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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编排（《武连德博士》则错简），也没有表示哪些是温著集外文，并且遗弃了原书的序文。
辨识文章的主名是个力气活儿，“编者也就是作者”的“判断”可也忒省心省、事了。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连《中国评论周报》都不闻，连温源宁的作品都不问，怎么就矜诩创获编“足本”呢！作为温源宁的高弟和良友，钱默存当时记温源宁“写了二十多篇当代中国名人小传”，或许少说了点儿，而这个“足本”一下子弄出四十几篇，不亦多乎哉！
《王德林，“一战斗的公牛”》格外长（译者居然花两个半页去注释“二十一条”），原本有作者署名——L。Y．，就是《中国评论周报》主编助理兼Oversea Chi… nese专栏编辑的林幽（Lin Yu）。假如策划者留意到篇末署的L．L。，那译者手里就不会有它的复印件了。伯蹇叔盲，求玉获石，害得译者出面解释：“L．Y．应为本文作者名字的拼音缩写，待考。”咳，编译者轻易抛弃了职权，愣留“待”读者自“考”。
《刘铁云先生》（原文无“先生”）英文本有编者的题注，说明是据传主之侄刘大钧发表在《人间世》上的文章编译的（Based on an article by his nephew，Dr。 D．K．Lieu。in“The Jen Chien Shi'h”）。刘大钧也是《中国评论周报》的撰稿编辑 （曾任主编顾问），《刘铁云先生轶事》刊于《人间世》第四期（1934年5月20日），改编者不会是温源宁，因为温源宁不怎么通文言文。在Intimate Portraits里，挨着《刘铁云》的是《章太炎》，也是据《人间世》第十一期上曹聚仁《章太炎先生》编译的，“足本”就没收——莫不是落了？
高君珊、顾静徽两个女人的小传，写的情事（温源宁未尝留学美国），用的口气，明摆着非温源宁所作。作者像是传主的同性同学（第65页：“那天夜晚，在安阿伯南区大街的一间顶楼房间里，同在一起的有我们三个”云云，第82页：“我们曾在同一套公寓内住过六个或八个星期，我做饭，她洗碗”云云）。葛龚莫辨，雌雄迷离，就一骨脑儿拣进篮子里。
古都西安 旧城新命
■ 郑也夫
很高兴有机会向西安市政府的同志们，就大城市发展的若干问题谈谈我学习和思考的几点心得。我的谈话分四部分。第一是交通问题，我将侧重于地铁与都市的关系。第二是城市公共空间问题。第三是深度城市化的问题，即如何将农民工融人城市社会中。第四是西安在文化上需要承担的两大功能，保留古典文化和民俗文化的基因。
一、交通问题
交通问题千头万绪，今天只谈地铁。地铁对大城市太重要了。生物学家说，小动物的身体结构有很多选择。大动物没有，它必须有一个大的骨架，不然就是一堆烂肉。大城市也是这样，没有选择，必须建设地铁。
中国人开始搞地铁的时间其实不算晚，但是后来停顿了。北京的地铁1969年通车，世界上地铁通车比北京晚的大城市有11个，都是世界名城，但其地铁的长度却都大大超过了北京。比如墨西哥城地铁通车时间稍晚于北京，也是1969年，长度是178公里；旧金山通车时间1972年，长度115公里；汉城通车时间 1974年，133公里；美国首都华盛顿通车时间1976年，长度144公里；亚特兰大是1978年73公里；布加勒斯特是1979年，59公里。去过香港的人都会惊叹香港地铁的方便，但其起步是大大晚于北京的，1980年通车，长度43公里。新加坡地铁则是1990年通车，67公里。这些城市建设地铁统统是在北京之后，但现在的公里数几乎都超过了北京，有些超过北京几倍；
北京地铁1969年通车，在时间顺序上居世界第36位。以后世界上又有一百多个城市发展起了地铁，其中80个是在1978年以后。也就是说世界上有80个城市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才开始发展地铁。举出这个发展序列要说明什么？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经济力不够，要发展地铁也难。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经济力得到极大发展。正是在这个时候，地铁在世界范围蓬勃发展，但中国没有跟上。这说明中国地铁发展缓慢，不是实力的问题，是认识的问题。
现在全世界用地铁的城市有一百六十多个，总长度六千多公里。中国无论是拥有地铁的城市，还是地铁的总长度，与世界相比都是个零头。中国在世界上是人口、面积的超级大国。经济总量上也是大国。虽然“人均”低，但是大家的钱集合起来，绝对是个超级大国，但是世界上有12个国家地铁的总长度超过了中国。美国居第—位，城市地铁总长度1200多公里。日本第二位560公里，英国490公里，德国470公里，法国410公里，俄国已经被独联体分裂，减少了很多城市以及地铁的总长，但仍然有390公里。西班牙是250公里。墨西哥是220公里。巴西是180公里。韩国是170公里。加拿大150公里。这12个国家地铁总长度都长于中国。这个现象再次证明我以上的判惭，不是资金的问题，我们认识有问题。
很多城市的领导都慨叹地铁是挺好的，但成本昂贵啊。我的看法截然相反，搞地铁太便宜了。全世界为什么165个城市搞地铁；正是因为它便宜啊。人家说开什么玩笑？—公里就三四个亿人民币。不错，是这个造价，但也确实太便宜了，我跟你算个账。
首先地铁省地皮。一个超大城市的地皮是个什么价？在座的比我清楚。因为对一个城市的建设者，地皮价格是最基本的数字。一条地铁运人的效率，我认为能相当于3条以上的公路。莫斯科人出行50％以上由地铁承载，平均每天每人要坐一次地铁。所以说一条地铁能相当于地面上。3条很宽的公路绝对不为过。1公里长的3条公路的面积是：1000米x50米x3=15万平方米。城市的地铁都修到地皮比较贵的地带。北京、上海的地价是1平米1万块钱乙我们修一条地铁能省 3条很宽的地面公路，也就是可以节省地皮钱15亿元（15万平方米x1万元）。要是相当于4条公路呢？就是节省20亿元。西安的地价就算是上海、北京的一半，一平米5000元，3条公路的地皮价格是7．5亿。4条就是10亿元。修1公里地铁不就是4个亿吗？光是节省地皮钱就够修建费了。不建地铁的话，就得扩建道路，就得征地。这个星球上最宝贵的资源就是地皮。地皮只能增不能减。修了地铁就节省了最昂贵的资源。洛杉矶1/2的地皮都用来修路、用来停车，不荒诞吗？
地铁对地面的生态有极大的改善。修了地铁以后，城市的路面就不堵塞了，可以还路为街，城市街道可以重新变得赏心悦目。减少了沥青，减少了停车场，增加了绿色，增加了人气，城市地面上会变得富有人情味。
西安的旅游资源无比丰富，潜力巨大。如果有了地铁，城市交通费用不高，坐地铁、轻轨，要到什么地方都能去，就不仅能吸引有钱人来旅游，还可以吸引不太有钱的人、大学生来旅游。比如日本东京城市地铁是一个网格，到什么地方，你查地图，找到距离该地点最近妁地铁站，下地铁后十分钟肯定可以走到。
我认识—个报社记者，跟我一样是个自行车族。他的自行车可以折叠起来上地铁，出来后打开接着骑。这个车比较贵，2000元左右，他骑车去越南旅游，就地卖给了来越南旅游的欧美大学生，卖了2000多块钱。因为欧美国家的大学生出去旅游常常是采取自行车的方式，或者自行车和地铁结合。地铁要是非常发达，甚至可以不用自行车。
我去过莫斯科两天。到那里以后，强行指定的车送我到旅馆，下车一问，绝对是莫斯科郊外，离最远的地铁车站还有一段距离。住下以后我很发愁，就两天时间，我怎么去市里啊？第二天别人告诉坐公共汽车，坐到地铁站。那个地铁站的位置相当于北京的昌平，离莫斯科红场几十公里，但是不到40分钟就到了。我就靠地铁一个人游览了莫斯科。
来之前我从电脑上查了一下西安建设地铁的规划，有五条线路，但还没有日程，据说一号线正在向国务院申请。我觉得西安的地铁应该很好地借鉴国内外的经验。特别是吸取教训。
我们地铁建设的第一个教训就是链接太差了。香港、台湾，更不要说东京、纽约了，地铁链接的非常好。你若去火车站，从地铁站就能直接进入，不用上地面。相比较，打的去火车站是很辛苦的，还需要扛着箱子等待检票、检查。台湾的每个地铁出口都有十几个通道。有的马上可以上地面，有的可以在地下走五十米或更远，但没有任何障碍，这样给人们提供很大的便利。
第二个教训是中国大城市地铁项目的上马太慢，通常都是一条线，第二条线迟迟跟不上。其实地铁要实现盈利，应该短期内有规模地上马，这样才能使其成为市内主导的交通方式。只有一条线，坐了地铁以后还要换乘别的车，不能解决全程的问题。而5到10年内地铁能够成规模地上马，就可以吸引这个城市的人改换交通方式，使地铁成为主导的交通方式。我国已有地铁的城市中，地铁的发展都是蛇行龟步，速度非常缓慢，没有一个短期内实现了通盘计划。为什么这样？原因很复杂，第一个就是要等审批，还是那句话，认识存在问题。如果第一条地铁上了，第二条地铁迟迟跟不上，就减少了地铁本来拥有的优势。地铁成为城市实惠、廉价的主要交通方式的可能性被扼杀了，成了一个新奇的玩意，成了一个尝鲜、观光的东西。
第三个教训就是北京地铁的教训。北京地铁站台的长度不足，车站只能容纳六节车厢，不能再增加，否则头尾的车厢就到站台外面了。建设者当时没有长远的眼光，现在追悔莫及。实际上北京地铁并不成规模，真要成了规模就有更多的乘客，更接纳不了。所以，地铁的列车总长度绝对要跟上。站台的长度设计要先富余一点，要有一个预期。
最后一个教训是售票方式。国外多数城市是刷卡，北京是一次性车票，你坐一站也好坐十站也好都是一票制。单一票价非常荒诞。西安未来的地铁，初始就应该选择一个比较好的方式。这样便于城市居民形成一个比较好的地铁出行的习惯。
西安的交通已经开始堵塞了，还会越来越堵。如果早日用地铁补救，将极大地缓解城市轿车的增长以及道路的堵塞。单钝地压制轿车发展，太生硬太勉强人们都是会作理性选择的，当地下很迅捷，很方便，看着报纸就到了目的地时，人们就不会再盲目追求炫耀、牛皮，去买车。所以当政府感到私车的增加何候不了的时候，应该赶紧上地铁的项目。
二、公共空间
公共空间对城市有特殊的意义。什么是公共空间？公共空间是人们在家庭、工作场所之外的第三个地点，是有别于家庭和工作场所的一个生活场所，对城市有特殊的意义。在农村，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不大分得清，一个人的生活通常没有私密性，私人生活很大程度上暴露在村里人面前。这是农村传统的生活习惯所导致的，优势是交流非常便利，劣势是个人的权利、个人的隐私得不到保护。当我们从农村生活方式转向城市生活方式的时候，很大程度上获得了这样一块红利：我们的私密得到了保护，私人生活空间可以不受别人的打扰。但与此同时，我们跟别人交往的地方少了，除了工作场所，就是躲在自己的家里。城市生活比起农村生活似乎短缺一个在家庭与工作之外与人见面交流的地方。这第三个地点很要紧，因为人们有这个需要：到公共空间来调节一下身心。回到家里不能调节吗？在家里有时是很累的，不光有义务、有家务劳动，还有很多心事，比如孩子考学等等，都要操心。工作单位里一脑门子官司，回家里还是一脑门子官司，就想找这样一个地方，空气挺好的，往那里一呆对谁都不尽义务，可以松弛一下，可以和朋友聚会玩耍。
关于现象学在中国传播的两条史料
■ 谢 泳
汤一介主编的“二十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丛书共有十三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主要记述西方哲学在二十世纪中国的传播情况。丛书选题甚好，但因为许多作者平时在相关专题方面没有长年积累，对于西方哲学在中国的传播情况，多使用间接材料完成，所以有些事实不够准确。
比如《现象学思潮在中国》（张祥龙、杜小真、黄应全著）一书中提到胡塞尔时说：“据目前笔者所能看到的出版物而言，中国人正式谈及胡塞尔的现象学早至 1929年初，即胡塞尔70岁，正在写作《形式的与先验的逻辑》一书之时。这就是杨人根所写的《现象学概论》一文，刊登于《民铎》杂志10卷1号，1929年1月出版。应该说，在这方面杨人楩先生处于当时世界的领先地位。不仅如此，这篇七千字左右的文章的阐释水准亦颇为可观。”（该书第12页）
这个说法是有问题的。
中国介绍胡塞尔在杨人梗之前好几年的，至少还有张君劢，时间在1924年，因为作者没有注意到，有些判断就不准确了。
当时张君劢译了德国杜里舒（Hans Driesch）著的《爱因斯坦氏相对论及其批评》（民国十三年，商务印书馆）一书，他在书的序言中介绍了当时欧美主要哲学思潮后，特别有一节讲述“杜里舒氏与现象学”。
张君劢说：“杜氏哲学之出发点，曰我自觉的有某物；我也有也，某物也，三位而一体者也。我之所能为力者，在此三位一体之关系下，以直观之方法，发现种种秩序符号。此也，彼也，关系也，相并也，平行也，绿也，酸也。杜氏此种立脚点之由来，则受虎塞尔（Husserl）学说之影响。虎氏者以反抗心理主义著称。彼以为是非之准，不在此顷刻万变之心理，而在不易之本性。比之说夕阳西下四字。甲日之夕阳与乙日之夕阳固不同也；甲时之夕阳与乙时之夕阳亦不同也；自观者言之，甲时之心理与乙时之心理又不同也，此种种不同之中，而说到夕阳西下，无不了解之者，则普通的意义为之也，则不易之本性为之也。此普遍义或日本性之求得之法，则在直观（Schau）而已。虎氏自名其学为现象学（Phaenomenologie）”。（该书第17页）
在此之前，张君劢还写过一篇文章《德国哲学家杜里舒氏东来之报告及其学说大略》，发表在《改造》杂志4卷6号上，这本杂志是1922年11月出版的。张君劢在谈到杜里舒哲学的来源时提到：“‘观’（Lchauen）及‘精粹’（Gegnstand）二，自虎塞尔氏得来。”
这样至少可以说1922年，胡塞尔和现象学就出现在中国的杂志上了。
1932年11月出版的王慕宁《教育哲学思潮概论》（华风书店，上海）第五章“现象学派之教育思潮”中，用了26页的篇幅专门介绍“现象学”。作者把胡塞尔译为“扶萨尔”。作者说：“扶萨尔，为此派之鼻祖。现任德国福来甫尔姑大学之教授。年达七十余，元气尚健。集全世界之年少哲学家，以讲演现象学。著有《论理的研究》，《现象学之理念》等书。”（第147页）本章共分为五节。
第一节“何谓现象学派”。共讲了三个问题：“第一、现象学（Phaenomenolo－ gie）。第二、现象学派之地位。第三、现象学的思潮之源流。”
第二节“现象学之概念”。共讲了两个问题：“第一、现象学者，先验心理学者。第二、现象学者，认识之形而上学也。”
第三节“现象学之要点”。共讲了四个问题：“第一、现象学之方法。第二、纯粹意识（体验）论。第三、纯粹意识之构造。第四、作用与内容，及内容与其同一性。”
第四节“现象学派之教育思潮”。共讲了两个问题：“第一、现象学的教育学派。第二、克氏之教育学说。”
第五节“现象学的教育学说之批评”。共讲了两个问题：“第一、优点。第二、缺点。”
1934年3月，范绮《哲学概论》列为当时商务著名的“大学丛书”中出版。在第五章“认识论”的第六节“认识本质之问题”中，单列一节，用了近4页的篇幅专讲“现象论”。范绮把胡塞尔译为“佛塞尔”。并在注释中注出了胡塞尔《论理学研究》的原文。（第108页）
1945年4月，李长之出版《西洋哲学史》（正中书局，重庆），在第七章“哲学界现势——唯心论之继续发展实证主义新实在论”中，也提到了胡塞尔和现象学，就用了现在的译名（第172页）。
1942年4月，关东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哲学入门》（沈飞达著，桑春明译，大连），原书没有标明原作者名字的原文。这本书的第一章“认识论”中的第三节：“实在论、观念论、现象论”。对胡塞尔和现象论都有介绍。作者把胡塞尔译为“福沙啊”（第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