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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与走运
■这样看来，中国传统下来的书，它的本来面目好像都给做了手脚了，读这些书，还得先来一番拨云雾而见青天的功夫才行？
□对了。中国传统中的一团云雾，先在图书分类上，你就先思过半矣。中国书的分类，最流行的，是四部（经、史、子。集）分类。四部分类从东晋以后通吃，变成了典型的图书分类规范。但是稍一留心，就知道这种分类是相当荒唐的。以四部中第一部〃经部〃为例，〃经部〃的一部分，近于百科全书式的总集，应分入总类、文学类、历史类，其他部分（像《论语》、《孟子》），应分人〃集部〃（个人集子）；以第二部分〃史部〃为例，体裁上分正史、编年、别史、杂史、载记等，全无道理与必要，其他诏令应分入法律类，时令应分入天文类，目录应分入总类；以第三部分〃子部为例，老庄申韩等家，其实与《论语》、《孟子》无别，都应分入〃集部〃，其他谱录中草木虫鱼应分入植物类、动物类，类书应分入总类，小说应分入文学类；以第四部分〃集部〃为例，〃经部〃、〃子部〃分过来的书，多可分入哲学类、法律类、文学类。……总之，四部分类，大体上说，〃经〃〃子〃〃集〃多是一类，〃史〃是另一类，四部分类实在只是两部分类。分类、分类，分了半天类，最后只分了两类；所谓分类，分了等于没分，这叫什么分类！以《孟子》（参看《中国名著精华全集》第十七册）为例，孟轲自命是孔丘的传人——〃乃所愿则学孔子也〃，他说：〃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这是十足以圣人自命了。所以他的结论是：〃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哉严这又是十足以道统自承了。虽然这样，在身分关系上，孟轲却只不过是孔丘孙子子思的学生中的学生而已。但是，到了唐朝，韩愈推崇孟柯是直承道统的人物，到了宋朝，他配享到孔庙；到了元朝，他被封为亚圣；到了明朝，因为明太祖不喜欢他，吃了一点蹩；后来就一直风光，直到今天了。《孟子》一书共三万四千六百八十五个字，在内容上；理直气壮固多，理不直气壮也不少。中国人推理不合逻辑，受孟轲的影响应该不少。这部有影响的书，在图书分类中，在北宋以前只是子书，宋仁宗后，才升段为经书，真是愈来愈走运了。走运虽然走运，但却成了中国图书分类胡来的一个样板，中国人在思考上一塌糊涂；由此暴露无遗。
源远流长的大功德
■一月二十五日的《中央副刊》上，有一封俞大维口述的《给女作家陈荔荔的一封信》。其中说：〃我因年老眼花，幸有长子扬和寄来带有灯光的放大镜，强能看书。我发现读了几十年的书，却往往有许多地方未能看懂。真是可笑又可悲！
人愈老愈有奇想，年轻时看书看不懂，我认为脑筋有毛病。现在看书看不懂，我认为书有毛病。陈寅恪先生一九一二年第一次由欧洲回国，往见他父亲（散原老人）的老友夏曾佑先生。曾佑先生对他说：你是我老友之子。我很高兴你懂得很多种文字，有很多书可看。我只能看中国书，但可惜都看完了，现已无书可看了。寅恪告别出来，心想此老真是荒唐。中国书籍浩如烟海，哪能都看完了。寅恪七十岁左右，我又见到他。他说：现在我老了，也与夏先生同感。中国书虽多，不过基本几十种而已，其他不过翻来覆去，东抄西抄。我很懊悔当时没有问他到底是那几十种书。〃对俞大维这些话，你有何看法？
□我觉得夏曾佑的感慨是很有见地的，难怪陈寅恪后来和他同感。他们两位，都是博极古书的人，最后竟有这种高明的觉悟，是很可注意的。苏雪林《文坛话九》中记闻一多，也有类似的情况。苏雪林说：〃别人钻故纸堆，愈钻愈着迷，终于陷溺其中不能自拔，便要主张中国文化是世界第一。闻一多早年时代何尝没有这种冬烘臭味？可是，现在的他却是奇怪，竟与从前的自己走着完全相反的道路。三十三年五四前夕，联大一部分学生举行了一个历史晚会，张奚若、吴晗、雷海宗均有演说。闻氏曾说：刚才张先生说辛亥革命是形式上的革命，五四是思想革命，正中下怀。中国这些旧东西我钻了十几年了，一个一个字都弄透了，愈弄就愈觉得〃要不得〃，现在我要和你们〃里应外合〃地把它打倒。他又在某一次对友人说：
人家见我终日读书，以为我是蠹虫，却不知我是杀蠹的芸香，你想不到我比任何人还恨那故纸堆，正因恨它，更不能不弄个明白。〃夏曾佑、陈寅恪、闻一多的觉悟，都是真正深知〃中华文化〃后的觉悟。陈寅恪说：〃中国书虽多，不过基本几十种而已，其他不过翻来覆去，东抄西抄。〃俞大维〃懊悔〃当时没问陈寅恪〃到底是那几十种书〃。我想，我这套《中国名著精华全集》的问世，已代他们解决了这个问题。由于我的精挑细选，我的确已〃把中国的东西整理出一个定品〃，我化朽腐为神奇，终于给中国人提供了一点披沙拣金的好处，〃集〃旧中国〃天下之书为一书〃，这真是源远流长的大功德了！
一九八四年一月三十日下午
《中国名著精华全集》序
谈中国名著，得先谈中国书；谈中国书，得先谈中国的文字历史。
中国历史从地下挖出的〃北京人〃起算，已远在五十万年以前；从地下挖出的〃山顶洞人〃起算，已远在两万五千年以前；从地下挖出的彩陶文化起算，已远在四千五百年以前；从地下挖出的黑陶文化起算，已远在三千五百年以前。这时候，已经跟地下挖出的商朝文化接龙，史实开始明确；从纪元前八〃四一年（周朝共和元年）起，中国人有了每一年都查得出来的纪录，从纪元前七二二年（周平王四十九年）起，中国人有了每一月都查得出来的纪录。中国人有排排坐的文字历史，已长达两千八百多年。
从何处说起
在长达两千一百多年的时候，一位殉道者文天祥，被带到抓殉道者的元朝博罗丞相前，他告诉博罗：〃自古有兴有废，帝王将相，挨杀的多了，请你早点杀我算了。〃博罗说：〃你说有兴有废，请问从盘古开天辟地到今天，有几帝几王？我弄不清楚，你给我说说看。〃文天祥说：〃一部十七史，从何处说起？〃
三百多年过去了，十七史变成了二十一史，一位不同黑暗统治者合作的大思想家黄宗轰回忆说：〃我十九、二十岁的时候看二十一史，每天清早看一本，看了两年。可是我很笨，常常一篇还没看完，已经搞不清那些人名了。〃一部二十一史，从何处说起？
三百多年又过去了，二十一史变成了二十五史。书更多了，人更忙了，历史更长了。一部二十五史，从何处说起？
何况，中国历史又不只二十五史。二十五史只是史部书中的正史。正史以外，还有其他十四类历史书。最有名的《资治通鉴》，就是一个例子。司马光写《资治通鉴》，除了正史以外，参考了三百二十二种其他的历史书，写成两百九十四卷，前后花了十九年。大功告成以后，他回忆，只有他一个朋友王胜之看了一遍，别的人看了一页，就爱困了。
一部中国史，从何处说起？
古书有多少呢？
何况，中国书又不只历史书，历史书只是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中的一部分，清朝的史学家主张〃六经皆史〃，这下子经书又变成了历史书。其实凡书皆史才对，中国人面对的，已不是历史书的问题，而是古书的问题。
古书有多少呢？
古书多得吓人。
古书不只什么《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它们只不过占两种：古书不只什么《四书》、《五经》．它们只不过占九种；古书不只什么二十五史，它们只不过占二十五种。古书远超过这些，超过十倍一百倍一千倍，也超过两千倍，而是三千倍，古书有－十万种！
吓人吧？
这还是客气的。本来有二十五万三千种呢！幸亏历代战乱，把五分之三的古书给弄丢了，只剩下十万种了，不然的话，更给中国人好看！
又何况，还不止于古书呢！还有古物和古迹，有书本以外的大量残碑断简、大量手泽宗卷、大量玉器石鼓、大量故垒孤坟，和陆续不断的大量考古出土。……要面对起来，更难上加难了。
又何况，一个人想一辈子献身从事这种〃白首穷经〃的工作，也不见得有好成绩。多少学究花一辈子时间去在古书里打滚，写出来的，不过是〃断烂朝报〃；了解的，不过是〃瞎子摸路〃
你不配做中国人
于是，中国人的办法便是：口口声声说复兴中华文化，但事实上，他们却对古书敬而远之，思念起来，未免惭愧。
说你不配做中国人，你一定从心里不服气；但研究一下配做中国人的条件，你一定从心里惭愧。
做中国人，总不能不着中国书吧？你看了多少中国书呢？
《四书》、《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一数之下，不过几种而已，这就叫惭愧。
面对十万种的古书，面对这一庞大遗产，中国的子孙们到底该怎么办？不看吗？说不过去；看吗？从何看起？又多么难看？这的确是一个令人痛苦的问题。
为了解决这个令人痛苦的问题，有心人便出来，想法子做种种选本，来喂中国人。可叹的是，这些选本都失败了。失败的原因，最主要的，是大家太注重以〃文章〃为检定标准了，太注重〃文章〃挂帅，并且这种〃文章〃，又大局限在僵化的模式里头了。
好坏标准
以中国〃文章〃的大家而论，中国人评判〃文章〃，缺乏一种像样的标准。行家论〃唐宋八大家〃，说韩愈文章〃如崇山大海〃、柳宗元文章〃如幽岩怪壑〃、欧阳修文章〃如秋山平远〃、苏缄文章〃如长江大河〃、王安石文章〃如断岸千尺〃、曾巩文章〃如波泽春涨〃，……说得玄之又玄，除了使我们知道水到处流。山一大堆以外，实在摸不清文章好在哪里？好的标准是什么？
又如林纾说他的文章是〃史（记）汉（书）之遗〃；章炳麟却大骂林纾吹牛，说林纾的文章，乃从唐人传奇剽窃衍演而来。章炳麟又说：〃当世之文，唯王阎运为能尽雅，马通伯为能尽俗。〃其实一切摊开，有何史汉传奇雅俗之分？文章只有好坏问题，并无史汉传奇雅俗问题。文章的好坏标准，根本不在这里。
做为新时代的中国人，我们评判文章，实在该用一种新的标准，我们必须放弃什么山水标准、什么雅俗标准、什么气骨标准、什么文白标准。我们看文章，要问的只是两个问题：一。要表达什么？二、表达得好不好？有了这种新的标准，一切错打的笔墨官司，都可以去它的蛋；一切不敢说它不好的所谓名家之作，都可以叫它狗屁。
从对对子到古文
古往今来，中国的〃文章〃特多，可是好文章不多的原因。就在没能将这二合一的问题摆平。中国人一淡写文章排名。韩愈就是老大，他是〃唐宋八大家〃的头牌，又是〃文起八代（魏晋六朝）之衰〃的大将，承前启后，代表性特强，可是你去读读他的全集看，你会发现读不下去。你用上面两个问题一套：
一、他要表达什么？答案是：他思路不清，头脑很混，他主张〃非圣人之志，不敢存〃，但什么是圣人之志？他自己也不知道；二、他表达得好不好？答案是：他好用古文奇字，做气势奔放状，文言文在他手下，变成了抽象名词排列组合，用一大堆废话，来说三句话就可说清楚的小意思，表达得实在不好。
虽然这样，韩愈却还算是进步分子呢？中国文章自魏晋以后，就有话不好好说，一定要配成了对儿才说话，一作起文来，就是〃四六体〃。〃四六体〃是四句六句对偶而成的骄体文，是纯粹的中国字一字一形一音一义的大排队。中国人这时候，一写文章就要对对子，写满篇文章就是写满篇春联，满篇堆砌、矫揉造作，非常讨厌。到了唐朝，韩愈出来，主张秦汉古文，〃师其意而不师其词〃、〃唯陈言之务去〃．虽然韩愈文章也一样讨厌，但比起以前的八代的来，总是一种进步。
从古文到解放
这种进步，转变到北宋的〃古文〃。〃古文〃一方面说复古，一一方面也创新，虽然南宋以后，有〃语体〃出现，把白话和文言合流，但以〃文章〃正宗论，还是〃古文〃的天下。于是，从韩愈到曾国藩，中国的能文之士都是古文家，〃古文〃就是我们一般指的文言文。
文言文的大缺点是它不能做为好的表达工具，它跟白话分裂，写出来，是活人说死话，说得再好也是〃古文辞类纂〃。到了十九、二十世纪，有人开始突破，最成功的是梁启超，梁启超说他文章〃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者辈则痛恨，诋为野狐。〃
梁启超虽被者辈痛恨，诋为野狐，但他在中国文章史上。和司马迁、韩愈等一样，是十足划时代的人物。梁启超风靡文坛一二十年，最后由白话文接替了文言文的位置，中国古书的时代，就告一段落了。
我们现在谈古书，就是以这一段落做标准的。这一段落以前的书，就是古书。读它们，无从读起，不读它们，又愧为中国人。我们遭遇了〃两难式〃。
分类的荒唐
对古书做选本，失败在〃文章〃挂帅以外，另外的失败，是〃分类〃笼统。
中国古书的分类，最流行的，是四部（经、史、子、集）分类。四部分类从东晋以后通吃，变成了典型的图书分类规范。但是稍一留心，就知道这种分类是相当荒唐的。以四部中第一部〃经部〃为例，〃经部〃的一部分，近于百科全书式的总集，应分入总类、文学类、历史类，其他部分（像《论语》、《孟子》），应分人〃集部〃（个人集子）；以第二部分〃史部〃为例，体裁上分正史、编年、别史、杂史、载记等，全无道理与必要，其他诏令应人法律类，时令应分入天文类，目录应分人总类；以第三部分〃子部〃为例，老庄申韩等家，其实与〃论语〃、〃孟子〃无别，都应分入〃集部〃，其他谱录中草木虫鱼应分入植物类、动物类，类书应分入总类，小说应分入文学类；以第四部分〃集部〃为例，〃经部〃、〃子部〃分过来的书，多可分入哲学类、法律类、文学类。……总之，四部分类，大体上说，〃经〃〃子〃〃集〃多是一类，〃史〃是另一类，四部分类实在只是两部分类。分类、分类，分了半天类，最后只分了两类。所谓分类，分了等于没分，这叫什么分类！（并且若按前面所提〃六经皆史〃之说，甚至连两类都没有呢！）
虽然这样，四部分类却还算是进步的分类呢！其他像《永乐大典》以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