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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并不是有钱，只是一辈子脸朝黄土背朝天，风里来雨里去，从就没讲究过，没体体面面地过过，想一想好赖也是一辈子人了，不甘心，就也抻了腰筋，花钱请了录像的，再花钱送到镇上去放。这样的人家，一看就是没什么势力，桌子安得少不说，那上边没有虾也没有鸡，更没有油炸大黄花，只有些菜菜水水的，酒就零星那么几瓶。重要的是，吃席的人，全是些七大姑八大姨，没一个有头有脸的，那解说的，也因为没有重要人物，说话的底气不那么足，声音小了八度，不认真听，根本听不着。
当然这后一种情况的录像，即使花了钱，交到镇转播室，也不能马上给你播的，至少也要放上个把月。你等不急了，天天开电视也看不到自个，就托人托脸去说情，有时，至少也要送上一条熊猫烟才行。
然而这些人，他们除了看自己上了录像，你有钱有势的录像，是坚决不看的。打开来，啪一声，就扭到县频道那里。而这样的人家，在上塘占绝大多数。
所以，镇上的电视，收视率并不是很高。你镇这个心脏的跳动，基本不大能够影响上塘人心脏的跳动。
县里的频道，六点到六点半，是县里新闻，七点到七点半，是中央新闻，七点半之后，就是电视剧了。据上塘外面人回来讲，城里的电视，好几十个频道，想看什么随便调，是县里故意没让市里省里国家里的电视卫星落地，它不让落地，你就收不到。
上塘人晚饭要晚些，干完活，圈了鸡鸭，喂了畜类，吃罢晚饭，往往就七点多了。那时候，打开电视，县里的新闻早过了，正是中央新闻。所以就有人说：“县里人没算开账，抢在中央前边也是白抢。”
更有聪明的人借题发挥，不无得意地说：“哼，它不让外边卫星落地，咱就不让它落咱上塘的地。”
也真是好使，就不给你开，你一点招法也没有。
上塘人看电视，为的是电视剧，并不是关心国家大事。那电视剧里的事，尽是些愁事，不管是演城市里的，还是演乡下的，都哭哭泣泣，和上塘住家过日子的事差不多，他们爱看。然而要看电视剧，必等新闻播完。所以，久而久之，上塘人也不得不关心起国家的事了。比如国家主席又访问美国或者加拿大啦，比如国务院总理又颁布了几号令啦。主席比总理大多大，他们是知道的，就大毛主席和周总理那么大。国家发生了什么事情，在他们眼前清晰可见，久而久之，国家心脏的跳动，不时的，就要影响他们心脏的跳动。比如１９９８年长江中下游发生特大洪水，房屋土地统统被淹，人爬到树上，在风雨中飘摇数十小时，他们的心不免要跟着揪紧了，常常心跳过速。再比如，２００１年奥运申办成功，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宣布说，下一个城市是Ｂｅｉｊｉｎｇ（北京），全场顿时沸腾，他们不知不觉，心下一抖，就泪流满面了。
如此一来，北京就真的成了上塘的心脏，她跳，他们也跳，她沸腾，他们也沸腾。那声音和画面，本是通过耳朵和眼睛传播的，可是不知为什么，只要那声音震动了耳朵，画面刺激了眼睛，他们的血管就勃勃跳动，他们的血管与国家的血管就接通了。申办奥运成功那阵，上塘好几个女人趴在炕上大哭不止。
虽说，她们哭，有的，是因为想起自己的命运，她们年轻上小学时，也爱好体育，也跑过步，当时以为能跑到外面去，哪曾想后来就跑回了炕头，围锅台转。有的，是因为想起她们女儿的命运，她们的女儿，就杨澜那么大的年龄，长得一点也不比杨澜丑，人家当大使争回了奥运会，自个女儿嫁个离过婚的不说，却连五千元彩礼都没争上。
不管她们因为什么，毕竟，她们哭了，是国家的事让她们哭了。这是何等的重要呵！
２
上塘的生活，与国家政治，有着紧密联系，只是他们不知道那叫政治而已。这种联系，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直接，靠的是电视，间接，靠的则是上传下达。
上塘，是歇马山庄属下的一个村庄。歇马山庄，是国家这个肌体里最小的一个建制，一应上传下达的任务，都要通过这里。所以，它是上塘真正的权力中心、政治中心，叫村民委员会，人们习惯叫村。要是上边又有什么新政策，比如上边说，粮食太多了，国家储备够了，要把地种上树，退耕还林，有人问：“谁说的？”
就会有人答：“村上说的。”
好像那村是个会说话的物体。实际上，指的是村干部。
上边一有新精神，村干部就行动起来，他们要么骑着自行车，要么骑着摩托车，反正要骑着车就是了。因为村干部一有事就是急的，开会不等人，不抓紧时间是不行的。有了新精神，村委会要开会先研究，因为凡是新精神，老百姓接受起来都有点难，必须先研究对策。比如征收土地税，种地本来就没多少油水，这个税那个税的，粮价又那么低，打心眼不爱种，你还要收税，如何说得过去？再如退耕还林，尽管种地没有油水，可是已经种了多少年多少辈了，多少年多少辈了就鼓励开荒种地，恨不能把沟都填了也种上地，突然间又要把地平了，让它荒起来，种上树，这想一出是一出的，谁能想得通？村委会研究个一两天，把凡是老百姓能想到的拒绝的办法都想出来，然后制定对策。谁要是不交税，明年开春就不分给化肥，谁要是抵抗上边，坚决不退耕还林，年末缴公粮，就罚他缴双倍。把个屋子弄得烟气腾腾，再把村民组长找来，让他们上传下达。
所以，上塘拥有两个心脏，北京，是他们晚上的心脏，歇马山庄，是他们白天里的心脏。不管他们夜晚里为北京的事怎样揪心，怎样激动，一觉醒来，推开家门，村子里摊派下来的事一下子就覆盖了北京的事。想要的，不想要的，想拒绝的，无法拒绝的，一并而来。
若是春天，你最不想要的，就是树苗了，可是，清明刚过，满载银杏树树苗的卡车突突突突就从乡道上开过来了。本是不想要的，可是一听车响，还是要挤破风门往外跑，因为你看定一个结果，不要是不可能的，既然不可能不要，还不如早点要，要好的。
分树苗的，往往是村民组长，比村长还小的官，也根本不是什么官，村长的一条腿而已。上塘人叫他弯狗腿子，因为他的一条腿有点弯，实际上都是村干部的亲戚或本家。上塘的村民组长，就是村长的本家兄弟。他一直争着要当村长，每届选举他都去演讲，讲如何帮大家致富，谁不知道，他只是想为自个偷懒找借口，自个穷得房子都盖不起，帮大家致富，岂不可笑？！你不投他村长的票，他就夜里放火烧村长的草垛，他的本家兄弟当上村长后，为了草垛安全，就让他当了村民组长。他也真是没有面包饼子也不嫌弃，手里拿着一个笔记本，里边记着上边规定下来的罚款条例，车开到人群时，他就翻开本子，站在一边，大声念着。因为是上边的政策，念时，就吊着眉头，抻着个刀削脸，很有狗仗人势的威严感。
若是夏天，你最想要的，是化肥，你想要，可是他就是不能敞开怀来分给你，只按人头，一人分给一点点。这时节，人们的耳朵都听邪了，一阵风声，也会被误听为卡车声，人一趟趟从家里和地里跑出来，出来一看，原来什么也没有。你不跑时，突然的，就听到街上有人在吵吵巴哗，以为谁家吵架，出门一看，一辆拉化肥的大卡车已经站在门口了。它们什么时候进来的，你根本不知道。
分化肥的，往往是村长。因为化肥大家太想要了，一来怕大家抢出人命，二来分大家想要的东西，总归体现了真正的权威。只见村长高高在上，站在卡车的车甲板上，身边有本村的村民组长和外村的村民组长保卫着，一副横眉冷对、爹妈不认的表情，完全不似竞选村长时对大家的和蔼。竞选时，他简直就像孙子，对各庄派去的代表点头哈腰，又是敬烟又是赔笑。这摇身一变的样子，没一个不后悔当初投了他的票。可是后悔也是没用的，他已经大权在握了，你要是得罪了他，秤略微一沉，你少了半斤八两根本看不出来。
若是秋天，卖了粮，卖了草，你最害怕的，就是钱刚揣进腰包，或者刚刚卷到手绢包里压到柜底，门外就有收税的跟进来，就有收电费水费的跟进来。这时节，听到自家的门栓声，你不由得一身冷汗，转身一看，一个戴大盖帽的瘦家伙已经站在堂屋里了。那是镇上下来的税收专管员，穿一身制服。虽是走门串户，看各种脸色，表情却不卑不亢，很是威风。他的威风，不同于村长的威风，村长的威风，有虚张声势之感，毕竟是大家选的他，大家是他的水，水能载舟，水也能覆舟。税管员的威风，却是实在的，他们肩上扛着两顶徽章，他们是国家里边的人，是挣工资的公家人。所以，不管你怎么不愿意，一看到他们威风凛凛的样子，没有不痛痛快快往外掏钱的。有些女人，掏得也不那么痛快，总跟人絮叨一些自个的不易，其实知情人，一眼就看出，不过是想多看一会儿大盖帽子的威风而已，因为她们眼睛盯着人家都有些痴了。
要是后边跟进个收水利费和电费的，腰包掏得就没那么容易了，因为那收水利费的电费的，都是村民组长。他一春一夏耀武扬威的，气死人了，气时，恨不能上前捅他一刀，终于跨进家门，又是来掏大家腰包，能饶了他不成？！再说，那钱在手头还没握热，被公家人收了，没办法，凭什么被你个黄脸巴叽的刀削脸收去？
常常是不等他在屋里站稳，爹娘祖宗的侮骂声就穿堂而过，当然也是有笑声陪着，见好就收的，因为弄不好，他一火了，要烧草垛。
若是冬天，一年的忙碌到了头，外面的民工回家来，团圆日光照在门楣上，年一日日的近在眼前，高跷队立即上跷，秧歌队立即甩起红绸子，村部热闹起来，上塘也热闹起来。村部热闹，是锣鼓响起，喇叭响起，上塘热闹，则是那些没有上高跷的没有扭秧歌的在家起哄。都是人，都有两条腿两条胳膊，凭什么你能上跷我就不能上跷？凭什么你能扭秧歌我不能扭秧歌？
上塘的文艺队，七十年代就有，那时一直是集体在搞。到了八十年代，包产到户，集体解散，文艺队也解散。谁知多年之后，一些爱好者耐不住寂寞，自发地聚在一起搞。自发就是自发，爱张罗你就张罗去嘛，村上偏偏出台政策，练一天给十块钱。正月里，演一场二十块钱。结果，想参加的人涌了堆，年年都出麻烦。一些人扭扭扎扎莺歌燕舞之日，就是另一些人义愤填膺唾味翻飞之时。
所以，在上塘，最重要的心脏，还是白天的心脏，还在歇马山庄村部。
所以，年头月尽，上塘的屯街上，谁家响起尖锐的猪叫声，用不多久，你就会看到谁家门口有村长的身影在晃动。是村长，而不是其他村干部，是说村长家住在上塘，近水楼台。
村长这时候出现，既不是收什么，也不是分什么，是专程上杀猪人家吃猪肉的。他这时候出现，其实经过了杀猪人家的再三邀请，杀猪人家在头天晚上，就把请村长时要说的话想好了，无非是老哥，忙了一年，到兄弟家坐坐吧。那话说得要多轻松有多轻松，看不出任何功利色彩。其实内心里，深藏着巨大的功利。
上塘人不知道什么是政治，这一点政治还是懂的，毕竟，村长通着政策。有的政策，是上边订的，有的政策，就是村里自己订的，村长歪曲一下政策，对他们还是十分重要的，即使村长不歪曲，给一个笑脸，也是舒服的。
事实上除了他们的亲信，他们是很少歪曲政策的，也很少给笑脸的。
可是人就是这么个贱东西，你家请客，没有村长，总不是那么回事，你家猪肉，若是二姓旁人来吃了，比如街上一个要饭的来吃了，你会心疼，村长吃了，你不但不心疼，还高兴。你本来在内心里，是恨他的，一年里无时无刻不在想，到时杀猪绝不请他，可是一到正经时候，你又由不得，自己先软了，五体投地地敬他。这种感情，也是葫芦里的茄子，河塘里的乱麻，怎么说也是说不清楚的。
再说这当村长的，被家家户户请着，从不拒绝。本是上人家吃猪肉，可从不见他有吃了人家嘴软的表情。依然是威严的，理直气壮的样子。并且此时的威严，是真正的威严，不像站在车甲板上分化肥时，还有点虚张声势的意思。因为这时候，他看到一种现实，水能覆舟，但水确实没想覆他，而是想载他的。水想载他，他为什么不可以在水面上抖抖威风呢。
但是，不管他怎样端着架子，上塘人一端上热腾腾的猪肉、火辣辣的酒，无不掏出心底的热情。就说王三儿的父亲王德生，生性倔犟，谁当头儿他就跟谁别扭，上塘人的说法，叫“抗上”。素常日子，在大街上见到村长，绝不说话，仿佛有着深仇大恨，到了杀猪这一天，却不一样了，酒过三巡，不但要说话，还要故意坐在村长身边，瞪着一双布满血丝的眼睛直直地盯着村长，嘴里的酒气恨不能喷到对方脸上，那样子好像稀罕得不得了，嘴里千篇一律重复着五个字：“妈了个巴子！”“妈了个巴子！”虽然就五个字，其中的意思可就相当多了。既像是说，妈的，老子怎么就非得请你吃肉，又像是说，妈的，弄归齐，还是老子巴结你。但不管是什么意思，这一回，村长是坚决不说话的，好像就是要把一年当中失掉的捞回来。
其实捞没捞回来，也没人知道，反正王德生的热情，连傻乎乎的王三都看不惯了，出去说，俺爸前世叫猪迷住了，一吃猪肉就浑身发贱。
叫猪迷住，这是傻瓜的想法，可是为什么一杀了猪人就忘了自己是谁，就热情得没边没沿儿，没人知道。
３
实际上，上塘年终杀猪请客，每家必请的，还有一个人。那个和村长一样待遇的人，虽不是干部，在上塘的威信，却一点不比村干部差。他就是那个当了记者，把爷爷奶奶从上塘搬走又搬回的大学生的舅舅鞠文采。
这个鞠文采，脑瓜聪明，记忆力好，什么样的难题都难不倒他，那难题，不一定是数学，也可以是地理历史，你卖了一千五百八十三斤粮，一斤三毛钱，问他总共多少钱，不到一分钟，他就分毫不差地给你算出来，你亲戚城里的孩子到国外读书，不知道是哪个国家，只知道有比萨斜塔，他张口就说，那是意大利。电视正演宰相刘罗锅，你问，刘罗锅是什么年代，他想都不用想，清朝乾隆年间。
上塘人都说鞠文采的聪明是像了他的父亲，其实他父亲的聪明是小聪明，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聪明。他的父亲是镇粮库晒粮工人，三十几岁时，和粮库里一个女工好上了，两人在粮仓里云雨，突然来了质量检查员，穿衣已来不及，就把女工埋进稻子里，要埋自己时，质检员已经进来。
质检员见他赤身裸体的，吓了一跳，问：“这是怎么了？”
他随口说：“捉耗子。”
问：“怎么光着身子捉？”
他说：“你不光身子耗子不出来，你和它一个颜色，它就不怕你。”
正说着，就把手抠进稻子里，抓起女工一个手指，朝质检员抖着，说：“你看，我都抓着一个了。”
那女工被他抓住了手，惊吓得一不小心出了声，耗子叫一样，质检员对耗子有生理反感，见真是捉了耗子，转身就走。两人于是真就像猫捉耗子一样，一个扑到另一个身上。其实是吓的。
这件事他们自己不说，是没人知道的，谁知那件事不久，来了文化大革命，让每个人都坦白自己，人在粮库，最重要的坦白是坦白你有没有偷国家粮食。人在粮库，极少有人不偷国家粮食。为了强调自己没有，鞠文采父亲把这件事说了出来，这一下，聪明反被聪明误，等于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偷国家粮食的人，因为人多势众，全部平安无事，只有他和那女工，被戴上纸帽子全街游斗。
可是，事过多年，上塘人讲起这个故事，谁砸谁的脚，似乎已经模糊了，清晰的只是这个人的聪明机智，居然会把女工的手指当成耗子。
说起来，鞠文采的聪明机智确实是像了父亲的，不但形式上像，内容也像，他也是因为机智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