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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千古奇冤
蒋介石采取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 1940年4月，蒋介石主持召开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五次会议，何应钦作《冬季攻势开始以来晋冀鲁各省所发生之不幸事件》的军事报告，攻击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破坏行政系统，建立特殊名称”，“违背现行法令，建立特殊组织”，“利用军队，造成割据”。并叫嚷：“必照军纪，予以严厉之制裁。” 7月16日，蒋介石又提出一个所谓“提示案”，其内容有：1、拟定“陕甘宁边区”，改称“陕北行政区”，暂隶行政院，但归陕西省政府指导。 2、划定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作战地境。将冀察战区取消，其冀察两省及鲁省黄河以北，并入第二战区，仍以阎锡山为司令长官，以朱德为副司令长官根、洛克。后者否认客观事物是经验的基础，认为经验就是，秉承军事委员会命令，指挥作战。 3、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于奉令后1个月内，全部开到规定地区之内。 4、第十八集团军准编为3军6个师、5个补充团。新四军准编为两个师。 蒋介石的这个“提示案”的目的，是阴谋把战斗在黄河两岸和大江南北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全部赶到黄河以北贫瘠而狭窄的地区，把50万大军紧缩为10万人，然后围而歼之社会稳定和发展的保证。主要著作有与他人合著的《批判实，同时取消陕甘宁边区，从而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力量。 战斗在大江南北的新四军发展到9万余人，建立了皖东、皖东北、豫皖苏边、苏北抗日根据地，扩大了苏南、皖中根据地。 新四军副军长项英是中央东南局书记，军长叶挺还不是共产党员，由于项英对叶挺很不尊重，使叶挺感到难以工作。毛泽东电告项英，要他与叶挺搞好关系。项英不听劝告，对叶挺处处冷遇，连中共中央的一些重要指示也不向叶挺传达。叶挺电告周恩来等，表示要辞去新四军军长职务。周恩来即致电叶挺表示挽留：“当前战役已到紧急关头，兄必须到前方督战，万万勿误。我们深知兄在工作中感觉有困难，请明告。 我们正帮助你克服这一困难。” 两个月后，叶挺离开新四军去香港。当他得知他的家乡惠州一带有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即找到在香港的共产党负责人廖承志，要求在粤从事游击战争，并不再坚持辞去新四军军长。尔后叶挺在香港组织起100多人奔赴东江，收编了溃散在广九铁路附近的5000粤军，开展抗日游击活动。 叶挺的离职在国民党方面引起很大反响，蒋介石对周恩来说：连叶挺都不能与你们合作，将无人与你们合作。周恩来即与毛泽东电商，将新四军的军事指挥权交给叶挺，劝叶回新四军。 叶挺来到重庆，向蒋介石表示愿回新四军工作，并同周恩来、叶剑英进行了长谈。叶挺对周恩来说：“我只因自己非党，工作困难，如加入共产党，只有去八路军工作，仍在新四军，蒋介石会怀疑我。” 周恩来亲自送叶挺去新四军军部。周对项英说道：“叶挺是个好同志，很有军事才能，这样的将领如不去团结，还要团结谁？叶挺是热爱党的事业的，热爱人民解放事业的，不能认为他现在不是党员就不欢迎他，他参加党，不如留在党外对党的工作有利得多。” 项英作了自我批评，表示要同叶挺搞好团结。 项英并未消除对叶挺的成见，叶挺的处境也未见改善。周恩来对项英十分不满，他叮嘱在重庆的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马上回新四军去，如果项英再不团结叶挺，可在党内开展思想斗争，批评项英的错误。 项英是老资格的共产党人，袁国平不敢“以下犯上”，项英也未改正错误。 蒋介石提出“提示案”，遭到共产党的拒绝后，蒋介石还没有敢最后下全面反共的决心，斯大林决定给蒋介石军事援助，则促使蒋介石下了决心。 1940年9月，苏德关系日趋恶化，希特勒准备东进苏联。苏联为防止日本进攻，避免两线作战，便急于同国民党修复外交关系。斯大林认为，中国共产党在国内的地位还不巩固，力量太孱弱，还不能成为反侵略斗争的领导者，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民族主义倾向相当严重，国际主义的团结感发扬不够。毛泽东永远得不到美英大国的支持，而蒋介石有美英的援助。他决定不给中国共产党援助，而电告蒋介石，决定再次向国民党提供包括150架战斗机，100架快速轰炸机，300门大炮和500辆汽车的军事援助，要求蒋介石排除对日议和的可能。 斯大林派崔可夫将军担任蒋介石政府的军事总顾问。 10月16日，蒋介石接到斯大林肯定援助的电报，摸清了苏联的底细，便决定对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施加压力。10月19日，蒋介石又生一计，指使何应钦、白崇禧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总长名义发出皓电，致八路军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和新四军叶挺军长、项英副军长，诬蔑我军“自由行动”、“自由扩军”，不听其指挥等，并限令八路军、新四军在1个月内全部开赴黄河以北。同时密令国民党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率10万兵力向皖东北进攻，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李品仙率5万兵力向皖东进攻。 早在10月初，顾祝同就开始调兵遣将，部署兵力准备围歼皖南新四军。顾先将担任对南昌方面日军防御任务的第三十二集团军总部由赣东调至魄南，又下令调驻赣东的146师、驻浙东的79师、驻苏南的40师、驻浙东的63师，以及九战区的19师进至皖南，集结待命，时刻准备围歼新四军。不久，顾祝同又命144师、52师、40师、新7师、108师等共约七八万人部队迅速向皖南新四军靠近，或封锁交通要道、或占领战略要地。并布置说：“如果新四军蓄意要挟，即予以彻底解决，防止其向黄山及天目山流窜。”国民党的广播电台，则变相地向日伪通报：“新四军要渡江北上了。”使日伪军严密地封锁了长江，并焚毁了渡船，每日派军舰在江上游弋，同时在苏南、皖南、皖东等地大举扫荡。李品仙、冷欣等部在江北、苏南布防堵击。 面对如此严重的局势，毛泽东致电在重庆的周恩来：“一面极力争取好转避免内战，一面准备应付投降应付内战，把重点放在应付投降应付内战方面，方不吃亏，方不上蒋的当。立即准备对付黑暗局面，这是全党的中心任务。有了这一着，就不会重蹈陈独秀的覆辙了。”又说：“我之方针是表面和缓，实际抵抗，有软有硬，针锋相对，缓和所以争取群众，抵抗所以保卫自己，软所以给他以面子，硬所以给他以恐怖。” 朱德、彭德怀、叶挺发出“佳电”，对“皓电”作了公开答复。对“皓电”进行了有力的驳斥，坚决拒绝了国民党要我军限期撤退到黄河以北的无理命令，同时，为了顾全团结抗日大局，采取了让步政策，表示同意将皖南新四军部队移到长江以北。 是时，皖南新四军军部和所属部队有1万余人，驻扎在安徽泾县和繁昌一带，地区狭窄，纵横不到100公里，而且北靠着日军封锁的长江、东临日伪占领区，东、西、南3方面还有国民党重兵包围。 中共中央对皖南新四军的安危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