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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文艺复兴时期，星占学在欧洲大为繁盛，天文学也大有进展，但两者仍相互联系在一起。真正使天文学与星占学分道扬镳的大功臣，或许当推哥白尼（Copernicus）。人们通常将他的《天体运行论》（De Revolutionibus；1543）视为现代天文学诞生的标志，乃至视为现代科学产生的标志，确实有着不少理由。与他的前辈们不同，哥白尼几乎没有搞过任何星占学，也未有星占学方面的著作或学说传世。这可以看成是天文学正式从星占学那里独立出来并且“走自己的路”的标志。
历史的发展当然会有一些曲折与反复。虽有哥白尼开了伟大先例于前，旧传统并不会在一夜之间完全被抛弃。继哥白尼之后，有欧洲天学界的又一位骄子第谷（Tycho Brahe）驰誉当世，而他又是一位大星占学家。特别引人注目的是，第谷晚年的学生和助手、以发现行星运动三定律而名垂千古的开普勒（J。Kepler），在星占学方面甚至比他的老师更负盛名。图1是那个时代天文学仍与星占学合为一体的生动写照：图中人物为17世纪典型的星占学家形象，他双手握持天文仪器和计算所需的圆规，身后的建筑物为天文台，屋顶上架设着望远镜；尤其意味深长的是他两臂上摊开着的书册——左臂上为哥白尼（Copernicus）的著作，右臂上是第谷（Tycho）的著作！哥白尼和第谷无疑是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天文学界的冠冕，而星占学家是必须研读他们的著作的。这正是自古希腊以来欧洲的古老传统。
然而历史在无情地前进，旧传统终究要有寿终正寝之时。开普勒之后，对于集天文学家与星占学家于一身这种旧传统而言，几乎再也找不到一个有份量的继承人。我们可以说，这种旧传统已由开普勒为之划上了一个不失为辉煌的句号（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我们甚至可以干脆将图1中的人物看成开普勒，也不至于离谱太远）。从那以后，天文学家和星占学家不再是同一些人了。尽管人们或许可以在此后的天文学家遗闻佚事中找到他们与星占学有关的零星言行，但那充其量只是他们的余兴或消遣。他们不再将星占学当作自己的职业，他们的职业现在是——天文学家。
在中国，天文学数千年间一直是星占学的工具，既未独立形成学科，当然更谈不到分道扬镳。直到16世纪末耶稣会传教士大举入华之后，情况才发生变化。传教士们在他们的中文著作中系统介绍了托勒密、第谷的天文学说，还涉及开普勒和哥白尼的一些工作，编撰成堪称西方古典天文学百科全书的《崇祯历书》（1634）。这部137卷的巨著中没有任何星占学内容。耶稣会士撰写的其他许多涉及天文学的中文书籍中也没有谈到星占学（前面提到过的穆尼阁《天步真原》一书几乎是惟一例外）。又逢清康熙帝醉心于天文历算之学，大力提倡，《崇祯历书》又在明末清初多次刊刻印行（清初略作修订后改名《西洋新法历书》）。这些新的因素竟使得中国的天学在很大程度上从传统的“皇家禁脔”状况中解放出来，成为平民也可以涉足的学问。江晓原：《十七、十八世纪中国天文学的三个新特点》，《自然辩证法通讯》10卷3期（1988）。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之中，中国也产生了一批只研究天文学而不谈星占的平民学者，他们的代表人物是王锡阐和梅文鼎。王氏生前寂寞，但他的著作后来得到推崇，并收入《四库全书》；梅氏则生前即名满天下，成为康熙帝的布衣朋友，康熙不仅召见梅氏，还赐他御题“绩学参微”匾额，甚至将“御制”之书请他指教。王、梅两氏的出现及他们之获享大名，或许可以视为天文学在中国开始从星占学中独立出来的一种历史标志。
第一部分 导论第5节 星占学留下的科学遗产
“星占学是人类历史上最早出现的精密科学（accurate science）”。这个听起来有点夸张的说法其实很有道理。因为星占学除了迷信和神秘之外，它确实需要精密的观测和计算。或者也可以这样说：星占学的前提和基本原理是迷信的，但它所用的方法却不能不是“科学的”。正因为如此，星占学才哺育了天文学的成长，并为后世留下了重要的科学遗产。
星占学为后世留下了大量天象观测记录。其中特别有价值的是异常天象的记录。在星占学家看来，太阳每天东升西落，这没有什么星占学意义；但是如在天空出现了一颗彗星，或发现某星座中出现了一颗新星，这就非同小可，肯定有重大星占学意义了。这种原则是古代星占学家普遍接受的。中国古代星占学也有“常则不占，变则占”之说，所谓“常”即指其出现规律已被掌握且频繁出现的天象（比如太阳东升西落），“变”则指其出现规律无法掌握或不常出现的天象（有些天象的规律已能掌握，比如交食，但仍被列为重大的“变”）。在现代天文学尚未产生的时代，古人之所以孜孜不倦、年复一年地记录大量天象观测资料，星占学的需要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原因。
对于天文学研究的许多方面而言，年代久远的观测记录资料是特别可贵的。因为天文学研究的对象，其变化在时间尺度上都极为巨大，几十上百年犹一瞬耳，而现代天文学的出现和形成，充其量不过数百年，所以必须求助于古代的观测记录，可以获得数百年前甚至数千年前的数据资料。这方面可举一个特别典型的事例以说明之，即古代新星和超新星爆发记录对当代天体物理学研究的巨大价值。
20世纪40年代初，金牛座蟹状星云被证认出是公元1054年超新星爆发的遗迹，1949年又发现蟹状星云是一个很强的射电源；50年代又在公元1572年超新星（第谷超新星）和1604年超新星（开普勒超新星）遗迹中发现了射电源。这些发现使天文学家设想：超新星爆发可能会形成射电源。然而超新星爆发是极罕见的天象，以我们所在的银河系为例，从公元1604年迄今就一次也未出现过；要验证上述设想，又不能作千百年的等待，则只有求助于历史记载。于是1955年席泽宗发表《古新星新表》，考订了从殷代到公元1700年间的90次新星和超新星爆发的历史记录。1965年席泽宗又与薄树人合作发表《中朝日三国古代的新星纪录及其在射电天文学中的意义》，所获结论更为完善。此两文在国际天文学界引起巨大轰动，出现了多种译本和单行本。之所以会如此，就是因为这些古代新星和超新星爆发记录——完全是出于星占学的传统和需要而作的——为本世纪60年代射电天文学的一系列惊人发现提供了独一无二的历史佐证。这些记录使今人得以统计新星和超新星的爆发频率，从而为恒星演化理论中关于恒星化为白矮星之前会经历这类爆发阶段的假说提供实证检验；恒星演化理论还预言了中子星的存在，1967年发现了脉冲星，不久被证认出正是中子星，而许多天文学家认为中子星是超新星爆发的遗迹；对于黑洞虽无法直接观测，但仍可用间接方式加以证认，X射线源天鹅座X…1曾被认为最有可能是黑洞的天体，有的天文学家认为该天体也可与历史上的超新星爆发记载相对应；随着此后X射线天文学、γ射线天文学等新分支学科的兴起，发现超新星爆发后还会形成这类射线源，等等。这项将古代星占学留下的观测记录与现代天文学研究密切联系起来的精彩工作，几十年来被国际天文学界引用多达一千余次。在有些西方著作中甚至被视为本世纪中国天文学家最值得重视的工作，比如斯特鲁维（O。Struve）的《二十世纪天文学史》。
除了新星和超新星爆发，日食、彗星、太阳黑子等天象也都是中国古代星占学非常重视的，关于这些天象的古代记录也能够为现代天文学提供可贵的数据资料。天文学家将古代中国非常完备的日食记录与理论计算结果进行对比，肯定了地球自转的减速现象和引力常数G的稳定性。利用中国两千年来关于哈雷（Halley）彗星几十次回归的过近日点记录与理论计算结果之差，天文学家能够讨论太阳系内是否存在第十大行星及非引力效应。太阳黑子在西方直到伽利略（Galileo）时代才肯定其真实性，在古代中国星占学家那里却一直被当作“变则占”（有星占学意义的）天象坦然记录了两千年，利用这些记录，现代天文学家讨论了太阳活动周期，肯定了在现代理论中的11年周期外，还有更长的周期存在。
星占学促使人们对恒星位置进行精确测定并建立天球坐标系。由于星占学要根据天象的变异来预卜人事吉凶，这就必须对奇异天象发生在天上哪一位置进行确认和指陈。只有在天空划分区域，西方是用命名星座（constellation）来划定天区，中国是划分为“三垣二十八宿”及各种“星官”，这样才能对天象发生于何处进行有效的陈述。而对天象位置的确认又必须是定量的、精确的，这就必须借助恒星来建立天球坐球系，西方古代习惯采用黄道系统，中国古代则一直采用赤道系统。在传世的古代星占学文献中，各种恒星位置表（特别是标有坐标值的那些表）和星图始终是现代天文学家和天文学史专家特别重视的部分之一。历史上几乎所有著名的恒星位置表和星图都出自星占学大家之手或与星占学有关，比如古希腊时代的希巴恰斯—托勒密（HipparchusPtolemy）星表（1025颗星）、中国先秦时代的《石氏星表》（120颗星，但学者们对确切的观测年代颇有争议）等都是这种例子。
星占学还极大地促进了对日、月和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运行规律的研究。这一点东西方在结果上完全相同，而内部机缘则稍异。在古代西方，盛行的是生辰星占学，这必须详细推算各种给定时刻的算命天宫图——正是由日、月和五大行星的不同位置构成。在中国古代星占学体系中，则极其重视日月交食和行星在周天二十八宿中的不同位置，这些天象都被赋予重大的星占学意义。结果是，东西方不同的星占学体系要求对同样七大天体的运行规律进行研究。这方面的研究构成了古代数理天文学（mathematical astronomy）的绝大部分内容——如果不是全部内容的话。今人看到古代数理天文学内容如此丰富，比如诺吉鲍尔（O。Neugebauer）那部权威的《古代数理天文学史》就有三巨册近1500页，很容易将古代的星占学—天文学家误认为是现代天文学家的同一类人，将他们所从事的活动误认为是同一性质的活动，而忽略了至关重要的一点：在古代，这些数理天文学知识在大部分情况下只是星占学的工具。这种误解在谈论中国古代情况时尤为严重。中国古代的历法被称为数理天文学，这固然不错，历法的全部内容就是对日月五星七大天体运行规律的研究和数学描述；但许多人习惯于将中国古代历法系统与星占学完全对立起来，假想出“迷信的星占学”与“科学的数理天文学”这样“两条路线的斗争”，那就是硬将现代概念加之于古人，强迫古人就范了。事实上，中国古代历法中的绝大部分内容是为星占学家事先推算天象之需而设的。关于此事的详细论证请见《天学真原》第四章Ⅱ，第137～167页。
最后，古代星占学还为后世的历史学家们留下了一项意想不到的遗产——解决年代学（chronology）问题的独特资料。星占学家总是对奇异天象十分注意，通常越是罕见或惊人的天象就越是被赋予重大星占学意义，星占学文献中也会留下越多的细节记录。同时，星占学又相信天象是对人间大事的兆示和反应，因此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往往被相信星占学的人——古代社会中的智者、先知和哲人大多是这种人——将其与当时的奇异天象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历史学家则经常为确定某些重大历史事件发生的准确年代而绞尽脑汁，有时因史料不足，某些年代学问题几乎无法解决。这时，如果历史学家转而旁顾，注意一下也许是他们往常不屑一顾的“迷信的星占学”的文献，并能借助于天文学史家的专业知识，就有可能使一些年代学问题“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因为利用现代天文学的理论和方法，许多天象出现的时刻都可以回推和预报，哪怕时间相隔千百年之久。于是，如果能够在某个其发生年代尚待确定的历史事件的有关记载中找到此事发生时某种奇异天象的记录，就能通过回推这一天象发生的准确年代来确定该历史事件发生的年代。对此可以举一个特别著名的典型事例来加以说明。
在中国历史上，周武王伐纣灭殷当然是第一流的重大历史事件。但这样一件大事的年代却未有史料明确记载，历史学家为此想过很多办法，但都无法得到明确的答案。值得庆幸的是，武王伐纣这件大事是古代星占学家特别重视的大事之一，许多奇异天象都被与此事联系在一起。其中有些天象显出后人附会，或是语焉不详，没有推算的价值，但《淮南子·兵略训》中有如下一小段记载：
武王伐纣，东面而迎岁，至汜而水，至共头而坠，彗星出而授殷人其柄。
这段记载明确指出武王伐纣向东进军时，东方天空曾出现过一颗彗星，而且彗尾指向西方（彗星形如扫帚，柄指彗头，“授殷人其柄”表明彗头在东方），这就可以实施数理天文学方法的回推计算。已故的紫金山天文台台长张珏哲推算的结果是：武王伐纣时出现的这颗彗星就是著名的哈雷彗星从公元1910年往前数的第40次回归，当时这颗彗星过近日点的确切日期是公元前1056年3月7日。而它恰在公元前1057～前1056年之交的四个月间行至地球附近，明亮可见。张珏哲最后的结论说：
假使武王伐纣时所出现的彗星为哈雷彗星，那么武王伐纣之年便是公元前1057～前1056年。这个看法，对于我国年代学上这个疑案的解决，可能有所帮助。张珏哲：《哈雷彗星的轨道演变的趋势和它的古代历史》，《天文学报》19卷1期（1978）。
类似的事例还可以找到一些。
此外，推而广之，许多成书年代有疑义的古籍，也可以根据其中的星占之说所记述的有关天象进行回推，由确定这些天象的发生年代再进而推断该古籍的成书年代。这类工作中外学者都做过一些。不过这其中牵涉到许多旁的因素，实际操作起来十分复杂，也不太容易获得一言九鼎的决定性结论。
星占学和其他古代文化成分一样，若深入研究和发掘，完全有可能发现更多的有价值的遗产（当然远远不限于科学或历史学方面）。以上所论，只是较为重要且明显的几个方面而已。
第二部分 外国篇第6节 巴比伦的有关历史背景
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一词，源出希腊语，意为“河间之地”（两河之间），指西亚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的两河流域地区。这片土地今天基本上在伊拉克共和国境内。美索不达米亚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文明发源地之一。那种认为此地是人类文明共同源头的观点，现今固然已经没有什么市场，但是就星占学这一具体事物而言，则美索不达米亚作为共同源头的地位，看来在很大程度上至今还未能动摇。
在一些通俗性读物中，美索不达米亚的名声似乎不及巴比伦（Babylon）来得响亮。也有人认为这两者似乎是一回事。其实，美索不达米亚只是一个地理名词（即古希腊人所说的“河间地”），当然也常笼统地用它来代指这片土地上的古老文明；而巴比伦则既是两个王朝的名字，又是一座城池的名字，同时也常被笼统地用来代指两河流域土地上的古老文明，还被用来泛指不同时代活动于这片土地上的民族——这会引起不少混淆。
美索不达米亚可以算得上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多民族政治舞台。许多民族征服过这里，许多强盛的王朝在这里如日中天，最后又土崩瓦解。几千年间，这里的人们真可谓“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
美索不达米亚的文明史至少可以上溯到距今六千多年前——约公元前4300年。那时苏美尔人（Sumerians）已活动于两河流域的南端，人类最早的文明就在这里诞生。另有一些考古发掘甚至表明这一文明能上溯到约公元前5000年，19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