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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6月7日，黎元洪在东厂胡同宅邸前宣誓就职。
孙中山在上海发表宣言，要求政府恢复约法，尊重国会，即要求恢复民国元年的《临时约法》，把被袁世凯解散的国会恢复起来。西南军务院抚军长唐继尧也于6月10日通电北京政府，提出恢复民元约法，召集旧国会，惩办帝制祸首，将抵制护国军之军队撤回原地，召集军事善后会议等4项条件，声明北方如同意此条件，即可撤销军务院和取消西南各省独立，云云。
段祺瑞对孙中山及西南护国军的要求偏偏不理。又有国会议员孙洪伊、谷钟秀等，在上海自行召集议员250多人，联电致段祺瑞，要求恢复旧约法。 段祺瑞接此电报后，怀着极为矛盾的心情，与幕僚们研究对策，几天来都拿不出应付的办法。作为总理，他主张责任内阁制，而袁世凯的新约法的主要内容则为总统制，与他的愿望相背；旧约法的主要内容则是责任内阁制，对他甚是有利。但恢复旧约法，国会也将随之恢复。老袁非法废止旧约法，非法解散了国会，国会问题同约法问题，乃是一个问题的两面。要责任内阁制，就要旧约法和国会，国会之中，国民党人占多数，一旦恢复，他想个人军事独裁便行不通。 在南北双方就新旧约法问题之争陷入僵局时，不料驻沪海军总司令李鼎新率海军宣告独立，声明如不恢复《临时约法》，不恢复国会，不新组织责任内阁，海军就拒不接受北京政府的命令。此时北洋集团内部中，江苏将军冯国璋、河南将军赵倜等也主张恢复旧约法。
段祺瑞面对来自各方面的重大压力，感到有点难以支持，不得不于6月29日接受南方条件。
于是，黎元洪以大总统的名义，发布命令说：“共和国体，首重民意，民意所寄，厥惟宪法。宪法之成，专待国会。我中华民国国会自3年1月10日停止以后，时越两载，迄未召复，以至开国5年，宪法未定，大本不立，庶政无由进行。亟应召集国会，速定宪法，以协民志而固国本。宪法未定以前，仍遵行中华民国元年3月11日公布之临时约法，至宪法成立为止。”
黎元洪还发布命令，定于8月1日召集国会复会。并下令裁撤参政院、肃政厅、北京军政执法处等机关。 关于约法问题和国会问题，段祺瑞虽然被迫屈服，但是惩办帝制祸首问题，段又与西南各省争执。
西南方面提出惩办的帝制祸首有：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所谓的“六君子”，和朱启钤、段芝贵、周自齐、梁士诒、张镇芳、雷震春、袁乃宽所谓的“七凶”，合起来称为十三太保。事实上，参加帝制活动的岂止“十三太保”，除了不计其数的政治流氓称臣劝进的而外，还有为袁家皇帝摇旗呐喊的各省北洋军阀在内。西南方面，认为如果牵涉面过广，可能会影响与北方的和平解决，因而只提出这些人，其余不究，希望北京政府惩办，以便对全国人民有所交待。所谓的十三太保，不但是护国军所指出的“内乱重要罪犯”，应当“明正典刑以谢天下”，而且也是通国皆知的洪宪王朝的罪魁祸首，应说是绝对没有逃避罪行的余地。
但是，段祺瑞等与不少帝制祸首具有血肉相联的关系，就替他们说话。北京政府在研究这批祸首名单时，首先袁克定从彰德打来急电，为雷震春、张镇芳乞情，这两个人就从名单中剔出；随后冯国璋为段芝贵乞情，李经羲又力保严复和刘师培，说他们是“当代不可多得的人才”，名单上又剔出了这三个人；黎元洪认为李燮和、胡瑛都是老同盟会会员，为了对国民党表示善意，通缉祸首的名单中不宜罗列与国民党有关的人物，因此这两个国民党变节分子也可逍遥法外了；袁乃宽因与袁世凯有同族之谊，段也把他的名字剔出了。这样，“六君子”剩下“两君子”，“七凶”剩下“三凶”，合起来“十三太保”，只剩下了“五太保”。还有人替梁士诒乞情，说他与银行界具有深切关系，留着他替政府筹款也是好的。但黎元洪大不以为然，他说：“那么，我们不下这道命令倒还好些。”因此梁“财神”仍然榜上有名。
由于祸首的人数越研究越少，北京政府自己也觉得交代不下，才又补进了并非首要分子的顾鳌、夏寿田、薛大可三人，于7月14日以大总统名义发布命令，将这八人“拿交法庭，详确讯鞫，严行惩办，为后世戒。其余一律宽免”。
北京政府在惩办令发表之前，预先示意榜上有名的人赶快离开北京，因此，杨度、孙毓筠、梁士诒等从容不迫地由北京搬到天津，又由天津南下到上海、香港一带，有的则被张勋召往徐州，礼为上宾。北京法庭自然也就没有捉到一个祸首。
虽如此，西南护国军也就满足了。7月14日，护国军抚军长唐继尧、副军长岑春煊、政务委员长梁启超及南方各省诸首领，联名通电，撤销军务院，取消独立。至此，南北实现了统一。
北京政府在下令恢复旧约法的那一天，黎元洪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并发表：
唐绍仪为外交总长许世英为内务总长
陈锦涛为财政总长段祺瑞为陆军总长
程璧光为海军总长张耀曾为司法总长
孙洪伊为教育总长张国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