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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晏彪：杜邦在中国安全咨询方面合作的细节有哪些？
马维诺：我们与中石油的合作刚刚开始，在其他国家合作的经验可以借鉴，比如巴西的企业与中石油的性质有相似的地方，双方的合作对中石油的状况将有一个实质性的改进。我们现在正在对中石油的安全状况进行评价，不久将根据评价结果进行培训和咨询，相信会由于安全状况的改进促使整体经营效益的提升。
很多观察者想把杜邦概括为这样或那样的公司。我们自己也经常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是一个化学公司吗？我们将要成为一个生物科学公司吗？从很多方面来说，这种提法表明的倾向都是错误的。正确的提法应该是：“我们是一个强大的、在世界范围内探索人类基本需求并为之提供解决之道的公司吗？”对于这个问题应大声回答：“对！”
——贺利德
财富攻略
公司内外都安全，才是真正的安全
光阴荏苒，历史变迁，究竟是什么促使杜邦公司跨越200年历史长河，不但没有在激烈的竞争中衰败，而且是越战越勇，成为一个朝气蓬勃、生命力强健的跨国公司？让我们来看杜邦创业初期的一个故事。
杜邦公司是以制造火药起家的。大家都知道，火药厂里处处有隐情，时时有爆炸的危险。杜邦公司的创始人伊雷内？杜邦深知安全生产的重要，处处小心，事事防范，但是在经营将近10年的时候，厂里发生了一次毁灭性的大爆炸，死伤40多人，工厂几近瘫痪，而爆炸时浓烟滚滚、血肉横飞的情景成了伊雷内？杜邦心中挥之不去的隐痛。
痛定思痛，这次爆炸后，伊雷内？杜邦给自己下了一条死命令，决不能让这种事故再次发生，发誓要让他的工厂成为最安全的地方。
伟大的创业者伊雷内？杜邦为了表明自己的决心，在新建厂房时索性把自己的家就建在工厂火药库旁边，后面有一条小河与外界相隔。如果发生爆炸，首先受到伤害的就是伊雷内？杜邦和他的家人。而由于有小河的阻隔，对其他人的伤亡就可以大大减少。伊雷内？杜邦还做出规定，在制造黑色火药时，任何一道新的工序在没有经过杜邦家族成员亲自试验以前，其他员工不得进行操作。
伊雷内 ？ 杜邦这种“破釜沉舟”，让自己“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做法，充分体现了杜邦家族对工人和社会承担的责任和倾注的关怀。他身先士卒，倡导“责任关怀”的企业价值观，建设“以人为本、安全至上”的企业文化，养成了安全制度严格、员工自觉遵守、管理执行坚决的良好传统，杜邦公司的业务也不断发展壮大。
然而，生产炸药的企业，科研和技术创新也是非常危险的工作。在伊雷内 ？ 杜邦去世44年后，一场触目惊心的意外爆炸使杜邦家族失去了一位著名的科学家。
伊雷内 ？ 杜邦的孙子拉蒙特 ？ 杜邦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化学系，1857年5月曾因发明用硝酸钠生产火药获得专利，以后相继在火药生产技术和新产品研究方面有许多重要的发明。当阿尔弗雷德 ？ 诺贝尔发明硝化甘油炸药后，拉蒙特对这种威力是传统炸药三倍的新产品发生了极大的兴趣，倡导杜邦公司研究和试制这种新产品。但是当时杜邦的第二代领导人亨利 ？ 杜邦（拉蒙特的叔叔）认为这种新产品的安全性能不稳定，从职工人身安全的角度考虑，坚决不同意投入生产，叔侄两人因为这件事搞得关系很紧张。1878年4月，拉蒙特离开杜邦公司，两年后自己兴建了名为Repauno的生产硝化甘油炸药的工厂，实现了久居于心的梦想。第37节：做强做久做自己（37）
新工厂成立三年后的一天早上，拉蒙特正在实验室工作，一个工人冲进来告诉他，存放在附近准备冷却的900千克硝化甘油起火了。拉蒙特立刻放下手里的工作赶赴现场，想将这些化合物倒进水箱，但是已经太晚了，爆炸是不可避免的了。拉蒙特和另外四个人立即冲出屋子，就在他们奔向附近一个土坡时，爆炸声响了，拉蒙特瘦长的身影被火海吞没，五个人当场遇难。
目睹当时的惨状，人们认为亨利一直拒绝新产品的生产是有道理的，但是，为了对拉蒙特献身新产品开发精神的敬重，亨利回购了Repauno三分之一的股权，不久这家工厂成为全美国最大的硝化甘油炸药生产厂。
爆炸的危险可能随时发生，安全是科研、生产、经营的重中之重。也就是从拉蒙特遇难的那时候起，“安全第一”的理念成为每个杜邦人的信仰，每项工作开展之前，他们都把危险因素考虑在前面，把恶性安全事故消灭在萌芽状态。
随着历史的发展，杜邦安全理念的内涵变得广泛而深刻，20世纪初期，“任何工业事故都是可以避免的”，这一理念逐步扎根在杜邦人的心中。
现在，如果去参加杜邦公司的会议，无论是内部员工会议还是与政府首脑会谈，主持人的第一句话都是：“开会前，我先向诸位介绍安全出口。”杜邦公司极少召开大会，100人的会议就算是大会，会前必有保安考察，并在会上宣布疏散步骤。
有句俗话叫“平安是福”。“平安”不仅是个人的“福”，更是企业的“福”，这一点杜邦公司在多年生产实践中体会极为深刻。他们清楚地知道，如果一个企业不断发生安全事故、环保事故，那离关门倒闭的日子就不远了。为了企业的长期发展，他们把承担社会责任这一理念代代相传，成为杜邦公司的一种光荣传统。
与杜邦公司不同的是，很多企业经营者认为，企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又不能直接体现经济效益，不合算。关于这一点，杜邦公司的观念是：“企业由不安全因素、突发危害社会的事件所造成的产品损失、公众形象和客户关系的损害等，比直接投入的费用大5 ~ 10倍。更重要的是，在正常状态下，安全是一个企业发展的底线，我们承担不起没有责任关怀应付出的代价。”
每个新员工来杜邦工作，最先接受的就是安全培训。杜邦公司设有员工安全委员会，每个月都必须召开例会，而且要求每位员工都必须参加。公司设有安全奖，如果发生损失工作日的安全事故，即员工由于任何创伤而不能上班，所在分公司或者工厂所有的人就会丧失获得年度安全奖的资格，当地负责人的年终考核和工资调整也会受到影响，因为杜邦认为管理人员必须对员工的安全负责。
在公司，人人都注意安全。这不是哪一个行政部门或管理部门的事，业务部门同样也要负责安全管理，真正做到了“注意安全，人人有责”。假如你出了事故，你所在部门的业务做得再好也无法洗刷安全方面的污点，而且这一污点会影响你所在部门的形象，甚至会影响整个公司的形象。
随着安全管理的不断深入，公司感觉到在8小时内对员工进行安全教育还不能满足提高员工安全意识的需要，所以推出了工作外安全方案。他们认识到，员工在8小时外受伤对公司的影响与在8小时内受伤对公司的影响实质上没有区别，假如公司一个老总、业务人员、销售人员拿到一个大的订单，无论是8小时以内还是8小时以外，他发生安全事故，对公司造成的损失都是一样的。
杜邦公司从这个角度提出了8小时以外预案，对员工的教育就变成了7天和24小时的要求。旅游如何注意安全，运动如何注意安全，用煤气如何注意安全等，都包括在安全教育之内。
杜邦北京分公司一位员工深有感触地说：“杜邦是我服务的第一家外国企业。在跳槽现象频繁的北京，我在杜邦一干就是五六年，原因之一就是我信奉杜邦的企业文化，而其中的‘安全意识’让我感受最为深刻。我现在外出过马路比加入杜邦前要小心得多；每次到餐厅吃饭，假如餐厅是两层的，我一般选择在一楼且离出口较近的位置。我太太说我到杜邦工作后，人都变得‘胆小了’，其实这些都是出于安全的考虑。”第38节：做强做久做自己（38）
还有一位新加入杜邦的员工这样讲：“安全意识是杜邦企业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刚来杜邦时，执行安全条例总觉得是例行公事，但时间一长也就理解了公司的良苦用心，自己也就自觉起来。毕竟安全问题不仅与公司有关系，更重要的是与自己和自己的家人关系密切。安全的代价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
杜邦深圳工厂自1989年建厂以来，无论是工作时间之内还是以外，一直保持着安全无伤害的出色记录。1998年，深圳厂因建厂以来一直没有发生安全事故而获得了杜邦总部颁发的“零事故英雄”奖；2002年又成为亚太区唯一获得公司颁发的“可持续发展杰出成就奖”的工厂；深圳厂还被深圳市政府评为“安全生产模范单位”。
2004年7月27日，已经拥有400名员工的杜邦中国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厂创造了一个安全生产的里程碑——安全无伤害5000天，现在正在向安全无伤害6000天迈进。
安全的原则不仅在生产和员工的生活领域得到广泛的遵守，而且也成为杜邦开发新产品和新技术时首先要关注的方面。目前，杜邦公司正在探索用生物技术提升传统制造业，解决传统技术无法解决的人类所面临的问题。作为一家将“安全”作为核心文化的企业，杜邦公司充分关注生物科技的安全应用，在技术研发和应用中采取了十分审慎与负责任的态度。同样，安全与健康的理念也贯穿于科技开发的始终。
赵晏彪评述
企业家的眼光与杜邦200年
古代贤明君臣的战略眼光有四盯：一是创业，二是守业，三是统一，四是称霸。企业家与古代贤明君臣虽一个治国、一个经商，但又异曲同工，都要成就一番事业，所以企业家也有四盯：一是市场，二是管理，三是创新，四是商略。企业家的眼光虽为四盯，但我认为企业家要永远盯着创新二字。因为创新不仅是企业的灵魂，也是企业成就百年基业的根本。
美国的杜邦公司始建于1802年，走到今天已经200多年，一直是世界上最为成功的公司。他们的成功秘密多少人进行了研究，得出的共同答案是：责任与创新并举，眼光不断盯着市场变化。
翻开杜邦的历史，我们会发现，他们每年几百项的专利发明就是竞争力的基础。产品创新，是一项耗时耗资的工程，一是要花费大本钱，二是一项科研创新成果少则5年，多则需要10年时间。所以杜邦公司在开发一个新产品并实现商品化时，通常需要5 ~ 7年时间，杜邦公司的研究开发经费，仅公司中央实验站每年就达10亿美元。这么长的时间内只投入没有收益，而且是这样巨大的投入和心血，鼠目寸光不行，只为赚钱不行，非得具备深邃远大的目光才可以做到。
多年以来，中国在自主创新领域的研发投入一直未能达到所需要的水平。从国家层面看，与发达国家的科技投入还有很大差距。如2005年，我国科技投入只有186亿美元，而美国和日本分别达到2846亿美元和1353亿美元。2005年我国科技投入仅占GDP的1。32％，而绝大多数发达国家的科技投入占GDP的比例都在2。5％以上。目前，国家财政科技投入用于支持企业科技创新的比例仅为10％，而发达国家一般在30％以上。从企业层面看，中国企业研发经费人均支出仅为美国的1。2％、日本的1。1％。大中型工业企业研发经费支出与其销售收入的比例，多年来一直不到1％，2004年仅为0。71％，而主要发达国家企业目前已达3％左右。即使以实力最强的中国企业500强的水平看，统计中的411家企业，2005年平均研发投入为1。20％，中央企业2005年的平均值为1。5％。2005年，中国企业500强中研发投入达到销售收入5％的仅有28家，达到2％的也只有109家，而发达国家大企业的研发投入比值一般都超过5％。
杜邦的成功与创新意识是他们成就200年历史的基石。审视杜邦，我们可以发现，创新和企业家的战略眼光有着许多精神上的契合。
首先是企业家具备的横向思维。这是一种寻找新的办法来研究问题的思维，而不是按照惯常的逻辑步骤进行的思维。具有战略眼光的企业家一定是具有前瞻性思维的。他要站得比别人高，对未来的趋向有一个正确的把握。第39节：做强做久做自己（39）
杜邦公司200多年来能在变与不变的平衡中获得成长，用不断创新的科技来创造奇迹，在于公司的经营理念就是不断创新，不断地“变”，并用不断创新的科技来创造出奇迹，同时将这个奇迹应用于人们的衣食住行，使人们的生活更安全、更舒适、更美好。
早在1935年，杜邦研究人员杰拉尔德？伯切特和华莱士？卡罗瑟斯就发明了尼龙，这种新的“合成丝”就是现代合成纤维业的开始；1950年，杜邦公司发明了聚甲醛，推动工程塑料业的发展； 1959年，杜邦公司推出了“莱卡”弹性纤维。“莱卡”可以伸长到其原长度的五倍，放松后能恢复原状；1969年，人类首次实现在月球上行走，宇航员穿的宇航服共21层，其中20层是由杜邦公司研制的材料制成的；1971年，杜邦研制的“凯芙拉”纤维，适用于电缆、轮胎、船壳和喷气机翼；1980年开发成功磺酰脲类除草剂，这类除草剂不会给环境造成影响；1998年，杜邦公司首次推出了每天只需服用一次的治疗HIV艾滋病的新药Sustiva；2002年，杜邦公司开发的有机发光二极管显示器正式推向市场……
杜邦公司董事长兼CEO贺利德先生曾经解释说，杜邦长盛不衰的秘诀就在于不断地创新，在于坚持企业的核心价值观，在于从来不回避并积极承担企业的社会责任。
我想，无论中国的还是国外的企业，要想成就200年的基业，不妨学学杜邦的经验。
杜邦花絮
20世纪90年代，杜邦公司研究出多种再生塑料的独家秘方。当时，为纪念独立战争而复制的皇家玫瑰号船满张着巨大的再生塑料“帆”，驶入美国各港口，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杜邦公司为这艘漂亮的、世界上最大的木制高桅横帆船制作了1200平方米的船帆。它是用12。6万个回收塑料瓶及汽车塑料挡泥板制成的。
杜邦发明“特卫强”是个奇迹，可以用来保护人、住宅和各种物品。“特卫强”在住宅及商业建筑的外墙、撕不破信封方面的应用广为人知，现在还可以用于礼物运送、工艺品保护、医疗包装和户外广告等。
“杜邦农药好，丰收年年保。”杜邦农化一贯坚持“以工助农、尽心尽力”的企业精神和经营理念，以其优质农化产品和优良服务为中国农村广大农户提供丰收的保证。
杜邦员工的定向发展，最大的特色在于员工可以主动决定自己的发展方向。比如你想做中国区的总裁，那好，根据这个方向来分析你在每一成功因素上应该处于哪个阶段，实际上正处于哪个阶段。这之间的差距就是你的发展空间，你可以根据这个差距来确定你的发展计划。 总结当年的表现时要做业绩评估，制订明年的计划，还要确定今后三年、五年甚至更长阶段内的发展方向。
也可能有些员工的想法不够现实，至少是在几年之内难以实现。但是在寻找差距的过程中会让人逐步现实起来。做中国区总裁可能需要海外工作经验，可能还需要工厂的经验，而你的差距可能太大，你的老板都帮不了你，你需要更高层的帮助。有的人可能会知难而退；有的人可能还会坚持自己的想法，每年都在努力缩短差距。当然，同一个职位可能是不少人的目标，能不能实现，还要看公司的最终定夺。杜邦的这种选拔很像“总统竞选”。
杜邦公司设有“员工援助计划”，每个月将咨询师请到办公室来“坐班”半天。员工预约后，可以和咨询师谈话，倾吐烦恼和咨询问题。员工平时也可以打免费电话，咨询师会帮助员工解决问题，并把问题记下来。一般第一次不会马上做答，咨询师分析以后，会分配相关的咨询师来回访，帮助员工解决问题。所有的咨询内容，任何人无权过问，这也是公司对员工隐私的尊重。
荷兰皇家壳牌集团中国集团主席林浩光
2005年7月20日，壳牌持续了将近百年的独特治理结构发生了改变。这一天“荷兰皇家壳牌有限公司”成立，取代了原先分别上市的“荷兰皇家石油”和“壳牌运输”两家公司，标志着两家公司的彻底合并。第40节：做强做久做自己（40）
壳牌创建于1907年，前身是两家独立的公司。一家是荷兰人安昆 ？ 邵克于1890年创立的荷兰皇家石油公司，另一家是英国人马科斯 ？ 塞缪尔及其两个儿子于1897年成立的壳牌运输贸易有限公司。这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