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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郎与海
txt 小＿说天＋堂
靠墨西哥西南海岸有个镇子，叫zihuatanejo（我们下面就叫它z镇吧）。我去的时候，还没有直航飞机。要在另一个墨西哥海滨城市搭长途汽车。四小时的车程，一路之上的村庄、集镇很像美国西部新片中的景点，有着闲逛的牛仔，脏脏的孩子，大声谈笑的淳朴女人。
表面上看，z镇只是这些村镇中的一个。卖红色和黑色珊瑚首饰的小姑娘们总共说五六个英文单词，就成了一桩交易。收了钱之后，她们憨态十足地一笑，眼睛却很难说的，让你怀疑她给你吃了很甜的一记亏。有时她们看上了你身上什么对象，一顶棒球帽或一副太阳镜，要不就是美国药房买来的便宜首饰，她们就把几个英文单词也省了；手指点着你的眼镜或耳环，另一只手把她的一串项链往前一推；你迟疑，她再给你搭一对耳环。她们此刻不仅是贸易老手，简直就是古老贸易历史的一部分。
卖主们都是拖鞋、短裤，女人在“比基尼”上缠一块当地土印的围单，色彩炎热，图案酷烈。由z镇乘车走七八分钟的盘山道，就进入了另一种文明。有建在海岸上的游泳池，有支在海滩上的午餐桌，还有水中酒吧，吧凳全埋在水里，往上一坐，水温吞吞的正齐胸。我住的旅馆就有十多个泳池，形状全不规则，大概是模仿河塘、湖泊、山潭。池和池之间，由流动的小运河连接，穿过高高的椰树丛。我一直想从地势最高的泳池顺小运河而下，在每个泳池串一串门之后，直下大海。最终那也不过是一想。
旅馆经理的妻子，是个德国女郎。她往海滩上一站，晒得漂亮至极的肤色、一头乱在风里的暗金色长发就是z镇的招牌了。她三十出头一点，很少穿正统服装，从不化妆，要么一件吊带背心配一条很短的短裤，要么就一条简单短裙直接套在游泳装上。她在德国参加学生示威，抗议美国军事驻扎。示威持续了很久，示威中她和一位美国士共恋爱而迁居美国。在美国居住了十多年，她最终嫁了自己的德国老乡，随他来到墨西哥。她是个令绝大部分女人羡慕的女人：天生丽质，有爱情也有物质，谈吐高雅，不必上班。我到这个旅馆的时候，是个傍晚，见上百名游客全跟在她身后，提桶端盆，往海边走。跟过去，发现桶里盆里全是一寸长的小海龟。据说年轻的经理夫人已跟当地政府闹了三年多，要政府出资保护海龟。最难办的是母海龟半夜上岸生在沙里的蛋，不及时扒出来就有可能被海鸟吃掉，或被游客跺碎。两种可能性都不大，因为母海龟总在产卵前拼命挖一个深坑，把卵产在坑里，再把沙填进去。有时存心去找这些海龟蛋，也得花几个小时。经理夫人发动所有旅馆客人挖出海龟蛋，孵出小海龟来再动员大家把它们放回海洋。这个保护海龟的群众运动便是一种示威，提醒人们海龟的生命价位，以及没有意识到这价值的人的愚昧、野蛮。当然，这示威最主要是冲政府去的。
我看着这个德国女子正在指导人们，怎样放逐小海龟而不使它们再被海潮卷回岸上。但无论怎样放，它们仍是被潮水带回海滩。沙和水相接之处，一片黑麻麻的全是大甲虫般的小海龟。但不管潮怎样卷回它们，它们一次一次逆着人潮往海水走去。很快有人意识到，掌握不掌握放龟技巧都无所谓，小海龟们必定会走进海洋。多少次失败，最终它们走得一个不剩。祖祖辈辈的母海龟从不担忧，被它们深埋在沙里的卵终将成为小海龟回归海洋。对不幸没能回去的，它们也想得很开：海要谁生要谁灭自有海的道理，不然海就拥挤得成了人类了。
招牌画似的德国女郎站在海天之间，成了个剪影。她心里的理想在她身姿上和声音里。一百多名客人大多数来自美国，都被她的理想感染，希望自己能把自然变得更自然。他们相信，总有人抗议和拯救，自然只能通过文明之手，经过文明的干涉，才能变成更好的自然。她希望自然可以被安排，如同安排工作日程，生男生女，基因遗传，高矮胖瘦。
德国女郎给她手上的小海龟取了名字，并认真要求每个人都照办。于是一百多人都开始“玛丽、珍妮、彼得”地叫起来。这使场面出来一种寓言感。小海龟们若有灵知，该记住这些命名者，该知道它们是被救下来的，该感恩戴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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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语人的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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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长篇小说《人寰》，是以一个中国女性对美国心理医生的自述为形式的。小说的语言便是虚拟的英文；也就是说，是外国人讲的断裂英文。在故事开始，我借女主人公之口说道：“英文使我鲁莽。讲英文的我是一个不同的人；可以使我放肆。不精确的表达给我掩护。另一种语言含有我的另一个人格，使我似是而非，因而不再有不可启齿的事。”
这些话是我从自己在美国的十二年生活中得到的真实体验。一九九六年年底，我在一位心理医生的诊所就诊，为近乎要了我性命的失眠症，亦为体验西方心理治疗方式。自从我接触了弗洛伊德和容格的心理著作，就对他们创立的“倾诉（talkout）”疗法非常好奇，尤其是弗洛伊德的催眠术。据说催眠术能打开人心里最深的秘密，一些被忘却的童年经历，都会在催眠术中复苏。于是我便开始了“倾诉”疗法，每星期一次，每次一小时。诊费很昂贵，每小时九十元美金。正是在那间又小又封闭的诊室，我发现英文中藏着另一种自我。它是年轻的、直率的，因为它就有十来岁。任何一种语言都能产生一种文化、一种气质，英文对于我，也是同样的。我在倾诉时，发现自己有着美国式的直接，中文给我的含蓄和成熟，此时全不存在了。说英文的我要外向许多，带一些孩子气的虛张声势，对别人的反应也有点大惊小怪的。并且，我相信十来岁的英文给我一副认其的神态，亦给我急于信赖别人的眼神。相比之下，说中文的我是老谋深算的，是易于怀疑一切，甚至带几分玩世不恭。
这个发现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反思一下，我意识到在许多场合下，一旦碰到难以启齿的话，我就改口讲英文。似乎讲了别人的语言，我就不必负完全责任了。我就可以没轻没重、没深没浅了。有时我在英文小说里读到一句别致的话，多半是一句粗话或刻薄话，我就试着用在我和我丈夫的对话里。我特别喜欢看他的意外神色，要么是被激怒，要么是给逗得捧腹大笑。他说有趣就有趣在我清白无辜的表情，吐出每个字眼都像没事人似的，给予每个词汇平等待遇。十二年来，我其实是倚仗十来岁的年轻英文，占了一些便宜，讨了一些宽恕——一看我这人如此出言不逊，人们想，算了吧，不和她一般见识，她又不是土生土长的。
在学校的时候，我们文学写作系的学生都得在课堂上即席写作，也必须在下课前朗读彼此的作品。我的同学们发现我对许多污秽词汇是陌生的，有时只是按字母拼音把它们念出来，并不完全了解它们的词意。因此我在念正常词句和污秽词句时，完全是一种态度：认真、不加区别、毫无歧视的。这就形成了一种怪诞效果：无论怎样色情的描写，到我嘴里，一律是公事公办地给念出来。好比一个人平调、古板地报告一桩天大的胡闹。每次我念到最精彩（也就是最荤）段落，课堂上已笑倒了一片。此后，这些美国同学们串通起来，有心把那些荤段子留给我念。一些教科书也很荤，比如亨利·米勒的小说，充满荤话，给我板着面孔，背“三字经”似的一念，变得滑稽至极。我有时给他们笑得念不下去了，问什么把他们逗成这样。他们回答：“因为那些脏字不属于你，是借你的嘴出来的，所以那些字眼的邪性和你口齿的无邪形成强烈矛盾。”
美国年轻作家中流行写粗话。写粗话似乎使小说生动、酷。一些煽情的、多愁善感的描写使人难为情，因为西方的审美观反感情感油腻，提倡低调和控制。我跟一位英国作家聊过什么样的小说语言是高级的。他说：“我不能告诉你什么叫高级，但我可以马上告诉你什么是低级。首先，你最好不用副词。比如，你说：‘他高兴地笑起来’，我劝你拿掉‘高兴地’。其次，你最好少用形容词，最好少用此新句。小说第一页就出现了‘如同、似乎、仿佛’这样的此新句，我马上就不要读它了。”这是一个作家对语言的高度自觉意识，对我来说，非常实用。去掉了副词，减少了此新句和形容词的文章，的确朴素许多、淡许多。一些作家不甘于小说的“淡”，便在浓郁华丽的煽情写作中，加上粗话或诅咒，反讽华丽，低调处理浓郁。这就是要我出洋相的时候。因为英语不是我的母语，我拿不准说粗话的语态和腔调，多污秽的语言在我嘴里都失去了它固有的意义。后来它就成了我的优势，藏在假天真后面，说痛快话、做痛快人。
美国人把爱和恨挂在嘴头上。常听人说：“我爱这个，我恨那个。”若把这样的表达搬到中文里，会很矫情。但有时人又需要那些痛快淋漓的表白，于是我拉过英语来。藏在别人的语言后面，夸张一下感情，不觉得太肉麻；肉麻也不是我的事，是语言的问题。
碰到我跟美国人争论的时候，这优势很有用。讲过火了的话，尽可能推给语言去负责。更何况这里还有个态度问题：我说的是你的语言，我的态度已经对你好了；那么我如有出语伤人之处，你就包涵吧。但我在跟我丈夫争论时，只说中文，他呢，一律用英文回击。夫妻之间，绝不能用对方的母语说话，万一说得过分“痛快”，误会就会产生。我们的争执从来是各说各的母语，因为必须把握各自语言的分寸、深浅，避免误伤。
我生活在美国的第三年，头一次用英语在梦里乱嚷。把我自己喊醒后，发现窗外是芝加哥的雪夜。我喊的是“干吗是我？！”醒过来，我怎么也想不起这句话的上下文。也许梦话和梦的情节并不一致；梦话是更生理的，而梦更属于精神。那时狂练英文，词汇和句子全录在声带上，夜里声带失禁，语句自己就迸发出来，用不着通过思维。想想真是很惨，把自己弄成了一只八哥，只管往嘴里灌词儿，懂或不懂，要紧的是嘴一张词儿就得出来，说它是条件反射也好，是动物本能也好。从那次喊梦话之后，接下去的几年，我的梦全是无声的。两种语言在我身心中作战，太激烈了，激烈到了我无所适从的地步。大约是第七年，我的梦开始有声了，中、英文混杂，十分热闹。
直到现在，我仍有一种病态的敏感：一句话说出去，我会马上检查一番，句子有没有语病？时态是否正确？句法够不够简明？……要减低这种敏感度，必须靠酒。往往是两杯葡萄酒之后，我滔滔不绝起来。一位好朋友跟我说了真心话。她说：“你以为你很自如，其实你很乏味，讲的全是废话。在旁边看着你，就是可怜你。”
这样一来，我看见所谓“双语”，几乎是不可能的。就拿那勃可夫来说，他号称有三条母语舌头，也不得不承认他的俄语舌头“具有无限弹性”。一九九九年底我在纽约市立图书馆参观那勃可夫生平展览，在他一次演讲录音中有这样一段话：“我可以像大师那样以英文写作，我亦可以像学者那样以英文阅读，而我以英文讲话时，就只能像个儿童。”
因此，作为“双语人”，其实永远免不了一层遗憾：他的第二语言，总是不能像母语那样随心所欲。明显的表现，就是对幽默的迟钝。有时我丈夫读报上的幽默小品给我听，我时常不知道他怎么觉得那么可乐。我做英文演讲的时候也发现，观众在我自认为幽默的地方并没有反应，他们大笑时，我往往意识到，他们笑的不是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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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你，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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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十一日，阿拉伯数字是“911”，美国报警电话，连三四岁的孩子都会拨的号码。九月十一日晚上9点30分，我和一伙朋友正在北京朝阳区一个西藏酒吧里消磨，突然有人告诉我们：“一架飞机撞在纽约世贸大楼上了！”我回到家是十点四十，灾难的规模已显露出来。第四天，我收到一个朋友的电子信件，讲述她从世贸大楼死里逃生的经过。让我感到最不解的，是她毫无我所设想的歇斯底里，相反，她语气平淡，实事求是，有一点历史学家的手笔了。
从灾难发生之后，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他（她）在那天早晨喝咖啡时，有没有任何预感——哪怕最极微的征兆——这就是他（她）一生的最后一杯咖啡。”也许别人会认为这个问题莫名其妙，但我却驱不散它。我对一个生命在行将灭亡时的心理活动怀有极大的好奇。你也可能把好奇看成关切或担忧。
顺着那个安详地喝咖啡的形象去想象，他（她）如平时一样，带着好睡眠留下的松垮和呆钝，打开大门，拾起报童在早晨五点扔下的报纸，上面套着塑料袋，湿漉漉的一层初秋露水。他（她）在早餐桌上展开报纸，一双脚勾过对面的椅子，然后两腿跷上去；咖啡的滋味从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是和半躺，和读报，和窗外的街道上过往的汽车声合在一道，才能形成的滋味。得和穿着毛巾睡衣、蓬头散发、完全不设防的妻子（或丈夫），和睡意尚浓，却深一脚浅一脚下楼来的孩子们合在一起，才能形成的滋味；这样的咖啡滋味，寻常得可以被完全忽略，是这个早晨“一切如常”的标志。他（她）大而化之，一份报已翻到了头，翻过天天出现的坏事，夜夜发生的罪孽，于是他（她）格外留恋家里的这份“无事”。留恋尽管留恋，还是匆匆洗浴一新，匆匆选就服饰，匆匆告别孩子和妻子（丈夫），出门去了。他（她）走进电梯，张张面孔都是半熟脸，生活好就好在一切都是半熟的。他（她）走到自己的写字台前，打开电脑，检查一下电子信箱：某某照常又寄来一些笑话。笑语也似有所闻，就暂时略过去吧。而谁又有比笑话更重要的事呢？……这时就到了八点五十五分。
我回到美国后，听了pennsyivania坠机之前，遇难者给家人打电话的事。他们已知道自己必死无疑了，便用最后一点时间告诉亲人们：“我爱你，再见了。”使人震惊的是，他们没有瘫软，没有魂飞魄散，电话号码也没拨乱，是勇气所致，还是心怀侥幸（说不定我能幸免）？他（她）有没有懊悔：今早上出门之前，我要多跟他（她）说几句话该多好！为什么这个早晨伪装得和任何一个早晨一样呢？
拨号的手指或许是颤抖的，嗓音也许是暗哑的，泪珠可能飞快滴落在键盘上。那些上千次按过的小数码键，最后一次亮起来；手指自己有记忆，迅速将那十位数编成队列。电话通了，却是留言机。他（她）一阵遗憾，或一阵释然，又一阵语塞。
“我爱你，再见了。”
美国人把这两句话讲烦了。讲得一片麻木，讲得小说、电影都不敢讲了。讲得有真情实感的人都不敢讲了。在它成了一种无意义呢喃之后的许多年，二〇〇一年九月十一日早晨的美国人（也许还有非美国人）突然悟到，这两句话还有未尽的意思，还有未透彻的理解。他（她）的话仍说得很完整。已入了地狱，人反倒心定了。反正没做的事，未尽的心意是太多太多，只好随它们去了；一切未完成的，就让它们未完成吧。
而这两句话完成了一个仪式。话语带着寻常早晨的咖啡滋味，留在寻常人家餐桌的那个空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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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化学杂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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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我们面前的电影镜头中，是推成特写的一片肌肤，完美的光线，偏暖的色调，使它进入你视觉时不仅可视，并且可触、可嗅。你感觉到它的温度，它的气息，它由于激情的血性而突然改变的微循环，那一根根汗毛兴奋起来，被汗汁濡湿。不必将这个镜头展开，你可以同这块肌肤共鸣，你会发生一种界于灵与肉之间的悸动。你寻找一个词，想形容这感觉，于是有了一个不是百分之百达意的词：性感。
性感是一种审美境界，是性的审美。不是所有的性都性感，正如性感不一定导致性。
我在读约翰·福尔（johofowles，英国小说家）的小说《马古斯》（themagus）时，发现他有这么一段话，大意是说感觉的一代（agenerationoffeel）已经消失了，让位给行为（性行为）的一代。在“感觉的一代”，性的疆域很大，每一寸皮肤、手、足、头发，都能成为敏感区和兴奋点，而到了“行为的一代”，大片的感觉沃土荒芜了，人需要越来越暴烈的直接动作。广告上和杂志上的女郎们两眼兽性，身体摆置得就是一副有漂亮皮囊的生理挂图，她们都知道你的感觉早钝化了，她们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