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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年成丰歉等等。除此之外，星占历书还有各种五花八门的内容，比如集市与庙会的一览、公路及里程指南、“开天辟地以来”的重要历史事件简表、医药处方、法律用语、园艺须知之类。还有专供某一类职业的人用的历书，其中专门附有这种职业所需的常识，如供海员用的历书中有航海须知、供治安推事用的历书中有法律措辞，甚至还有迎合各种不同政治立场的内容。总之是尽量将历书编成一本对日常生活有用的手册。
公众购买这种历书之后，至少有如下几种效用：可以很方便地排算各种时刻的天宫图；可以“预知”来年的大事（准不准那要看造化如何了）；可以知道日常许多行事的吉凶宜忌，比如哪天宜服药、哪天忌放血之类；可以获得一些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有用的常识或信息。这些用途，无论对于受过良好教育的上层人士还是很少受教育的下层民众，都是需要的，所以几乎社会各种阶层的人都会去购买这类星占历书。
编撰畅销的历书虽然可以赚到钱，但也有风险。出版商来找星占学家，请他编来年的星占历书，付给他报酬，出版发行方面的风险由出版商承担；但是，如果星占学家在历书中对来年的大事“预测”不准，则不仅下次没人再找他编历书，他作为星占学家的“职业声誉”也要受损，以后就要“不好混了”。反之，倘若“预测”准确，则声誉大振，找他编历书的人越来越多。这方面开普勒就是一个有趣的例子，开普勒头一回干这种事是奉命编1595年的星占历书，他在历书中预测此年的大事有：“好战的土耳其人侵入奥地利”、“这年冬天将特别寒冷”等，结果都准确应验了，于是他作为一个历书编撰家名声大起，此后不断有人请他编历书。
星占历书在那时大行其道，许多上层人士都受其影响。当时有人抱怨道：“人们更喜欢查阅和思索他们的历书，而不是《圣经》。”许多乡绅把时间消磨在研读历书上，以便查找来年的国内外大事。1642年3月英国内战前夕，据说“即使国会中最优秀的分子”也被当时著名星占学家布克（J。Booker）所编历书中的预言扰得心神不安，因为那册历书在3月份处预言：“在本月下旬将有残酷和血腥的计划付诸实施”。而在1666年，六名密谋者研读利利所编的历书并进行星占学计算之后，择定9月3日作为起事的日子。类似的事例K托马斯曾举出很多。
图23一份1518年历书中的一页。
第二部分 外国篇第57节 形形色色的职业星占学家
在著名的《浮士德》（Faust）“悲剧第一部”的开头部分，可以读到如下诗句：
起来！快逃吧！逃往辽阔的境地！
难道这种神秘的书籍，
诺斯特拉达穆斯的亲笔，
还不够作你的伴侣？
认识星辰的运行，
接受自然的启示，
那时你心灵的力量豁然贯通，
好比精灵与精灵对语。
凭这枯燥的官能，
解不透神圣的符记！哥德（J。W。von Goethe）：《浮士德》，董问樵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第24页。
哥德（Goethe）在这里提到的诺斯特拉达穆斯，是16世纪上半叶一位名噪一时的法国星占预言家，当时欧洲的国王们竞相设法罗致他，以便得到他的“服务”。而所谓“这种神秘的书籍”，自然是指诺斯特拉达穆斯那本久负盛名的《世纪预言》（Les Vrayes Centvries et Prophetles）。此书由一系列意义隐晦不明、几乎可以解释成任何事情的韵文构成对未来世界的“大预言”，简直就是中国古时流传的《推背图》、《烧饼歌》的法国兄弟。据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德国党卫军首脑希姆莱（H。Himmler）曾请了一位星占学家翻译此书，竟看出其中连柏林的陷落都已预言了！
与大言惑众，名动王侯的诺斯特拉达穆斯不同，佛罗伦萨的帕古洛（M。pagolo）作为一个星占学家，却“过着圣徒般的苦行生活”：
他几乎不吃什么东西，蔑视一切世俗的财货，而只是收藏书籍。他是一个技术高明的医生，只是在他的朋友中间看病，并且规定他给他们看病的一个条件是他们必须坦白承认他们的罪恶。……他也常常和老科西莫（Cosimo）见面，特别是在他晚年的时候；因为科西莫也接受和使用占星术，虽然可能仅仅是为了次要的目的。不过，帕古洛照例只是向他的最亲信的朋友们解释星象。布尔克哈特（J。Burckhardt）：《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何新译，商务印书馆（1979），第501页。
这位星占学家之所以要过这种苦行生活，据说是由于他希望能使星占学“有利于道德”。
另一位意大利星占学家卡尔达诺（G。Cardano）的生平则又是一幅充满传奇色彩的画卷。此人精通数学、医学、物理学、哲学等多种学问，直至今日数学教程中仍留有他的恒久印迹——例如求解一般三次方程的“卡当公式”（英语将他的姓拼成Cardan，故习惯译成“卡当”）。他出生于1501年，活了76岁。早年聪慧、博学但不富有，成年后偏又家门不幸，长子犯罪，幼子堕落，他本人在几处大学先后任教职，声誉渐起。他年轻时，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正是叱咤风云的大人物，相传因自己命途多舛，路德曾改变了自己的生辰日期——希望通过这样“暗改八字”来扭转厄运；但卡尔达诺为之排算天宫图，预言他一生未可乐观。卡尔达诺这种喜欢为名人排算天宫图的嗜好后来给他带来了大祸——他竟为耶稣（Jesus）排算起算命天宫图来了！并宣称救世主一生的遭际都是由天上星象所支配的。结果于1570年被宗教法庭监禁，起诉他是“异端”（还有人说他入狱是由于债务，另一说是异端与债务两罪兼而有之）。他只好宣誓“放弃异端邪说”，才被释出狱，图24一份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的算命天宫图。中间方框中注有他的姓名和出生日期：1483年10月22日；但史书上记载的出生日期是这年10月31日（儒略历）。两者的差异或许正是“暗改八字”所致。但已受了几个月的牢狱之苦，而且失去了教授职位，并且不准他出版著作。这下生计无着，只得去罗马另谋出路，不想在那里时来运转。教皇庇护五世（Pius Ⅴ）赏识他的星占之学，付给他终生年薪，留他在教皇宫中任职，他总算有了一个平静的晚年。临终那年他写了一本带忏悔色彩的自传《我的生平》（De propria vita liber，直到1643年始在巴黎出版）。关于他的死，还有一种惊人的传说：相传他早已为自己算定了归天的日期，到了那一天，他为使自己的预言应验，以维护他大星占学家的声誉不坠，采取了惊人之举——他是自杀而死的。
与上面这些依靠王侯庇护供养的星占学家不同，另一部分星占学家已经在这个时代成功地走上了商业化道路。他们开办星占学事务所，公开营业，为公众（王侯与平民同样来者不拒）提供咨询，“答疑解惑”，当然，也要为此收取费用。在英国，一个由这样的星占学家组成的学会早在17世纪中叶就已成立，并在1649～1658年间每年在伦敦集会——请注意，近代科学团体的冠冕皇家学会要到1662年才正式宣告成立。这些星占学家中特别有名的几位，在他们多年的经营活动中，留下了大量类似工作日志的文献，现代研究者托马斯称之为“判例汇编”。通过这些文献，可以了解当时作为一种行业的星占学的经营细节，并提供这类星占学家的典型个案。
在16～17世纪的英国，有三位最负盛名的星占学家——他们都在伦敦开业：
福尔曼（Simon Forman，1552～1611）
利利（William Lilly；1602～1681）
布克（Johm Booker；1603～1667）
这三人可称为那时的“三大星占学家”。其中福尔曼年辈最早，他主要作为医生，同时又作为星占学家、炼金术士和巫术师，活动于伦敦近30年，因为是“无照经营”，曾几度入狱。在他上述几种职业中，只有作为医生获有剑桥大学发给的许可证。这三人中名声最大、影响最广的是利利，出身于贫苦自由民之家，起先在人家家里做仆人，后来娶了东家的遗孀，差得自立。他只学习了不到两个月的星占学，居然就敢在1641年正式开业。三年后他出版了他的第一册星占历书。看来是由于他的天分，他迅速成为这一行的后起之秀，又进而成为本行公认的领袖，在平民和上层社会中都拥有巨大影响。
关于这类商业化星占学家及其事务所的营运情况，可以从“三大星占学家”留下的档案文献中了解到不少。他们的事务所经常门庭若市，业务十分繁忙。例如，1597～1601年间，福尔曼平均每年进行1000次星占计算，而接到的询问则远远超过此数；利利在他业务的高峰期，每年进行星占计算近2000次；布克平均每年1000次计算的业务量持续了至少17年之久（1648～1665），而在此期间他处理的咨询则达到16500次。当时这样的开业星占学家人数在200以上，上述三大家未必就是业务最繁忙的——只是他们有档案文献保存下来，所以得以在今天为人所知。由此推想，那个时代的英国人对于到星占学家那里去求神问卜是多么乐此不疲！
所谓接待顾客的咨询，可以是主顾亲自前来求教，也可以派人前来或以书信传达；若是问题简单，星占学家或许片言即可发付，否则就要进行星占计算——具体做法是记下闻知问题的准确时刻，然后画出该时刻的天宫图，再默默思索一番，即可宣布答案，通常每次耗时不过一刻钟。
总的来说，像利利这样有名望的开业星占学家，是很能赚钱的。虽然利利努力显得“为富而仁”的样子，他对于穷人的医务咨询往往不收报酬，“他们如果愿付的话，就取一先令或半克朗”，他还呼吁同行们“无偿地施予穷人，无论是金钱还是建议”；但对于向高级政客提供的机密建议，他要收取极高的酬金。例如1647年他为一位保王党派来的中间人提供关于军事行动的建议，取酬20金币；1649年他受雇于国务会议，取酬25镑现金外加每年100镑的津贴；据说1662年这一年中他赚了500镑——这在那个时代是一笔巨款。那时英国货币的进位制是：1镑＝4克朗＝20先令＝240便士。
在开业星占学家的群体中，有一部分成员的身份颇令现代人感到惊异——他们竟是神职人员。例如，白金汉郡大林福德教区的教区长内皮尔（R。Napier），将星占学和医学结合起来，施术长达40余年（1590年他出任教区长，至1634年去世），留下了卷帙浩繁的“判例汇编”文件，几可与前述“三大星占学家”比肩而立——事实上他正是三大家中的老前辈福尔曼的高足弟子，要说从业资历，比利利与布克都还要老一辈呢。又如约克郡梅思利教区的教区长阿谢姆（A。Ascham），也是当时著名的教会星占学家和资深的星占历书作者之一。托马斯（K。Thomas）还列举过许多这类身为神职人员的星占学家和历书作者。看来从事星占学行业以为稻粱之谋与“献身上帝”在他们身上是可以并行不悖的。
那么最后人们要问：这些门庭若市的开业星占学家究竟能为当时的王侯巨富、愚夫愚妇、痴男怨女们答什么疑、解什么惑呢？这正是下面两节要讨论的内容。
第二部分 外国篇第58节 星占学家知道什么？（上）（1）
这一节专述开业星占学家为私人事务提供的咨询服务。这些咨询的名目是如此之多，以致不得不进行归并。
一、寻找失物
这是许多主顾经常向星占学家求助的项目。那时人们确实普遍相信星占学家有能力依靠星占学方法推算出失物何在。例如，曾有许多主顾向利利询问诸如某学会丢失的金银餐具、西班牙商船上的150镑现金、某客栈的抢劫案、“索斯沃克特区的一个胖妇人”被窃的20镑钱等问题。又如，一位书商为朋友家失窃的钱财而去求助于另一位星占学家，星占学家为他绘制了星占图（但最后未能破案）。再如，一位药剂师所用的工具书（手抄本）失窃，他也立刻去求助于星占学家。求助者中有不少家庭主妇，要星占学家为她们寻找遗忘了的器皿、失窃的衣服之类；还有不少大户人家的仆役，因东家遗失了值钱物品而来求助（如果破案，他们就可洗去嫌疑）。
以今日的常识去推想，依靠排算天宫图之类的星占学方法，要正确解答上面这类问题几乎是不可能的。星占学家充其量只能依赖对人情世故的洞察和求助者所告知的有关情况作一些原则性的或模棱两可的推测而已。事实上这类寻物问题也正是开业星占学家最感难办的事之一。但是他们为了“职业声誉”，居然也都硬着头皮作“来者不拒”状，接下这些生意——不过他们通常不是指出窃贼的姓名，而只是描述出嫌疑犯的外貌，然后让主顾回去见机而作。闹出笑话的时候自然也有，托马斯曾从文献中举出一个事例：1505年，一家旅店中搬运工的物品被盗，搬运工依照一位伦敦星占学家对窃贼外貌的描述，认定窃贼正是旅店老板的儿子，遂将少东家逮捕；不料搬运工忽略了星占学家描述中的一个细节——窃贼“有褪了色的牙齿”，而老板的儿子张开嘴巴，却是一口牙齿洁白无瑕，于是证明他怀疑错了人，这下子他当然要“吃不了兜着走”了。
二、寻人·寻逃仆逃犯
航海经商、探险、战争使大量男子万里跋涉，远赴异国他乡，他们的独守空闺的妻子成为星占学家事务所又一大主顾群体。有许多妇女因长期得不到丈夫的消息而痛苦不堪，以至有的人神经错乱，这时她们从星占学家那里听来一点“消息”，哪怕是谎言，也有很大的安慰作用。在利利的档案中，到处都是忧心忡忡的妻子来探询丈夫生死的事例。又如1595年一位妇女向福尔曼了解她那已经出海18个星期的丈夫安危如何；1617年一位妇女向星占学家“打听她距伦敦366英里的丈夫的归来问题”；1645年利利接待了许多这类女顾客，有的打听自己被拉夫充任战舰木匠的丈夫是否还活在人间，有的询问乘“博爱”号前去弗吉尼亚的丈夫（一个外科医生）的情况，有的来打听一个已于三年前被派往爱尔兰的骑兵的生死；又如1649年7月，一位面包师的妻子来找利利，询问她六年前出去当兵的丈夫的下落，利利推算之后告诉她：此人已于五年前死去。
仆人倘若逃走，也可去请教星占学家，他们可以测算逃人的去向。如果是犯人越狱潜逃，也可照此办理。例如1528年一位新教异端分子从牛津出逃，学院院长和代理主教就雇了一位星占学家来测算他逃跑的方向；又如1652年一位王党陆军中将从伦敦塔逃走，推测他逃逸去向的生意就找到了星占学家布克那里。而昔年曾显赫一时的蒙默思（Monmouth）公爵于1685年率众叛乱被击溃后，据说就是由一位都柏林的星占学家奉当局之命测算出了他的逃匿之所，结果公爵被抓获斩首。
三、寻船·航海预卜·航海保险
航海总是一种有风险的活动，这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也仍是如此，几百年前更是可想而知。那时许多商人、船主一旦船期延误而又原因不明，立刻就要去请教星占学家。在利利接待的顾客中，估计有六分之一是航海人员。船舶失踪问题是星占学家们感到棘手的问题之一，利利等人的档案中记录许多船的名字，都是由船主或船员亲属来查询的——其中有些船可能已葬身海底。
星占学家既被认为能预卜未见，水手们自然会来请他们为远航预卜吉凶。星占学家还为船只下水或启程远航选择吉日良辰，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增强航行者的信心。
依靠星占学家的指导以求在远航中趋吉避凶，这不仅下级水手们有此迷信，所谓上流社会的大人物也未能免俗。这可以举当时英国有名的海军军官、航海家蒙森（W。Monson）爵士为例。他曾任旗舰舰长、舰队司令等职，晚年作《海军短文集》，是有名的航海史料。但就是他也要去请星占学家福尔曼为他预卜远航吉凶。他与福尔曼关系密切，他远航出海期间，夫人也常向那位星占学家请教各种问题（其中想必包括丈夫的安危）。就是这位福尔曼，1602年还为女王的船只推算过前程吉凶。
据说曾有一位怀疑星占学的人士评论道：倘若星占学家真能预卜航海船只的吉凶，那他们不妨经营航海保险业务。托马斯通过调查档案史料表明，星占学家们当时确实经常为尚处在早期的航海保险业提供咨询服务。例如，利利的档案中有几处提到，主顾来向他询问，是否要为船只投保。1644年，有一艘船据报道已在开往西班牙的途中沉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