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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斯特罗对我说：“请再拿一个信封来。”
我立刻叫人取来一个同样的信封，他又认认真真地签好交给了我。而那个他认为签得不太好的信封和那张他试写签名的白纸早已“不翼而飞”了。卡斯特罗是世界级的人物，正如前文所述，他的签字十分宝贵，具有极高的收藏价值。
快到凌晨两点了，卡斯特罗站起身来，像是要告辞的样子，我连忙不失时机地致谢道：“总司令日理万机，百忙中光临使馆，同我们一起欢度国庆，同志们深为感动，感到万分荣幸。”卡斯特罗开玩笑地说：“听你讲这话的意思，是要赶我走。我们走了，你就可以睡大觉了。我们回去以后可睡不了觉，还要继续工作呢。”卡斯特罗的幽默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果然，国庆招待会后不久，奉卡斯特罗的指示，古巴电视台向全国播放了中国国庆阅兵式实况录像，而且一连播了三遍，古巴国内反响极大。当时正值危地马拉总统访问古巴，卡斯特罗还送给危地马拉总统四盘带子，帮助我国做未建交国家的工作。
第二部分难忘的生日祝福（1）
迟浩田访问古巴期间，卡斯特罗两次向我表示要在11月为我过60岁生日，我对此不敢抱有奢望，告诫自己不要当真。我想，别说一个国家的元首，就是外长为一位外国大使过生日，也是极为罕见的。这话只不过说说而已。
日月如梭，转眼进入11月，古中友协主席邵黄将军告诉我，劳尔将为我过生日，形式是家庭式的，让我自己定使馆参加人员。这消息使我受宠若惊，看来邵黄讲的是真的。邵黄过去是劳尔的秘书，劳尔对他非常信任，两人关系十分密切，邵黄说古方可能要去一些重要领导人，希望使馆能少去人，这样古方可多去一些人。初步商定使馆去三人，我和夫人赵秀芳，还有政务参赞刘玉琴。
11月3日那天，古巴革命武装部外事局长塔马约将军通知我，劳尔为我过生日的日期定在11月9日晚上7点钟，使馆参加人员由我定。经与刘参赞商量，增加了武官刘群仓、商务参赞周洪涛和文化参赞王彦廷。
11月5日，邵黄打电话给我，说最好维持原定的三人，不知对我有何不便。我说没有什么不便的。但过了几个小时邵黄又告诉我，三位参赞可以参加。
生日晚宴在古巴小湖区国宾馆24号楼举行。卡斯特罗和劳尔常在这里举行小型宴会。我们按时到达，古方参加人员除拉赫（部长会议执行秘书，相当于常务副总理，掌管内阁）外都已到齐。拉赫在将要入席时赶到，他说：“我从卡斯特罗那里来，总司令因工作原因不能来参会，让我转达歉意，并祝大使生日快乐。”
我一看古巴参会者的阵势，不禁吃了一惊，古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就有八位，他们是：劳尔、拉赫、国务委员会副主席胡安·阿尔梅达、国务委员会副主席兼组织部长何塞·拉·马查多、内务部长阿维拉·科洛梅上将、基础工业部长马科斯·哈维尔、糖业部长乌利塞斯·罗萨莱斯和农业部长阿尔弗雷多·霍尔丹。另有劳尔夫人、全国妇联主席埃斯平，原内务部长、政治局委员、现任电子集团董事长拉米罗·巴尔德斯，古中友协主席邵黄将军，革武部外事局长、古巴第一位宇航员塔马约将军和外交部副部长格拉。
我心里很清楚，这么多的党政军领导人为到任还不到一年的普通大使祝寿，这和你个人没有什么关系，这完全是目前中古两国的特殊关系决定的。我的头脑没有发热，我为伟大的祖国而自豪，为两国的友好关系而喜悦。我感到我身上的担子很重，感到了一种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我必须为增强中古两国的友好合作做出最大的努力。
宴会厅里摆的是可以坐24人的长桌，而实际参加宴会的是22人。从餐桌上的摆设和装饰看，古方为我的生日宴会是下了一番功夫的，桌上的装饰是中式特色，这是邵黄姐姐的杰作，刀叉餐碟则按西餐的习惯摆放。
餐桌的中央是一辆精心制作的马车模型，车上有12生肖，因为我是属兔的，兔子做得最大而且高高在上，其他生肖则在下面；前面有两匹马拉车，车上还标有60字样，车的前后还有其他雕刻装饰，有帆船，代表一帆风顺，有月亮、桂树、玉兔等，邵黄将军专门做了解释，有的我也不明白，总之都是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
晚宴的气氛是自由轻松的，像是家庭式的朋友聚会。所有入席人员都没有西服革履，劳尔等军人都是军便服，女士们着衬衣，我穿了件白色的“瓜亚维拉”。这种衬衫前襟对开，左右各有两个口袋，上小下大，两边各有一条自上而下绣织的花纹，是古巴和加勒比中美洲国家经常穿的一种服装，正式场合和非正式场合都可以穿，只是不可以塞在裤腰里。
宾主按座位卡坐定，我和劳尔相对而坐，他的右边是我夫人，我的右边是劳尔夫人。劳尔敲了敲水杯，站起身来，致生日祝词，并请大家举杯祝我生日快乐。劳尔讲话回顾了他1997年访华的情景，赞扬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重大成就，国际地位越来越高。他也讲到古巴各省人民代表大会取得圆满成功，大家进行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强调完善社会主义体制，党政分开，政企分开。
劳尔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发生的变化十分关注，他读了六遍江主席的15大报告。他访华20多天，每参观一地，全团要开会总结，谈体会。回古巴后，他根据古巴的具体情况，借鉴了一些中国的经验。古巴的企业改革是从军工企业开始的，取得经验后，分步骤在有条件的国有企业推广。古巴的菜篮子工程也是在劳尔的倡导下搞起来的。古巴人没有吃蔬菜的习惯，农民很少种菜。几年前古巴政府要花大量外汇从加拿大等国家进口蔬菜，供应旅馆，以供外国游客消费。菜篮子工程实施后，农民开始种菜到城市集市上卖。政府还号召在城市的空闲土地以及房前屋后都种菜。蔬菜问题很快就基本解决了。在此之前，邵黄还搞了块蔬菜试验田，对菜农实行按劳分配。结果一个菜农竟然每月能拿到1000多比索，而当时正部长的月工资才450比索。这事在古巴引起了一场风波，有人在报纸上批评这是在走资本主义道路，邵黄的压力很大。是劳尔出面保护了邵黄将军，劳尔指出：“为什么一个农民就不能比部长挣钱多，他是劳动所得，是符合社会主义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的。”
劳尔在祝词中肯定了我在古巴的工作，他说：“王大使为人豪爽，待人诚恳，容易交往，西班牙语讲得比我们古巴人还好，大使能说西班牙语很重要；可以直接同我们沟通。他为两国友好合作积极工作；使两国各方面关系取得很大的发展。”
第二部分难忘的生日祝福（2）
我在答词中讲了我的感受，我说：“今天，劳尔部长（人们都这样称呼劳尔）和夫人埃斯平，还有这么多的古巴党政军重要领导人为我过生日，这个60岁生日，是我一生中最重要也是最具有历史意义的生日；我万分感动，永生难忘；这充分反映了中古两国的兄弟情谊。一个人到了60岁已进入老年队伍，但我感觉像是30岁，我将不遗余力地为发展两国友好合作关系尽最大的努力。”
我赞扬了古巴革命和建设的成就，高度评价了卡斯特罗的伟大。我特别强调了劳尔的人格。我说：“从我读到的关于劳尔部长的书中，从我同您的交往中，我学到了很多有益的东西，您不仅是卓越的党政军重要领导人，而且是模范丈夫、模范爸爸和模范爷爷，您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我非常赞赏您讲的四句话，第一句是‘我的最严厉的法庭是我自己的良心’；第二句是‘我每天检讨自己一天的所作所为’；第三句是‘一个马屁精比一个中央情报局的特务更可怕’；第四句是‘最坏的一句话是不可能’。”
在场的所有人对我能一字不错地背出劳尔的名言感到惊讶，从他们的表情之中，看得出他们认为我讲的是心里话，而不是有意的吹捧。
席间，劳尔还讲述了他和埃斯平年轻时的恋爱故事，使得宴会上的气氛轻松活跃。埃斯平出生于有钱人家，大学的专业是机械工程，毕业后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进修，后在墨西哥认识了卡斯特罗，参加了卡斯特罗领导的“七·二六运动”。在革命斗争中她同劳尔建立了革命感情，革命胜利后结为夫妻。埃斯平一直是古巴妇联主席、党中央委员，她在国际上也享有很高的声望，是一位知名的革命女性。
吃完了饭，大家站起来离开餐桌，这时候服务员拿出来一个大生日蛋糕，上面用中文写着“寿比南山”，另有6朵玫瑰花，象征60大寿。
生日蛋糕放在一张桌子上。劳尔亲自张罗，他请我和夫人站在桌前，给每人一把切蛋糕的铲刀。然后指挥其他人围成一个半圆，他喊一二三，古巴同志用西班牙语唱起了生日歌，大意是：我为你过生日，祝你生日幸福。这时候我和夫人开始切蛋糕，然后由服务员送到每人手里。
吃完了蛋糕，劳尔热情高涨，用中文高声唱起《东方红》。劳尔唱《东方红》也是一绝，他发音准确，而且能唱两段。这是他1953年到维也纳参加世界青年大会时，向一位同房间的中国代表学会的，至今不忘。
在场的中国同志，除我夫人外，其他人都是外语学院的同学或校友，大家在学校都学过古巴歌曲。我们唱了一首《要古巴，不要美国佬》，另一首是《七·二六颂歌》，古巴同志和我们一起唱，大家情绪激昂，歌声嘹亮，像是回到了革命斗争的年代。格拉副外长曾在中国当大使11年，他知道我能唱京戏，而且还能用西班牙语唱，他提议我来段西班牙语京戏。用西班牙语唱京戏是我在大学念书时就尝试过的，也是我在联欢会上的保留节目，一般不轻易拿出来。这一天我心情特别激动，我先唱了一段《甘洒热血写春秋》，然后即席编了几句词，大意是：今天大家来相聚，兴高采烈庆生日，欢声笑语伴歌唱，祝愿诸位一切顺利。在场的古巴同志都是第一次听西班牙语京戏，被逗得大笑不止，前俯后仰。
在我们即将向主人告别的时候，劳尔先引我到备餐间向四位厨师和四位招待员告别，感谢他们高超的厨艺和热情周到的服务，并同他们一起合影留念。
我们向古巴的同志一一拥抱握手告别，劳尔和埃斯平一直送出门口，看着我们上车。
夜深了，汽车静静地驶出小湖区，奔跑在通往使馆的5号大道上。我仍沉浸在热烈友好的气氛中，这是我一生中最有意义、最难忘的生日啊！
第二部分著名画家袁熙坤为卡斯特罗画像
2000年8月的一天，办公桌上的电话响了，我拿起听筒，原来是外交部拉美司司长李金章的电话。李司长告诉我：国内著名画家袁熙坤善画人物和狮虎，在国内外享有名气。他已为世界上30多位风云人物画过像。袁熙坤崇拜卡斯特罗，他渴望到古巴专为卡斯特罗画像。他已经在国内通过古巴驻华大使馆提出此要求。李司长还说：袁熙坤是全国政协委员，同唐家璇部长、李肇星副部长都很熟悉，是外交部的朋友，希望你能从中相助，促成此事。我回答李司长说：我认为此事难度较大，卡斯特罗坐在那儿半个小时，让画家为他画像，这不是卡斯特罗的作风。这事可能性不大。“不需要那么长的时间，只要6到7分钟就行了。”李司长说。
这可给我出了一个难题，我先找古巴外交部有关官员了解一下情况，得到的回答是：卡斯特罗至今只同意过一个人为他画像，此人是国际知名大画家公亚萨明，他是厄瓜多尔人，是卡斯特罗的好朋友。卡斯特罗能否同意袁熙坤大师为他画像呢？古巴外交部心里没有底，我也感到难度很大。
尽管如此，我还是硬着头皮拜会了卡斯特罗的秘书卡洛斯，我很清楚让卡斯特罗坐在那里一本正经地让人画像，这根本不可能，只能采取别的形式。我和秘书商量了一个比较可行的办法。当时已经确定了唐家璇外长将在9月16日至17日率团到古巴访问。我断定卡斯特罗将会见唐外长。画家可利用会见开始时，宾主互相友好寒暄的五六分钟，抓紧时间完成画作。
卡洛斯秘书向卡斯特罗做了汇报。过了几天，我利用卡斯特罗为欢迎一外国元首访古举行欢迎宴会的机会，把袁熙坤为他画像的事又说了一遍，我特别强调说：“画家因为崇拜你，已经看着照片画过许多遍，很熟练了，几分钟便可完成，但这只能画得形似，还不到神似。要想画得形似又神似，画家必须看到你本人，看到你的气质和精神。”卡斯特罗笑了。
过了几天，卡洛斯通知我，卡斯特罗同意了上述方案，我也立即报告了国内，同时征得了唐外长的同意。
9月16日晚8点15分，卡斯特罗在革命宫会见唐外长和代表团成员。袁熙坤乘着使馆的车和代表团一起赶到革命宫。卡斯特罗会见代表团的正常程序是，代表团提前一刻钟到达，先在接待室等候，那里备有咖啡、茶和饮料。时间一到，卡斯特罗从里面的办公室出来，与事先按职务高低排列好的代表团成员握手问候，礼宾司司长向卡斯特罗做介绍，卡斯特罗还和大家随便聊几句，这个过程怎么也要五六分钟的时间。画家应趁这时给卡斯特罗画像，然后合影留念。可实际情形是，画家没能与代表团一起提前到达接待室。唐外长代表团只有十个人，卡斯特罗很快结束了问候，并请大家到会议室会谈。
“请等一等，总司令，画家还没到呢。” 我急忙告诉卡斯特罗。我当时很焦急，心里清楚，如果大家坐下来，开始了会谈，画家再进会议室就会干扰会谈，而且也无法和卡斯特罗合影留念了。
“画家为什么没有到？”卡斯特罗问。
“他带了许多画像的工具，保安人员在底下大门口对他进行安检。”
“那我们等一等他。”卡斯特罗说罢，立即招呼秘书卡洛斯到下面去关照画家。
过了几分钟，袁大师背着画板上来了。我向卡斯特罗做了介绍，并请卡斯特罗和袁熙坤合了影，然后大家进了会议室。
宾主在一张长桌两边坐下，袁熙坤在代表团一边的后面坐下，斜对着卡斯特罗，开始了他的工作。
按惯例，双方还要相互把参加会谈的成员介绍一下，接着相互寒暄一番，然后进入正题。谁想那一天卡斯特罗开门见山很快就谈到了正题，而且是比较敏感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画家还在那里画像，实在不是太合适。我从古巴外长和驻华大使的面部表情看，画家应该离开了，7分钟过去，10分钟过去，15分钟过去，20分钟过去了，袁大师还在埋头画，我实在憋不住了，起身到大师身边，小声告诉他应该离开了。
“还需要卡斯特罗在画像上签字。”袁熙坤说。
“这你不要管了，由我负责。”
袁大师不声不响地离开了会议室，回到了旅馆。
夜间12点，会谈结束了。卡斯特罗起身邀唐外长和代表团成员吃晚饭。这时候，我赶紧把画家画的像拿给卡斯特罗看。
“画得怎么样？”我问。
“很好，不过比我本人年轻了。”
“您若认可，请在像上签字吧。”
卡斯特罗坐下来，很认真地在他的画像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签完了字，卡斯特罗站起来对我说：“画家哪里去了？我请他一起吃晚饭。”
“他已经回旅馆了。”我回答道。
“噢，那就算了。你替我谢谢他。”
在袁大师离开古巴回国那天，我到他下榻的宾馆看望他，他一共画了三幅卡斯特罗的画像，卡斯特罗签字的那张是没有穿军装的侧面像，另外两张是身着戎装的半身像。他要我选一张赠送给卡斯特罗，我选了我认为画得最好的一张。我还在上面用毛笔题写了八个字：气吞山河 威震四海。
在卡斯特罗到使馆吃饭的时候，我转交给他，并向他讲解了我题字的含义。卡斯特罗非常高兴，让我转达他对袁大师的谢意。
我至今不知道这件事是办对了还是办错了，不过不论是对还是错，今后我不再办这样的事了，我为此着多大急啊！
袁熙坤确实是出于对卡斯特罗的钦佩和热爱，才不远万里自费专程飞到古巴去完成自己的意愿。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这幅作品，还自费印制了一万张。他是以自己的才华为中古两国关系的发展、两国文化的交流做贡献。自那以后，袁大师也成为古巴驻华使馆的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