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摹⒐嗍涞摹⑿槲牡摹⒌ザ赖哪圆拷逃Ｋ衔叩冉逃淖谥疾煌谝话憬逃Φ币匝芯垦Ю砦鳌！ 〕露佬愣员贝笪目平萄У母母镏饕隽�4件大事： （1）扩充文科，增设德、法、俄语新系，并在哲学、中文、英文系设立研究所。 （2）允许学生自由选修各课，废除一切课程全部必修的规定。学校四门大开，谁愿意来听课都可以。 （3）整顿课堂纪律，制定考试制度。陈独秀为执行课堂纪律，曾将经常缺课的黎元洪的侄子误认为是许德珩，给予记大过一次，后一经发现错误，即收回成命，并对许进行劝慰。 （4）采购图书，广设阅览室，为学生提供学习条件。 陈独秀在改革文科的同时，也注意到自身的改造。他为了约束自己，加入了北大的进德会，作甲种会员。蔡元培在北大发起组织进德会，会员分为3种：甲种会员不嫖不赌不娶妾；乙种会员除前3戒外、加不做官吏，不作议员2戒；丙种会员除以上5戒外，加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3戒。陈独秀性格豪放，私生活也比较随便，有时涉足于花柳场中。这在当时虽不足为奇，但于新派人物的操行是不相容的。陈加入进德会后，被选为进德会评议员。 北大的改革、贯彻思想自由的原则，冲破了封建顽固派所设置的种种思想文化的禁区，向青年学生展现了广阔的学术自由的新天地。它提高了教学质量，开阔了学生的眼界，扩大了他们的知识领域，对学生接受新事物新思想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死气沉沉、腐朽不堪的北京大学，一变而为新鲜活泼、民主自由的园地。 科学与民主的思潮在北大盛行。它激荡着青年知识分子的心扉，冲开了长期被封建主义封锁着的思想闸门，青年学生迅速地行动起来，结社团，举行集会，积极干预国家大事。李大钊又于1918年冬组织起秘密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使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在北大传播。 原由陈独秀1人主编的《新青年》，于1918年1月改为同人刊物，成立了编委会。编委会7人：陈独秀、周树人、周作人、钱玄同、胡适、刘半农、沈尹默。并规定编委轮流编辑，每人一期，周而复始。《新青年》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编委聚会地点常常在陈独秀的寓所，陈独秀的家无形中成了新文化运动的指挥部。 《新青年》编委会是一个相当强壮的阵营。编委大多是一些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或自由主义者，其中钱玄同又是老同盟会员；鲁迅（周树人）曾参加光复会，并担任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政府教育部部员、佥事等职。他在教育部任职，公余时研究古碑，自然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时遇钱玄同组稿，便于《新青年》发生了关系。受《新青年》的启示和鼓舞，便在《新青年》上发表小说、随感录、政论、新诗和译文等。 陈独秀对鲁迅很敬重，说他“做的小说，我实在五体投地的佩服”，很盼望他为《新青年》创作小说，并一回一回的催。1918年5月，鲁迅的短篇小说《狂人日记》在《新青年》上发表，他借狂人之口愤怒控诉数千年的旧礼教是吃人的礼教，这是篇讨伐封建礼教的战斗檄文。 《新青年》的影响迅速扩大，创刊时发行不过1000份，到1917年猛增到1．6万份，而且每期出版后，在北大即销售一空。 但是，《新青年》是个月刊，出版周期长，且有时不能按期出版，内容多是学术性的大块文章，很难对现实的政治斗争发挥及时的指导作用。为了创办比《新青年》更迅速、刊期短，与现实更直接的刊物，陈独秀、李大钊议创《每周评论》。 1918年11月27日，陈独秀、李大钊和张申府、高一涵、高承元、胡适等在北大文科学长室开会，讨论创办《每周评论》问题，会上公推陈独秀负书记及编辑之责，编辑所设在北大新楼文科学长办公室内。 12月22日，《每周评论》创刊，它的内容有：国外大事述评、国内大事述评、社论、文艺时评、随感录、新文艺、国内劳动状况、通信、评论之评论、读者言论、新刊批评和选论等12个专栏。《每周评论》完全是个针砭时政的战斗性刊物，与《新青年》相互配合，相互补充，协同作战。 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在《新青年》和《每周评论》上公开亮出文学革命的大旗，又把文学革命与政治革命联系起来，明确地提出“三大主义”的革命口号，即：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封建国粹派由恐惧慌乱，变为疯狂的咒骂和反对，以林纾为代表的“桐城派”、以刘师培为代表的“文选派”最为猖獗。于是，钱玄同托名王敬轩在《新青年》上发表一篇反对文学革命、为封建文学辩护的《给新青年编者的一封信》，刘半农以记者名义写了一篇《复王敬轩书》。通过这出“双簧戏”对复古思想、以及对文学革命的各种非议，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抨击，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1919年1月，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本志罪案之答辩书》，对3年来所作的宣传，做了总结，从根本上反击了顽固派的进攻。林纾终于按捺不住，跳了出来，进行疯狂的反扑，于是，同顽固派短兵相接的战斗，便在《每周评论》上进行。 新旧斗争愈演愈烈，封建官吏出场了。安福国会议员张元奇赴教育部要求取缔《新青年》、《每周评论》等刊物，否则国会将提出弹劾教育总长案，弹劾蔡元培，而尤集矢于陈独秀。 陈独秀面对守旧派的诬蔑和军阀政府的威胁，毫不畏惧，特辑了全国14家报纸上的27篇支持新派的文章，以《特别附录：对于新旧思潮之舆论》为标题，刊登在《每周评论》上。这14家大报的言论，不仅是对林纾进行了有力的斥责，更重要的是对《新青年》创刊以来，提倡科学民主、文学革命所取得的成绩作了一次大检阅。 林纾的本意是以古文大家的架势，用诬蔑诋毁的手段，破坏和遏止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而结果却适得其反。舆论界看透了这位昏庸老朽王婆骂街蛮不讲理的恶劣手法，愈来愈支持以陈独秀为代表的革新派，但不可忽视的是站在林纾背后的北洋军阀政府的势力。 陈独秀为了减轻北洋政府对蔡元培的压力，特于《新青年》上发表《编辑部启事》，正式声明：《新青年》编辑部和做文章的人，虽然有几个在学校做教员，但这个杂志完全是私人的组织。我们的议论完全归我们自己负责，和北京大学毫不相干。 顽固派早就想把陈独秀等驱逐出北大。京中盛传陈独秀等被驱逐出北大，陈独秀立即揭露：“若利用政府权势，来压迫异己的新思潮，这乃是古今中外旧思想家的罪恶，这也就是他们历来失败的根源。”至于“造谣吓人，那更是卑劣无耻了！” 上海《申报》登出北大教员陈独秀、钱玄同、胡适等4人被驱逐北大的消息。这些谣言一经刊出，读者信以为真，于是舆论哗然，北京、上海各报纷纷发表评论，立即爆发了一场新旧思潮的激战。 北大学长、教授会、主任会原拟定这年暑期后实行文理科合并，不设学长，设一教务长统辖教务，现在迫不及待地提前于4月8日实施了，推举马寅初任教育长。为封建恶势力最痛恨的文科学长陈独秀就这样被排挤了。
第二十二章 五四圣火
陈独秀在“五四”前夕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20世纪俄罗斯的革命》一文，这时他的思想开始转向科学社会主义。前面说过，李大钊在中国宣传马列主义是第1人，他在1918年下半年即连续发表了《论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等论文，满腔热忱地讴歌社会主义革命，赞扬马克思、列宁的业绩。 李大钊、陈独秀在《每周评论》和《新青年》上发表的宣传社会主义革命的文章或译文，主要内容有3个方面：一是宣传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报道战后德国、匈牙利等国无产阶级革命及东方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形势；二是摘译发表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介绍科学社会主义；三是报道国内劳动状况，如北京男女佣工、河南修武煤矿、唐山煤厂、山东东平县佃户等地劳动者的生活状况。 “五四”运动爆发后不久，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标志着他已经成为中国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虽然比李大钊晚半年多，但紧紧地跟上来了，而且当他一旦转向马克思主义以后，由于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重要地位和显赫的声望，他发挥的作用和影响更大。 陈独秀、李大钊不仅通过办刊物来宣传革命，而且还在实践活动方面，积极组织青年人从事革命活动。李大钊在北大创办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以红楼图书馆主任办公室为园地，吸收了邓中夏、高君宇、张国焘、何孟雄、罗章龙、朱务善、赵尔康、秦君等青年学生中的先进分子参加向绝对的逐步深化的过程，真理总是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向他们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北大学生许德珩、邓中夏、黄日葵、高尚德、张国焘、段锡朋、易光嶷等，成立了《国民》杂志社，聘请李大钊为顾问。文科学生傅斯年、罗家伦等发起组织“新潮社”。遇到经济困难时，陈独秀跟他们说：“只要你们有创办的决心和长久支持的志愿，经济方面可以由学校负担。”于是，“新潮社”便宣告成立，并创办《新潮》月刊。 《新潮》和《国民》杂志的创刊，更使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国民》杂志反帝旗帜鲜明；《新潮》的读者对象主要是中学生，它的宗旨是“把中学生在封建主义顽固分子的毒害下拯救出来”。它的发行数量大，影响面广，时人美誉它是《新青年》的卫星，《每周评论》又是青年人欢喜无量的明灯，仅在北京一地就发行5万多份，其议论之精辟、叙事之简洁为全国新闻之冠。以上几种刊物，对五四运动的发动和发展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和指导作用。 1918年5月21日，北大、高师、高工等校学生2000余人为反对中日协定，破天荒地举行游行请愿活动。 这次游行请愿活动虽然没有结果，但学生认识到必须联合起来，于是北京一部分学生组织了学生救国会，并派出许德珩、易克嶷等人南下联络。他们与天津的北洋大学学生张太雷，工专学生马千里、张传琦、马骏、郭隆真（女）、谌志笃有限的自我的“人格”之外，另有无限的上帝的“人格”存，武汉的恽代英，九江的方志敏，南京的林祖列，上海的张闻天等爱国学生建立联系。学生救国会几乎成为全国性的学生团体了。1919年3月，邓中夏在李大钊的指导下，在北大发起组织平民教育讲演团，一时加入的有39人，宗旨是“增进平民知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他们在北京的大街小巷作讲演，向平民进行启蒙教育。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局是巴黎和谈。 1918年11月，大战结束，1919年1月，各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凡尔赛宫举行“和平会议”。中国曾经宣布参加协约国对德宣战，也属战胜国之一，北京政府遂派外交总长陆征祥及顾维钧、王正廷、施肇基、魏宸组5人为全权代表参加巴黎和会。会上，日本代表提出荒谬无理要求：大战前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包括铁路、矿产、海底电缆等一切动产及不动产以及筑路开矿权，无条件让给日本。袁世凯曾以日本支持他称帝为条件，接受亡国的“二十一条”，其中便有山东问题。段祺瑞为了武力统一全国，大量向日本借款，派章宗祥和日本政府交换了“中日军事秘密换文”。日本代表在和会上便以“二十一条”和“中日军事秘密换文”为借口提出无理要求。英、法、美等国首脑不顾中国代表的请求，答应将德国在山东掠夺的一切权利全部让予日本，并写进《协约和参战各国对德和约》中去。 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国内，国人大为震惊，全国上下奔走呼号，沸沸扬扬。中国人民的感情受到了极大的刺激与挫伤，青年知识分子尤其义愤填膺同仁”，当爱及夷狄禽兽。主张“为主之道”重整纲纪。收入，怒火中烧。 陈独秀分析了巴黎和会后，一再强调要采取直接行动，对中国进行根本改造。他的言论非常符合激进青年的心意，青年们对他十分敬佩，紧紧地团结在他的周围。正是在他的这些号召的鼓动下，易克嶷、匡互生、罗章龙、吴坚民、宋天放、李梅羹、王复生、刘克俊、夏秀峰、张树荣、吴慎恭、吴学裴、王有德等各院校青年学生，秘密组织了一个行动小组。 这个小组对五四运动的发动起了积极的作用。 1919年5月2日，北大2000余名学生举行集会，抗议巴黎和会。3日，北京各界纷纷集会，讨论山东问题的对策。4日童心初为“穿衣吃饭”、“趋利避害”的本能。随着年龄的增，陈独秀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两个和会都无用》，说国内的南北和谈会议重在党派的权利；巴黎和会各帝国主义重在本国的权利，这是两个分赃的会议，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 5月4日，北京十几所学校的学生3000余人，为解决山东问题，举行示威。他们高举大旗从四面八方向天安门广场汇合，旗上大书“外抗强权，内除国贼！”、“还我青岛！”、“取消二十一条！”、“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青年学生一马当先，爱国运动风起云涌，迅速波及到全国20多个省市的150多个大小城市。单是山东一省，先后便有30多座城市的学生和市民投入斗争。 五四运动爆发后不久，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被迫于5月9日晨秘密离京。陈独秀在沪上的好友料到他在京必多危险，函电促其南下，他气愤地回答说：“我脑筋惨痛已极，极盼政府早日捉我下监处死，不欲生存于此恶浊之社会也。” 6月3日，北京学生团又上街演说，军警狂捕学生170余人，监禁在北大法科的讲堂里，其中大部是北大学生。4日另一类以讲述教育中的根本问题为主，兼述各个流派的不同，又有700多学生被捕，关押在北大理科校舍，全国最高学府一时变成了拘留所。 陈独秀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研究室与监狱》一文，文章虽不满100字，但字里行间洋溢着战斗的激情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且富有哲理。其文曰： 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 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正的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 这位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便像普通的战士一样，直接行动起来。他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交由胡适译成英文，在夜里同高一涵一起到嵩祝寺旁边一个为北大印讲义的小印刷所去印刷。印完时，已是深夜一点多钟。 《北京市民宣言》印在一页纸上，上半部为汉文，下半部为英文，即： 中华民族乃酷爱和平之民族。今虽备受内外不可忍受之压迫，仍本斯旨，对于政府提出最后最低之要求如下： （1）对日外交，不抛弃山东省经济上之权利，并取消民国四年、七年两次密约。 （2）免除徐树铮、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段芝贵、王怀庆6人官职，并驱逐出京。 （3）取消步军统领及警备司令两机关。 （4）北京保安队改由市民组织。 （5）市民须有绝对集会言论自由权。 我市民仍希望和平方法达此目的。倘政府不顾和平，不完全听从市民之希望，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特此宣言，敬求内外士女谅解斯旨。 （各处接到此宣言，希即复印传布） 陈独秀提出罢免官职的那6个人，其中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3人是卖国贼，曹曾任外交次长、总长，时任交通总长，是“二十一条”签约的代表；章宗祥时任驻日公使，是“中日军事秘密换文”的经办人；陆宗舆时任币制局总裁，签订“二十一条”时，他是驻日公使，也是日本人的一条忠实走狗。学生在五四游行时，队伍冲向赵家楼，找曹汝霖算帐。正巧，曹汝霖、章宗祥从总统府饮宴回来不久，曹汝霖越墙逃走，章宗祥被学生捉住打得鼻青脸肿，趴在地上苦苦求饶。学生们未抓到曹贼，心头怒火难消，便纵火烧了曹宅赵家楼。 徐树铮是段祺瑞的心腹，时任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司令。段芝贵任京畿警备司令、陆军总长。王怀庆任步军统领。这3个人都操有重兵，是段氏皖系军阀的重要成员。罢免这3个人，对皖系军阀，便是釜底抽薪。 《宣言》印好后，陈独秀亲自去散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