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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依必然有的不同惰况，而逐年不同。这各种情况，在前一场合，是由选举地域的收税员判定；在后一场合，是由教区的收税员判定，这两者，都在或大或小程度上受州长的指导及影响。据说，此等收税员，往往对于那些情况，错下评判，不但是由于无知和误报，而且是由于党同伐异，乃至个人私怨。任何纳税者，在税额未评定以前，不能确知他要纳税多少，那是显明的；他甚至在税额既经评定以后，亦还不能确切知道。假若一个应该免税的人，被课有税，或一个人所税超过了他应税的比例，他们虽然都必须暂时付出税额，但他们如果诉说不平，并证实了不平的理由，那么，为了补偿他们，翌年全教区便当追征一个附额。假若纳税者破产，或者全无支付能力，其应纳的税，必须由收税员垫付，而为补偿收税员，翌年全教区亦当追征一个附额。假若收税员自身破产了，选出他的教区，就必须对选举地域的总收税员负责那个收税员的行动。但是，控诉一全教区，在总收税员自属麻烦；所以，他往往先任意选定那区中最富的纳税者五、六人，叫他们补偿那收税员无力支付的损失，而以后再向全教区追征以补偿他们。这种追征税，总是那特定年度贡税以外另收的数额。
当一种税加在特定商业部门的利润上时，商人们都会留意，使上市的货物量，不至过多超过他们能卖得足够偿还所垫付的税的价格的数量。他们有的由营业上撤回一部分资本，使市场上的供给，较前减少。价格国货少腾涨起来，那种税最后的支付，就落在消费者身上了。但是，当一种税课在农业资本利润上时，农人如由那种用途撤回一部分资本，一定没有利益可言。各农民占有一定量土地，对那土地支付地租。要求这土地耕作适宜，一定额资本，是必要的。如果他把这必要的资本撤回一部分，他不会更有能力支付地租或赋税。为要付税，他的利益，决不是在于减少农作物产量，也决不是在于减少市上农作物供给量。因此，这种税决不会使他抬高其产物的价格，把税转嫁于消费者，以取偿所付的税。不过，农民也如一切其他营业者一样，须得有合理的利润，否则他就会放弃他这种职业。在他有了这种负担以后，他只有对地主少付地租，才能得到合理的利润。他必须输纳的赋税愈多，他能够提供的地租就愈少。设若这种税，课在租约未满期以前，那就无疑会使农民陷于困难，甚或陷于破产。可是，当租约满期续可时，这赋税就一定要转嫁于地主。
在施行个人贡税的各国，农民所纳的税，通常是与他在耕作上使用的资本成比例。因此之故，他常怕保有良马良牛，而竭尽所能用那些最恶劣、最无价值的农具耕作。他一般是不信任估税员的公正，恐其强纳重税，总装作贫困，以示无力付纳。采用这可怜策术的，大概没有好好考虑他自己的利益吧。他由减少生产物所损失的，说不定比他减少赋税所节约的还多呢。这种恶劣耕作的结果，市场上的供给，无疑要少一些，但由此惹起的些微的价格的开涨，恐怕就连赔偿他减少生产物的损失还嫌不够，哪能使他支付更多的地租给地主呢。这种耕作的退化，公家、农民、他主，都会多少蒙其不利。至于个人的贡税，在许多方面，都倾向于妨害耕作，从而涸竭富裕国家的财富源泉，我在本书第三篇，已经陈述过了。
北美南部各州及西印度群岛，有所谓人头税，即对每个黑奴逐年所课的税。恰当地说，这税就是加在农业资本利润上的一种赋税。因为耕作者大部分都是农民兼地主，所以这种税的最后支付，就由他们以地主的资格负担了。
对于农业使用的农奴，每人课以若干的税，往昔全欧洲似乎都曾行过，迄今俄罗斯帝国仍有这种税。也许是因为这个缘故吧，人们对于各种人头税，常视为奴隶的表征。但是，对于纳税者，一切的税，不独不是奴隶的表征，而且是自由的表征。一个人纳税了，虽然表示他是隶属于政府，但他既有若干纳税的财产，他本身就不是主人的财产了。加在奴隶身上的人头税，和加在自由人身上的人头税，是截然两样的。后者是由被税人自行支付，前者则是由其他不同阶级的人支付。后者完全是任意抽征的，或完全是不公平的，而在大多数场合，既是任意抽征又是不公平的。至于前者，在若干方面，虽是不公平的，因为不同的奴隶，有不同的价值，但无论就哪方面说都不是任意抽征的。主人知道他的奴隶人数，就确然知道他应当纳税几多。不过，这种不同的税，因为使用同一名称，所以常被人视为同一性质。
荷兰对于男女仆役所课的税，不是加在资本上的，而是加在开支上的，因此，就有类似加在消费品上的一种消费税。英国最近对于每个男仆课税二十一先令，与荷兰的仆役税相同。此税的负担，以中等阶级为最重。每年收入百镑者，或要雇用一个男仆；每年收入万镑者，却不会雇用五十个男仆。至于贫民，那是不会受影响的。
课在特定营业上的资本的利润税，决不会影响货币利息。一个人放债，绝不会对资本用于有税用途的人，收取低于向资本用于无税用途的人所收的利息。一国政府，如企图按相当正确的比例，对各种用途的资本的收入，一律课税，那在许多场合，这税就会落在货币利息上。法兰西的二十分之一即二十便士取一的税，与英格兰所谓土地税相同，同样以土地、房屋及资本的收入为对象。就其对资本所课的税，虽不怎样严峻，但与英格兰土地税课在资本方面的比较，却要正确多了。在许多场合，它完全落在货币利息上面。在法兰西，人们往往把钱投资于所谓年金契约，这就是一种永久年金，债务者若能偿还原借金额，即可随时偿却，但债权者却除了特殊场合，不许请求偿却。这种二十取一的税，虽对这一切年金课征，但似乎没有提高这年金率。
第一项和第二项的附录
加在土地、房屋、资财上的资本价值的税
当财产为同一个人所拥有时，对于这财产所课的税，无论如何恒久，其用意决不是减少或取去其财产的任何部分的资本价值，而只是取去该财产的收入的一部分。但当财产易主，由死者转到生者或由一个生者转到另一个生者时，就往往对这财产课以这种性质的税，使得必然要取去资本价值的某一部分。
由死者传给生者的一切财产，以及由生者过渡到另一个生者的不动产如土地、房屋，其转移在性质上，总是公开的，彰明昭著的，长久隐瞒不得，所以公家对于这种对象。是可以直接征税的。至于生者彼此间在借贷关系上发生的资本或动产的转移，却常是秘密的，并老是能保守秘密。对于这秘密转移，直接征税，不容易做到，所以采用两种间接方法：第一，规定债务契券，必须写在曾付一定额印花税的用纸或羊皮纸上，否则不发生效力；第二，规定此类相互接受行为，必须在一个公开或秘密的簿册上登记，并征收一定的注册税，否则同样不发生效力。对于容易直接课税的财产转移，即对各种财产由死者转移给生者的有关证件，及对不动产由一生者转移给另一生者的有关证件，也常常征上述印花税和注册税。
罗马古代由奥古斯塔斯设定的二十便士取一的遗产税，即对财产由死者转移给生者所课的税。关于此税，迪昂·卡西阿斯曾有详明的记述。据他所说，这种税，虽课于因死亡而发生的一切继承、遗赠和赠与行为，但受惠者如是最亲的亲属或贫者，则概予豁免。
荷兰对于继承所课的税，与此为同一种类。凡套系继承，则依亲疏的程度，对其继承的全部价值，课以百分之五乃至百分之三十的税。遗赠旁系，亦同此税法。夫妻遗赠，不论夫赠给妻或妻赠给夫，都取税十五分之一。直系继承，后辈传与长辈的悲惨继承，则仅税二十分之一。直接继承，如是长辈传与后辈的继承，通例无税。父亲之死，对其生前同居的子女，很少有增加其收入，而且往往会大大减少其收入。父亲死了，他的劳动力，他在世所享有的官职，或某些终身年金，都要损失去的，设更由课税取去其一部分遗产，而加重这损失，那就未免近于残酷和压迫。但对于罗马法所谓解放过了的子女，苏格兰法上所谓分过家了的子女，即已经分有财产，成有家室，不仰仗父亲，而另有独立财源的子女，情况则或有不同。父亲的财产留下一分，他们的财产就会实际增加一分。所以，对这财产所课的继承税，不至比一切其他类似的税，惹起更多的不便。
封建法使得死者遗给生者和生者让给生者的土地转移，通通有税。在往昔，欧洲各国且现此为其国王主要收入之一。
直接封臣的继承人，在继承采邑时，必须付一定税额，大概为一年的地租。假若继承人尚未成年，在他未成年期中，此采地的全部地租都归国王，国王除扶养此未成年者及交付寡妇应得的部分的亡夫遗产（如果这采地有应享遗产的寡妇）外，没有任何负担。继承人达成年时，他还得对国王支付一种交代税，此税大概也等于一年的地租。就目前而论，未成年如为长期，往往可以解除大地产上的一切债项，而恢复其家族已往的繁荣；但在当时，不能有此结果。那时普通的结果，不是债务的解除，而是土地的荒芜。
根据封建法，采地保有者，不得领主同意，不能迳行让渡，领主对于这同意，大抵要索取一笔金钱。其初，这笔钱额是随意指定的，以后，许多国家都把这规定为土地价格中的一定部分。有的国家，其他封建惯例虽然大部分废止了，但对于这土地让渡税，却依然存续着，而为其君主收入的一个极大来源。在伯尔尼联邦，此种税率极高；土地为贵族保有的，占其价格六分之一，为平民保有的，占其价格十分之一。在卢塞恩联邦，土地变卖税，只限于一定地区，并不普遍。但是，一个人如为转居异地而变卖土地，则对卖价抽税十分之一。此外，其他许多国家，有的则对一切土地的变卖课税，有的则对依一定保地条件而保有的土地的变卖课税，这些税都或多或少构成其君主的一项重要收入。
上述交易可以印花税形式或注册税形式，间接对之课税，而此等税，也可与转移物的价值成比例，也可不与转移物的价值成比例。
英国的印花税，不是按照转移的财产的价值（最高金额的借据，只须贴一先令六便士或二先令六便士的印花），而是按照契据的性质，高下其税额。最重的印花税，为每张纸或羊皮纸贴六镑印花。此种高税，大抵以国王敕许证书及某些法律手续为对象，不管转移物的价值是多少。英国对干契约或文件的注册，毫无所税，有之，不过管理此册据官吏的手续费罢了。即此手续费，亦很少超过对该管理者的劳动的合理报酬的数额。至于君主，没由此取得分文。
在荷兰，印花税和注册税同时并行。此等税的征收，在若干场合，系按照转移财产的价值的比例；而在其他场合，又没有按照此种比例。一切遗嘱，都需用印花纸书写，该纸的价格，与所处理的财产成比例，因此，印花纸的种类，就有由三便士或三斯泰弗一张，至三百佛洛林（即二十七镑十先令）一张的。假若所用印花纸，其价格低于其应用印花纸的价格，继承财产就全部没收。这项税是对继承所课的其他税以外的税。除汇票及其他若干商用票据外，所有一切票据、借据等，都应完纳印花税。但此税不依转移物价值比例而增高。一切房屋、土地的变卖，以及一切房屋、土地的抵押契据，都须注册，而在注册时，并对国家纳变卖品或抵押品价格百分之二点五的税。载重二百吨以上之船舶，不问其有无甲板，变卖时也要完纳此税。这大概是把船舶看作水上的房屋吧。依法庭命令而变卖的动产，亦同样缴纳印花税百分之二点五。
法兰西亦是印花税注册税同时并行。前者视为国内消费税的一部分。实施此税的各州，例由国内消费税征收人员征收。后者则视为国王收入的一部分，由其他官吏征收。
由印花及注册课税的方法，虽同为很晚近的发明物，但不及一百年之间，印花税已几乎遍行于欧洲了，注册税也非常普遍。一个政府，向其他政府学习技术，其最快学会的，无过于向人民腰包刮取金钱的技术。
对财产由死者转移到生者所课的税，最终地和直接地都要落在接受此财产者的身上。对土地变卖所课的税，却完全要落在卖者身上。卖者的变卖土地，往往是迫于非卖不可，所以必须接受他所能得到的价格。至于买者，则没有非买不可的需要，所以，他只肯出他所愿出的价格。他把土地所费的价格和赋税，放在一处划算：必须付出的赋税愈多，他愿意出的价格就愈少。因此，这种税，常是由那些经济困难的人负担，所以一定是残酷的、难堪的。对变卖新房屋所课的税，在不卖地皮的场合，大抵是出自买者方面，因为建筑家普遍总得获取利润，没有利润，他一定会放弃这种职业。如果税由他垫支了，买者大抵总得偿还他。对变卖房屋所课的税，一般由卖者负担，其理由与变卖土地相同。他卖，大概是因为有卖的必要或因为卖了于他方便些。每年出卖的新房屋数，多少是受需要的支配；那需要如对建筑家不能提供利润，他就不会继续建筑。至于每年出卖的旧房屋数，却是受偶发事故的支配，这些事故，大抵于需要无何等关系。一个商业城市上如有两三件大破产事故发生，就有许多房屋要出卖，并且都会以能够得到的价格出卖。对变卖地皮所课的税，亦由卖者负担，其理由与变卖土地同。借贷字据契约的印花税及注册税，全部出自求借者，而事实上也常是由他支出。诉讼事件所课的印花税及注册税，由诉讼者负担。无论就原告或被告说，这税都不免减少争讼对象的资本价值。为争得某财产所费愈多，到手后的纯价值一定愈少。
各种财产转移税，如果会减少那财产的资本价值，必会减少那用以维待生产性劳动的资源。人民的资本，总只用以维待生产性劳动者，君主的收入，则多半是用以维持非生产性劳动者。这种税，既是牺牲人民的资本来增益国君收入，所以多少总是不经济的。
况且，这种税的征收，即使按照转移物的价值的比例，还是不公平的。因为相等价值的财产未必都作同一次数的转移。至于不按照价值的比例征收，象大部分印花税及注册税，那就更要不平等了。不过，此税在任何场合，都是明显确定的，而不是任意决定的。虽有时不免加在非常无力负担的人身上，但支付的期间，大概总是便于纳税者。到了支付的日期，他大抵总有钱来付税。此外，此税的征收，用费极少。除纳税本身的无可避免的不便外，它一般不至增加纳税者以任何其他的不便。
在法兰西，人们对印花税不曾有什么怨言，但对所称为注册税，却怨言四起。它使租税包收人手下的人员有借口大事勒索的机会，而勒索又大抵是任意的、不定的。反对法国现行财政制度的刊物，大半都是以这种注册税弊害为主题。不过，不确定一点，似乎还不是这种说的内在性质。如果这一般的不平，确有理由，那弊害倒宁可说是生于课税敕令或法规用语有欠精确和明了，而不是生于此税的性质。
抵押契据以及一切不动产权利的注册，因其给予债权者及买入者双方很大的保障，所以极有利于大众。至于其他大部分契据的注册，既对大众无何等利益，又往往对个人不便，甚且危险。一般认为应保守秘密的股据，绝不应存在。个人的信用的安全，不应当信赖下级税交的正直与良心那样薄弱的保障。但是，在注册手续费成了君主收入源泉的场合，则应注册的契据固须注册，不应注册的契据亦须注册，于是通常无限制地增设注册机关。法国有种种秘密的注册簿。这种弊害，虽或不是此税的必然结果，但我们总得承认，那是此税非常自然的结果。
英格兰课加在纸牌、骰子、新闻纸乃至定期印刷物等等的印花税，恰当地说来，都是消费税；这些税最后的支付，是由使用或消费这些物品的人负担。麦酒、葡萄酒及火酒零卖执照所课的税，虽原要加在这些零卖者的利润上，但结果同样由消费者负担。象这类税，虽然也是称为印花税，虽然和上述财产转移印花税一样，由同一收税人员用同一方法征收，但其性质完全不同，且由完全不同的资源担负。
第三项劳动工资税
我曾在本书第一篇努力说明过；低级劳动者的工资，到处都受两种不同情况的支配，即劳动的需要，和食物的普通或平均价格。劳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