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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春秋+刘凤舞-第5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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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军一人势便是无为。又儒家也讲“无为”,如《论语?卫灵公》:“无,即指全村为匪。陈炯明又应潮州商民和外国领事之请,委任前清巡防营统领吴祥达为潮梅绥靖处督办,率2800人乘英国军舰抵达汕头。吴祥达以宴请当地民军首领为名,将民军首领、同盟会员许雪秋、陈芸生、陈涌波3人当场枪杀。惨案发生后,很多同盟会员为许雪秋等通电鸣冤,要求陈炯明惩办吴祥达。陈炯明自然不闻不问,吴祥达因而更加嚣张,又派人捕杀了光复大埔的有功人物、三合会首领温阿拱。  民军被裁撤后,遭遇极其悲惨。多数无田可耕,无业可就,又得不到陈炯明政府的妥善安置,于是再度沦为流民,或者混迹绿林、四处打家劫舍。后来这些人又流落入军阀队伍。  尽管民军自身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主流是好的。一些民军将领还是革命元老,如王和顺、许雪秋等。王和顺是1905年广西农民大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起义失败后,他亡命香港,加入同盟会,筹划和参与反清起义,他领导的“惠军”即使在横遭陈炯明镇压时,还是举动文明,绝无乘机抢掠情事。许雪秋也是老同盟会员,曾参与领导1907年的黄冈起义。他们都是革命功臣而不是革命对立面,对他们进行残酷镇压,不但挫伤了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而且严重损害了新政权的形象,使群众脱离新政权。王和顺、关仁甫、杨万夫等出走港澳后,组织“扶正同盟会”,他们推举孙眉为首领,并派人潜入广州,从事反对陈炯明的秘密活动。只是由于孙中山及时制止,孙眉才拒绝加入,扶正同盟会才逐渐解体。但王和顺等人由于对陈炯明结怨,转而对革命丧失信心,投到袁世凯的怀抱,成了袁的走卒。  陈炯明镇压了民军、残杀同志,激起一些同盟会员的强烈不满,有些人在都督府会议上公开为王和顺辩诬,大声疾呼:“今日之乱象,不是王和顺之罪过”通“性、道、理”。著作有《刘子全书》、《刘子全书遗编》。,“比王和顺更坏而盘踞要津而无人敢过问者,触目皆是”。但陈炯明这时已控制了军队,有恃无恐,他凭借这支陆军,不仅加强了对广州的控制。而且以陆军第1师出防惠潮嘉一带,以第2师出防北江及西江一带,加强对广州以外地区的控制。  镇压民军,又助长了陈炯明的专擅自为,更加露出他排除异己的私心。广东北伐出师时,陈炯明就和姚雨平为争夺北伐军统帅权而生嫌隙。后来姚雨平北伐军为捍卫江淮、巩固南京临时政府屡建功勋,而陈炯明却一反前态,在饷弹接济上诸多掣肘。南北议和达成后,姚雨平与胡汉民商定,拟将军队调回广东高州、廉州一带驻防,筹建营房。因陈炯明阻挠而中辍,只好被迫全军就地解散,仅留炮兵1营,调回广东。该营回抵广州虎门时,又被陈炯明派兵缴械。  专擅自为的陈炯明,除了敬畏他的师尊朱执信而外,往往不恤人言,甚至于议会也积不相能。时人称广东有二陈,一个是陈炯明,另一个是警察厅长陈景华,都是杀人魔王。二陈曾判决“扶正同盟会”25名会员死刑。他们杀人很简便,不必经过什么法律手续,抓到人,动辄就杀,有时连话都不问,拉出门就枪毙。黄世仲和陈听香被杀就是比较典型的例子。  黄世仲是杰出的革命宣传家,他青年时代就从事新闻工作,1905年加入同盟会,曾与郑贯公创办《世界公益报》、《广东报》、《有所谓报》,宣传革命合,提出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主张用存在主义的“人,抨击保皇谬论,勋劳卓著。先后著有《廿载繁华梦》、《大骗》、《洪秀全演义》、《宦海升沉录》等长篇章回小说。因他同民军首领素有联络,所以胡汉民委派他接替刘永福,任广东民团总长。黄世仲站在公正立场上,在裁撤军队问题上,主张“裁弱留强,合理编遣”,反对陈炯明“裁减他人部队,扩充自己实力”。陈炯明甚为恼恨,派人将黄世仲逮捕,以“串通民军统领,冒领军饷,私图分肥”的罪名,将黄枪决。与黄同时遇害的还有军械总局局长香益远,说他“擅将枪械发给民军”。  陈听香是当时报界风云人物,与民军首领交游颇多,所以他主持的陀城、公言两报,经常为民军说话,对王和顺更是多所赞赏。陈听香又很自负,常以民意代表和政府监督人的身份自居,撰写文章,批评时政。因而深遭陈炯明之忌。当《公言报》、《陀城独立报》、《国事报》、《人权报》等9家报纸先后刊登了广州燕塘新军“解散”的消息时,陈炯明便借口“事关军政,不容捏造事实,扰乱军心”,勒令《国事报》停刊,并传讯各报主笔,拘留陈听香和《人权报》主笔陈藻卿。陈听香不服,领衔发表《广州报界全体布告同胞书》,指控陈炯明干涉报纸之野蛮举动,“欲借报馆以逞其大威福”。陈炯明更恨之入骨,令法务局以“依附叛军,防害军政”等罪名,将陈枪决。  黄世仲、陈听香案,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同盟会员潘达徵写信给陈炯明,予以责备。省议会就黄、陈案提出讨论,并向陈炯明提出质询,要求他到议会解释。陈炯明视议员为卖弄狗皮膏的“假洋鬼子”,拒不出席会议,议员们大为不满,作出弹劾陈炯明的决议。陈炯明有军队做后盾,又有广东商业资产阶级的支持,在给议会的咨文中,否认省议会对都督有“纠治权(即弹劾权)”,省议会力争纠治权,3次咨会陈炯明,但每次都被陈炯明毫不客气地驳回。议员们群情激昂,决定派代表去北京请愿控诉。陈炯明则使出杀手锏——  辞职。  陈炯明这一着果然奏效。72商会、公安维持会等团体纷纷打电话给袁世凯政府,请求挽留陈炯明,粤省军界及省港商界更“力诋省议会弹劾陈督为非”。袁世凯复电照准,并竭力慰留陈炯明,弹劾案不了了之,陈炯明也就更踌躇满志,予智自雄了。  正当陈炯明春风得意、个人权利欲开始上升之际,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同胡汉民等一起南下,来到广州。  孙中山同陈炯明作了一次长谈,想把广东改造为“模范省”,主张由胡汉民继续出任都督。这对陈炯明来说,不啻冷水浇头。他既不好公开反对,又不愿屈居胡汉民之下。权衡再三,只好一走了之。他在都督府设宴欢迎孙中山一行之后,立即出走香港。行前写信给胡汉民,“请”他代行都督职权;又写信给省议会,要求解除职务,回家“省亲”,建议省议会推举孙中山或胡汉民接任广东都督;并告诫军人服从命令,拥戴新都督。  省议会按照孙中山意图,推举胡汉民为广东都督。表面上看来,都督易人,是在谦让中实现,而实际却出现复杂情况。陈炯明控制的广东陆军,非但不受胡汉民控制,且对胡很不服气,陆军部会议厅召开会议,议决挽留陈炯明,并派团长翁式亮、李济民和军部军需司陈竞杰去香港请陈炯明归省任事。港穗商人也拥陈反胡,弄得胡汉民处境十分尴尬。在种种压力下,胡汉民不得不派陈炯明的师尊朱执信到香港请陈炯明归省。  省议会推举陈炯明任军统。胡汉民委任他为广东绥靖处经略,专门处理帮会、赌博械斗等事务;又委任陈炯明为广东警卫军总司令,责成所有各路军务处督办,总办、按抚使均归节制。陈炯明把全部军权都拿到手后,仍怨气满腹。  胡汉民身为都督,负责全省军政,但军队则不容胡汉民置喙。甚者,胡汉民计划组编1个营的都督府卫队,已经指定李海青为营长,但陈炯明坚不同意,卫队刚刚成立,就被迫解散了。  相反,陈炯明却倚恃军权,扩及政权。陈任广东总经略时,设经略处总揽军权,兼办清乡缉捕,又要求划赌盗会斗4项归军法惩治,得就地枪决人犯权。陈炯明权益大,杀戮益多。后经略处改为绥靖处,其权如故。陈炯明的权力已混入民政范围。  陈炯明与胡汉民处处作梗,打击胡汉民,而又扩大自己的势力,因而双方益成水火。胡汉民有一口诀:“救国必用粤,用粤必去陈。”同盟会广东支部易名为国民党广东支部,陈炯明在易名仪式上作即兴演说,他大声呼吁:“今日必须扩张党务,吸收人才,能达到开放主义,凡我党员,万勿分新旧畛域;盖党员愈多,人才愈众,多一党员,则将来多一选举权,并可多得一议员,政治上始有权力。”但是,由于国民党广东支部的负责人是胡汉民,在国民党广东支部征集新党员时,陈炯明竟然一反“扩张党务,吸收人才”的主张,以所谓“军人不党”为借口,严禁部下加入。在陈炯明看来,如果部下入党,身为国民党广东支部负责人的胡汉民,必然趁机插手陆军,从而削弱他的势力。  黎元洪提出“军民分治”的主张,遭到南方各革命都督的强烈抵制,胡汉民针锋相对地提出坚持“军民合治”。陈炯明本应抛却个人权力之争,一致对付袁世凯,但是,他稍后便附和军民分治之说,并在行动上极力推行军民分治,企图使都督徒具虚名。袁世凯任命他为广东护军使,陈炯明也不推辞。这样陈炯明身兼数职,尤其是护军使职,同都督权限不清。他接受袁世凯的任命后,遂开府广州,设使署,仍自兼绥靖处督办,一时权倾都督。  袁世凯极力抬高陈炯明,推倒胡汉民,造成胡、陈水火局面,以便坐收渔利。陈炯明亦有倚靠袁世凯来压胡汉民的念头。袁世凯政府的秘书梁士诒是广东人,梁是袁的心腹,称“智囊”。他秉承袁世凯意旨,挑拨胡陈交恶,多次派巨绅江孔殷当说客,竭力劝说陈炯明拥护袁世凯。陈炯明亦派心腹与梁交往。在陈炯明的默许下,梁士诏的亲信李兼善在广州设立秘密机关——“南园俱乐部”,专事贿诱粤军官,使拥陈叛胡。在李兼善的唆使下,《总商会报》、《七十二行商报》、《华国报》、《平城报》等,遇事攻讦胡汉民,使胡处于十分困难境地。宋案发生后,梁士治以“亲寿”为名,回到广州,亲自出马部署倒胡。梁贿买了许多粤军将领。  袁世凯于北京召开各省代表会议,胡汉民派秘书金章去京,而陈炯明加派官银钱局总理、国民党员邹鲁偕行。袁世凯认为邹鲁与陈炯明同乡同学,又曾同事,一定是陈炯明的心腹,所以对邹鲁很重视。除一般性接见外,还特别约见一次。袁问邹:“以陈代胡如何?”  邹当即表示反对,并提议派陈炯明去库伦处理外蒙独立事件,好把陈炯明调离广东,从而平息胡、陈之争。袁世凯不仅不肯答应,而且加紧进行以陈代胡的阴谋活动。  胡汉民本身也有许多缺点,他不习军事,未能掌握军队,性情狭隘,又是秀才造反、书生从政,缺乏足以应付时艰的实际斗争经验,习于纸上谈兵。他同省议会的关系紧张,省议会指控他“厉行军政,蹂躏法政”,甚至派温雄飞等人为代表,去北京控诉胡汉民,商界、报界对胡汉民也是一片嘲讽和叱骂之声。胡汉民原靠孙中山、孙中山已下野。胡汉民处于穷于应付的地位。  胡汉民在艰难的处境下,仍紧跟孙中山,他积极筹划了广东的反袁斗争。1913年5月初,他以个人名义通电全国,直斥“善后大借款”。他还多次提议扩编广东军队,以适应讨袁需要。在他主持下,广东制造局昼夜不停地赶造枪炮;大批粮食被购进广东,留充军粮之用。  宋案发生后,陈炯明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对袁世凯的态度保持令人费解的沉默。他和胡汉民一起参加省议会召开的秘密会议,胡汉民慷慨陈词,坚主讨袁,而独陈炯明一言不发。胡汉民禁不住问他:“公守口如瓶,外间必以公为否赞者,公宁忍坐视不相助为理耶?”  陈无以答。为了加强广东军事力量,以准备对付袁世凯的武力进攻,胡汉民多次提议,正式陆军再扩编1个师,以林震为师长。而陈炯明却不肯答应,议遂不行。广东的反袁运动,因而不能及时展开。胡汉民虽有心跟随孙中山,但手中无兵,亦无可奈何,只好一度暂主缓进。  胡汉民在犹豫一阵子后,还是坚持反袁。而陈炯明则不同,袁世凯尚不断赐给他恩典,而袁世凯又势焰方盛,因而态度犹豫,他说:“世凯虽怀不轨,但罪状未显,信用犹在,师出恐无名。”这实际上是放弃了武装讨袁的准备,给袁世凯重金收买粤军将领留下空子。


第四十一章 “江西王”斗法
  袁世凯在1913年6月14日下令撤免胡汉民广东都督兼民政长职务,调充所调“西藏布政使”,任命陈炯明为广东都督,陈昭常为民政长。如何回答袁世凯这一公开挑战,军政府内部意见分歧。朱执信向胡、陈献策说:“此时欲讨袁必先简选革命之劲旅,今在粤之第1师为钟鼎基,第2师为苏慎初,第1兵中无革命党人,第2师之中虽有而不多。今若新编革命军1师,则第2师当然可互相提携,第1师亦不敢有所变化,此上策也;其次则余辞去一切名义中之职务,专选优秀同志在粤军各军中宣传革命之理论与讨袁之大义,以坚将士讨袁之心,此又一策也。”  陈炯明曾高唱“军人不党”,使国民党在大难当头之时,却失去了对军队的控制。朱执信所献二策,都有“亡羊补牢”的深意,但陈炯明听不进去,不予采纳。胡汉民则无实权在手,茫然失措,灰心丧气。有人向胡建议,要求袁世凯收回成命,但胡已丧失斗争信心,去志甚坚,终于在6月20日弃职赴港。临行前,他不无沮丧地对陈炯明表示:他到上海后,将与叶夏声等人组织报馆,决不再入政界。  袁世凯以陈炯明取代胡汉民,其用心十分阴险毒辣,不但加剧了胡、陈之争,而且以都督为诱饵,将陈炯明收为己用。如果陈炯明不俯首听命,袁世凯则以龙济光为广东护军使,分割广东军政大权;以陈昭常为广东民政长,分割民政大权。军政、民政大权旁落他人之手,“都督”也就徒具虚名了,陈炯明在龙济光、陈昭常的牵制之下,无所作为。袁世凯如此煞费苦心,其目的就在于控制陈炯明,进而控制广东全省,斩断国民党的退路。  广东远离全国政治中心,袁世凯对它鞭长莫及,只能实行间接控制。而国民党在广东却有深厚基础,所以广东可以成为武力讨袁的根据地。孙中山等决定武力讨袁,对广东自然特别重视。胡汉民被免职后有《直讲李先生文集》。参见“经济”中的“李觏”。,孙中山和黄兴力促陈炯明立即就职,保住广东这块地盘,以便据以反袁。但陈炯明始以“内部不一致,兵力还薄弱”为借口,拒绝参与。孙中山亲自去澳门,约陈炯明在军舰上会面,促陈“四省独立,广东同时宣布”。  陈炯明对都督职位早就梦寐以求,但此时接任,却面临两种选择:或者按照孙中山的意图,实行武力反袁,这就会招致袁世凯的军事镇压;或者不反袁,国民党人必不容他。因此,陈炯明煞费踌躇,举棋不定。  陈炯明举棋不定,引起同志们的疑虑。黄兴从上海一连发给陈炯明3个电报,请“接任都督,宣布独立讨袁”;希望他“联合讨袁,切勿再延”;最后一电更愤然指出:“再不接任都督,独立讨袁,党人将不能相谅。”  袁世凯也逼着陈炯明表态,他通过他的秘书长梁士诒向陈炯明递交“最后通牒”,胁称:如果3天内不就职,一周之后,将改派龙济光接任。袁世凯的部队已大举南下缘”。北宋张载提出:“饮食男女皆性”。视“性”为人的生活,江西、安徽、江苏奋起讨袁已如箭在弦上,形势非常迫人。陈炯明至此已别无选择,只好于7月8日宣布正式就职。  陈炯明不甘心听任袁世凯摆布,让袁世凯的亲信龙济光等人架空自己。他在就职前向袁世凯提出,不得任命政府私人为粤省护军使及民政长,从中牵制一切。就职后,又一次要求袁世凯取消护军使的设置,从而垄断广东兵权。在陈炯明授意下,广东掀起一股拒陈风潮,吓得袁世凯派来的民政长陈昭常不敢南下。陈炯明趁机向袁世凯提出“暂时”兼任广东民政长,以10个月为限。袁世凯无奈,只好默认。于是袁世凯利用龙济光、陈昭常架空陈炯明的计划落空。  陈炯明就任都督后,并未下定决心讨袁。他在给孙中山的电报中,仍然坚持己见:“广东兵力单薄,不能首先发难。”他还致电袁世凯政府,希望调停“北赣两军冲突”,“使赣军晓然于中央用意所在,不至铤而走险,贻患大局。”  江西李烈钧反袁态度最为坚决。江西军队号称2师1旅。5月中旬,当袁世凯的北洋军第6师进驻兴国、蕲春、田家镇一线,随时准备向江西进攻时,李烈钧毫不示弱,立即在湖口、九江沿长江一线加强战备见“历史”中的“孙中山”。,将所属第1师、第2师及炮兵团、护卫军尽数开往九江、湖口、马当、关城、德安、沙河、江北瑞昌、武穴等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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