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实际上，新右派俘获了左派。越来越多的左派人士在这一合谋面前丧失了批判能力和革命性思想，自觉地、争先恐后地适应或者参与这种合谋，让实际存在的市场和资本霸权更自由地进行统治。左派放弃了任何激进的政治计划，把市场资本主义作为惟一的游戏。左派的“现实主义”遂成为“最糟糕的意识形态”。齐泽克揭露了这种“适应的”渴望所引发的个人对自我兴趣的抵制。他将这一现象和斯大林时期前苏联共产党员自杀性的疯狂联系在一起。当时的共产党员为了所谓党的利益承认了自己没有也不可能犯下的错误。左派被假定已经完全消失，被放逐到远离中心的黑暗当中了。作者企图证明激进的思想不仅不应该死亡，而且有着巨大的价值。人们将会越来越认识到这一点。市场、资本主义、自由主义民主被人们肯定的太多了，对它们的质疑决不能被理解为集权主义的延续或再生；相反，漠视和拒绝这种质疑，不仅是思想上的封闭，也是体制上的封闭，是集权主义的幽灵在自由资本主义思想和制度中的复活。作者认为，西方民主的胜利远没有带来它所承诺的自由，反而带来了对创造性思想和生活的压力。
所有被经济无限的增长以及它所带来的社会破坏弄得疲惫不堪，并企图理解这个日益疯狂的世界的人应该读一下这本书，所有对消费痴迷感到绝望的人应该读这本书，所有对资本、效益之外别无选择感到气馁的人应该读这本书，所有对只会积极迎合市场和资本主义感到愤怒的人应该读这本书，所有想重新发现离经叛道思想乐趣的人应该读这本书。本书是对当今社会非同寻常的批判，是疯狂世界里一阵清新的风。
（《有人说过集权主义吗？》，斯拉沃热·齐泽克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4月版，15．00元）
极端现代主义的运作逻辑
■ 鲍 磊
詹姆士·斯科特（James C．Scott）是活跃在西方社会科学界很有影响的学者，现执教于美国耶鲁大学政治学和人类学系。他在东南亚问题和农民政治的研究领域卓有建树，其学术成就广为政治学、经济学、伦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等领域的学者关注。他所著的《弱者的武器：农民的日常反抗》和《农民的道义经济学》更是为他在学术界赢得了声誉。他近期的力作《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获得2000年比较研究学会的马特·达根奖。该书以全新的视角，论述了“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其新颖和颇富启发意义的观点，具有说服力和洞察力的解释，被誉为“近十几年来出版的、在这个世纪中具有意义和启发的研究之一……斯科特提供了反对滥用国家权力来重新塑造整个社会的最有力的理论。”
正如斯科特自己所说的那样，“这本书的中心问题就是那些具有良好用意的领袖如何为使其人民和景观能够现代化而设计出种种项目。”（《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第2页。以下出自本书的引文均只注页码）而这些项目为什么往往却只是得到了“悲剧式的结果”呢？斯科特从德国的科学林业到苏维埃集体化的农业，从巴西利亚的城市到坦桑尼亚的村庄，从流行的度量衡、土地制度、姓的创造和标准化的语言以及交通模式的集权化一一进行了分析和考察，以独到的眼光揭示了这些“大型乌托邦式的社会工程运作和失败所暗含的逻辑”，为我们阅读社会提供一种新的路径。
一、国家视角的产生和乌托邦社会工程的失败
“国家的视角”其英语原意就是“站在国家的角度来看”或“像国家那样来看待”（Seeing like a State），国家视角产生的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这些计划的始作俑者往往将自己看得远比实际上更聪明和更深谋远虑，同时也将他们的对象看得远比实际上更愚蠢和低能。”（第340页）在斯科特看来，国家视角的产生与那些大型乌托邦项目的失败遵循着同样的逻辑。斯科特把“那些国家发起的社会工程的巨大灾难产生四个因素的致命结合”：重塑社会的国家简单化；极端现代化意识（Hidl…Modernist）；独裁主义的国家；软弱或不成熟的公民社会（市民社会， Civil Society）。
在斯科特眼中，清晰性意味着观察者的位置在中央，并且它的视野是概括的。国家了解和控制社会的过程也就是清晰化的过程。为了使社会更为清晰，国家对社会采取了简单化的处理方式，也就是说国家从外界赋予社会一种方式，这种方式是国家最容易掌握的。而社会也不再是自然形成的产物，而是国家作用的结果。国家采取标准化的方式重新构造社会，简单化、清晰化和标准化是国家对社会实施管理的重要工具。
极端现代化意识与我们常说的“科技治国论”、“科学拜物教”内涵非常相似。极端现代主义不同于科学实践，他从根本上而言是一种信仰，一种极端盲目乐观的自信，相信人类可以任意创造出一个世界。极端现代主义者倾向于以视觉美学来看待理性秩序。其中心就是线性进步、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的扩大、社会秩序的理性设计、不断满足人类的需要与对自然规律的科学理解相应产生的不断增长的对控制自然的超强自信。
在斯科特看来，极端现代主义是一个关于将科技进步应用于（往往通过国家）人类活动的全盘幻想。如果说重塑国家的简单化倾向通过国家权力的活动按照其表述来改变整个社会和人类自然的话，那么“极端现代主义开始于一个全方位的新社会药方，并意图将其实现。”但前述的两种因素并不一定能产生大规模的乌托邦社会工程，它只有和国家的政权结合起来，在那些掌握权力的国家官员和科学官员倡导和操控下才能进行。
因此，只有那些独裁的国家才有能力去违反人们的意愿实施大的社会工程。“它有愿望而且也有能力使用它所有的强制权力来使那些极端现代主义的设计成为现实。”（第223页）而软弱的公民社会无法抵御国家的强大压力，往往会变得很顺从。而且“战争、革命和经济崩溃都会使得公民社会变得更软弱。”这也是人们为什么会接受这些强制的社会工程，没有能力反抗的时候，只有接受，即使是消极地接受。
斯科特概括了这四种因素的结合如何产生大规模的乌托邦项目：“社会的清晰性就提供了大规模社会工程的可行性，而极端现代主义的意识形态提供了其愿望，独裁的国家则有实现这一愿望的决定权和行动能力，而软弱的公民社会则提供了等级社会作为其实现的基础。”（第6页）也许，，我们在阅读中，会受到标题的误导，认为正是由于“国家短视”导致了这些乌托邦项目的实施。其实，斯科特强调更多的是这些社会工程背后所隐含的权力运作。社会的清晰性和极端现代主义的实现靠的都是权力的作用，社会的清晰化是国家想要达到的，为获得财政收入和更好的管理，极端现代主义提供了一种冲动的欲望。只有现代国家和软弱的公民社会才带来了实现欲望的工具和平整乌托邦的社会基础。在斯科特的分析中已经清楚地说明了权力的作用，地方知识和地方实践为什么会被国家的视角所淹没，主要的原因不仅仅是忽视，更多时候是因为权力结构造成的。
但是这些如此之大的项目，或者被自认为“好心的”项目，为什么最后都获得“微不足道的成功”，或以失败告终，或开始显现出失败的征兆呢？斯科特通过对这些项目的详尽考察给出了他的答案：这些项目如此忽视生态和社会生活的基本事实，甚至当其致命的结果已经显现出来以后，仍然被不顾一切地继续推行。在每一项社会工程中，我们都能看出规划者对其所要改变的社会或自然生态环境妁知识的匮乏，而非正式项目、地方性的知识、社会的实践、“人民的视角”也许才是实施这些项目的关键。但是它们却被那些正式的项目、国家的标准化的知识和“国家的视角”所挤压，它们只有做出适应和逃避。
当然，对于一项社会工程是否成功或失败也许会有不同的观点和看法，这取决于不同的利益集团及其所持的立场。也许从国家的视角来看，那些项目大部分都是成功的（即使如此，斯科特认为那仍是暂时的，最终仍然是失败的，只是还没有最终显示罢了），因为这些社会工程或者提高了国家的财政收人，比如科学林业和土地制度；或者强化了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如语言的标准化、姓的创建、乌贾玛村庄以及苏维埃的集体化农庄。但是正如那些发起者公开宜称的那样：造福于参加者而不是强化社会控制。从这个角度来看，它给那些参与者带来了什么呢？显然，以此而论，这样的社会工程无疑是失败的。斯科特谈论这些社会工程失败的时候，并非抽象地谈论失败，而是从特定的角度，也就是一般人的角度。
同时，这些社会工程的失败往往是逐渐显示出来的，有些社会工程失败的识别不会像中国的大跃进那样容易。而且这些工程常常还显得非常辉煌和富有成就。如乌贾玛村庄，从表面上看可能是非常富有成效的。但是乌贾玛村庄化却受到坦桑尼亚农民的普遍抵制，因为农民被组织进入村庄以后，进入了一个不熟悉的环境，从事他们不懂的耕作。村庄也没有为农民提供医疗和教育的便利，反而威胁到了农民的生活。村庄中的农民不知道在新的环境下如何从事农业生产，村庄化带来了坦桑尼亚的粮食危机。
二、米提斯：一种地方性的实践知识
正如斯科特自己宣称的那样，这部著作应被看作是对他所称的米提斯的赞颂：也就是普通人所具有的关于他们周围的社会和自然如何运作的实践和有用的知识，以及他们抵制那些危害社会和自然的项目的能力。在这个意义上，它也是对“没有等级制度的社会秩序和相互密切关系”的赞颂，这是早期无政府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倾向。后来在一般观念中，无政府主义代表了“无秩序和暴力”。秩序的建立不必压制地方的和流行的内容，压制往往会带来无序。
当然正像本书的副题：“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How Certain Schemes to lm… Drove the Human Condition have Failed），本书的偏重是要对那些项目如何失败的做出他的解释。但是斯科特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对这些项目的批评上，然而为了避免极端现代主义者那样，他并没有试图“提出一个强有力的范式”。因为，在斯科特的理念中，那些社会工程的失败源于那些自负的官员和科学家要为社会做出详细的设计，并把这些设计强加于社会。那么，避免灾难的方法就不可能是一套严格的设计。因此，他仅试着给出了一些自己的思考。但是他对“米提斯”（M6tis）概念的崇拜，从文中的论述中我们能够深切地感受到。
卡夫卡是谁？
■ 林和生
“没有人能够咀得像那些处于地狱最深处的人那样纯洁。凡是我们以为是天使的歌唱，那是他们的歌唱。”这句有悖常理的话出自二十世纪天才的文学和思想大师卡夫卡。即便对卡夫卡毫无了解，仅凭这句话，敏感的人也能嗅出诸多复杂而微妙的气息：自我折磨、自我谴责、恐惧、甜蜜和怨毒、刻薄、牺牲和逃避……
卡夫卡深知人性的微妙与复杂，有如他笔下可望而不可及的城堡。1913年9月，卡夫卡在出差途中遭遇艳情而背叛了恋人菲莉斯，他与菲莉斯的关系遂进入降温期；在双方调整过程中，卡夫卡又与菲莉斯委托的女友格蕾特发生艳情。在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和人性较量中，几位朋友组成一个“法庭”审判卡夫卡，他生平的首次婚约凶多吉少。1914年7月10日，在赴柏林接受该“法庭”审判和裁决的前夜，卡夫卡写信给自己唯一与之有着深厚感情的亲人、妹妹奥特拉：
在试图努力入睡之前匆匆写上几个宇。昨天夜里这一努力完全失败了。想想
看，你的明信片此刻有多大的力量！它使我绝望的早晨又变得可以忍受。这是一种
真正的安抚。……柏林盼事我当然会写信告诉你，但是现在关于那件事和我本人
都没有什么可说的。我写的与说的不同，我说的与想的不同，我想的与应有的想法
不同，由是一步步走向极端的黑暗。（《卡夫卡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第8卷，第18页）
这场事件和这封信多少展示了卡夫卡复杂而微妙的人格，那如果不是一个黑洞，也是一个巨大的漩涡，足以让人晕眩。这场事件和这封信仅是冰山的一角。
后来，卡夫卡与菲莉斯重缔婚约，并在“相互折磨”数年之后决定以“技术性的方式”完婚。然而就在这时他发生了大咯血，很快被诊断为肺结核，这种病在当时没有特效药，因而与可怕的“黑死病”有相似之处，被称之为“白死病”。生死关头，菲莉斯鲜明表态：忠于婚约，与他共担忧患。大难当头，通常的心理反应自然是接受情义的援救，甚至像溺水者一样紧紧抓住任何可能的稻草。谁都明白爱情的介入对于大病患者有多么重要，更不用说像菲莉斯这样“审慎、能干、宽怀大度”的女性伸出来的手（马克斯·勃罗德著《卡夫卡传》，河北教育出版社，第168页）。然而，自认为天生“羸弱、胆怯、迟疑不决、惴惴不安”的卡夫卡，此刻却一反常态，对己对人都一副铁石心肠，与菲莉斯挥泪诀别，一刀两断，从此“像孩子抓住母亲的衣襟一样”紧紧抓住他的肺结核，走上长达七年的慢性死亡之旅！
另一个谜一般的事件是多拉，卡夫卡去世前不久邂逅的一位犹太姑娘，年方十九，敏感、善良、内心充满爱的温情。卡夫卡貌似宁静的表情、痛苦的目光、渴望而悲哀的神态触动了她，激发了她身上既是孩子又是母亲的双重反应。他们相爱了，奇迹也随之发生：卡夫卡重新燃起求生的欲望，一反此前消极的生命姿态，放弃了对于医学文明的偏执抵抗，对医生的治疗表示绝对的服从。这意味着什么呢？是他的偏执不够彻底？面对日益逼近的死亡终于悔悟？还是他觉得终于找到了人生的真爱？果真如此，过去的爱情又意味着什么？特别是三年前与“志同道合者”密伦娜的爱情，那场爱情被卡夫卡终生密友勃罗德视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爱情之一，被卡夫卡研究者们称作“情感的巨澜”和“灵魂的绝唱”。
卡夫卡之谜不仅表现于爱情与生命问题，也同样表现于文学。文学是卡夫卡的生命，他多次表示：“我就是文学组成的”。内心巨大的悲哀、虚空与绝望，都被他化作神奇的文字，它们是他生命的见证和超越，在世人眼中更是罕世瑰宝。然而，卡夫卡两次留下遗嘱，要求勃罗德在他死后销毁他的文字。不过奇怪的是，这两份遗嘱都不是正式的遗嘱，第一份用墨水写在一张未注明日期的纸条上，要求将生平所有文字“一点不剩地全部予以焚毁”，第二份同样未注明日期，而且用的是铅笔，表示少数已发表作品可予保留。两份遗嘱跟许多不相干的文件一道胡乱堆砌在公司办公室的写字台上。有人认为，卡夫卡非常了解自己所选定的遗嘱执行人，知道他不会执行自己的决定！（《卡夫卡全集》，第10卷，第180页）
卡夫卡是一个谜。某些证据表明，他有意想让自己成为一个不可破解的谜、一个无法被“抓住”的人。有一天，卡夫卡与几位友人一道谈论德国天才诗人海涅。一位友人激赏海涅，认为海涅是唯一可与歌德比肩的德国诗人。接着说了一句双关语：他虽然高度评价海涅，却完全无法与之相处，因为海涅这个人从里到外都是欺骗！他的意思显然是，即便他想与这样的“骗子”相处，也没有相应的能力，因为这样的人是不可破解的谜，是无法被“抓住”的人。卡夫卡肯定了友人对海涅的这一评价，认为这一评价“别有见地”，不仅具有普遍意义，而且“至少从一个方面是我对作家看法绝好的并仍是十分神秘的概括……”（《卡夫卡全集》第10卷，第193…194页）
为了理解卡夫卡，研究者们付出了艰辛的劳动，甚至形成了一门“卡夫卡学”。只是，“卡夫卡学”本身越来越像卡夫卡笔下的“城堡”，复杂而微妙，难以接近和进入，朦胧地喻示着人们试图理解卡夫卡的强烈愿望。人们希望了解一个真实的卡夫卡。此处展开的讨论也属于这样一次努力。
卡夫卡是谁？卡夫卡是恐惧的化身。
这不是出自哪位卡夫卡学者的研究结论，而是卡夫卡惨痛的自我分析。他说：“我的本质是：恐惧。”（《卡夫卡全集》，第10卷，第268页）
恐惧的最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