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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相信自己的答案，但也不怀疑它。这很管用。
要么，他就对自己说：这是彼得堡夏天的错儿———这些冗长炎热、无聊透顶、苍蝇嗡嗡撞击窗玻璃的下午，这些四处都是蚊子没完没了嗡嗡叫的夜晚，都是它们的错儿。让我最终度过这夏天，再过完冬天，然后，春天来临的时候，我要启程去瑞士，到山里边去，变成一个完全不同的人。
他和房东太太以及她的女儿一起用餐。某个星期三的晚上，他假装兴高采烈的样子倚靠在桌边，把孩子的头发弄得乱糟糟的。她跑开了。他意识到自己还没有洗手。他意识到她已经不经意间嗅到他做爱后的气味。她红着脸，脑子里乱糟糟的，弯腰洗着盘子，不愿正视他的眼睛。
他用清晰的笔迹仔细写下这一切，没有删去一个字。他在今天写作的过程中，才体会到一种不同寻常的肉欲的快感———笔尖的感觉中，拇指的弯曲过程中，有种温暖舒适的感觉。不光如此，在轻柔地移手动作中，感觉似乎更加舒服些；页面上布满了他那恰到好处的不变的字体。规规矩矩的字母。
安妮娅，安娜·斯尼特金娜成为他的妻子前，是他的秘书。他雇她来整理他的手稿，后来就娶了她。天仙般的女孩，被他唤来整理他那潦草不清、乱成一团的文字。她把这些文字纺成了一根金线。倘若说他今天写得很清楚的话，那是因为他不想再让她的眼睛来仔细辨认了。他在为自己写作。他在为永恒写作。他在为故人写作。
他坐在那里平静如水。同时，他又是个置身于旋风中的人。螺旋形上升的怒吼撕裂了他旧日生活的片断。纸张的旋涡在他周围飞腾盘旋。他生来就在地球的高空之上，经受风吹浪打。在挣脱掉狂风的控制之前，在他开始坠落之前的那一瞬间，他得到允许，可以表明自己的平静和透明。世界在他身下展开，仿佛一幅打开的地图。
来自狂风的文字。四散的叶子。他收拾好它们。分裂的躯体，他重新组装起它们。
有人敲门。外面站着身穿睡衣的马特廖娜。乍一看来，她跟她母亲简直如出一辙。“我可以进来吗？”她声音沙哑地说。
“你的嗓子还疼吗？”
“嗯。”
她坐在床上。即便隔的距离很远，他依然能感觉到她紊乱的呼吸。
她为什么坐在那里？难道她想安静一会儿？难道她也筋疲力尽？
“以前，巴维尔写作的时候，他常常那样坐着，”她说。“我进来的时候还以为你是巴维尔呢。”
“我正在忙我的事，”他说。“我不停下来，你不介意吧？”
她静静地坐在他前面，看着他写。房间里的空气就像带了电，连尘埃都仿佛悬浮在空中一动不动。
“你喜欢你的名字吗？”过了一会儿，他静静地问道。
“我自己的名字？”
“是的。马特廖娜。”
“不喜欢。我恨这个名字。这名字是我父亲给我起的。我搞不懂为什么我必须叫这个名字。我奶奶也叫这个名字。她在我出生前就去世了。”
“我给你起个别的名字吧。叫杜莎。”他找出张纸，在纸的上方写好，给她看了看。“你喜欢吗？”
她没有吱声。
“巴维尔究竟出什么事？”他问。“你知道吗？”
“我想……我想他是自杀了吧。”
“为什么自杀了？”
“为了将来吧。这样，他就能成为烈士中的一员了。”
“烈士？什么是烈士？”
她迟疑了一下。“就是为了将来献出自己生命的人。”
“那，那个芬兰姑娘也是个烈士？”
她点了点头。
他颇为惊讶。巴维尔死之前是否也会常常讲这些套话。第一次他脑子闪过这个念头，巴维尔是可能死了更好。既然他想到了这个念头，他就该直接面对它，而不是否认它。
一场战争：老年人对青年人；青年人对老年人。
“现在你得走了，”他说。“我要工作。”
他另起一页，在顶头的地方写下孩子两个字，接着写道：
第二十章 斯塔夫罗金斯塔夫罗金（3）
一天，有封送给他的信。信皮上，他的名字和地址是用呆板整洁的印刷体字母写成。孩子从看门人那里拿到信，把信斜搁在他房间的镜子上。
“那封信，你想知道是谁寄给我的吗？”他和她单独在一块的时候，他随口说道。接着，他就把马利亚·勒布亚特金的故事讲给她听。对她讲马利亚是怎么让她哥哥勒布亚特金上尉蒙羞的，还有她怎么成为特维尔的笑料的。因为马利亚·勒布亚特金曾经声称，有个她羞于透露他身份的爱慕者，曾经向她求过婚。
“这封信是马利亚寄来的？”孩子问道。
“等会儿你会知道的。”
“可是，他们为什么要嘲笑她呢？为什么没人想娶她呢？”
“因为马利亚很单纯，单纯的人就不应该结婚。因为单纯的人怕他们会生下单纯的孩子来，而单纯的孩子往后又会生下单纯的孩子来，如此这般，直到整个地球上都是单纯的人，就像流行病一样。”
“流行病？”
“是的。你想让我接着讲下去吗？这一切全都发生在去年夏天，我去看我姨妈的时候。我听到了马利亚和她那压根不存在的追求者的故事。我就决定为此做点什么。首先，我就去定做了一套衣服，这样，我在这个地方看起来才够时髦。”
“就是这套衣服？”
“是的，就是这套。还没有做好呢，人人都知道什么是时髦，———在特维尔，消息传播得很快。我穿上这套衣服，拿着一束鲜花，到勒布亚特金家里拜访他们。上尉给弄得莫名其妙，可他妹妹却没有。她从未丧失过她的信念。从那天起，我就天天登门去拜访。有一次，我带她到林中散步，只有我们两个人。那是我启程前往彼得堡的前一天。”
“这么说，你一直在追求她？”
“没有，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所谓的追求者，只不过是她的幻想。单纯的人说不出幻想和真正事物之间的区别。他们相信幻想。她认为我也在幻想。因为，你知道，我的举止就像是在幻想。”
“那你还会回去看她吗？”
“不会，当然不会。如果她来找我，你坚决不能让她进来。你就说，我已经搬到别处去了。你就说，你不知道我的地址。要不，你给她一个假地址，随便编一个就行。你会立马认出她的。她又高又瘦，牙齿外露，而且，她总是笑个没完。实际上，她是很迷人的那种女人。”
“那就是她信里面所说的———说她要来这儿？”
“对。”
“可是，为什么———”
“为什么我这样做？开个玩笑而已。这个国家的夏天是多么让人心烦———你都不知道多么让人心烦哪。”
他花了不到十分钟就写完了这一段，没有涂改一个字。倘要定稿的话，还必须写得更详细些。不过，就当前目的而言，写成这样就够了。他站起身来，任桌上的两张纸摊开在那儿。
这是对孩子天真的伤害。这是他不指望能得到宽恕的行为。他带着这种想法跨越了门槛。现在，上帝必须开口说话。现在，上帝不敢再保持沉默。腐蚀孩子就是逼迫上帝。他用拱条和弹簧造出的机关，关上后就像个陷阱，捕捉上帝的陷阱。
他清楚自己的所作所为。同时，他在这场和上帝斗智的较量中，他超越了自我。他也许已经超越了自己的心灵。他和上帝相互包容。时间凝固，停止观看。时间被悬置起来，所有事物在坠落之前都被悬置起来。
我已经失去了我在自己灵魂中的位置，他想。
他拿起帽子，离开了租住地。他认不出这顶帽子了。他不知道穿的是谁的鞋。事实上，他认不出自己是谁了。假如他现在照照镜子，假如镜中出现的是别的脸孔，假如那脸孔同样空洞地盯着他，他也不会感到有任何奇怪。
他背叛了每个人。他看不出他的背叛会越陷越深。倘若他想知道，背叛的滋味究竟像醋那样酸呢，还是像胆汁那样苦，现在正是时候。
可是，他的嘴里无滋无味，恰似他的心没有分量。他的心，老实说，空荡荡的。他事先压根没有料到事情会是这样。不过，事先他又怎么能料到呢？不是痛苦，而是痛麻了的感觉。好比战士在战场上被子弹击中，鲜血直流，却感觉不到疼痛，还诧异不已：我是不是已经死了？
看来，他要付出高昂的代价。他写书挣了很多稿费。那个孩子说。她重复着那个死去的孩子的话。他们没有说出的话就是：作为还报，他不得不交出自己的灵魂。
现在，他开始尝试那种滋味了。那种滋味如同苦胆。
译后记译后记
赶译完库切的小说《彼得堡的大师》，疲劳之余，一头雾水。时间催得紧，无法及时参看相关资料，库切本人又是学者兼作家，文本复杂精深，让人头脑里不得不积满了问号。作家缘何要安排陀思妥耶夫斯基出任小说的主人公？他出于什么目的要杜撰出陀思妥耶夫斯基1869年秋天的彼得堡之行？他为什么要单挑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平中不起眼的继子巴维尔作为小说的线索？他是如何处理真实与虚构之间的关系的？这是库切以小说的方式讨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思想的变化吗？还是他要借此表明自己对俄国革命的认识？答案似乎都在文本中，答案又似乎都不在文本中。
格罗斯曼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传》（外国文学出版社，1987年），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平有详尽的描述。《陀思妥耶夫斯基夫人回忆录》（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也可以作为不错的佐证。根据这两本书的记载，巴维尔·亚历山德罗维奇·伊萨耶夫是玛利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和小职员伊萨耶夫的儿子。1855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塞米巴拉金斯克服兵役期间，认识了他们一家。他狂热地爱上了女主人。后来，伊萨耶夫因病去世，陀思妥耶夫斯基娶了伊萨耶夫的寡妇。此时，巴维尔年仅七岁。玛利亚随夫回到彼得堡后不久，于1864年因肺结核死去，巴维尔十六岁。1867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年轻的速记员安娜·格里戈里耶夫娜结婚的时候，巴维尔也只有十九岁。同年，陀思妥耶夫斯基携妻出国，巴维尔留在彼得堡，靠继父寄来的钱为生，度过了十九岁到二十三岁之间的时光。他甚至还结了婚，妻子是个“漂亮的女人，个子不高，既谦虚又聪明”。
安娜笔下的巴维尔并不讨人喜欢。他好吃懒做，对继父的再婚充满敌意，甚至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刚刚离世之际，就急急忙忙赶到现场打探遗嘱事宜。相反，《彼得堡的大师》中的巴维尔，却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情深意长的悼念对象，父子感情被描述得无与伦比，这显然是库切有目的的改写。（库切的儿子意外亡故于1984年，不知道丧子之痛会不会是库切创作这部小说的一个因素？）库切在小说中改变了巴维尔的死期，让他死在1869年秋天的彼得堡。正是他的死亡，把陀思妥耶夫斯基从德累斯顿召回到彼得堡，让文学大师在调查儿子亡故的过程中经历了一次思想上的蜕变。围绕巴维尔的死，小说中一系列的人物也被串连起来，女房东安娜·谢尔盖耶夫娜、房东的女儿马特廖娜、无政府主义者涅恰耶夫、以及帝国的警察马克西莫夫等等，他们皆因巴维尔的死参与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活中来。在变化多端的现实和复杂的心理斗争作用下，小说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最终构思出了斯塔夫罗金的形象（《群魔》中的主人公），同时，小说也在他痛苦的写作过程中结束。
这一事件完全是虚构出来的。女房东的情节、彼得堡的场景描写多少能让人联想到小说《罪与罚》（1866年）。库切如此设计，似乎是在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创作做注解。只是，在虚构过程中，他强化了巴维尔的作用，让这个提前死去的儿子成为他心灵蜕变的助燃剂。
小说中另外一个重要人物是无政府主义者谢尔盖·根纳德维奇·涅恰耶夫。历史材料中的涅恰耶夫，生于1847年，曾经是彼得堡大学的旁听生，比真实的巴维尔年长一岁。他参加过1869年春天彼得堡的学生运动。之后赴瑞士，在日内瓦参见了老牌的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1869年9月，涅恰耶夫携带建立反政府秘密组织的计划来到莫斯科，成立了地下组织“人民惩治会”。涅恰耶夫宣扬无神论思想，主张通过冒险主义的斗争策略和无原则的恐怖主义，来建立一个“没有上帝”的新社会制度。“人民惩治会”最轰动的事件莫过于制造了“伊万诺夫事件”。彼得罗夫农学院学生伊万诺夫（和小说中被杀害的乞丐同名）因为试图退出组织而惨遭杀害。伊万诺夫之死，使这些年轻的阴谋家们逐渐浮出水面。罪行败露后，涅恰耶夫逃到国外，1872年在日内瓦被捕，后被引渡给俄国政府，被判二十年苦刑，死于彼得保罗监狱。
库切在小说中，把巴维尔的死和涅恰耶夫联系起来。《彼得堡的大师》中，有若干章节涉及到涅恰耶夫。事实上，无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是巴维尔，和涅恰耶夫本人都没有什么直接的交往。即便是巴枯宁，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他也不过是一面之交，而且对他极为反感。巴维尔被库切设计成为涅恰耶夫的追随者，使得创作《群魔》之前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了和无政府主义者直接交锋的可能。在这里，库切的想象力发挥了作用，他“后现代”地处理了真实事件和虚构事件的关系，为小说的最后一章“斯塔夫罗金”这个文学人物的诞生提供了某种能够自圆其说的理由。
根据格罗斯曼的记叙，涅恰耶夫的案件的确曾经引起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关注。事实上，1869年秋天，时在德累斯顿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读到关于莫斯科暗杀事件的报道，已经决定创作一部以俄国父与子两代革命者为主人公的小说，这就是《群魔》。为了写好这部作品，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亲自勘探过伊万诺夫的死亡现场，亲自旁听了1871年警方对涅恰耶夫的公审。《群魔》发表于1871年，直接取材于“涅恰耶夫案件”。《群魔》中的韦尔霍文斯基的原型就是涅恰耶夫，大学生沙托夫的原型就是伊万诺夫。《彼得堡的大师》把这所有的线索都集中到巴维尔身上，在他身上集中了所有的矛盾和冲突。陀思妥耶夫斯基因为巴维尔和涅恰耶夫、和警察、和女房东、和女房东的女儿有了种种关联，最后，他不断地和巴维尔的影子对白，在忏悔的过程中开始了写作。如此看来，如果我们把《彼得堡的大师》看成是库切故事化地诠释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群魔》的过程，似乎也不为过。只是，如此单一的解读好像太轻看了库切，他的小说一向含义丰富，本应经得起多种看法。
库切本人是文学教授，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平材料十分熟悉。他重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故事，半真半假，半遮半掩，更能调动起读者对小说中诸多扑朔迷离的事件的兴趣。显然，这是个和读者较量知识的故事，好比一个解密的过程，越解越觉得不可思议，越解越觉得陷入到一个更深的秘密当中。如果读者碰巧不熟悉陀思妥耶夫斯基，碰巧对他的作品、他的生平不够了解，那么，读懂这部小说就是个困难的过程，至于再读出库切形式上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复调特性的模仿，那恐怕就要去搬弄巴赫金的理论了。在这里，我们只能这么揣测，库切如此谋划，就是要向读者展示书房斗室里深不可测的想象世界。
最后说说译文。王永年先生是我景仰的前辈翻译家。他的译笔干净舒缓，有贵族般的优雅。倘若不是出版时间所限，他本可以从容译完文稿。跟在王先生的译文后面，实在让我惴惴不安。续译急躁紧促，好似腾不过气来的游泳新手，较之王先生的译文真是有云泥之别。时间紧张固然是理由，汉语功底浅薄才是让我辈气短的真正原因。好在，紧赶慢赶赶完了，其他的事，留待读者评说。
匡咏梅
2004年3月14日
译后记2003年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
J。M。库切的小说以结构精致、对话隽永、思辨深邃为特色。然而，他是一个有道德原则的怀疑论者，对当下西方文明中浅薄的道德感和残酷的理性主义给予毫不留情的批判。他以知性的诚实消解了一切自我慰藉的基础，使自己远离俗丽而无价值的戏剧化的解悟和忏悔。甚至当他在作品中表达自己认定的信念时，譬如为动物的权利辩护，他也阐明了自己的前提，而不仅仅是单方面的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