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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在介绍胡塞尔的时候，还特别提到了海德格尔和他的著作《存在与时间》（第91页）。作者译为“海逮葛”。《现象学思潮在中国》一书介绍海德格尔在中国的传播情况时，提到的最早文献是熊伟先生1942年发表在国立中央大学《文史哲》季刊第1期上的文章，时在1942年。现在看来，同年还有另外的人也注意到了海德格尔和他的著作。
以上这些材料《现象学思潮在中国》中都没有注意到。
二十世纪前半叶，中国学术界对于西方的各种思潮都有及时的介绍，那时学．术界的情况远比今天自由和繁荣。各种学术团体的建立，学术杂志的出版，学术书籍的刊印比较复杂，所以要写好二十世纪西方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史，须对当时的学术团体、学者群体、留学制度、图书索引、学报及相关期刊状况以及大学的课程设置等，有长期留意和多年积累，才可大体明晰。那时中国出版的关于西方哲学的介绍性著作相当丰富。一般来说，在这些著作中，提到当时西方哲学家和哲学思潮的情况是很正常的，张君劢、张东荪这些大家的著作就不说了，就是一些不知名的作者写的书中，也常有新材料。
阿多诺的“硬伤”
■ 孙传钊
在纪念奥斯维辛集中营解放六十周年的日子读到刘擎写的《通向奥斯维辛之路》（《外滩画报》2005年2月1日）。刘擎在文中把阿多诺和阿伦特并列为反法西斯的哲人，不仅引述阿多诺的名言：“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而且还写道：（阿伦特的“平庸之罪”概念）“暗合阿多诺所说的‘不自觉的无动于衷’——这种‘软弱的审美生活’。而诗与诗人以超然旁观的态度面对野蛮的在场，这标志现代审美生活的虚妄与我们文明的失败”。刘擎的这段文字让我想起涉及阿伦特与阿多诺两人的关系，也是围绕诗和诗人纠纷的往事。
1963年汉娜·阿伦特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Eichmann in Jerusalem）出版后，引起很大反响。友人杰哈特·肖莱姆（Cerhard Scholem）对这本书十分不满，写信给阿伦特，指责阿伦特对非常时期的犹太人评议会的批评。他在信中说，阿伦特的观点属于左翼知识分子论。阿伦特在回信中否定这种将自己归类于“左翼”说法。诚然，阿伦特始终保持自己人格和思想的独立性，在世与身后遭到来自右和左两方的批评和攻击，这也是雅斯贝尔斯最赞赏她的一点。但是肖莱姆左翼说所“依据”的也不是没有一点影子：阿伦特的父母都是社会党党员；她的前夫特·斯特恩（Ganther Stern）一直保持左翼立场，战后作为著名记者（笔名Andens）依然积极地对西方社会进行批判；她后来的丈夫布吕恰（Heinrieh Blttcher）原来加入过德国共产党；她佩服的认为很有才华的瓦尔特·本雅明、加缪也可以归入“左翼知识分子”行列；战后法兰克福学派新一代掌门人哈贝马斯也对阿伦特及其学说相当敬重。
流亡美国后，尽管阿伦特也交结了不少的文化界、知识界的朋友，但是与几乎全部是犹太人流亡者的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没有什么来往。最近重新细读阿伦特的《黑暗时代的人们》（Man in Dark Times）、《雅斯贝尔斯与阿伦特往来书信》（Hannan Arendt／Karl Jaspers Briefweehsel 1926～1969），了解了其中一些原因。
本雅明是阿伦特前夫斯特恩的表哥，他们在巴黎流亡时期，在一起从法国逃往葡萄牙的路上多有交往。据阿伦特回忆，1938年起，本雅明关于“巴黎：游乐地”系列最初的稿子曾经受到阿多诺批判，被迫违心地按照阿多诺的意见修改，不久研究所又停止对本雅明生活的资助，所以本雅明对阿多诺这个老朋友的情谊开始产生怀疑。阿伦特对法兰克福学派的“二把手”阿多诺人品明显表示出很鄙视态度。在1966年7月4日给雅斯贝尔斯的信中，她说起阿多诺在1934年无奈离开德国流亡异国之前，对希特勒政权一直取主动迎合、献媚的态度，其父亲是犹太人，却用母亲的“阿多诺”的姓来掩盖自己的犹太血统。但是纳粹并不因为他的顺应就“原谅”他的一半犹太血统而不迫害他。信中，阿伦特提到这样一件关于阿多诺丑闻的轶事：
1963年元旦《迪斯科》（Diskus，Frankfurter Studenzeitung，法兰克福学生联合会报）上刊出了一个学生希罗特（C．C．Sehlauter）给阿多诺的一封公开信。希罗特在信中直截了当地问道：“1934年6月号纳粹的“全国青年指导委员会”的机关杂志《音乐》上所刊登的那篇音乐评论是你写的吗？”当时该杂志曾经刊登多篇阿多诺为男声合唱新著写的评论文章，在6月号那篇评论文章中，阿多诺特别称赞门采尔（Herbert Mtintzel）为希拉克（Baldur yon Schiraeh）创作的题为《被压迫者的旗帜》（Die Fahne der Verfolgten）所谱的曲，而希拉克的那本《被压迫者的旗帜》诗集是“呈献给元首阿道夫·希特勒”的。阿多诺在评论中说：“门采尔选中了希拉克诗集《被压迫者的旗帜》，不仅是表现了自觉地遵循民族社会主义精神，也是追求新浪漫主义的表达方式的革新，也许就是戈培尔提倡的‘浪漫主义的现实主义’的典范”。读过希拉克这诗集的人们都知道，诗集里还有呼吁人们一起来迫害犹太人的诗，所以，希罗特问道：“你说奥斯维辛之后的德国再说起诗是残酷的，而在奥斯维辛之前把这样粗野的‘诗’称做好诗，这两者如何自圆其说？”并追问：“在今天你还有什么资格作为青年的启蒙者来谴责纳粹的反犹运动和灭绝人性的屠杀？”“你认为顺应纳粹体制的所有的人都有罪责（比如，你对海德格尔就是这样评价的），但是，你怎么不提起你自己当年写的这篇评论文章？”
《迪斯科》同时也刊出了阿多诺的回信。阿多诺在信中承认自己是那篇评论文章的作者，并且说为自己当年写这种文章感到无比惭愧，为自己用戈培尔的那个用词感到痛心。可是，下面长长一段，全部是为自己辩解的文字，他说：读者读了自己的文章都应该明白，“在1934年那时代自己写这样文章是一种愚蠢的战术，是想为新形式的音乐呐喊喊”，“是出于好心的追随”。“人们都知道1933年以前很长一段时间里，那杂志并不是纳粹组织的机关刊物。而自己1934年以后不再做这种事情了”。“那本（希拉克）诗集自己并没有读过，至少自己没有读过它的记忆”。自己会出现在这样“堕落音乐”的被告席上、名誉受到玷污的重大过失，“是当时错误地判断形势，相信纳粹政权长不了，认为必须尽自己所能挽救可以挽回的东西。相信读者会根据自己这文章发表之前和之后所有的言行一整个哲学观念之下的言行，来公正地判断这被作为罪恶证据的文章是否是我的人生重大的失误”。“注意到我人生的连续性和一贯性的人，总会把我与海德格尔进行比较，而他的哲学的核心的最深的部分是法西斯的”。阿多诺还发问：“你，希罗特，难道就因为我犯了一个愚蠢的过失，就要我一生保持沉默——接受这样的惩罚？”
阿多诺采取避重就轻的战术，回避自己主动迎合纳粹的姿态，结尾还抬出一个比自己罪责更重的人物——海德格尔来做铺垫，逃避人们对自己过失和责任的追究。这种回应当然使阿伦特对阿多诺的人格更加鄙视。阿伦特的晚年对海德格尔哲学追求形而上学而忘却“实践”（praxis）、忽视轻视公共领域多元性及与他者对话重要性进行批判的时候（见《精神生活》（The Life of the Mind）），也强调了海德格尔哲学错误所在：继承了柏拉图的传统，把政治与艺术混同起来、把国家作为造型艺术作品，认为艺术的本质是诗，而诗是真理的表现，民族国家是这种艺术品的最高创造者。阿伦特强调人类多元性及与他者对话的关键是出自个人各自意志的判断力，而这种判断力却是海德格尔哲学的“存在”中忽视的。战前阿多诺之所以会有这样“硬伤”就是把政治与艺术混同起来，对艺术本身也缺乏正确的判断力了。
丰子恺晚年的心路历程
■ 刘 英
丰子恺对绘画、音乐、文学、书法、金石、工艺等均有研究，是中国现代文学艺术史上少有的奇才全才。他为人纯朴善良，淡泊名利，倾心于艺术，皈依于佛教。他不满虚伪、倾轧、贪婪、凡庸的成人社会，仰慕率真、热情、好奇、纯洁的儿童世界，在他自己营造的宁静祥和的世界里，过着闲云野鹤般的生活，享受着恬淡、闲适、超脱和自由的乐趣。他被世人称为“二十世纪的陶渊明”，“最像艺术家的艺术家”。然而，二十世纪激变的中国社会，已经没有了陶渊明的生存环境，丰子恺也在无可奈何中度过了他凄惨坎坷的黄昏岁月。
1949年，丰子恺是以他惯有的闲适态度走进新社会的，这一年他已五十二岁。过去的丰子恺对现实社会抱着一种远离的态度，只要生活条件许可，他就毅然决然的摒弃所有世务，赋闲在家。1933年到1937年，他从繁华的大上海回到故乡的缘缘堂，过着乡居生活。1943年到1946年，他又在重庆远郊“沙坪小屋”，过起了乡居生活。1946年以后，重返江南的丰子恺是有名的“三不先生”（一不教书，二不演讲，三不赴宴），虽然行止不定，仍不参与任何社会工作。在他的心目中，“闲”是最可盼的乐事，如果能得到，即使终身高卧空山上，独坐幽篁里，也是极为乐意的。他曾说，如果“闲居必须整天禁锢在自己的房间里，我也不要出去干事，宁可闲居而被禁锢。”他的这种生活态度，使他能够体验古人“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生活乐趣，能够从悠哉的闲暇中品味出人生的艺术来。
进入新社会的丰子恺变了，我们从他的履历中可看到，他担任了不少职务，经常出席各种会议，如担任上海市人民代表、政协委员，上海中国画院院长，上海市美术家协会主席、文联副主席。出席全国政协三届一、二、三、四次会议等等。而且，丰子恺也对新社会做了热情洋溢的赞颂，如1958年他写的《新年大喜》中说：“我从前有一个图章，叫作速朽之作，凡是描写伤心惨目景象的画，都盖上这图章，意思是希望这幅画速朽，即这些景象快快消失。果然，不出二三十年，到了新中国成立，我这些画都朽了，这些景象都变成过去的恶梦了。我真高兴。”他写了《一件小事》《西湖春游》《杭州写生》《扬州梦》《新的喜欢》《新年随笔》等文章，通过新旧社会的对比，来歌颂新社会天堂一样的景象。进入新社会的丰子恺很快就由一个避世的隐士，一跃而成为一个活跃的社会活动家，并一改过去充满空灵趣味的文风而为新社会大唱赞歌，这一转变究竟是如何做到的？丰子恺也和当时大多数的旧知识分子一样，在被新社会接纳时都曾经历过无数次改造。
1949年下半年，在一次上海画家和解放区画’家的集会上，他直率地表示今后要向解放区同志学习，为工农兵服务，但他接着又说，梅兰竹菊四君子，今后还是需要画的。他的说法当即遭到严厉的批评。这时，上海刚刚解放不久，丰子恺对新社会新体制还没有多少感性的认识，但他已经明显地意识到，他所热烈拥抱的艺术在新社会是不受欢迎的。我们无法知道丰子恺面对新社会有过怎样的疑惑或彷徨，也无法知道他是在什么样的压力下，放弃自己的艺术情趣和生活方式的，总之，从此他以另样的姿态出现在了世人的面前。
1951年，丰子恺在上海市二届二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发言，表示要积极提高自己的思想认识，“多多创作为生产服务，为工人阶级服务的美术音乐作品。”
1952年7月，丰子恺写了一份《检查我的思想》发表在上海《大公报》，对自己过去几十年的文艺生活和思想认识，进行了不近情理的检讨和否定。他说过去他写的书和作的画，“完全不是出于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而是出于资本主义艺术思想的：我的立场，完全不是无产阶级的，而是小资产阶级的。因此找过去的文艺工作，错误甚多，流毒甚广。”接着，他分析自己所犯错误的原因有四点：一是趣味观点。说他十七岁人浙江第一师范，前三年勤学功课考第一名是出于个人英雄主义。而后二年专心于艺术是出于趣味主义。从东渡日本求学一直到现在，这种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思想始终存在着。二是利名观点。说他从日本回国后，从翻译《初恋》《苦闷的象征》开始，他的所有著译全是为利的。他画漫画，一开始是出于趣味，后来见有稿费可得，就为利而作。“我自己已变成一个商人，跟在资产阶级的后面，想分他剥削的肥利的一瓢羹。”三是纯艺术观点。他说因受李叔同等人的影响，“我过去的艺术观，完全是从资产阶级的为艺术而艺术的思想出发的。”四是旧人道主义观点。他说“我幼时读过《四书五经》，温柔敦厚是我的家教，我小时曾以‘忠恕’、‘温良恭俭让’为座右铭。因此一向缺乏斗争心。”又受佛教的影响，造成了他的慈悲与悲观的错误思想。“我的《护生画集》便是前者的表现，我的随笔中时时透露人世无常的悲观色彩，便是后者的表现。在封建资本主义恶势力统治的时代，我不关心于被压迫人民的苦痛，而斤斤于动物生命的保护，真是‘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对于扩展于全世界的反帝国主义的火热的斗争，我视若无睹，而独自感伤人世的无常，正是个人主义的典型的表现。”而从根本上说这“全然是不健康的、病态的表现。”此外，他认为离群索居，也助成了他的脱离群众的习惯，他说：“我的思想错误，由于过去脱离群众，不问政治，不能认清阶级立场，对于阶级斗争袖手旁观，因而长年地从事于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纯艺术工作，而使我的错误思想广泛地流毒在人间。”在检讨了自己的错误后写道：“我要向广大群众表示由衷的忏悔。”基于以上认识，丰子恺表态，今后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结合中国革命实际的毛泽东思想，加强政治学习；加强业务学习，努力把更多的苏联文艺介绍进来；加强集体生活，参加各种应该参加的会议。他在检查书的最后写道；“我过去好比患了肺病，整风的X光线查出了我的病状。今后只要好好地疗养，定能恢复健康。马列主义结合中国革命实际的毛泽东思想，好比是空气和日光，是我的最良的营养晶。我确信，在党的领导下，在群众的督促下，我认真学习，必能改正过去的一切错误思想，而成为一个能为人民服务的艺术工作者。”
回顾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旧知识分子要想被新政权接纳，忏悔和表态是一道必须过的关口，如冯友兰、陈垣等等，都曾写过这种类似自虐式的忏悔书。丰子恺的检查书无疑也是在当时的这种社会背景下写出的。丰子恺写作检查书的动机究竟如何，我们现在已经无从知道，但从常理揆测，面向全社会公开地彻底否定自己、作贱自己，并诚惶诚恐地低头认罪和表态，对于一贯清高孤傲的旧知识分子，特别是像丰子恺这样一向纯真善良、与世无争的人来说，无疑有一个难以言状的、无比痛苦和无奈的过程。丰子恺在检查书中的忏悔是诚惶诚恐的，但是，如果认真审视丰子恺晚年的文艺生涯，我们就会发现，他的忏悔决不是情愿的，他的改造是有所保留的。
1962年在上海第二次文代会上，丰子恺针对“百花齐放”的政策说：“还有许多小花、无名花，却没有好好地放。‘花不知名分外娇’，在小花、无名花中也有很香很美丽的，也都应该放，这才是真正的‘百花齐放’。再说：既然承认它是香花，是应该放的花，那么最好让它自己生长，不要‘帮’它生长，不要干涉它。……株株冬青，或高或低，原是它们的自然姿态，很好看的。但有人用一把大剪刀，把冬青剪齐，仿佛砍头，弄得株株冬青一样高低，千篇一律，有什么好看呢？倘使这些花和冬青会说话，会畅所欲言，我想它们一定会提出‘抗议’。”
恐惧没有形状
■ 刘 宏
《杀人回忆》故事梗概：1986年，某地发生了一系列相似的案件：雨夜里，数个穿红衣的少女被奸杀。警方迅速组织特别搜查组调查，其中包括朴探员和曹棵员，以及来自汉城的苏探员，朴探员习惯于相信自己的感觉，而苏探员更重视理性推理和证据。探案过程中矛盾重重，两个嫌疑人都被否定。最后一个人具有最大嫌疑，然而来自美国的检验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