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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义”是什么了吧？
舍生取义！舒和兄妹的思想，相当于我们的“亚圣”。
我们中国人讲究家庭观念，传统上说死去的亲人变成鬼后是要回家看看的，所以才会有老人不愿意拆迁。他们不是不知道住新房好，他们是怕逝去的亲人找不到回家的路。可半个多世纪之前，重庆歌乐山有个叫渣滓洞的地方，就有几个共产党政治犯写过两句话：“是七尺男儿生能舍己，做千秋雄鬼死不还家。”
那是真正有信仰的英雄。
索菲虽然是女人，可依我看她也是个死不还家的雄鬼。她在临刑之夜不仅睡得很香，而且还做了一个梦。她的妹妹英格是这样记载的：“当索菲在临刑的早晨被摇醒的时候，她坐在她的监铺上讲述了她刚做完的梦：‘我在阳光灿烂的日子抱着一个婴儿去受洗礼。婴儿穿着长长的白袍。到教堂必须通过一座陡峭的山。我稳稳地抱着婴儿走上山去。突然我面前出现了一道冰川深涧。我刚把婴儿在身边放下，就坠入了深渊。’然后，她向同监号的犯人解释自己的梦：‘那个婴儿就是我们的信念。任何东西都无法阻挡它的成长。我们是它的开路人，但我们必将在它成人之前为它死去。”
真正的视死如归。他们确实不用回家，因为死亡对于他们就是自由，而自由是他们永远都不会拆迁的家。
１９４３年２月２３日，舒和兄妹被处死后的第二天，纳粹在《慕尼黑新新闻》中这样报道他们的死：“……人民法庭于１９４３年２月２２日以阴谋颠覆国家罪与通敌罪判处２４岁的汉斯·舒和、２２岁的索菲·舒和（均来自慕尼黑）、２３岁的克里斯蒂安·普罗普斯特（来自茵斯布鲁克的阿尔德安斯）死刑并剥夺公民权。本判决已于当日执行。这些不可悔改的反动案犯在房屋上刷写反国家的口号并散发阴谋颠覆国家的传单，不知羞耻地对德国武装力量和德国人民的抵抗精神犯下了滔天大罪。与德国人民的英勇抗敌相比，这样邪恶的行为只配立即处以名誉扫地的死刑。”
在法西斯统治下的德国，无数的判决书都是这样写的。当时纳粹认为法西斯德国是千年帝国，当时他们认为以纳粹的名义审判就是以上帝的名义审判，当时他们认为所有以纳粹的名义处死的人都会名誉扫地。
他们完全错了。
舒和兄妹今天在德国就是平民勇气的代名词。德国不仅有很多中小学校以舒和兄妹为校名，甚至还有人呼吁以他们为建校于１４７２年的慕尼黑路德维希·马克希米里安大学冠名，这个大学现在的校名是两个建校的国王的名字之和。在德国这个对任何事情都有八个以上的意见、减丁点儿税也要在议会争论一年多的国家，所有的人却在一个问题上出奇地意见一致，那就是舒和兄妹“当然是”所有青年的楷模。如果这也叫“名誉扫地”的话，那我们宁愿名誉扫地！
看看在“德意志俊杰”的评选中，能与舒和兄妹并肩都是谁吧：一手领导了德国战后重建的总理阿登纳，一手创建了在全球拥有七亿信徒的新教领袖马丁·路德和一手奠定了共产主义理论基础的哲学伟人马克思。再看看排在舒和兄妹后面的都是谁吧：１９７０年在波兰华沙反纳粹起义纪念碑前惊天一跪的德国总理勃兰特（他因此被视为德国人真正开始反思纳粹罪行的代表），创立了辉煌赋格王朝的乐坛领袖巴赫，无论按什么划分都当仁不让的世界文豪歌德，被视为德国现代印刷术发明者的约翰内斯·古登堡，德国历史上首次统一全国的普鲁士帝国铁血宰相俾斯麦和公认改变了人类宇宙观的科学奇才爱因斯坦。舒和兄妹名列这些伟人之前！如果拿这样的名誉去扫地，你想想那应当是怎样伟大的地吧！
文天祥说过一句话：“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他当然说的是他自己。但他说的也是舒和兄妹。人类历史之所以浸泡在连绵不绝的战争、迫害、屠杀、种族灭绝的血海之中还能散发出如此迷人的光彩，就是因为我们还有文天祥。
就是因为我们还有舒和兄妹。
与舒和兄妹有关，有几个人值得一说。
首先就是他们的父母。我觉得他们特别伟大。舒和兄妹的父亲本身就是一个Ｚｉｖｉｌ Ｃｏｕｒａｇｅ的例子。１９４２年，希特勒的战争机器还在节节胜利向前，绝大多数德国人都还沉浸在“德意志帝国”的狂热之中，他就公然在大庭广众之下称希特勒为“那个抓老鼠的”，并因“攻击伟大领袖”而被判入狱。
白发人送黑发人，古今中外皆为人生大忌，遑论同时失去两个子女。世上百分之九十九的父母遇到这种事情一定早就哭得神志不清、眼若桃花了，可他们连一滴眼泪都没掉。只有与慷慨赴死的儿女具有同样坚定的信仰，才能做到这一点。想想舒和兄妹那伟大的母亲吧！再想想他们的父亲对汉斯说的最后两句话：“你们一定会被载入史册的。上天自有公理在。”我在另外一篇文章中说过：有其子必有其父。我的这句话在舒和兄妹身上找到了佐证。如果你有大英雄的儿女，你要想想你的言行是否配得上他们！舒和兄妹的父母与他们堪称绝配！
我第二个关心的就是宣判舒和兄妹死刑的法官。
纳粹的本质规定了他们只能是恶魔而不可能是上帝，所以“上天自有公理在”。纳粹向来宣扬他们的法西斯德国是“真正的法制国家”。一个法制国家最后的道德底线，是法官在神圣的法庭上作出的判决能经得住一千年法律和社会伦理的检验。然而，这道判决下达不过三五年，这些法官就统统作为被告登上了道德法庭。舒和兄妹虽然死了，但真正名誉扫地的却是这些当初神气活现地站在法庭上判处他们死刑的法官。我非常遗憾没有找到这些法官的下落，不知道他们是否真正受到了应得的审判。如果真上了审判台，他们会怎么说呢？一定会争先恐后地把自己描绘成“只不过是执行上司的命令”的可怜虫吧？
历史证明，神气活现的助纣为虐者，最后多半都会沦为不折不扣的可怜虫。
还有一个人值得一提：雅可布·施米德（Ｊａｋｏｂ Ｓｃｈｍｉｅｄ），慕尼黑大学的看门人。１９４３年２月１８日，当天上纷纷扬扬地飘下瑞雪样的传单时，是他头一个冲上屋顶抓住了舒和兄妹，当时他们包里还有大量未散发的传单，所以不仅被抓了个现行，而且铁证如山。后来坚决把他们交给警察的，也是这个施米德。舒和兄妹这么快就被判处死刑，跟我们亲爱的施米德立场坚定、反应敏锐、人证皆获有决定性关系。
我想舒和兄妹是不会怪他的。他们一定会宽恕他。说到底他不过是纳粹法西斯教育的一个其实根本不值一提的牺牲品。我甚至没有找到文字证明他因为这个案件得到了纳粹哪怕一个马克的奖赏。也许他认为这是他作为一个德国人“应尽的义务”吧？但我想，当纳粹的暴政成为过去，当自由的阳光普照德国大地，当施米德终于意识到正是自己亲手谋杀了德意志社会的良心，他还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吗？他是否也会“暗夜难眠”？他是否会忏悔？可惜我没有找到关于施米德下落的文章。但我会继续找下去。
还有被舒和兄妹案株连的那八十多人。他们或者是活动小组的中坚，或者是外围，有的甚至只不过是熟人而已。这些人都被逮捕、被严刑拷打、被判处徒刑，有些人也被处死。然而我没有找到任何文字说明他们中有人曾经反咬舒和兄妹一口以图减轻自己的痛苦。他们的名字虽然并没有像舒和兄妹那样在每一个重要的场合都被人提起，但他们却与舒和兄妹一样，是当代繁荣富强的德国不可或缺的那块基石。他们的血没有白流，他们同样是德国历史上永不湮灭的珍宝。
我们身处的社会人欲横流，所以速食文化大行其道，所谓“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这句话拿来指导年轻人闹恋爱，还可聊以敷衍，如果拿它来指导自己的政治行为，可就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了，不信者参见希特勒的下场。
可现代社会又是高智商的，它轻易看透了自己“疏影横斜水清浅”的小家碧玉形象；这个社会更是明智的，它十分清楚自己绝对无力超越自己的浅薄，就像我们不能跳过我们自己的光影。缺什么补什么，所以这个社会就特别喜欢谈论“永远”：永远的潘玉良、永远的罗大佑、永远的张爱玲、永远的Ｆ４……
永远到底有多远？
永远近在眼前。
永远就是你把历史切成无限小的横截面，在每一个横截面上你仍然能找到它鲜活的存在。
永远就是没有任何功利所在而为人民世世代代心口相传。
永远，说穿了就是活在人民的心中和口中。
忘了告诉你舒和兄妹反法西斯小组那个美丽的名字：白玫瑰。
我那天晚上狂热地参加了评选的整个过程，并且不惜手机投票花欧元的巨大破费哆嗦着手反复参加了投票。我不仅投了舒和兄妹一票，而且还投了歌德、马克思、路德和爱因斯坦一票（规定可以重复投票，但不能投同一个人两票）。
舒和兄妹最后得了五百万票，相对总人口只有九千万左右的德国来说，这是一个大得惊人的电视观众比例。
所以，我的这一票对他们是否当选根本就不重要。
然而，这一票对我却很重要。因为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热情、执着、信仰、不畏强暴、视死如归……关键的是，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Ｚｉｖｉｌ Ｃｏｕｒａｇｅ。
以他们的岁数，如果他们活在今天，他们很可能就是我的学生。
然而我真诚地认为我应当拜他们为师。
两千多年以前，韩愈写过一篇《师说》。他把老师依不同的标准分为三等：授业、解惑、传道。
舒和兄妹于我而言是最高标准的老师：传道。
我投出的这一票就是我自己的白玫瑰。
永远的白玫瑰。
这六个中文字标志着白玫瑰也将永远活在中国。
还忘了告诉你，怯懦的纳粹是怎样谋杀舒和兄妹的。
他们是在断头台上被斩首处死的。真真正正的抛头颅洒热血。
他们是为世界上每一个热爱自由的人而死的。不论肤色，不论种族。
看着他们青春而高贵的头颅随着黑亮的铡刀落下而死不瞑目地在永恒中轻舞飞扬，看着他们炽热殷红的鲜血在阳光中一路洒满历史，４１岁的我眼中溅满了１９４３年的泪。
２月２２日，那是个春天触手可及的日子。
那是我还远未出生的年代。
然而我知道，他们是为我而死的。
读者来信
郑慧清
《当代·编读往来》编辑同志：您好！
在目前我国的大型文学刊物中，《当代》是有她自己特有的特色的：一是她涉及题材的现实性与重大性；二是她的刊物风格的群众性。由于有这样两个特征，因此，她实际上成了文化并不发达的我国受众面最为广泛的一种文学期刊。几乎在每个时期，都有她的对于那个时代具有话语意义的作品，如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芙蓉镇》、９０年代的《××》、去年的《××××××》，似乎可以成为这个时代的除了反腐败之外最重大的时代课题的一种关注与表达——在今年“两会”上，“三农”格外引人瞩目，再一次印证了《当代》对时代主题关注的敏锐与道德意义。可以说，对于一部当代中国文学史，《当代》是一种缩影。然而，美中不足的是，在《当代》上，看不到“诗歌”方面的作品，而诗歌作为中国文学艺术的一种标志形式，从《诗经》到“唐诗”“宋词”，从“五四”时期的现代诗到改革开放初期的朦胧诗，虽然目前诗歌在中国文坛上并不具有如同２０世纪八九十年代那样的图腾，然而，诗歌的这种传统不能丢，也不会丢！而作为中国主流文学的代表的大型文学刊物《当代》，应该对此予以相当的关注与话语。因此，笔者以为，《当代》应该将诗歌列入她的版图。当然，这样一来，短篇小说的篇幅，就只好缩编了——只要去掉一两个篇幅，让出来给诗歌足矣。敬祝编安！
福建省尤溪县第一中学郑慧清邮编：３６５１００
“《当代》文学拉力赛”第二站冠军揭晓
竞赛评委组成：
孙小宁（《北京晚报》记者）
邢育森（网络作家）
匡文立（兰州市作协副主席）
杨浪（《证券市场周刊》副社长）
冯小虎（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
评委推荐篇目：
《麻钱》作者：宋剑挺
推荐人：孙小宁冯小虎
《意外》作者：张庆国
推荐人：邢育森
《银簪花》作者：夏天敏
推荐人：匡文立
《细雨骑驴入剑门》作者：李国文
推荐人：杨浪
评选结果：
中篇小说《麻钱》荣获２００４年第二站“《当代》最佳”称号。
“《当代》文学拉力赛”第二站评委评语
推荐人：邢育森
推荐篇目：《意外》作者：张庆国
推荐意见：对照着看《乡村典故》和《意外》，是很有趣的。都是乡下人找城里警察，都是没带身份证，都是话说不清楚事讲不明白。再想想《秋菊打官司》，这种比照就更有趣了。推荐《意外》的原因，还是因为更喜欢土豆这个人物形象，他没有张大民式的贫嘴，色彩也没那么鲜艳晃眼，但正因为他的朴实笨拙才使结局的意外之死更能让人心头一抖。故事讲述得有张有弛，平淡处都是一句接一句的白话交代，到了紧张的关头（比如土豆在包谷地的狂奔），笔力又立刻乍现峥嵘，轻重快慢，拿捏得颇为舒服。
这篇的好处先说到这里，再回过头来想想《乡村典故》，正是由于在同一期连着读了两篇类似的小说，更大的感触反而与作品旨趣无关：是不是该进一步在广大农村加强普法教育了？至少得教会大伙怎么报案吧？但愿不要再读到类似的第三篇了吧。
推荐人：冯小虎
推荐篇目：《麻钱》作者：宋剑挺
推荐意见：粗粗一看，写农民的作家也挺多。遗憾的是很多“作家”编的故事实在太烂，放在城里连个勉强信的人都找不到，只好一盆扣在农民脑袋上，经常把中国农村写得像香格里拉，农民呢？有时候就像《搜神记》来客。尤其离谱的，是照他们的说法，中国农民几十年以前就已经“性解放”了，比城里人开放多了，差不多跟美国人同步！
我说起来有四分之一农民血统，所以看到这些“文学”常常忍不住血脉贲张。我因此而十分尊重以陈桂棣们为代表的严肃作家。其实我们今天就知道，他们的作品是会流传在世界的。
《麻钱》比《中国农民调查》短得多，但它也是真正的中国农民调查。看看它，就知道中国这二十年确实足以自豪的飞速发展，是建筑在怎样的血汗和泪水基础之上的。
作为中国发展的受益者，我们没有理由忘记这些血泪；而文学能让我们“不忘记”。
推荐人：匡文立
推荐篇目：《银簪花》作者：夏天敏
推荐意见：不知怎么的，小说题材似乎比较喜欢“扎堆儿”，诸如本期，写农民故事的作品特别集中。三农问题总是值得格外关注，同时比起城市生活，毕竟也多点陌生感，我以这个理由将选票投给“农民故事”中的一篇。
具体该是哪一篇，很有些费踟躇。这意思是，我用“题材”划定的几篇小说，质量大体平均，委婉点说，是各有千秋，直白点说，就是没有明显出彩的。只能用排除法往下减。《乡村典故》，事件与人物仿佛多少有点似曾相识之感，人与事都失之概念化，不选；《意外》涉及的本来是个新鲜可人的领域，可惜人物思维幼稚得不近情理，闹得关键情节也越走越偏，越看越无法信服。好歹也都是农村小知识分子，想来断断不至蒙昧到这等程度，也不选。
《麻钱》与《银簪花》，哪个呢？《麻钱》整个过程都娓娓动人，但总好像缺点什么，仔细想想，“缺”的是人性的丰富度。一群被压迫者，在共同命运的挤压下相濡以沫，一水儿的“善”，还一水儿的懦弱。生活不是没有可能如此，但放在小说里，就觉得对“贫穷”与“人性”之关系的理解跟老照片似的，旧了，平了，主题先行了。
那么，就是《银簪花》吧！继续挑点刺的话，我想说，结局来得不是很流畅，最后一幕很容易让人想起曹禺的剧本。假如索性免去“银簪花”这个致命道具，也许效果更好。
推荐人：杨浪
推荐篇目：《细雨骑驴入剑门》作者：李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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