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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回答了一个不需要回答的问题
我是沦落到泡中的，当然，也可以说，我是被一脚踢到泡中的。我没有撒谎，以我的成绩早该上文庙中学了。文庙中学是全市最好的中学，同学们都说，何有力不上文庙中学是没有道理的。可道理是什么呢，要讲道理的时候，道理才是道理，不讲道理，那道理就什么都不是了。
我家住驷马巷一间临街的铺板房，我在阁楼上长大。从小学一年级起，我就开始把一张张奖状拿回家。奖状都贴在楼下，贴满了一面墙，黑黢黢的房子，增加一张奖状就增加了一点光芒。客人来的时候，我们吃饭的时候，父母睡觉的时候，都看见奖状在墙上闪着光。这点光也照亮了一条巷子，驷马巷的大人、孩子都把我当做一个奇迹，就像是七月里降落的一朵大雪花。大人教训孩子，都拿我做榜样，而孩子们顶撞别人时，都要说，“你以为驷马巷只有双疤嗦？驷马巷还有何有力！”
双疤是驷马巷的第一员狠将。他额头上有一条红通通的刀疤，左眼睑下，又有一块青乎乎的胎记，所以巷子里的人都叫了他双疤。刀疤红通通的，看起来真是一条怨气冲天的蜈蚣虫！而青色胎记，使他的神情显得阴郁和伤感。双疤已经不年轻了，至少要大我十岁以上吧。他曾经短暂地拜访过我，他对我说，“你有麻烦尽管来找我。”但我一次也没有找过他，，即便韩韩把我打成了一滩臭狗屎。
小学三年级的下半期，来了一个实习老师给我们上常识课。老师是师范学校的女孩子，大概十八、九岁吧，又漂亮又骄傲，说话倒是一点也不发嗲，干脆利索。她说，“孩子三天开眼，三月短奶，三岁就不尿床，对不对，同学们？”我就举手要求回答问题，老师提问我总是积极争取回答的。那时我还不晓得，有的问题是不需要别人回答的，因为有的人喜欢自问自答。老师就满脸的不高兴，她说，“你要说什么？”我说，“有的孩子九岁还在尿床呢。”老师小巧的鼻孔里哼了两声，她说，“你说谁呢，你说你吗？”我听见老师哼哼，心里发急，就放大了嗓门叫：
是的老师我说我呢我昨晚还尿了床你不信你去问我妈妈！
同学们哈哈大笑起来，老师漂亮的脸蛋气得白一块红一块。到了最后，她冷笑了起来，我发现漂亮的女人冷笑起来都是特别可怕的。她说，“你胆子也是太大了，真不晓得世上还有一个怕字吗？上课时间哗众取宠啊！”
下课以后，她不准我上厕所，把我叫到办公室面壁思过。我说，“老师，我想撒尿，我撒了尿再回来好不好？”她说，“你还在嘲弄常识吗？我不信你的膀胱就那么没耐性？你要尿，就尿给我看看吧。”我急了，我说，“我真的要尿了。”
那时候我真的是胆小啊，比现在还要老实和胆小，我站在桌子边，她又没有拉着我，我跑了就跑了，可我不敢跑。我只是哀求她，“老师，我要去撒尿！”她不理我，手里拿了一本《儿童心理学》慢慢地翻……忽然，她惊声尖叫了起来，我发誓她把所有人的耳膜都刺痛了，办公室的老师都转过头来看着她。她把《儿童心理学》卷起来，煽了我一个大耳光，流氓！流氓！她狠狠地骂着，骂得都要泣不成声了，好象真有一个流氓把她怎么了。
可我什么都没有感觉到，我只是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我从来没有这么痛痛快快地撒过一泡尿。我清楚地记得这是早春二月的一个上午天，空气清新，桃花正在校园里舒展地开放，热腾腾的尿把我的裤管都浇透了，热气穿过三层的裤子飘出来，飘出一丝丝紫色的烟雾来。
你可以想象，当我拖着湿淋淋的裤子回到教室，有多少同学在冲我发出嘘声啊！接下来是音乐课，那节音乐课结果成了每一个同学都难忘的狂欢节。他们围着我唱啊跳啊，发出合乎节拍的掌声和踏步声，就跟喝醉了酒一样。而我的腿在紫色的烟雾散尽之后，就冻成了两只冰棍了。我低着头，瑟瑟发抖，我现在回忆起来都像是恶梦，我觉得我要熬不过去了，觉得自己随时可能要被他们淹死了。只有一个胖乎乎的女生对我表示了同情，她把一潮一潮涌过来的同学推出去，还塞给我一颗喜之郎的水果冻，她说，“吃糖吧，吃糖吧，别哭给他们看，啊？”这个女同学名叫熊思肥。
第一章文庙中学的一切都在思考着
小学毕业的时候，我被计算机分配到泡桐树中学。教务主任早就说过，“何有力，你是去不了文庙中学的，你的素质教育不全面，你还把尿撒在裤子里是不是？你还要好好努力呢，千万别当跛脚子，啊？”
文庙中学是全市最好的学校，听说在北京、成都，或者还有武汉、青岛、哈尔滨……文庙中学都是最好的学校呢。我们小学有两个保送文庙中学的名额，秘密保送，没有张榜，其中一个就是熊思肥。熊思肥祖籍山东肥城，爷爷给她取的名，是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的意思吧。她爸爸是派出所所长，就管着文庙中学这个辖区的户口和治安。不过，她说她能一直读到文庙中学的高中，是因为她会吹唢呐，而文庙中学正有一个民乐团。
我在泡中熬了三年，中考以绝对高分，终于跨进文庙中学。熊思肥见到我的第一面，就跟我热情地拥抱了。当然，她只是伸出圆滚滚的手臂，象征性地搂了搂我的瘦肩膀。她说，“何有力你脸红什么呢，你就把我当做唢呐艺术家吧，艺术家还拘什么小节呢？”她又塞给我一颗喜之郎果冻，她说，“吃吧、吃吧，多好吃的果冻啊！我真爱吃果冻，爱得要命呢。”
嗯，熊思肥真好，熊思肥让我觉得暖洋洋的，陌生的文庙中学、大名鼎鼎的文庙中学，一下子也变得像熊思肥的果冻一样，是甜蜜的也是亲切的了。文庙中学是卧虎藏龙的地方，院士就出过十三个。几年前，翁也夫先生第一次来文庙中学颁奖，曾经开了一句玩笑，“联合国的核查小组跑到伊拉克瞎忙什么呢，伊拉克能弄出什么来？文庙中学才是真正的核武库。”当然，翁也夫先生很慈祥地拍拍自家的脑门，他说我说的核武库，是说你们的脑子里都装满了核燃料。文庙中学的校园，是从前的文庙。文庙就是祭祀孔子的场所，大概有两百年了，也可能是两千年了，谁晓得呢，反正校园里有一条青砖墁的道路，通向一座红墙黄瓦的老屋。孔子是大成至圣，所以老屋的气象就很像紫禁城的宫殿。后来盖起来的宿舍和教学楼，都一圈圈环绕着文庙，如同大大小小的儿孙，绕在一个老太爷的膝前。翁也夫先生每一次来文庙中学，都要在文庙给孔子磕头。有一次我亲耳听他叹息，文庙中学的文脉，都藏在这儿了。校长、老师频频点头，是很诚恳也很感动的样子。我听了，却是半懂半不懂的。我们是作为各年级的前十名接受也夫先生接见的。也就是说，全市有几十万中学生，能够进文庙中学的只有一千人。而有幸和也夫先生一同磕头的，只是一千人中的六十人。
我回家给父母说了，母亲用带碱味的手抚摸着我的手，她说，“好好念书，有力。”父亲用干裂的嘴唇咂着酒杯，他说，“你真的要好好念书，有力。”是啊，我不好好念书，千辛万苦考上文庙中学，为的什么呢？在文庙的后边，有一块水塘，塘里植满了莲藕，夏天是荷叶和莲花，冬天都干了，耷了脑袋，像是在睡觉。但我更愿意想象它们其实在思考。在文庙中学，所有沉默的东西，一棵树，一块砖头，我都愿意想象它们是在思考着。思考难题，思考一加一为什么等于二，或者呢，默记英语单词，默记圆周率到小数点后边一百位……任何事物都不是偶然的，不思考，这些沉默的东西为什么恰好是在文庙中学呢？
水塘边立着一块巨大的鹅卵石，真像鹅蛋一样光光滑滑的，上边凿着两个大字是“方塘”，“方塘”下边刻着朱熹的诗：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在那块鹅卵石的边上，还立着一排宣传栏，宣传栏里贴着文庙中学出身的十三个院士的照片。每天我很早就到学校了，我经过院士们深刻的眼光，经过朱熹深刻的诗句，诵读着英语、圆周率和各种各样的等式、不等式……。我觉得泡桐树中学离我很遥远了，韩韩也离我很遥远了。
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就在我十九岁的这一年，终于获得也夫金奖的当天，也就是我离高考只有三个月的时候，我居然又被他撞到了。我的冤家，真他妈的——Shit！
第一章天塌下来有高个儿撑着
韩韩把我的金牌抢走之后，我靠着那棵黄桷树发了半天的愣，就返回学校去找熊思肥。熊思肥还在排练厅排练《北京喜讯到边寨》，我透过窗户寻找她，她却先看到我了，支起唢呐朝着我亲热地叫了几声，嘟嘟﹑嘟嘟，那么洪亮又那么厚实，就像是熊思肥的声音一样，一下子让我觉得有了依靠了。我是理科实验班，她是文科班，但她却常在课间跑来找我问数学，一天要来好多回。她在我们教室门口一探头，同学们就嚷起来，“何有力、何有力，你的肥肥妹妹来看你了！“我的脸立刻就烧乎乎的，然后慢吞吞地站起来，埋了头，做得若无其事地样子走出去。我当然不会让她进教室，我就靠在走廊的栏杆上，给她讲解难题。她的难题哪是什么难题啊，豆芽小菜，我瞟一眼什么都明白了，可我怎么讲她还是不明白。
熊思肥越长越胖了，胖得就像是一颗大果冻，但又胖得很结实，胖得很健康，胖得红通通的，就连她额头上、嘴唇上的青春疙瘩都是红通通的呢。她跟我说话的时候，热气一直冲到我的脸上。我往往一边说话一边退，但她总也一边点头一边进，我后来抵住一根柱子，再也退不动了，只好可怜巴巴地看着她。她就笑，“但愿你别犯了高材生通病，和女孩子相处能力差。”我真是有点害怕她。她曾邀请我去她家听唢呐，说唢呐也会发嗲的，可我哪有时间听？我的书包都已经超过了20斤，每天要解多少题！我说，“唢呐又不能当饭吃，唢呐发嗲你也发嗲，你们就能双双考上重点大学了？”熊思肥还是笑，但已经变成了冷笑。熊思肥哼了一声，“何有力，你太愚蠢了。你以为世界全装在你的书包里？”我还是第一次看见熊思肥冷笑呢。冷笑让这个面团般的女孩子，忽然变得来很结实、很强大。不晓得为什么，我是喜欢看见熊思肥冷笑的样子的。真的，我觉得自己很虚弱，而熊思肥比我更强大。
我给熊思肥说着金牌被抢的事，眼泪一下子就上来了。我说，“熊思肥熊思肥，我父母还等着看我的金牌呢，妈妈说金牌一定很沉吧，爸爸就说妈妈土，金牌又不是金锅魁。我走的时候他们还在争论呢，可他们哪晓得，自家的儿子连自家的金牌都没能守得住。”
但是熊思肥并不安慰我，她用一块黄手帕慢慢擦完了唢呐，反问我，“何有力，你是文庙中学的高材生是吧？”我犹豫一下，点点头。她说，“你有一米八十了吧？”我说，“是一米七十九。”她说，“哦，是一米七十九，也够高的了。在家你是最高吧？在班上你也是最高之一吧？你也该算个真正的高个了吧？”我含含糊糊点点头。熊思肥忽然哼了一声，“全世界的人都晓得，天塌下来有高个儿撑着。天塌下来你撑得住吗？掉下来一个韩韩就把你打蔫了，你还能撑得住天？”我咬咬牙，说，“你是要我去把金牌讨回来？你知道韩韩住那儿吗？”我当然晓得韩韩住哪儿，可我只想等她说管他住哪儿呢，我陪着你一块去。但她只是说，“应该还是剧院街。”
我说，“嗯，好象是剧院街，可我从没有去过那条街。”熊思肥说，“大剧院多有名啊，找到大剧院，就能找到剧院街，是不是？我再给你一点提示吧，剧院街在大剧院的后边呢，一片坡地上，到了那儿就像到了乡镇上。”我说，“那，你晓得，门牌号是几号吗？”她说，“67号。你进了67号的大门，一问都晓得的。韩韩的家，谁都应该晓得的，对不对？”我说，“那我改天一定去，我一定要把金牌讨回来。”熊思肥的冷笑变成了亲切的微笑，笑得青春小疙瘩都在发着光。她说，“为什么是改天呢，你今天就去，现在就去吧。你爸爸妈妈还等着看儿子的金牌呢。再说，我也想看看啊，摸摸啊，金牌真的很沉吧？”
我叹口气，闭着嘴把气全叹在了肚子里。我说，“好吧，我就去把金牌讨回来。”我瞪着熊思肥，我想她应该明白，我真的是装了一肚皮的鸟气啊。熊思肥好象根本不晓得我在想什么，她从口袋里边掏出两样东西递给我：一只淡蓝色的新口罩，和一把“喜之郎”果冻。
第二章我就像一个枪手在点门牌
我换乘了三路公交车，才磨磨蹭蹭磨到了剧院街。
省人艺的大剧院，是一座五十年代的苏式奶黄色建筑，仿佛是砖石的城堡，门上有浮雕和涡轮，门前有很粗的柱子还有很高的台阶，台阶下是小小的广场和烙花的栅栏。在人们还爱看话剧的时候，这儿是繁华过，但那已是遥远的往事了。大剧院不演话剧多年了；后来演电影，可电影也没几个人看了，就被录像代替了。VCD和DVD普及之后，就连录像也停了。大剧院还被用来搞过商贸会、小吃节，但人艺的老艺术家们投书晚报，痛斥这是金钱对艺术的欺凌……大剧院再后来就什么也没做过了。门窗总是关着，墙面邋里邋遢，如同一个邋遢的破落贵族还带着扑粉的发套。我在大剧院门口下了公交车，栅栏外已经摆满了冷淡杯和烧烤摊。走在这个又热闹又破败的地方，我恍如走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当然，对这个城市来说，我也基本是一个陌生人，因为熟悉的地方，从来只有家和学校这两点。
剧院街在大剧院的后边，而且是在一块舒缓的坡地上，街灯正在东一盏、西一盏，慢吞吞地亮起来。我在廊檐下数着门牌寻找“67”。爆疙蚤树开了花，又芬芳又忧伤。我伸出手指数着门牌，我听着心口在咚咚地跳着，好象一个枪手用枪点着门牌，一个一个地点。门牌的号码顺着梯坎在提高，我点到了66，忽然有些气紧，类似高原反应那种气紧。吸一口气，再点上去，66上边却是68。我也不晓得这是怎么一回事，左边看了、右边看了，的确是66和68。我长长呼出一口长气来，没有67号，是的，没有67号，我到哪儿去找韩韩啊？
我忽然对自己有了一个交待了，我来了，找过他，但他胆怯地消失了。为了证明自己的确是来过，我在66号和68号之间又徘徊了一小会，然后做得满心失望地走开了。
我磨磨蹭蹭地往回走。二十斤的书包背在背上，不知不觉变轻了。我走得很轻松，甚至感觉是饿了。妈妈每天给我三毛钱的零花钱，我舍不得用，一点点地攒起来，希望能够买到一件雪白的、海蓝的，耐克牌子的体恤衫。我很想在六月的高考时，穿着耐克体恤进考场。耐克那个小勾多漂亮，就像十二年来，我作业本上飘满的小勾勾。可现在我饿了，我要犒劳我自己。绕回大剧院的栅栏外，我嗅到了一股焦糊糊的香味：街对面，立着一架卖烤红苕的三轮车，还插着一面标语牌：“防萨尔氏，烤红苕。”已经有两个顾客在等候着，一男一女，是两个情侣的样子，都戴着蓝色的口罩。
我问卖红苕的大爷，“大爷大爷，红苕真的可以防萨尔氏？”老头嘿了一声，他说，“高温杀菌，一匹马都烤得死，还烤不死‘杀死’么？”“老头把萨尔氏说成是“杀死”，平平淡淡的语气，就多了一点杀气。他咽了一口干唾沫，他说，“其实人都是被自己吓死的，对不对，小朋友？”我不是他的什么小朋友，可我觉得他的话有道理。我决定用口袋里的三毛钱买上一只烤红苕。三轮车后边是一家小小的冷酒馆，挤满了不要命的老百姓，碰杯的声音，划拳的声音，乱糟糟的，灯光却是屁亮屁不亮，活像一个疑似萨尔氏的病人 。
我在火炉边等了一分钟，四月的晚上还是凉嗖嗖的，但是火炉把我烤得很暖和。红苕出炉了，两个情侣隔着口罩亲了一下嘴，嘴巴在口罩下边扑哧哧地笑，然后就手牵手地走掉了。后来我把红苕捧在手上，红苕烫得不得了，我用两只手反复地拍打着它，躲闪着红苕的烫，也吸收着红苕的烫，我觉得真有说不出的舒服来。我把烤得发硬发黑的壳小心翼翼地剥离开，里边就缓缓地淌出一线红色的苕心来。我伸出舌尖舔一口，是焦糊糊的香味，焦糊糊的甜味，然而又是嫩得不能说。我就站在火炉边，舔了一口，又舔了一口，一直舔到手里只剩下两瓣黑黢黢的红苕壳。
我把红苕舔得只剩下两瓣黑黢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