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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这样的例子多了，我们就有了足够的警惕之心，我们的思考方式也逐渐成熟。美国实业家亨利·福特说过，“你不能靠你声称你将要去做的事情来建立声誉。”这句话与我们的古训“行胜于言”有异曲同工之妙。谁说了什么大家是不大关心的，关键是看这人做了什么没有。我们还是看看一位很早就立志造福全人类的伟人是如何做的：
这个人在中学时代的作文中，即透露出他要成为一位为人类服务并献身的伟人的志向。
在此后的一生中，他没有食言。在大学毕业并获得了博士学位之后，他曾希望去做一位哲学教师，可是命运没有安排他去成为又一位学院派的哲学家，而是在政治当局的阻止下逼迫他走向了社会。在这期间还曾有人帮助他进入普鲁士政府的官场，去做一个坐办公室的行政官员，但他毅然拒绝了走这条可能使他在后半生过得轻松而闲适的平庸之路。这次拒绝，决定了他此后一生的路，使他逐步走上了批判社会，并从而力图改造社会的社会思想家和社会革命家的不归之路。这个人就是马克思。
好了，下面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了，拉瑞为什么会推荐刘亦婷？
我想，拉瑞推荐刘亦婷，一方面原因可能是非理性的。另一方面的原因可能是文化差异的问题，比如，当刘亦婷满脸真诚地说出“我的理想是为了人类的幸福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做经济工作不是为了挣很多钱”时，拉瑞先生便激动得大声欢呼：“太棒了！太棒了！我为我的选择感到骄傲！”
结语
本章基本可以消除《哈佛女孩刘亦婷》、《刘亦婷的学习方法和培养细节》两本书可能给一些读者带来的误导，即被哈佛录取的学生都具有“不寻常的优秀素质和综合能力”，以及刘亦婷进入哈佛是因为其具有“不寻常的优秀素质和综合能力”。
刘亦婷固然在某些方面体现出了优秀的一面，但总体而言，她仍是个比较平凡的学生。她能够进入哈佛，主要靠三点原因：
第一：优秀的英语考试成绩，尚可的英语交流能力；
第二：由于文化差异等原因给拉瑞留下的好印象以及由此带来的推荐；
第三：美国大学在招收中国学生方面存在的制度缺陷。
时刻不忘灌输“学习是头等大事”
让一个孩子心甘情愿地放弃“交友、娱乐、兴趣、休息、爱好和特长甚至看风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不得不佩服刘亦婷的家长“长期灌输”有方。
“如果上不了重点中学，为人类做贡献就更困难了”
应试教育的特点是什么都要与考试挂上钩。在无尽的竞争中，孩子的价值观不断扭曲。刘亦婷小时候有个理想，要像安徒生爷爷那样为人类做贡献。不过，这个理想也被她的家长巧妙利用，成了督促她好好学习的思想工具。
联系学校的整个过程，我都尽可能带着婷儿一起去，让她从一开始就知道，为了实现“长大为人类做贡献”的理想，首先要争取受最好的教育。看大人们为此奔波劳碌费尽口舌，小小的她也情绪性地感受到，争取上一所好学校是多么重要，又是多么不容易！
……
如果你上不了重点中学，就受不到最好的教育，要想像安徒生爷爷（这是她幼年最崇拜的人）那样为人类做贡献就更困难了。”
从婷儿后来的成长过程来看，这番话给婷儿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因为她遥远而空泛的人生理想第一次被化解为“争当前3名……保送进重点中学”这样具体的阶段性目标。在整个小学阶段，这个阶段性目标都是婷儿努力学习的内在动力。
（引自《哈佛女孩刘亦婷》增订本第133页）
可以看到，刘亦婷儿童时期很美好的感情———为人类做贡献，现在被套上了一个功利的目的，那就是好好学习，争当前3名，上重点，读名牌。为人类做贡献难道非要读名牌，上重点吗？当然不是。当选为2003年度“感动中国”人物的成龙以及衡阳特大火灾坍塌事故中付出生命代价的消防员都没有读过大学，但他们“为人类做贡献”的举动人们都看在眼里。
那么，这么一个容易理解的道理，刘亦婷的家长为什么偏偏不告诉年幼无知的刘亦婷，而是告诉她只有争当前3名，上重点，读名牌才能为人类做贡献呢？
我们能不能这样揣测，因为上重点、读名牌的背后是做白领、过上好日子，而做消防员也许仅仅意味着贫穷呢？
这种“长期灌输”方式看似讨巧，实际上对孩子的成长是相当有害的。这里提醒家长的是，当你们利用孩子美好的感情来达到自己功利性目的的时候，你的孩子就会在潜移默化中变得“爱唱高调”了。他也许会养成这样的思考习惯，就是凡事都会在前面加一个“为人类做贡献”的帽子。而我们今天的社会，最为反感的便是这种空喊口号的高调，人们呼唤的是“真情实感”与“真心实意”。其实一个人抱定目标考重点中学、名牌大学，怀揣梦想过上好日子，这样的想法都很正常，都不可耻。而非要在这样的想法上面加一个“为人民”、“为人类”、“为地球”的帽子不可，则是多余且让人反感的。
“不好好学习，将来只能当小贩”
除了用正面引导的方法来给刘亦婷“长期灌输”外，刘亦婷的家长还采用了吓唬的手法。比如，看到街上被人赶来赶去的小贩，他们便借题发挥，对刘亦婷说，“如果不好好学习，没有真本事，将来就只能当个无证小贩。”
婷儿6岁之前，已经培养起了浓厚的学习兴趣，但刚上小学的时候，仍然被大量抄写性的家庭作业弄得厌烦无比。在教学体制无可选择，也不可能让孩子热爱或逃避枯燥作业的情况下，我们开始把生活的压力导入婷儿的学习动机，让她看清楚：适应学校的学习与她的前途有什么关系？当时成都闹市区常有无证小贩被纠察人员撵得四处逃窜，婷儿曾多次近距离地看到过小贩们惊惶的表情。我们借机告诉婷儿，如果不好好学习，没有真本事，将来就只能当个无证小贩，提心吊胆地过日子。婷儿虽然同情无证小贩，但绝不愿落到这种下场，从此再没有说过不想做作业的话。因为她已经明白了：求学其实是自己的事，不论是从法律的角度，还是前途的角度。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通过讲故事、树榜样，鼓励婷儿刻苦学习，奋发向上。小学阶段，婷儿为了争取保送重点中学，一直在主动争当前3名（我们的态度是支持但不要求）。保送政策取消后，她仍然坚持完成了数学奥校的学习计划，如愿考进了成都外国语学校。申请留学时，婷儿主动把美国朋友拉瑞建议的申报两所大学扩大为11所大学，并把难度最大的哈佛纳入其中……
（引自《哈佛女孩刘亦婷》增订本第133页）
我们看到，孩子对于小贩的同情被迅速转化为歧视，继而转化为主动学习甚至选择读哈佛的动力。如果哈佛招生委员会知道刘亦婷申请哈佛的目的就是为了“不当小贩”，他们也许会把刘亦婷的申请材料直接扔进废纸篓。
不过，他们根本无从知道刘亦婷是怎么想的。我在前面提到，对中国人来说，美国大学的招生制度比中国的高考制度漏洞多得多，中国的高考制度挨骂虽然多，但它基本公正，透明。美国的招生制度相对国人来说则主观性太强，漏洞百出。就说刘亦婷的申请材料吧。她申请哈佛时写过一篇名为《顿悟》的作文。在这篇作文中，她说学习的目的是为了让穷人过上好日子等等。可是在这里，刘亦婷的父母却透露出了刘亦婷学习的另一个动因，那就是“上了哈佛就可以不当小贩啦”，而非她在作文中所标榜的“我要让这些小贩们改变命运”。
从像安徒生爷爷那样为人类做贡献，到不要像小贩那样被人驱赶，再到学经济让中国的穷人过上好日子，可以看出刘亦婷学习目的的空泛。而可悲的是，这些学习目的并非刘亦婷自己独立的选择，而是其父母“循循善诱”的结果。换句话说，这些学习目的实际上就是刘亦婷家长的学习目的。至于这种教育方式有什么弊病，这里暂且不展开讨论，后文会有详细论述。
“这种态度会在潜移默化中使孩子把学习看作头等大事”
除了利用刘亦婷小时候的梦想和小贩的凄惨境遇给刘亦婷灌输上名牌、读重点的思想外，刘亦婷的家长也没有忽视在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中给刘亦婷灌输“学习是头等大事”的思维。
我们每天必谈的内容主要是两部分，一部分是上课学了些什么新知识———每天坚持问婷儿的学习情况，是为了给她传达这样的信息：妈妈非常关注你学习的进展，因为学习是你的头等大事。这种态度会在潜移默化中使孩子也把学习看作头等大事。
（引自《哈佛女孩刘亦婷》增订本第134页）
可以看出，刘亦婷家长所谓的“学习”，并非那种独立自主的学习，不是那种出于对知识的渴求，出于个人兴趣和爱好进行的主动自发的学习，而是为了“分数”，为了“重点中学”，为了“名牌大学”甚至“高考状元”的被动学习。简单来说，就是以拿学历、拿学位为目的的应试性学习。
那么，这种应试性学习真的是头等大事吗？真正的素质教育并不这么认为。在真正的素质教育拥护者看来，培养孩子全面的素质、让孩子健康快乐的成长才是头等大事。“学习是头等大事”这样的说法也许在科举时代才适用。新东方学校校长俞敏洪对这样的说法便颇为反感，他在一次演讲中说到：
从古到今，中国的教育体系传递出了一种强大的信息，只要读书就能有出息，只要读书就能当官，只要考上大学就是有本领，只要能出国就是最大的成功，至于说信仰、道德、懂不懂事都无所谓，只要孩子们听话，好好读书就行，最后读书读得越傻越好。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孩子们一方面没有学会懂事，另一方面又被各种考试制度所挤压，最后即使成了人才，也变成了没用的人才或畸形的人才。
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让人能体面地活下去，能让人过比原来更幸福和快乐的生活，让全民族的综合素质得到提高，使整个民族繁荣富强起来。达到这一目的，光靠书本知识和升级考试是远远不够的，我们的学生需要太多的其他能力了。读书太多了，不让学生去了解现实生活，使他们失去进入社会的生存能力，就会出现可怕的后果。很多大学生现在毕业后找不到工作，其根本原因不是因为缺乏知识，而是因为没有其他能力。知识太多了但不知道怎么用就是一种病，我们有时把这种病叫做“书呆子”，中文中有一个字很形象地形容了这种病，叫做“痴”，“痴”到了不知道如何做人如何做事。我这里并不是说不要知识，而是知识必须为人所用，服务于人，而不是让人去做知识的奴隶。只有当我们把所学的知识转化为智慧的时候，我们的知识才见到了阳光，才能照耀我们的生活。因此，“智”是太阳上面的知识。
教育机构除了教孩子们知识和技能，更重要的是教孩子们如何把知识转化为智慧，来用于改善自己的生活和社会的生活。比如孩子们独立思考能力的缺乏，就来自于我们教育中有太多的死记硬背。我们中文字没有太多的记忆规律，所以更多的要死记硬背，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学科都要死记硬背。这样做的结果导致很多人一辈子就再也不会独立思考了，更谈不上创造能力了。再比如说表达能力，我们从小学到大学都只有听的份儿，没有说的份儿，好不容易说几句话都是老师点名起来说，要按照标准答案说，说错了常常被一顿臭骂，骂得你下次再也不敢开口，哪里还有什么表达能力。
“学习是头等大事”的思维其实并不复杂，还是延续过去那种“科举思维”，在刘亦婷的家长眼中，只要刘亦婷考上大学，特别是名牌大学，那么她的前途就能得到切实的保障。可实际上，这种思维已经完全落后于时代了。
前段日子，我参加了一次大学同学的聚会。参加这次聚会的硕士、博士一大把，也有个把“海归”。可是，在言谈中我却发现，这些已经到了而立之年的北大毕业生，却几乎没有人敢自称已经“而立”。很多人都像刘亦婷说的那样，仍然不知道自己喜欢做什么，擅长做什么。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未来的出路在哪里，很多人仍然为了生计苦苦挣扎。
与同学一一作别之后，我感慨颇多。我想，一个人如果没有独立思考能力，没有创造力，他最好的出路也许就是螺丝钉。但是，在我们国家目前的状况下，螺丝钉人才明显处于过剩的状态。纵使北大毕业生，纵使读了硕士、博士，如果仅是个螺丝钉人才的话，跟其他人竞争也是谈不上有什么优势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没有独立思考能力，没有创造力的考试精英们，在今天的社会经济条件下，跟百无一用的废物有什么两样？
我把这些感想写成文章，共鸣者甚众。一位记者带着疑虑采访了北大、清华等名校毕业的学生，然后记述了整个采访过程，兹引如下：
记者找到了2001年毕业的北大中文系学生小龚，一听到记者的问题，他便斩钉截铁地回答：“没错，我也是废物。”
“我现在的工资全部加上，每月也就是3000元，只够保障自己的基本生活。”小龚在母校附近租了一套房，每月房租800元。同屋的两人都是大学时的同学，其中一个已经辞职，准备考研。
“我们都混得不怎么样。”小龚来自湖南，1997年以637的高分考入北大，至今在他老家的高中还是老师津津乐道的模范学生，但是他现在已经不太愿意说自己是北大的毕业生，而经常联系的几个同学也差不多是同样的情况。“刚考进北大的时候，还飘飘然的，对以后的生活有许多设想，现在越来越实际了。”
在校4年，每周六下午都是小龚和同学固定的踢球时间，但现在他们已经有3年没到球场了。小龚的同屋对记者说，他们现在越来越懒，不看书，不运动，对工作也没有什么过多的想法。“没有成就感”是记者采访的名校毕业生最常说的一句话。
“名校学生已经不是天之骄子了。”今年大四的清华自动化系学生小李这样对记者说。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小李本科毕业后将继续读研，“班上的同学跟我差不多，基本上就是读研和出国两条路，找工作的很少。”
然而，读研和出国只是小李他们逃避就业压力的对策之一。“社会上一提到清华的学生，就觉得应该找很好的工作，拿很高的工资，有很好的出路，其实不是的。”小李告诉记者，选择继续深造是他们不使自己变成“废物”的有效方式之一。但这些曾经的“高考状元”究竟是怎样从“精英”变成“废物”的，小李和他的同学都没想通。（引自千龙新闻网）
这里我想告诉家长的，在今天这个知识经济的社会里，“思考和实践才是头等大事”，只有具备独立思考能力的人，只有具备丰富实践经验的人，才能在今天的社会中脱颖而出。爱迪生说过，“如果你年轻时就没有学会思考，那么就永远学不会思考。”对于年轻人来说，学会独立思考已经是当务之急。
不断施压，挑战极限
曾在《南方都市报》上读到一则短消息，消息说，在深圳举行的一场“新榜学子”经验交流会上，在前来“取经”的上百名青少年中，竟然有一名小学三年级的学生在母亲的带领下也来取“高考经”。家长称这种做法是“从小熏陶”，目的是“将来也好好学习考上好大学”。
我相信，这种取经的场合一定不会缺少刘亦婷的家长，不管刘亦婷是在小学三年级还是初中三年级。可以说，从刘亦婷出生开始，刘亦婷的家长就开始盘算她18年以后的高考大计了。为了高考这个目标，他们可谓殚精竭虑。也正是在家长这种未雨绸缪之下，刘亦婷很小便开始感受当尖子生、考重点、读名牌、当状元这样层层加码的压力。
“晓得不？你这一小张纸，值两万五啊！”
“晓得不？你这一小张纸，值两万五啊！”这是刘亦婷考上重点中学后老师说的一句话。学习这两个单纯的字眼，如今竟然可以用金钱来换算。在这样的心态下，孩子们会从学习中找到乐趣吗？
骄阳似火的8月，外语学校发榜了，我赶快带着婷儿去看榜。负责发录取通知书的老师睁大眼睛在花名册上找了一会儿，抬起头来说：“刘亦婷，考取了。”刚才还紧张万分的婷儿猛地抱着我又是笑，又是跳，情不自禁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