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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早上，格兰瑟姆关于卡迈尔的报道使华盛顿像是受了电击一样。报道没有提到通告，也没有提到白宫，所以京城里面最热烈的争论就是关于消息来源的猜测。
这个争论在胡佛大厦里面尤为热烈。局长办公室里，埃里克·伊斯特和K。O。刘易斯踱来踱去，心绪不宁，沃伊尔斯在和总统通电话，这是两小时内第三次通话了。沃伊尔斯破口大骂，不是针对总统本人，但是把周围的人都骂到了。他臭骂科尔，当总统也回骂的时候，沃伊尔斯便提出要他们把测谎器安装起来，把他的工作人员都绑上去测一次，头一个就绑科尔，看看到底是从哪里泄漏出去的。好的，活见鬼，好的，他沃伊尔斯也受测试，在胡佛大厦里面工作的每一个人都受测试，他们骂过来骂过去。沃伊尔斯脸红脖子粗，头上冒汗，他对着电话大喊，总统就在电话的另一头，一字不漏全部听见，沃伊尔斯对此毫不在怠。他知道科尔正躲在什么地方听着呢。
总统显然掌握了这一场对话的主动权，开始了一通冗长的说教，沃伊尔斯掏出手帕擦拭额头，在他的皮转椅上坐下，调节呼吸以降低血压和脉搏。他发过一次心脏病，随时会发第二次，他跟刘易斯说过多次，弗莱彻·科尔和他的白痴上司早晚会送掉他的命。不过前头三位总统任内他都说过这样的话。他蹙紧额头上肥厚的皱纹，在转椅里陷得更深。“那个我们办得到，总统先生。”他现在几乎是快快活活了。他是个情绪可以急剧变动的人，在伊斯特和刘易斯的眼前他突然变得客客气气，变成了真正讨人欢喜的人。“谢谢您，总统先生。我明天去。”
他轻轻挂断电话，眼睛眯拢说。“他要我们对《邮报》的记者实行监视。他说我们以前干过，是否同意再干。我告诉他可以。”
“哪一种监视？”刘易斯问道。
“可以在市内跟踪。两个人24小时，看他晚上去哪里，跟什么人睡觉。他是单身，是吗？”
“七年前离了婚。”刘易斯回答。
“千万别叫人发觉。让便衣人员去干，每三天换一次人。”
“他真的相信是我们这边泄了密？”
“不，我想不会。如果是我们泄了密，那他为什么还要我们跟踪记者？我想他知道是他自己的人泄了密。他要我们去逮住他们。”
“这是给了个小小面子。”刘易斯凑趣地加上一句。
“是呀。注意别给人家察觉，行吗？”
L·马修·巴尔的办公室在乔治城M街上一幢破旧的办公室楼的三楼。门上一律没有标识。一名穿上衣戴领带的带枪警卫在电梯门口打发闲人。地毯破旧，家具古老，灰尘堆积，一眼看得出来这个单位没有钱可供房屋保养和日常开支。
巴尔是这个单位的主管，总统连任选举委员会下面的一个非正式、不公开的小处室。总统连任选举委员会有大套的富丽堂皇的办公室在河对面的罗斯林。那边办公室的窗子是开着的，秘书脸带笑容，女工每晚打扫。
弗莱彻·科尔步出电梯，对安全警卫点一点头，警卫除了点头回敬之外，全身一动不动。他们是老相识。他穿过破烂陈旧的小迷宫似的办公室向巴尔的办公室走去。科尔以从不自欺而自豪，在华盛顿他也确实谁都不怕，也许唯有马修·巴尔是个例外，他有时候怕他，有时候不怕，但是他永远敬佩他。
巴尔在海军陆战队干过，也在中央情报局干过，他是一个因为安全违禁而两次被判重罪的前间谍，他赚到的好几百万都隐藏下来了。他在一处轻罪拘禁所里待了几个月，不算正式判刑。科尔亲自招募巴尔19
陈太太是这幢两家合住、分门出入的房子的主人，15年来一直把另外半幢出租给法学院的女生。她接受房客十分挑剔，但为人安分守己，自己活，也让别人活，只求个大家平安无事。房子距离校园六个街区。
她应声开门的时候已经天黑。站在门檐下的是个美貌的少妇，深色短发，笑容里显出内心不安，心绪非常不宁。
陈太太皱起眉头看她，等她开口。
“我是艾丽斯·斯塔克，达比的朋友。可以进来吗？”她把眼光越过她的肩头看了一下。街上寂然无声。陈太太一人独居，门窗紧闭，锁得严严实实，但来客是个标致姑娘，笑容天真无邪，既然是达比的朋友，应该是靠得住的。她开了门，艾丽斯走了进去。
“出了什么事吗？”陈太太问道。
“是的。达比遇到了麻烦，我们现在还不能谈论这件事情。她今天下午来过电话吗？”
“来过。她说一个女青年要到她的公寓里察看一下。”
艾丽斯深吸一口气，尽力显得平静。“只要一分钟时间。她说一面墙上有一边门。我想最好不走前门或后门。”陈太太又皱起眉头，她的眼睛在问，为什么？但是她没有说出来。
“最近两天有人来过这公寓吗？”艾丽斯问道。她跟在陈太太后面走进狭小的门廊。
“没见来过人。昨天一大早，太阳还没出来，我听见一下敲门，但是我没出来看。”她拉开了一只靠在门边的桌子，插进去一把钥匙，把门开了。
艾丽斯在她前头进去。“她要我一个人进去，行吗？”陈太太想要问个清楚，但是她点了一下头，关上门让艾丽斯一个人在里面。走进门是一个小门廊，突然间什么都看不见了。左手边是房间，电灯开不亮。艾丽斯在黑暗中无法动弹。公寓里又黑又热，还有垃圾的浓烈气味。她本来就只想一个人进来，但是她不过是个法学院二年级学生，不是什么出风头的私人侦探。
想起来了。她伸手在大手袋里找到一支铅笔电筒。里面一共三支。万一需要时才用。什么万一？她不知道。达比说得十分具体，别让窗外看见里面有灯光，他们在外面守候。他们是些什么人呢？艾丽斯想知道。达比不知道，她说以后给她解释，但是首先得到公寓里去察看一下。
她仔细看过手电筒的顶端，拿定了主意，这玩意儿管用。它发光的能量相当于一根即将烧尽的火柴。她用它对准地板，看见一个微弱的圆圈，小桔子一样大小。圆圈在抖动。
她踮起脚尖沿着一个转角向房间走去。达比说过和电视机并排的书架上有一盏小灯，小灯一直亮着。这是她夜里的亮光，它应该射出一道微光穿过房间照进厨房。如果不是达比骗人，那就是灯泡不见了，或者被人旋下来了。在这时候，这已实在不成问题，因为房间和厨房里都是漆黑一片。
她站在房间中央的地毯上，一寸一寸地移向厨房餐桌，那上面应该有一架计算机。她一脚踢在茶几边上，手电筒灭了。她摇了摇，不亮。她在乎袋里找到了第二支。
厨房里气味更叫人难受。计算机和一叠空文件夹以及几本案例书一起都在桌上。她借助她的小手电筒察看主机架。电源开关就在前面。她摁了一下，黑白的荧屏逐渐升温。它放射出灰绿的亮光，照在桌上，但是不会射到厨房外面。
艾丽斯在键盘前坐下开始嘀嘀嗒嗒操作起来。她检出了《菜单》，然后是《书单》，再后是《案卷》。《目录》占满了荧屏。她仔细查看一遍。本来应该有40来个条目，但是她只见到不满十条。大多数存储都不见了。她开动了激光打印器，不消数秒钟，《目录》便印在纸上。她把它拉了下来放进手袋。
她亮起手电，站了起来，检查了一下计算机周围堆放的东西。达比估计的软盘数是20，全都不见了。一盘都没有。案例书都是关于宪法和民法程序的，枯燥乏味，普通平常，谁都不会要它们。红色的文件夹整整齐齐的叠在一起，全是空的。
来人把这件事情做得干净、细心，花了两三个小时完成了清洗和收集的工作，带走的不过是一公文包或一口袋东西。
房间里面，靠近电视机，艾丽斯朝边墙上的窗口窥视。红色的阿科德汽车还停在那里，离开窗口不到四英尺，看上去好好的。
她旋进灯泡，立即打开开关，随手关掉。灯泡完好无损，她又把它旋下来，保持原状。
她的眼睛适应房间里的光线了，她看得见房门和家具的轮廓。她把计算机关掉，摸出房间来到走廊里。
陈太太仍旧站在原地等候。“好吗？”她问道。
“一切都好，”艾丽斯说。“还得请您密切注意，我一两天内会来电话，看看有没有什么人来过。还要请你不要告诉别人我来过这里。”
陈太太一边把桌子搬回门边。一边注意听她说话。“汽车怎么办呢？”
“没关系，看着点就行。”
“她都好吗？”
她们在房间里，快要到前门了。“她会平安无事的。我想她过两天就会回来。谢谢你，陈太太。”
陈太太关上门，上好门栓，从小窗口朝外看。艾丽斯在人行道上，消失在黑夜中。
艾丽斯步行了三个街区，上她的车子。
艾丽斯把车子停在波伊德拉斯街，离开她原定的停车地点太远了，她急匆匆赶到法国区深处的圣彼得街的座无虚席的牡蛎馆子的时候已经迟到了一小时。没有空桌，顾客都拥到长条柜台前面，已经挤了三层。她退缩在卖香烟机器的一角，在人丛中寻找。
一个服务员径直向她走来。“你在找另一位女客吗？”他问她。
她迟疑了一下。“对了，是的。”
他指向柜台的20
加西亚打来最后一次电话。格兰瑟姆在星期六天亮以前接到电话，也就是他们预定首次会面的两个小时之前。他不干了，他说。不是时候。如果消息公开出去，一些很有势力的律师和他们的巨富顾客要跌得很惨，这些人都是不甘心跌交的，他们还要拖人下水，加西亚难免要遭殃。他有妻子和一个小女儿。他有一个工作，这个工作他还甘心忍受下去，因为收入很高。干吗要冒险呢？他没有做过亏心事，他的良心是清白的。
“那么你为什么老是给我打电话呢？”格兰瑟姆问他。
“我认为我知道他们为什么被杀。我不是很有把握，但是我有一个很合理的想法。我看见了一些东西，好了吗？”
“我们这样交谈已经一个星期了，加西亚。你见到过一些东西，或者是你有一些东西。如果你不让我看一下，你说的东西就一无用处。”格兰瑟姆翻开一个文件夹，拿出七张通电话的那个人的五乘七英寸的照片。“你是受到一种道德感的驱使，加西亚，那就是你要找我谈的原因。”
“是啊，但是还有一个可能性，就是他们知道我已经知道了他们的秘密。他们对我的态度很滑稽，似乎要问我有没有看见过，但是他们又不能问我，因为他们确定不了。”
“这些家伙都是你公司的人吗？”
“是的。不，等一下。你怎么知道我在公司里，我没告诉过你这个。”
“这很容易。你上班的时间很早，不会是政府的律师。你是在一家有两百个律师的公司里工作，这一类公司都要求合伙的律师和低级的合作律师每周工作一百小时。你第一次打电话给我就说过是在上班的路上，那时候是早晨5点钟左右。”
“很好，很好，你还知道什么别的？”
“不多。我们是在玩游戏，加西亚。如果你不情愿谈，那就把电话挂掉，别来找我。我还得睡觉。”
“祝你美梦。”加西亚挂掉电话。格兰瑟姆看着听筒。
过去八年中他三次不让电话号码刊登在电话簿上。他靠电话生活，他的大新闻都是凭空从电话中得知。但是在一次大新闻之后，或者在一次大新闻的期间，也有过上千次无足轻重的电话，打电话的人都是那些感到非要在晚间把他们滚烫的小新闻告诉他不可的人。人们知道他是一个宁死也不会吐露新闻来源的记者，所以他们就不断给他电话，等到他觉得不能忍受了，他便装了一个号码不上电话簿的电话，于是便有一段来源枯竭的日子，然后他又得赶快让电话号码上电话簿。
现在电话簿里有他的名字：格雷·S·格兰瑟姆。整本电话簿里仅此一人。他们可以在每天十二小时的工作时间里找到他，但是打电话到他家里去，那就有秘而不宣和私下交往的色彩。
他为加西亚生气了30分钟，然后便睡着了。这时候电话又响了。他在漆黑中摸起话筒。“喂！”
这次不是加西亚，是个女的。“你是《华盛顿邮报》的格雷·格兰瑟姆吗？”
“是的。你是谁？”
“你们还在报道罗森堡和詹森的新闻吗？”
他在黑暗中坐了起来，看看钟。5点30。“这是大新闻。我们有许多人投入进去，不过，是的，我在做调查。”
“你听到过鹈鹕案卷吗？”
他深吸一口气，想了想。“鹈鹕案卷？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一篇于人无害、微不足道的分析介绍，关于是谁杀了他们的问题。上星期天一个名收托马斯·卡拉汉的人把它拿到华盛顿去，此人是图兰大学的法学教授。他把它给了一个联邦调查局的朋友，经过几个人传阅，事情突然闹大，星期三晚上新奥尔良的一颗汽车炸弹把卡拉汉炸死了。”
台灯已经开亮，他赶快写下来。“你在哪儿打的电话？”
“新奥尔良。付费电话，你不必麻烦。”
“你怎么知道这一切的？”
“案卷的摘要是我写的。”
他现在完全清醒了，眼睛睁得大大的，呼吸急促。“好的。既然是你写的。告诉我它说了些什么？”
“我不想这么做，因为你即使得到一份复印件，你也不能刊登这篇报道。”
“何不试我一试。”
“你办不到。你得予以彻底证实。”
“好啊。我们报道过三K党、恐怖分子卡迈尔、地下军、雅利安人……”
“不行。你说的这些人都不相干。他们都是明摆着的。案情摘要所说的是一个看不见的嫌疑犯。”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此人是谁？”
“也许过些时候。你们好像有许多神秘的消息来源。我得瞧瞧你们能查到什么。”
“卡拉汉是容易查出来的。那是打一个电话的事情。给我24小时。”
“星期一早晨再给你电话。如果我们正经讲交易的话，格兰瑟姆先生，你也得向我透露一点什么。我下一次打电话的时候，你得说点我不知道的事情给我听。”
她是在暗中打付费电话。“你有危险吗？”他问她。
“我想是的，但是现在我没问题。”
听她的声音她很年轻，也许20多岁。她写了一篇案情摘要。他认识法学教授。“你是律师吗？”
“不是，别耗费时间去追究我的身世。你得干你的工作，格兰瑟姆先生，要不然我就上别处去了。”
“很好。你得有个名字。”
“我有一个。”
“我的意思是一个代号。”
“你是说像间谍的那一套。嘿，这才好玩哩。”
“不然的话就请告诉我你的真名。”
“值得一试，就叫我鹈鹕。”
他的父母都是正经的爱尔兰天主教信徒，但是他在多年前就不信教了。老两口身穿丧服，令人敬重，晒红的肤色，高尚的衣装。他很少说起过他们。他们手牵手和家人一同步入罗吉斯小教堂。从莫比尔来的他的哥哥身材矮一点，样子要老得多。托马斯说他酗酒成习。
大约有半小时，学生和教师鱼贯进入小教堂。今晚有球赛，校园里到处是人。街上停了一辆电视广播车。一个电视摄像员保持一段体面的距离摄录了教堂正面。一个校警注意看着他，不让他过分接近。
看起来有点怪，这些法学院的学生穿上衣裙和高跟鞋，外套和领带。纽科姆大楼三楼的一个光线不亮的房间里，“鹈鹕”脸朝窗口坐在那里，看着学生们人挨着人走来走去，轻轻说话，赶快吸完香烟。她的椅子底下有四份报纸，都是她看过丢掉的。她来了已经有两个小时，在窗口，的阳光下看报，等待开追悼会。没有别的地方好待。她算准了那些家伙都隐藏在教堂周围的矮树丛中，不过她也懂得要有耐心。她来得早，待得晚，专门在阴影中走动。如果他们发现了她，他们也许会立即下手，事情也就马上完结。
她捏住一张团起来的纸巾擦干眼睛。现在正好是哭一通的时候，不过这也是最后一次了。人们都已经进去了，电视车也离开了。报上说这是一个追悼会，只有家人参加的葬礼要晚一点。教堂里面没有棺柩。
她选定了这个时刻逃走，租一辆汽车开到巴吞鲁日，跳上一班飞机，不论开到什么地方，只要不是开到新奥尔良的。她要飞往国外，蒙特利尔或者卡尔加里都可以。她要在那里躲上一年，希望这件罪行到时已经解决，坏蛋也已除掉。
但这是梦想。她的小小摘要已经杀死了托马斯，现在他们又要对她下手。她知道罗森堡、詹森和卡拉汉这几件谋杀案的主使人是谁，她所知道的这个情况使她成为一个颇为独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