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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信经营看晋商
晋商，泛指旧时的山西商人。山西人自始善于经商，这在史书中屡有记载。据《易·系辞》记载，早在尧舜禹时代晋商就开始出现了。据《国路·晋语》记载，晋文公时，山西的榆次、安邑（今运城）就是有名的商业重镇；秦汉时代，山西的太原、平遥、汾阳、临汾、平陆等地已成为全国重要的商品集散市场；隋唐五代又出现了泽州、太谷、平定、大同等新兴商业城镇。《马可波
罗行记》载称，当时元朝的“太原到平阳（今临汾）这一带的商人遍及全国各地”；入明时，平阳、泽州（今长治、晋城）富豪甲天下。尤其在明清以来五百年间，晋商的发展达到鼎盛时期。当时流传着“凡是麻雀能飞到的地方，就有山西商人”的说法。
明清晋商作为一支重要的社会经济力量，雄踞徽商、湖商、粤商等十大商帮之首，长期执掌内外贸易之牛耳，盛极一时，以雄财善贾而饮誉海内外，在中国经济史上占有十分显赫的地位，世界经济史学界也把晋商与意大利商人相提并论，给予很高的评价。
那么，晋商创造如此辉煌的主要秘诀是什么呢？那就是诚信经营。其诚信经营的特点有以下五个方面：
一、维护商誉，信誉第一
晋商视信誉为命根，坚持信誉第一。强调做买卖必须脚踏实地，不投机取巧，赚不骄傲，赔不气馁，宁赔本也不做玷污商号招牌的事。如祁县乔家在包头的复盛油坊，一次运胡麻油回山西销售，经手员工为图厚利在油中掺假，掌柜发现后，立令倒掉重装，经济上虽蒙受了损失，却招得近悦远来；复盛西面铺在咸丰年间，掌柜立帐把装称放大，比市面上加一成，市发争相到该号购买；有的晋商父祖辈经商遇险破产，若干年后子孙经商再次发迹，对本来无须承担的陈年老债，则主动代先人偿还。诸此之事，屡见不鲜，外国人曾就此事评论说：“这种品德在其它地域从未见闻。”梁启超也评论说：“晋商笃守信用。”1888年，英国汇丰银行在上海的经理回国前，对晋商有过这样一段评论：“这25年来，汇丰银行与上海的中国人作了大宗交易，数目达几亿两之巨，但我们从没有遇到过一个骗人的中国人。”晋商如此注重信誉，自然招来终身主顾。绝大多数蒙古人都是认准晋商某一牌号的砖茶后，长期购用，一生不变，而且只认牌子，从不还价。他们甚至以晋商的砖茶代替银两货币，作为物资交换的手段。晋商还为蒙民赊销物品，一季一结。双方均讲信用，凡应允之事，必需办到。有人把山西旅蒙商成功的原因总结为“平则人易亲，信则公道著，到处树根基，无往而不利。”
二、诚信义利的价值观
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政策是重农抑商，价值取向是读书做官，重名轻利，而山西民风却以经商为荣。清朝山西巡抚刘于义给皇上的奏折中称：“山右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子弟俊秀者，多入贸易之途，其次宁为胥吏，至中材以下，方使读书应试”。当时谚语“生子有才可做商，不羡七品空堂皇”等在山西广为流传。这种以商立业的人生观，是山西晋商辈出，财富由省外源源流回山西的思想基础。
山西民风平和而忍耐，俭朴而淳厚，刚直而重实行。在义利问题上，有自己独特的理解和行为规范。主张“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晋商所到之处，以关公为偶像，尊为财神，到处建关帝庙，关公成为晋商心目中诚信忠义的化身。各商号在号规中均规定了“重信义，除虚伪”，“贵忠诚，鄙利己，奉博爱，薄嫉恨”，反对以卑劣手段骗取钱财。要求商人烙守“诚信仁义，利从义出、先予后取”的正道。先义后利、以义制利甚至舍利取义是儒家伦理思想的内核。晋商身入财利场而不污，守信耐劳，以诚取胜。晋商王文显训诫其子曰：“夫商与士同心。故善商者赴财货之场而修高明之行，是故虽利而不污。清代晋商乔致庸提出：“首重信，次讲义，第三才是利。”可见诚信义利的价值观，对晋商有着导向性的至深至远的影响。
三、诚信为本、童叟无欺的经营理念
世人有云，无商不奸。这个“奸”应该是对敏锐的把握，对政策的灵活运用，对对手的巧妙应对，而绝不是损人利己，坑蒙拐骗。中国最早的票号日升昌认为：“一日耍奸，可以欺市；二日耍奸，可以愚民。但没有哪一家商号，可以数年、数十年靠耍奸混迹于世”。“诚信为本、童叟无欺”才是以日升昌为代表的晋商称雄全国五百年的成功之道。
清光绪26年（1900年），北京的瑞蚨祥绸缎庄，被八国联军一把火烧成灰烬。瑞蚨祥的财东掌柜在绝望之中找到日升昌的北京分号，分号掌柜梁怀文热情接待，一次性给瑞蚨祥贷款白银四万两，使瑞蚨祥二次创业成功。
清朝末年，山西平遥城内有个讨吃要饭几十年的老太太，一天拿着一张1200两的汇票，到日升昌要况付白银。这张汇票历时三十余年，日升昌经查验无误后，立即将本息全额兑付。原来，这个老太太年轻时，丈夫在张家口做皮货生意，赚钱后办成汇票，藏在身上，在回家途中染病身亡。几十年后老太太摸丈夫唯一的遗物夹袄，无意中摸到这张汇票。通过这件事，日升昌诚信为本、童叟无欺的声名大振，业务愈加红火，事业如日中天。
四、协力同心、忠心爱岗的敬业精神
晋商笃信“和气生财”，高度重视各方面关系的和谐，包括财东与掌柜、伙计关系，同行同业关系，客户关系的和谐等等。
以日升昌为代表的晋商票号，实行了严格的两权分离制度。掌柜（经理）对商号资本和人事全权负责，财东（董事长）不加干涉。财东只有首任掌柜的聘任权和分红权，下任掌柜由上任掌柜聘请。掌柜一经聘用，财东则委以全权，掌柜则做到忠心事主。掌柜对外代表商号，而财东则不能以商号名义在外活动，不得在号内食宿，借钱，不得指使号内人为自己办事，不得干预商号业务。
太谷曹家聘用的“富生峻”钱庄经理，因经营不利，几年间把曹家给的本钱全部赔光。曹家问清原因，不但不加责难，而且再付给他本钱，让其继续干。后来终于转败为胜，不仅使“富生峻”起死回生，而且又新开了四家分号：“富盛泉”、“富盛长”、“富盛诚”、“富盛义”。
晋商与同业往来中，既保持平等竞争，又保持相互支持与关照。商号的友好合作伙伴，互称“相与”。对待“相与”，必竭力维持，明知无利可图，也不中途绝交。万一对方倒闭，成了呆账，也就听之任之，当作教训。如民国初年包头双盛公财东杨老五欠复盛全白银六万两，无法偿还，杨老五给乔映霞磕了一个头，就算了事；大顺公绒毛店欠复盛公现注一千元，还了一把斧头、一个箩筐即算了结。等等。这种恢宏气魄，影响深远。
五、倡导良贾、善贾、诚贾的晋商文化
晋商推崇高尚的商业道德，极力倡导良贾、善贾、诚贾的企业文化。如介休范永斗就是一个注重信义、深受各界赞扬的诚贾。清王朝建国后，曾召他入京师要加授官职，但他却一再言明自己一意经商，别无所求，竭力辞谢。最后御赐张家口地区贸易为范家世代之业，范才充任皇商。
晋商各号均实施严格的管理制度和奖惩条例，上至掌柜、管账、下至伙友、学徒，均受其节制。无论是谁，只要忠于职守，有功于商号，均予奖酬，或提拔重用。对贪污挪用、嫖赌吸毒、营私舞弊、打架斗欧的，立即开除出号，而且其它商号也永不会录用。因此商号的人一旦失足，遂为同行所耻，乡里所卑，亲人所指，从此失却营生，再业无门，更无颜回归故里。故作弊即等于自毙，人人戎戒之。在这一氛围长期熏陶之下，晋商逐步形成了人人洁身自好、努力任事、争做良贾、善贾、诚贾的企业文化。
晋商无论在何地经营，都要建立会馆，建立同乡会、行会，并由各商号经理轮流担任执事，定期和不定期聚会，商量号事，制定行规，处理商务纠纷，协调商务活动。晋商行会还具有组织市场公平交易、维护正常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团结教育商人、举办社会公益事业等职能。凡地方义举，象修桥、铺路、建寺、修庙，晋商无不解囊捐助，如大同九龙壁、华严寺、应县木塔、太原晋祠、苏州全晋会馆、昆明金殿、河南朱仙镇等等，到处都有晋商功德碑，杭州瘦西湖、个园等江南园林，都是晋商的文化遗产，至于晋商的大小会馆更是遍布全国各地和欧亚诸国。无怪乎在东北有“先有曹家号，后有朝阳县”，内蒙有“先有复盛西，后有包头城”，“先有祥裕隆，后有定远营”，青海有“先有晋益老，后有西宁城”之说。这就是说，晋商长途贩运、四处设庄促进了许多城市的发展和一些商业重镇的诞生。
当时，涌现出一批晋商巨富，如平遥的李家，祁县的乔家、渠家，太谷的曹家、孔家，介体的侯家，冀家，蒲州的范家、张家，洪洞的李家，临猗的阎家，大同的薛家，万荣的潘家，阳城的杨家，壶关的王家等。清代全国最著名的票号51家，山西就占了43家。当时票号业最著名的10大财东，山西就占了9个。专家学者把平遥古城誉为“十九世纪中国的华尔街”，现被联合国确认为“世界珍贵文化遗产”之一。
晋商处处体现出富而仁义的贾道精神，“纵鲍叔之宏通，慕弦高之豁达”，为今世商人树立了良贾、善贾、诚贾的一代风范。现在新一代晋商，新世纪的中国企业家，应该从晋商的诚信经营实践中得到启迪，学习发扬晋商精神，勇于挑战自我，超越晋商，与时俱进，真正做到诚信为本，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中，再创辉煌。
晋商：审时度势 对市场准确预测
在商品经营中，晋商又用同样的办法，为人之所不为，走人之所不走，办人之所不办的商务，如在蒙古地区供应冻饺子，深入云贵深山贩卖川盐，进入青海、西藏收购麝香等贵重药材，在京城筛煤球，开饭馆，在福建、安徽、江苏、湖南即山买茶，就地加工，经长途贩运，直达欧洲市场。
山西商人的商路和经营地区，各帮自有选择；绝不一哄而上，相竞于一业一地，自然形成了各帮商人自己比较固定的商路和经营地域。如临汾、襄汾帮走北京和兰州、天水；绛州帮走西安、三原、宝鸡、兰州、平遥、祁县；太谷帮走东北、北京，天津、张家口、外蒙古、新疆。苏州、扬州；汾州帮和徐沟帮走俄国、蒙古、宁武；代州帮走呼伦贝尔和归化；泽州帮走河南、安徽、山东；潞安帮走北京、河北等等。走东北者，榆次常家商号以长白山人参和高丽参为主要购进商品，输出四川夏布；走扬州者，祁县渠家、临汾亢家主做淮盐生意；走外蒙古者，祁县太谷王家、史家。各帮到南方贩茶也各有固定地点。当然，这种战术必须是建立在对市场的准确预测基础上，其预测的准确性，一是来自“义利”思想的“服务”原则，二是来自经验的积累，三是来自自己的及时准稳的信息。
晋商重视群体力量：合伙经营 联号制 股份制
山西商人在经营活动中很重视发挥群体力量。他们用宗法社会的乡里之谊彼此团结在一起，用会馆的维系和精神上崇奉关圣的方式，增强相互间的了解，通过讲义气、讲相与、讲帮靠，协调商号间的关系，消除人际间的不和，形成大大小小的商帮群体。
山西商人这种商帮群体精神，首先来源于家族间的孝梯和睦。如明代曲沃人李明性，青年时常感慨：“夫为弟子壮不能勤力，将坐而食父兄乎？”于是“挟资贾秦陇间”，由于他在商场上“精敏有心计”而致富，又“内行周慎，孝睦于父兄。仲兄卒，无子，以己次子后之。治家甚严，族子甲出钱收息过当，召而责之，手裂其券，自是举宗凛凛。”明代襄陵人乔承统，“其父中盐卒于扬州，遂弃儒而贾。内监杨某督鹾两淮，承统弟承经以事得罪杨某而逃亡，杨捕之急，承统挺身出就狱，所受之刑，五毒备至，终不言弟所在，且为行贿千金，得释。弟归家，破析己财之半予之”。介休冀氏马太夫人主持家政时，“族戚邻里之待以举火者，无虑数十百家，皆太夫人赞助成之”，“又待伙极厚，故人皆乐为尽力”。祁县乔映霞主持家政时，把其兄弟集中在一起，让练有武艺的九弟先把一双筷子折断，接着又让其一次折九双筷子，结果折不断，映霞喻义让众兄弟团结互助。山西商人在发扬群体精神中，还注意量才使用，各尽所能，明代山西大同人薛伦，“其家世力田，兄耕弟贾，业盐于淮。”明代蒲州人王冕，“早卒而遗孤二人，家无应门之仆，王冕妻张氏奉姑抚孤，誓志不二。二子长大后，命长子服贾。曰：孤而无助，将门户是赖；授次子以儒业，曰良人有志而未成，其负荷在是也。后长于克拓前产，次子以明经为诸生，卒立厥家。”
其次，群体精神是经商活动中业务扩大与商业竞争的需要。随着山西商人活动区域和业务范围的扩大，商业竞争也愈来愈激烈，于是山西商人从家族到乡人间，逐渐形成“同舟共济”的群体。如明代蒲州人王氏，“其闾里子弟，受钱本持缗券，以化居于郡国者，肩相摩趾相接也”。由此可知，从王氏那里得到资金的子弟很多。明代隆庆、万历年间，蒲州张四维家族、王崇古家族、马自强家族，均是大商人家庭，三家联姻为亲戚，张四维曾任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土参赞机务，王崇古官居宣大总督、兵部尚书，马自强曾任礼部尚书。三家的联姻，增强了其商业竞争实力。王崇古在河东业盐，张四维的父亲是长芦大盐商，累资数十百万，张、王二氏联手，结成了盐商团伙，控制了河东、长芦两处盐利，具有一定的垄断性。在亲缘集团的基础上，晋商又逐渐发展为地缘组织。清朝乾隆末年，在典当业中已出现了所谓“江以南皆徽人，曰徽商；江以北皆晋人，曰晋商”的说法。“晋商”这一名称的出现，说明清代山西商人已逐步形成一个地域性的商帮。清后期，山西票号在国内8O多个城市设立了分号，从而形成了一个汇通天下的汇兑网络，也是以乡人为主体形成的山西商人群体。
山西商人的商帮群体精神在商业经营中的表现有三种形式：
其一是从朋合营利到合伙经营。这是最初的群体合作形式。朋合营利就是一方出资，一方出力，有无相资，劳逸共济。而合伙经营是一个人出本，众伙而共商，也就是财东与伙计合作经营，它与朋合经营不同之处是，一个财东可有许多伙计，故“估人产者，但数其大小伙计若干，则数十百万产可屈指矣”。显然，伙计制比朋会制规模大，伙计制是在朋合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一制度就其规模组织而言，在中国商业史上实无前例。不过，无论朋合或伙计制，尚是比较松散的商人群体。
其二是按地区形成商帮。这一种形式是在朋合营利和伙计制基础上，以地域乡人为纽带组成的群体。山西商人在各地设立的会馆，就是这一地方商帮形成的重要标志。这种地域帮以山西商人来说，统为晋帮。但在山西内部又按省内各地区形成不同的商帮，如泽潞帮、临襄帮、太原帮、汾州帮等。清季票号兴起，又形成平遥、祁县、太谷三大票商帮。
其三是以联号制和股分制形成业缘群体组织。联号制是由一个大商号统管一些小商号，类似西方的子母公司，从而在商业经营活动中发挥了企业的群体作用。股份制是山西商人在经营活动中创立的很有特色的一种劳资组织形式。
股份制的实行，劳资双方均可获利，极大地调动了全体员工的积极性，在商业企业经营中充分发挥了群体作用。
公平竞争薄利多销山西商人性格特征
勤俭吃苦
山西商人大多白手起家，凭着吃苦耐劳的创业精神杀出了一条血路，足迹踏遍天涯。
山多地少、土瘠民贫、天寒风烈的生存环境，逼着山西人背井离乡，踏上从商之路，同时也铸就了山西人勤俭吃苦、坚韧不拔的品质。历史上，山西商人称为晋帮。晋帮商人对万里行贾习以
为常，他们远往他乡，不以身家为念。山西商人大多白手起家，他们靠的是勤俭吃苦的创业精神，一步一步走向成功。
许多山西商人把吃苦勤俭的美德代代承传，形成一种不怕艰苦、不畏风险的创业精神。在经商的刻苦性上，可以说，山西商人居全国商人之冠。现在，山西商人凭着这股精神，足迹遍及天涯。从日本到莫斯科，从加尔各答到阿拉伯地区，都能见到山西商人的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