引为教训。每年麦罢秋罢，他都要分别召开一次犯错误干部座谈会，由他亲自主持。在会上，他问大家有什么困难和要求，并且现身说法教育他们：犯了错误，只要能够改正，党仍然会信任他们。
参加那次座谈会的同志，还讲了不少刁文同志的感人事迹，说他处处踩着焦裕禄同志的脚印走：来到兰考的第一个春节，就冒着大风雪，领着全部县委常委，拉了五辆架子车，往返好几十里，到红庙给军烈属、五保户、困难户送煤，送粮食；1978年，县里的花生差不多已经绝了种，他带领县委机关干部开了30多亩荒地，一季就收了5000斤花生，一斤也没留下，全部交给国家做了花生种；两年多来，他骑着一辆自行车，跑遍了全县15个公社的140多个大队，下去就和社员一起劳动，和干部一起研究怎样搞好生产；他不光对庄稼活里的犁、耙、扬、播样样在行，下去帮助社员干活时就能拾起来，还不怕脏和累，帮助社员拉大粪车；城关公社有个社员栗石头和他一起拉了半天粪，不知道他是谁，后来知道他是刁文，感动地说：“旧社会的县太爷都是坐八抬大轿的，没想到县委书记还和我一道拉大粪车”；离县城两华里有个孤零零两间房子的福利院，住着几个五保户和几个没爹没娘的孩子，十年没人管，他上任后就亲自赶了去，问寒问暖，连锅盖都掀开看看，感动得几位老人直淌眼泪；他还和焦裕禄一样，主持县委常委会议，重申了过去的一项决定：不准看白戏、看白电影，并且身体力行，带头遵守，等等。
这样的事例，那天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