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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莽铸造威斗出入不离、“旋席随斗柄而坐”之类的做法，完全可以看做后世方术之士“披发仗剑，踏罡步斗”而求雨、禳灾、捉鬼等等仪式的先声。威斗虽被“松纹古剑”替代，但别忘了那把剑往往仍是“七星剑”。古代星占式盘中央也刻着北斗七星。
北斗七星组成被称为“北斗”的星官，它后来成为人们向之祈福禳灾的偶像。而且佛、道两教都有向北斗顶礼膜拜的仪轨，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例如在《大藏经》中有《北斗七星护摩秘要仪轨》、《北斗七星护摩法》等佛教密宗的经品，后面一种还是大名鼎鼎的僧一行所著。在《道藏》中也有《北斗九星隐讳经》（北斗七星加上“辅”、“弼”两星而成九星）、《九星真经注解》等经。在敦煌卷子中也可见到礼拜北斗的内容，例如：后唐同光二年（公元924年）历书。敦煌卷子S2404，现藏伦敦大英博物馆。
谨案《仙经》云：若有人每夜志心礼北斗者，长命消灾，大吉。
葛仙公礼北斗法：昔仙公志心每夜顶礼北斗，廷年益算。……
“葛仙公”指东晋著名道士葛洪。
第三部分 中国篇第75节 客星、瑞星与妖星
古人所谓的客星，在很多情况下都是指新星或超新星的爆发。因为原先肉眼看不见星的天区位置上，忽然出现新的星，而且有时极其明亮（甚至达到白昼可见的程度），过一段时间后重又消失不见，如客人之来去，故谓之客星。比如中外学者津津乐道的公元1054年的“天关客星”就是一次极为罕见的超新星爆发。客星虽不常见，但古代星占学对此仍有一套颇为完整的理论。
客星通常都是不祥之兆。它们被视为上天的使者，是来向人间昭示君主政治失误以及上天对此的谴责的：
客星者，非其常有，偶见于天，皆天皇大帝之使者，以告咎罚之精也。《乙巳占》卷七。
客星被分为五类，依次是：
周伯
老子
王蓬絮
国皇
温星
关于客星的天象有如下四类：
客星犯月
客星犯五星
客星犯列宿
客星犯中外（星）官
这些分类的机理被说成是：
（以上五类）皆客星也，行诸列舍、十二国分野，各在其所临之邦、所守之宿以占吉凶。《乙巳占》卷七。
下面举几则关于客星的占辞，其中有的荒诞不经之至：
月在星角者，臣与黄门（太监）僮仆女人阴奸为贼。两星在月角者，臣与人君共作奸。一星在月中，臣与君妇女共作奸谋。一星在月下者，后宫列女要臣为奸也（要，这里是“要挟”之意）。《开元占经》卷七十七引《孝经纬内记》。
新星或超新星爆发，是不可能“在月中”的，因为新星距地球远而月亮离地球近，但古人并不明白这一点。况且所谓“客星”，并不一定都是新星或超新星爆发。再看下面三则，也同样匪夷所思：《乙巳占》卷七。
客（星）干犯女（宿），邻国有以妓女来进（指邻国进献歌伎女乐，不是今日狭义的妓女）；妾迁为后。
客星犯井（宿），国有大土功之事；小儿妖言（有“妖言惑众”的童谣流传，这在古代视为不祥之兆）。
（客星）守张（宿），楚、周有隐士；不去，满三十日，有亡国、死王；臣戮其主，小人谋贵，祸及嗣子，期三年（应验之期在三年以内）；食中有毒；邻国有献食物者；天下酒大出，天子以为忧败（天子为此担忧败亡之事）。
这些危言耸听的占辞，当然都出于星占学家的穿凿附会，但由此也可看出在古人心目中，“天人感应”是如何的细大不捐。
在中国星占学中，绝大部分有星占意义的天象皆为凶兆。但也有“瑞星”一说。瑞星之出，皆为吉兆。这样就增加了星占学理论体系的完备性，应用起来就更能左右逢源，得心应手。否则，御前星占学家只是一味向皇帝提出警告，到了需要歌功颂德、粉饰太平，或是需要陈述“天文符瑞”为改朝换代制造舆论时，他们岂不是要束手无策了？
瑞星据说共有六种：北周庾季才原撰、北宋王安礼（王安石之弟）等重修《灵台秘苑》卷十五。
景星
周伯
含誉
格泽
归邪
天保
这些名称未必有什么深意或学理可言。比如“周伯”又是前面刚谈过的客星五类之一，而在有些星占学文献中，“格泽”也是凶险不吉的。至于瑞星，通常都是因为君王“德合天”、“施德孝，兴礼义，人民和而夷狄表化”才出现的，是“福德之应，和气之所致，有道则见”的。它们所兆示的“祥瑞”，可以举几则有关占辞为例：
王者序长幼，各得其正，则房、心有德星（即瑞星）应之。《开元占经》卷七十七引《礼纬含文嘉》。
王者制礼作乐，得天心（制订礼乐制度并实行之，这符合上天之心），则景星见。《开元占经》卷七十七引《礼纬稽命征》。
尧即位去年（帝尧即位的前一年），景星出翼，凤凰止庭（景星出现于翼宿，凤凰落脚于庭中）。《开元占经》卷七十七引《尚书纬中候握河纪》。
这类关于瑞星的天象，可以置于更为广泛的背景中去认识。事实上，瑞星只是古代中国人心目中遍及天上地下的所谓“祥瑞”、“符瑞”的种类之一，在历代官史志书中（例如《宋书·符瑞志》、《南齐书·祥瑞志》、《魏书·灵征志》等），可以集中见到大量这类记载。古代中国人“天下之大，何奇不有”的观念，在这类记载中得到极富于形象性的说明。
与瑞星相对，又有所谓“妖星”。在中国星占学著作中，妖星名目之多，超出瑞星远甚。例如，《开元占经》中竟用去整整三卷篇幅于“妖星占”，其中妖星名目多达87种。妖星的性质是：
妖星者，五行之气。五星之变，如见其方，以为灾殃。各以其日五色占知何国，吉凶决矣。以见无道国、失礼邦，为兵为饥，水旱死亡之征也。《开元占经》卷八十五引《黄帝占》。
这里必须特别提出的是，由于古代星占学著作中对瑞星、妖星的描述非常含混，古人又没有明确区分大气现象与天文现象的能力，因此有许多关于瑞星和妖星的天象实际上并非恒星天象。比如，有些关于妖星的天象，从占辞可以推测它们很可能只是流星。有的学者利用古代星占学文献中的记载，作为现代天文学研究中的补充资料，对此尤应小心。
第三部分 中国篇第76节 日食占
关于日、月和五大行星的星占学，构成中国星占学体系中最富科学成分的内容——因为这七大天体作规律性周期运动，对它们进行星占需要掌握它们的运动规律，并能够用数学方法准确描述和推算它们的运动，这正是古代数理天文学知识产生和发展的最主要动力。
日月之占
与日、月有关的天象，是古代中国星占学的重要方面。这方面的天象又可分为三种类型，依次论述如下：
日食占
先看日食在古代中国人心目中的星占学意义——这是最严重的凶兆之一，对国家和君主都预示着大灾祸。举一些占辞为例：
日为太阳之精，主生养恩德，人君之象也。……日蚀，阴侵阳，臣掩君之象，有亡国。《晋书·天文志中》。
无道之国，日月过之而薄蚀（日、月经过“无道之国”所对应的分野天区，就会发生蚀），兵之所攻，国家坏亡，必有丧祸。《乙巳占》卷一。
君喜怒无常，轻杀不辜，戮无罪，慢天地，忽鬼神，则日蚀。《开元占经》卷九引《礼纬斗威仪》。
日蚀有三法：一曰妃党恣，邪臣在侧……；二曰偏任权并，大臣擅法……；三曰宗党犯命，威权害国……。《开元占经》卷九引《春秋纬感精符》。
日蚀尽光，此谓帝之殃，三年之间，有国必亡。《开元占经》卷九引《荆州占》。
日食在中国星占学文献中还被细分成几十种具体名目，各有大量占辞，但大都与上引各条大同小异，不烦多举。由上述占辞已足见日蚀在古人心目中是何等凶险不祥的征兆，对于君王尤其如此。
日食既是大凶之兆，是上天震怒，对人间君王提出的严重警告，则人间君臣就要对此进行“禳救”，以求回转天心，转祸为福。对这种思想最经典的表达见于司马迁笔下：
日变修德，月变省刑，星变结和。……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救，其次修禳，正下无之。《史记·天官书》。
这里“修德”、“修政”是最高的理想境界，当然被列在前面，这非常容易理解：如果君主“有德”，政治修明，则赏善罚恶的上天根本就不会让日食之类的天象出现，这就是古人“天下太平，虽交而不能蚀”的信念（当然是违背现代科学常识的）。然而退一步来说，“修德”、“修政”的治本之道虽好，治标之法却也不可或缺，这就是“修救”和“修禳”。要是治标治本都不做，“正下无之”，那就不可救药，单等着亡国杀头了。这些修德修政修救修禳之举，照理对一切不吉天象都应考虑，但日食是大凶之兆，所以禳救之举特别受重视，超出所有其他天象之上。
古人为日蚀而采取的措施，主要有如下三项：1皇帝下诏，征求臣民对朝政的批评，即所谓“诏求直言”，这是君王修德修政之举；2解除某个高级官员的职务（让他作为天子的替身承受天谴）；3举行祈祷仪式，直至日食结束。后两项就是修救修禳之举了。依次述之如下：
为日食而下诏征求直言，最早的标准做法或当推汉文帝，他的《日食求言诏》是一篇有名的历史文献，篇幅不长，全文如次：
朕闻之：天生民，为之置君以养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则天示之灾以戒不治。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谪见于天，灾孰大焉！朕获保宗庙，以微眇之身，托于士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乱，在予一人，唯二三执政，犹吾股肱也。朕下不能治育群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今至，其悉思朕之过失，及知见之所不及，匄以启告朕。《汉书·文帝纪》。
大意是说：如果君主道德失修，或施政不妥，则上天就会降示灾异，以示警告。如今竟发生日食，上天降下谴责，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而这责任，应由自己一人来承担。因此希望天下臣民，在诏书到日，即可将皇帝的过失以及皇帝未能了解的下情，上书奏闻。
汉文帝下诏求直言的结果，到底对于政治有多少推进，很难估计。不过西汉的“文景之治”一直是被后世史家称赞的。汉文帝的做法，后来成为日食发生时经常采取的惯例。古人相信，这样做可以得到上天的谅解，从而消弥灾祸。即使实际上对于政治的改良不产生什么直接效果，至少也是向上天表示了一个虔诚敬畏的姿态，总是有益无害的。除了日食之外，后来对一些别的不吉天象，也采用“诏求直言”作为主要应对措施之一。
因日蚀而解除高级官员的职务，这种做法的思想渊源十分久远。古人认为，如果上天显示不吉天象对人间政治进行谴责警告，则君王应负责承受。这种思想至少已被古人上溯到成汤时代，这就是有名的“汤祷”传说：
昔者汤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汤乃以身祷于桑林曰：余一人有罪，无及万夫；万夫有罪，在余一人。无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伤民之命！于是剪其发，其手，以身为牺牲，用祈福于上帝。民乃甚悦，雨乃大至。《吕氏春秋·顺民》。
这里成汤的“以身为牺牲”是象征性的，“剪发手”与曹操因马践农田而“割发代首”一样，不是真的自己去死。
君王既不能因天谴而真的去死，古人就又有“嫁祸于人”之法——通过禳祈之术，让日食等不吉天象所代表的天谴由大臣代替君王去承受。这样做对于君王而言当然是“失德”的，“有道之君”宁可自身承受天谴也不会嫁祸于大臣。但碰到王莽这样的君主，就不惜真的实施起来：
三月壬申，晦，日有食之。大赦天下。策大司马并曰：日食无光，干戈不戢，其上大司马印韨，就侯氏朝位。《汉书·王莽传中》。
戊子，晦，日有食之。大赦天下……。大司马陈茂以日食免。《汉书·王莽传中》。
并、陈茂这两任大司马都因日食被免职。这也难怪，王莽在后世史家笔下，本来就是十足的“无道昏君”，自然要嫁祸于人，哪肯“万夫有罪，在余一人”？不过这种大臣顶罪的做法，到了曹魏诸帝时，几次明令废止，此后基本上就不再实行了。
天上出现不吉天象，古人常称之为“天变”。皇帝为此采取的措施，有素服、避正殿、撤乐、减膳等多种，但对于日食，还有专门的禳救仪式，极为隆重：《晋书·礼志上》。
日月将交会，太史乃上合朔（奏上合朔时刻），尚书先事三日，宣摄内外戒严。挚虞《决疑》曰：凡救日蚀者，著赤帻，以助阳也。日将蚀，天子素服避正殿，内外严警；太史登灵台（皇家观象台），伺候日变（待日蚀开始），便伐鼓于门；闻鼓音，侍臣皆著赤帻，带剑入侍；三台令史以上皆各持剑立其户前；卫尉、卿驱驰绕宫，伺察守备，周而复始。亦伐鼓于社，用周礼也。又以赤丝为绳以系社，祝史陈辞以责之。勾龙之神，天子之上公，故陈辞以责之。日复常乃罢。
这种为日食而进行的禳救仪式要动员如此多的人众，还要做如此多的准备，显然必须在事先安排好才行。而且这种仪式在京城以外的地方也要举行，并有专职官员负责其事。因此对于日食，必须事先做出推算和预报。
推算和预报日食，是古代中国星占学家一项极其重要、极其神圣的任务。关于中国古代一向特别重视日食预报的传统，这里不打算详加讨论，而是想通过叙述两个故事来了解这一传统。下面这两个故事，如视之为信史恐不可靠，但通过它们来理解中国古代对日食预报的重视则非常生动。
第一个故事是著名的“书经日蚀”，见于《尚书·胤征》：相传夏代仲康在位时，某年秋季第三月朔日，发生日食；而当时的皇家星占学家羲和，因酗酒误事，未能事先提出预报，结果造成混乱。羲和为此得了死罪：“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诛”，因为“《政典》曰：（预报日食）先时者杀无赦，不及时者杀无赦”——预报时刻不准确都要“杀无赦”，何况根本不作预报？羲和自然是罪不容诛。当然，预报日食不准而被杀头的事，只是传说中如此，由后世信史中的记载看，尚不至于那么严重。但一般至少会受到皇帝的责备，日子也不会好过。
第二个故事见于《太平广记》卷七十六：太史令李淳风根据新校订的历法，推算某日当有日食，唐太宗闻之不悦（我们前面说过，日食对君王尤为不吉），问李淳风，要是届时日食不发生，“卿将何以自处？”李淳风表示，如果预报不准，甘当死罪。于是到了那天唐太宗和他一起在庭中等候，许久未见日食，唐太宗认为李淳风的预报已经失误，就对他说：朕放你回家去和妻子儿女诀别一下吧。李淳风却并不惊慌，说是时刻还未到。他在墙上画了一条线，说日影移动到此线时日食就发生，结果他的预报“不差分毫”。这当然是小说家言，意在渲染大星占学家李淳风造诣之深。但故事中李淳风表示预报不准甘当死罪，确实可以使人联想到《尚书·胤征》中“先时者杀无赦，不及时者杀无赦”的古之遗风。
第三部分 中国篇第77节 月食占
月亮也是富有星占学意义的天体，这在各主要的古代文明中都是如此。中国星占学理论对月亮的基本观念，有如下表述：
月为太阴之精。以之配日，女主之象；以之比德，刑罚之义；列之朝廷，诸侯大臣之类。《晋书·天文志中》。
前面说过，太阳是人君之象，则根据阴阳相对的观念体系，“太阴之精”的月亮，自然对应女主（后妃）之象和诸侯大臣之象。所谓“比德”，将太阳与恩赏对应，那么月亮自然要与刑罚对应，所以司马迁说“月变省刑”。
月食发生的次数较日食为多，推算起来也不像日食那样复杂；而且一般来说，一次月食的可见地域远较一次日食为大。月食当然也被认为是不吉的天象，这里举一些由李淳风编集的占辞为例：《乙巳占》卷二。
凡师出门而蚀，当其国之野，大败，军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