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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俊�
但是大家需要思考一个问题：凭什么10％以上是归你们呢？你晓得不晓得，作为国营企业的老板，这是你该做的事，你把企业做好是应该的。比如，以前的红塔山，红塔山做的那么好，看起来好象都是企业自己的功劳，但是如果政府开放烟草给民营企业，一齐竞争，有你红塔山的地位吗？
企业老总就是“保姆”
今天国营企业老总所处的位置是不一样的，国家给你一个机会，你把一个企业做好是应该的。中国是太强调这些所谓的国企老总的激励机制不足，但是我们对他的信托作用却是没有半点要求，这是你应该做的事情。
现在国企改革变成什么样的情况？等于说我今天家里很肮脏，我请个保姆到我们家清扫，清扫完了以后，家就变成他的了，就如此的荒谬，他可以累计他的工时，超过多少工时他就可以把我们家买断，这不就是TCL模式吗。
郎咸平说，他们不就是保姆吗？他们的水平和保姆、和我郎咸平、和你我之间有什么差别呢？我们都是经理人，我把书教好，你要把节目做好，凭什么我们教书教好了，大学不是我们的，电台不是你的，企业却变成他们的了，这公平竞争在哪里？所以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你把这个问题理清楚之后，你发现TCL净资产10％以上归他所有，这就是不公平，因为做好是应该的，你没有资格要求。你做的好我可以给你更多的薪水，像李东生这样高水平的企业家，你一年拿两千万都是应该的，可是你不能拿股权，你不能成为股东。
你有没有听说过通用做的不错，通用现在是谁的，不是韦尔奇的，通用还是通用的。80年代初期，克莱斯勒汽车公司做的很差，公司倒闭，找一个重组专家来做重组，很有功劳，起死回生。这个企业的状况和当初海尔有什么差别呢，把很差的企业重组好了，那企业现在是谁的呢，还是属于中小股民的，并没有属于重组大王的，他重组做好是应该的，给你一大笔钱，这就是职业经理人的信托责任。
但是，中国现在不是这种想法，做的不好是应该的，做的好全部是自己的，这是中国产权改革的失误。
谁在真正控制海尔
TCL10％以上是它的，我觉得这就是不对的，基本观念是错的，做好根本不应该是你的。对于海尔企业，我找了七个学生三个月不眠不休（作调查），我们发现很有趣的现象，也是今年在香港发生的事情，香港有一个海尔中介，有一个新的名词叫做海尔投资，海尔投资竟然是由职工持股会几乎全部控股，海尔投资控制的是什么呢？控制的是商标，目前市值是612亿，控制所有零部件的采购，总资产加起来600—800亿之多。海尔总销售额去年不过806亿，他所控制的资产总值就600—800亿，我们反问一下，凭什么职工持股这么多，你给海尔做事是应该的，为什么控股这么多。
我们再看一下，职工持股会，现在说它是集体所有制，问题在这里，当初是怎么样把国家的资产转到职工持股会手上的呢，难道你是通过董事会决议的吗？如果是通过董事会决议的话，那我就要问一句话，这些做决定的董事们在职工持股会有没有股权，有的话，就是合法的利益输送。
所以，今天这个国有资产产权改革，改到现在是危险的，所有的行为都是合法的，为什么呢？因为相关法律缺位，并不是说在一个完整的法律架构下是合法的，不是的，而是中国没有监管法律。所以，也不是说（他们）走法律的空隙，因为法律没有规定的几乎都可以做。
其实，他们是合法，但是不合理。
海尔的前身是什么，是1955年的合作社，这是所谓的集体所有制的前身。1985年张瑞敏入手，叫青岛冰箱总厂，经过张瑞敏20年的努力，妙手回春。目前人们的心态是，做不好是应该的，做好呢就是他自己的。因此海尔目前是谁真正的控制海尔呢，不是国家，也不是中小股民，而是海尔职工持股会。当然，TCL有TCL的手法，海尔有海尔的手法，但是不管怎么讲，这两家公司都通过不同的巧妙说法能够将国有资产中饱私囊，这就是我所批评的重要原因。
敌人是骂不倒的
目前，有一种观点认为，朗咸平对于德隆的批评造成德隆的危机，对格林科尔的批评，或许会造成格林科尔的危机。而现在格林科尔的主席已经控告朗咸平，在香港采取了法律行动，对此，朗咸平认为，虽然说德隆现象是我第一个批评的，但是如果他自己没有问题的话，我是骂不倒的，所谓敌人是骂不倒的。
我对德隆的批评和对格林科尔的批评是一样的态度，就是用实际数据，经过逻辑分析，得出结论。因此这个结论可能性肯定是非常高的。在这一点上大家总认为郎咸平偏激，认为我有预测能力，其实都不是的，从德隆开始一直到现在，我都是用实际数据说话的。很不幸，德隆给我说中了，我说资金链撑不了多久的，我没有把握说你什么时候会垮台，但是迟早会出问题的。但德隆所采取的手段不是向我学习，而是处处打压我，造谣，透过一些不相关的人制造一些气氛，比如恐吓类似的方法，让我不要说话，他想搞一言堂，不希望听到反对的声音，这是民营企业家的特色，他不希望听到反对的声音，也不想学习的。
批评不带任何偏见
我常常开玩笑讲，如果德隆当时请我给他们讲课，我告诉他怎么做的，他不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事实上我批评格林科尔我的态度是一样的，我用严谨的数据，也是他公布的数据，经过逻辑分析得出来的结论。
我最近准备把我整个数据进行披露，就是批评格林科尔的文章里，数据的来源会详细披露给媒体，让大家知道什么叫做科学的研究，大家不要误解说我对什么公司有偏见，不存在偏见的问题，而是我对任何一家公司的分析都是以数据在说话，你的数据证明是好的，我也不能说你坏，这是原则。
说到格林科尔的问题，格林科尔经过我分析以后，发现它是用一些手法合法取得国有资产，比如像第一个有名的科龙、美菱、ST湘轴等。
我们现在发现一个现象，在收购没有完成以前，就提早进入董事会，这个数据是个真实的数据，你干嘛那么急呢，提早进入董事会做什么，这是我提出的第一个问题。而且我发现他进入董事会以后，四家收购，其中有三家，都有这个现象，在被收购以前，费用大幅提高，收购完以后，费用大幅降低，只要了解一点会计知识的话就会知道，收购前大幅提高什么意思呢？就是制造亏损，收购以后费用大幅降低，很明显，就是提高利润。
因此，表面上看起来是这几个国营企业亏损了，但是可能亏损的原因，是因为你调整会计科目的亏损，你收购完成以后，他就赚钱了，赚钱的原因也是会计科目的调整，因此我一个民营企业家的贡献到底在哪里？这是我提出最大的质疑。如果用这种方法取得国有资产，算是合法的，可是合理性何在。
我用自己的会计方法把它调回来，就是事先不提高费用，事后不降低费用，我们发现已经没有盈利的现象，并没有说你收购完之后你就开始赚钱，没有了，你发现都是负利润。
想想看，如果顾雏军入主科龙或者是美菱，几个月之内就能转亏为盈的话，那将改写我们几十年所发展的金融理论。一个企业要转亏为盈是非常艰难的，肯定是各个方面都出了问题，人事、管理、制度、行销、物流等等你都要做改变才有可能的，这不是几个月做得成的，而需要几年的时间。而且能不能做好并不确定。我们把民营企业看得太神话了，认为改变一个产权结构什么都改变了，就是因为我们无知。
经过会计科目的调整，发现它并没有赚钱。可是国有资产到它手上去了，而且由于事先亏损，所以可以用更低的价格来买，买了以后，就变成自己的了。可是你想到一个问题没有，这个过程是合法的。
而价格是谁定的？是由当事人和卖主定的价格，很多人说，郎咸平讲的不对，他一个愿买，一个愿卖，你有什么话讲。
我觉得这个不对，就像一个房子价格100万，我5万就把它买过来，也就是说当事人决定一个不属于他们的资产的价格，这个资产属于谁的呢？是属于全国老百姓的，双方一个厂和一个买主就能够决定价格，自行定价，公平性在哪里？所以，国有资产在一个没有招标的情况下，自行定价的结果，就是以合法的、最低的价格转进个人的腰包里。
上市公司应该允许批评
对于有人认为这是在改革当中的一些改革的成本和改革的代价的观点，郎咸平驳斥认为，这种观点不成立，改革为什么要有代价，这又不是暴力革命，又不是流血革命，这是一个经济活动，只要是经济活动就能够被量化，就能够被法制化，为什么要牺牲呢？不是牺牲企业家的，是牺牲全国老百姓的财产，这公平性在哪里？而且老百姓没有发言的权力。
想想看，我今天对格林科尔的批评，完完全全都是按照数字说话，下个礼拜就要披露原始文件，到底我每个数据都是从哪里来的，你会发现都是公开披露的讯息，我还是算有话语权的人，我讲一句话，他都要采取一种威胁恐吓，甚至打官司来对待我。但是，你知道他的钱从哪里来的吗，用中小股民上市公司的钱来和保护中小股民的人来打官司，公平竞争在哪里？讲的更可笑一点，你是上市公司，我们对你质疑是应该的，你既然想上市，你就要解释为什么我们这么怀疑，你解释清楚就好了，你能搞一言堂吗？你以为是什么时代？
我还是对媒体有影响力的人，如果你是中小股民怎么办？你就有不讲话的份。我请问你，我们社会的公平性在哪里？所以，我接到律师函以后，为什么我会如此高调在北京开记者会，因为我绝对不会让这种现象发生。
今天打这个官司，不是为我个人而打，这个关系到未来整个改革的走向。
谁是“理论家”
在郎咸平提出批评意见并且收到律师函以后，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现象发生，一是几乎是90％的网民表示支持，而另一方面，经济学界表示支持的人似乎是少之又少，在企业界好象和您有相同意见的人似乎也不算太多，也有人认为朗咸平的观点只是停留在理论层面，并没有走到市场的实际操作层面，郎咸平反驳说，实际情况是，真的在所谓理论层次上人的都是骂我的人，他们都拍脑袋想理论，没有做过实际研究，真正做过实际研究的是我，说出实际数据的是我，我把这个数据说出来之后连中小股民都听得懂的话，怎么叫理论层次？这么简单的道理难道这些人搞不懂吗？
很多人说，郎咸平为什么这么多人骂你，你不回应，我说你叫我回应什么，你拿数据来说1＋1等于2，我还能回应，他骂我，说郎咸平你是个混蛋，我怎么回应？我说对不起，我不是混蛋？我没有办法回应的，你发现没有，对我批评的经济学家基本上对我是人身攻击，我不知道怎么回应，我也没有这个水平回应。
国企改革的最大误区
对于中国有企业缺乏职业经理人的信托责任的问题，郎咸平进一步解释说，国企老总是一个职业经理人，和通用韦尔奇一样。现在国企老总缺乏什么，缺乏对股民的信托责任，包括国家把资产交给你，希望你把它做好，因此你做好是应该的，这是你对国家以及老百姓的责任。但是国企老总很少有这种责任感，这才是今天国营企业最大的问题，而不是所谓的国企没有效率，那不是问题，问题是你应该把你的工作做好，怎么做好？就是要以国家的利益和股民利益为根本的信托责任，这是我们所缺乏的。
这几十年来，中国的产权改革给他们太多的诱惑，有学者说，职业经理人缺位，他们应该当所有人，这样的话才能激励他们做的好，这是胡言乱语，我完全反对，这是政策对他们的歧视，而且是好的歧视，让他们有这种决心来频繁的获取国有资产。
因此说，现在的国有产权改革当中存在着严重的误区。
2004年08月26日
發表於 2006/12/09 10：12 PM
2006/12/10
警惕体制内腐败与民间堕落的恶性互动
文/郎咸平
我最近虽然没有在媒体发言，但我关心这个社会的心却从未稍歇。近来北京市发生的毒大米等等一系列官员腐败事件让我感到怒不可遏，痛不可堪，不得不再次提出我对这个社会的呼吁。面对不断恶化的社会现象，庙堂常常只是一味着急，民间也只是简单地咒骂。但是我希望我所提供的批判角度不同于以往，我认为我们仅仅是呼吁杀贪官是不够的，我们需要系统地解决问题。而北京市事件所引发的思考，使得我们不得不正视现实，警惕体制内腐败与民间堕落的恶性互动。
我想简单的谈一下引发我关注的事件缘由。最近从媒体上获悉北京出售毒大米的消息，让我惊愕不已。所惊者，世风日下，有人居然丧尽天良、不顾苍生百姓生命安全而牟取暴利；所愕者，此事件的始作俑者，竟然是处于首善之区的堂堂粮食主管部门——北京粮食局。根据此事件之专项调查组的调查，2003 年 4 月北京市非典疫情严重之际，主管北京市粮食局的副市长陆昊决定由粮食局购入 29。2万吨陈化粮作为粮食储备。今年春节后，该副市长再次决定将陈化粮销售给公众。陈化粮含有超量致癌物质黄曲霉素，因此发售陈化粮几与投毒无异。
向公众出售毒大米事件是一例典型的体制内腐败行为。有关官员不仅借助行政权力的便利为己敛财，已经到了罔顾广大无辜民众性命的地步。更为令人发指的是，事件被调查出来后，相关责任人不仅不考虑尽快向公众宣传，保证居民的身体健康，反而封锁消息、文过饰非。所谓的主管部门和主管市领导，先不说是否做到了廉洁奉公，不说是否做到了“为人民服务”，就连起码的“不要害人”这样的基本做人原则和良心都没有了！
惊愕愤怒之余，我倒联想起前些日子我专门研究过的香港嘉利来股权纠被抢夺案，突然明白，北京市发生这样那样的荒唐事情，其实并不奇怪，因为以北京市内部腐败势力之强，气焰之盛，卖毒大米其实已经不是他们第一次做起来毫无顾忌的恶性事件。
且看2000年，社会恶势力垂涎于香港嘉利来的股权，于是勾结二商集团个别项目负责人，买通北京市工商局以及北京市外经贸委的个别公务人员，组成合谋团伙，竟诬陷香港嘉利来未履行出资义务，由北京市外经贸委将香港嘉利来拥有的合作公司的股权“批送”给合谋团伙中的黑势力。香港嘉利来彻底失去了在合作公司中的股东地位和自己依法在公司中享有的所有权益。嘉利来愤然抗争，先后依法向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 （即现在的商务部） 提起行政复议。最后，法律给了一个嘉利来公司一个公道，但更令人目瞪口呆的是，虽然北京地方政府表明上口口声声正在履行中央政府决定，但是具体的各个部门就是不归还嘉利来的股权，法律的判决至今还是一纸空文。嘉利来至今仍然什么也没有拿回。盖有国徽章的严肃行政决定，在北京竟然可以荒唐如斯地瞒骗！
这个地球人都知道其中是非曲直的案件，在海内外沸沸扬扬，影响如此之恶劣，但掌管商贸的官员，对此毫不理会，执迷不悟，行径无异于掩耳盗铃。现任主管商贸的副市长陆昊，乃毕业于号称中国第一学府的北京大学的经济学硕士，他在2003 年初当选为副市长的时候，年仅 35 岁，为建国以来最年轻副部级干部。媒体对此一片颂扬之声，将其看作是选拔年轻干部的好例子。从嘉利来事件处理之上，我一度对其毫不作为甚至包庇纵容跨部门作恶的行为难以理解。但是经过这次毒大米事件的揭发，我猛然醒悟，原来这群蟊贼硕鼠，从来就是不顾天下人心向背，更罔论国家利益公众得失，其所看重的，只是一己一群人的私利。
恶性事件一再发生，令我莫名悲愤！这样的官员、这样的行为，我真的闻所未闻。由此可见，体制内腐败已经严重威胁到中国共产党的声誉和行政能力，不下狠手、不出重拳、不下重典，是难以震慑这股腐败势力的。
中央这几年一直在致力于反腐。腐败会亡党亡国，没有人比国家决策人物更明白这个道理。但是，反了这么多年，腐败官员仍然层出不穷，前赴后继，丝毫没有减少的趋势，反而愈演愈烈。这就引发另一个问题，腐败难道仅仅是制度不健全、个别官员道德水平下降、法制观念淡漠所致的吗？除了法律法规，我们的整个社会和民间就无事可做，就没有什么制约力量吗？其中，最令我担忧的就是一方面体制内腐败屡禁不止，另一方面民间道德风气败坏，原本的正义呐喊之声日益微弱，并且二者交织在一起，互相渗透，形成体制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