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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辟。熟悉纺织史的人会知道，在中国境内保存有最多精良纺织品的地区不是别处，而是西域新疆。假如你说那是汉代“丝绸之路”的遗留那就错了，因为中国“（商周到春秋时期）这一时期的毛织品多出自新疆地区。③”同时期没有可敌新疆者，然后出现纺织品最多的是内蒙。由于气候的原因，北方只能生产毛织品。
有迹象表明，帕米尔高原是来往于中国腹地的必经之地。中国西北的昆仑山更是一个中国腹地与西亚和中东联系的纽带，这就是昆仑山为什么一再被中国人神话的原因所在。昆仑山文明很可能早于中国腹地，那里确实应该是中国人记忆中遍地琼楼玉宇的“仙山”，黄河流域文明发展之后昆仑西域才成为相对偏远荒芜的地带。这个局面正可以称作：沧海桑田，三千年河西、三千年河东！又过两千年，西域成沙漠，中国不“中”，风水转到北美，世界第一强国出现在距离中东最远的一个国度。
为什么新疆今天成沙漠肯定与早期开发有关。甚至中国的北方，尤其是广大的西北地区，甚至甘肃、山西、陕西这些古代水草丰美的地带也逐渐成为缺水严重的干旱地区，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半沙漠化的危险，我同样认为是几千年里过度农业开发的恶果。为什么中国南方相对就没有这样的危机呢？自然地理与气候只是其中的一方面原因，另外一个原因是，这些南方地区向来就不是中国历史上人口稠密地区，中华文明的主流向来就在北方，在黄河流域。千年前的中国南方许多地区都荒芜人烟，几百年前的许多时代都如此。中国历史上的人口迁徙主流一直是向南向南、再向南，基本上没有向北过，这是一个奇特的现象，它值得我们从多方面关注。但它起码反映出两个问题：第一，中国北方似乎有一个源源不断的“人口源”，这就是中东经今天新疆而内蒙西北的一个“活源”；第二，长期北方发达的局面导致北方人口的急剧增长，农业开发进一步加剧；同时这个北方发达的效应导致北方的人们不愿意到荒蛮的南方①，最终南方越来越荒芜，北方农业顺利发展。
实际上南方的荒芜从另外一方面看，恰是一种很好的生态保护，北方的长期发达为今天的气候与地理变化埋下了干旱的隐患。这个效应在生产力底下的年代尚不构成威胁，因为它限制了人口的发展，环境就可以基本上处于一种相得益彰的状态。但是到了政通人和的年代，尤其是到了医疗发达的近代，人口的膨胀对环境的彻底破坏几乎是突然之间来临的——巨大的人口压力下，生产方式又没有从传统的农业及时转入工业，几乎在短短的几十年里就使中国的北方明显进入沙漠化时代。我自己在家乡亲眼目睹了土地与山林的消失，代之而起的是房屋和光秃秃的荒山，我童年时代经常会有狼出现在身边，今天几十公里之内想找到狼恐怕也是个难事了。相信和我基本同龄的人都见证了中国环境急剧恶化的过程。农业资源的枯竭导致的贫穷，再加上观念的陈旧，恶性循环使中国的西北几乎面临着更加严重的生态问题。假如说北方使用了几千年才积累了今天的隐患，那么在中国的南方由于人口在上个世纪的猛然增加，几千年完好的生态环境几乎是在突然之间被毁坏的。但是无论如何南方还是比北方形势好一些这是事实。
从以上简略的事实可以看出，人口的发展与一个地区的地理状况是有密切关系的。而且有些变化由于时间过久，人们可能根本没有注意到他们的变化是因为人而改变的。在几千年前河南这个地方还有大象等大型动物，河南简称为“豫”正是人类手牵大象的比喻，但是今天我们到那里去寻找大象呢，只有几千公里之外的云南了。森林的消失是农业开发的前奏，也是沙漠化的第一步。
假如不认识到这些漫长而为人们所忽视的地理变化，假如不计划生育，我们将来可以到哪里去观看大象呢？假以时日湖北、湖南甚至云南都有可能成为今天缺水的新疆与甘肃。阿拉伯半岛的沙漠并非从来就是沙漠。
（三）羌族与夏朝的联系
在今天的羌族地区，莲花、龙、凤、十字架、白石头、羊、牛、鸡以及猪图腾，呈交叉密集型存在于其民族文化之中。尽管传说他们从北方而来，但是却发现有使用贝币的现象，另外男人穿的民族传统“云云鞋”绣饰波浪滚滚，外观为明显的船型，说明这些人有曾经生活在海边的痕迹。有研究者认为，羌族人定居在四川大约是在战国时期，我老家河南嵩县“陆浑戎”也大约在这个时期从中国西北甘肃敦煌等地被迁入河南，很可能他们是同一批人但却走了两个方向，后面有专门的章节对比河南嵩县与四川羌族间的语言、风俗等。在此补充一个话题，在中原内陆地区对古墓的考古整理中，贝币与蚌壳的大量使用是个特别应该引起注意的现象。这个现象说明，这些中国人的祖先普遍来自海边，至于具体是哪个海边需要对那些蚌壳做出鉴定，是来自“伊塞克湖”还是地中海还是印度洋，甚至是太平洋沿岸，这将是个有趣的课题。
一位联合国官员说，他知道的用泥巴做屋顶的习惯全世界只有两个民族或地区，一个是巴勒斯坦（即迦南），另外一个就是羌族。用石头做了望塔（雕楼）的习惯世界上有三个地方，一个是羌族，另外是意大利的某山区，还有一个是格鲁吉亚地区。这个古埃及房屋模型倒是与羌族地区的房屋形状近似
我认为，在羌族物品上看到的许多红、白颜色的崇拜也当与古埃及的红、白崇拜之间有关联。
在我委托朋友李冰代我在四川地区做羌族文化考察后，我在他提供的宝贵资料中识别出明显的古埃及文化气息。最为突出的是崇拜“羊”和“十字”（牛为第二崇拜），羌族人甚至平时不吃羊肉，在特殊的祭祀节日等才吃羊肉。羌族人解释他们的“羌”字就是羊角。羌族人还认为，彝族、藏族和纳西等多个少数民族都与他们之间有族源联系。
羌族人认为炎帝是他们的祖先，不是黄帝。我在上一本书中阐述过这个观点：传说中炎帝所戴王冠为尖锥，恰是埃及法老的王冠样式。
上埃及法老是用白色王冠，下埃及红色，所以红白同时在羌族物品中的出现可能说明了埃及文化在他们身上的统一。在中国境内自然不必分为“ 上埃及”和“下埃及”，所以在中国有希望做王的人必然把自己看作“全埃及”的统一者，所以“红”、“白”就被通吃了。他们不认为黄帝是他们的祖先是有道理的，因为在我的推测中黄帝应该是商人的祖先，而羌族属于夏人的可能性很大。
羌族石头文化以及挖洞窑葬的习俗则是对犹太文化的继承。夏甲的丈夫亚伯拉罕是悬棺这一传统的开创者。
李冰在羌族地区还发现当地妇女有抽烟的习惯。传统的大姑娘抽烟传统在中国实际上只有东北地区多有发现，并且主要为满族妇女。同时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点，羌族和北方草原民族在喝酒时都喜欢用手向上点三下再喝，以示敬天、地、祖先。这说明北方民族与羌族的同源嫌疑。不知道中东是否还能找到类似这个喝酒的习惯。但我最近却在埃及的原始部落中发现了女人抽烟的习惯。
《向东向东，再向东》之创世记（10）
“夏人”由于和后来的“商人”实际上文化有血缘联系 ，所以他们之间既有分别又有关联，正所谓难分难解。其使用的语言估计差别不大，甚至为同种，或者混合型。但李冰谈羌族人今天的语言“听起来象印第安语言”①则显示了另外一端的发展。
李冰还认为，羌族中许多人的眼珠有外突特征，兴奋时有外眼角上挑现象，象立起来一样。我想，这些或许可以解释历史上所谓蚕王“纵目”说法。存疑。
有关脸部五官，也就是生理特征方面，可能是人们认同我的“全球文明同源”的最大障碍。我认为，水土本身可能对人有一定的影响，尽管这方面并无定论，从东亚到西亚，再到东欧，继续向西欧，我们明显可以发现人种五官上的逐渐过渡，这个过渡的有序性表明了地理水土、甚至文化习惯影响的存在，仅只以香港地区和大陆地区来看，居民的气质就有很大的差异。经过几千年甚至上万年的演化，这个进化至今天的“黑、白”区别是可以想象的。
但是我认为更重要的是一种“多数同化效应”，即哪个种族人数最众会在漫长的历史中逐渐同化掉少数人。实际上就是哪里杂交的频率越高幅度越大越广泛，则对少数人的消灭就越彻底，最后的结果就是：在一个地区你只能看到一个人种的存在，其他的全部被同化掉了。对这个理论的检验是，越是偏远的地区人们长相越“孤立”，与文明核心发达地区相差越远。
但是还有另外一个效应也是解释今天全球人种分布不应忽视的，那就是“趋同定居原则”。比如从中东走出的人们可能知道朝东的方向多黄色人种，所以越来越多的黄色人种愿意到中国来；反之，白人更愿意到西方去，黑人选择南部非洲，这样就形成了如今的三大块人种：从中东核心往东的黄色人种，往西的白色人种，非洲的黑人。最开初有杂居的，最终在“多数同化少数”的效应下只要是交流发达地区就彻底同化了（以上推理适用于近代殖民地之前，比如美洲应该是以黄色人种为主）。
李冰在羌族中间的另外一个强烈感觉就是，羌族的一切之一切似乎都是为战争而存在。这在他们的建筑上表现最充分。比如寨子的了望楼，其坚固与实战作用非常明显；住房的设计，窗户外小内大的采光与防范；尤其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山上通往每家每户的水道，在提供生活用水的同时竟然是战争中逃生的通道，这几乎可与中国北方抗日战争时期的“地道战”相媲美。这些残酷战争的痕迹说明，这个民族曾经是朝代争夺的核心人群之一，他们的生死存亡有人特别“关心”，有人曾经想把他们赶尽杀绝，所以羌族最终的结局多生活在条件恶劣、地势险峻闭塞的地理环境中。
（四）夏朝的埃及色彩
夏甲就是埃及人，而且儿子以实玛利又娶了一个母亲娘家的人，埃及人；并且作为一个王子，以实玛利所娶肯定为一埃及公主，所以这个埃及公主对于文化的影响会和闪族文化同样明显。其实我们完全可以怀疑“夏甲”本人就不是一个可怜兮兮的小妾，而是一个具有很高身份的埃及人，从后面的一些论述中我们知道《圣经》可能习惯于把许多显赫的人们描述为身份卑微的人，甚至会把法老说成是普通人。
一旦证实这个家族就是中国夏人，一旦证实羌族人就是夏后人，那么就可以说：以羌族为代表的许多中国人继承了浓厚的埃及文化血脉。也无怪乎长江流域的马王堆会出土具有明显的埃及文化特征的物品（见《三星堆文化大猜想》中“帛画”一节），这不仅包括文化符号，也包括先进的尸体防腐技术以及高超的纺织工艺。
埃及人夏甲的儿子以实玛利有12子。在中国，“天下分绝，为十二州，师古曰：九州之外有并州、幽州、营州，故曰十二”①。与以实玛利后代为“十二族的族长”相合。
为什么先“九州”后“十二州”？原因可能是夏甲的后代有三支留在了中东，在《圣经》后面的许多章节中可以看到“夏甲人”人出现（如《历代志上·第五章》：5：10）。但是在中国发展稳定之后，他们还是补充到了十二州以保持完整的“十二”支系。这些都符合我们中国人的家族谱系观念。并且我估计中东屡次分家的形式几乎都采用相同模式，主干撵走，但出于家族考虑，会保留少部分人在原地象征性存在。
另外，一个重要的官职，遥远的中国与中东的以色列人竟然“不约而同”：牧。中国十二个治州首脑称“牧”，以色列国王手下的行政长官则为“司牧长”②。从翻译可以看出“司牧长”或“牧正”皆为君王之下的最高游牧部落首领，两者意义完全相同，而非语音巧合。同时这一特点还说明了他们的游牧特征。
州长曰牧，《礼记·曲礼下》云：“九州之长入天子之国曰牧”是也。《礼记·王制》：“州有伯”，郑注亦云：“殷之州长曰伯，虞、夏及周曰牧”《春秋左传注》宣公三年（《丛钞（第一卷）》P10）。
在《圣经》中“牧羊人”一直是个崇高的职位，无论从是游牧的祖先还是后来的闪族后代耶稣，都是“牧羊人”出身，所以取“牧”为“长”是合情合理的。
有必要说明的是，严格地讲夏族群不属以色列人，因以色列这个人（雅各）是在公元前1 700年左右诞生的。此族从男系，属闪族人，他们皆为挪亚与亚伯拉罕之后。雅各是亚伯拉罕的孙子，雅各的父亲是以撒。雅各之前不存在以色列人。
从母系家族看，中国夏朝就是埃及人在远东建立的王朝。埃及人也有闪族，但是从《圣经》的内容中不好具体判断夏甲及其埃及儿媳的族别，还是用“埃及人”标示其文化而非族别为好，也有人认为埃及人为“含族”。所以我们可以说，夏朝为“闪”、“含”混合族群比较保险
21：9 当时，撒拉看见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戏笑，就对亚伯拉罕说：“你把这使女和她儿子赶出去，因为这使女的儿子不可与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 亚伯拉罕因他儿子的缘故很忧愁。
神对亚伯拉罕说：“你不必为这童子和你的使女忧愁，凡撒拉对你说的话，你都该听从。因为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至于使女的儿子，我也必使他的后裔成立一国，因为他是你所生的。”
亚伯拉罕清早起来，拿饼和一皮袋水，给了夏甲，搭在她的肩上，又把孩子交给她，打发她走。夏甲就走了，在别是巴的旷野走迷了路。
皮袋的水用尽了，夏甲就把孩子撇在小树底下，自己走开约有一箭之远，相对而坐，说：“我不忍见孩子死，就相对而坐，放声大哭。” 神听见童子的声音。 神的使者从天上呼叫夏甲说：“夏甲，你为何这样呢？不要害怕， 神已经听见童子的声音了。起来，把童子抱在怀中〔怀原文作“手”〕，我必使他的后裔成为大国。”
神使夏甲的眼睛明亮，她就看见一口水井，便去将皮袋盛满了水，给童子喝。 神保佑童子，他就渐长，住在旷野，成了弓箭手。他住在巴兰的旷野，他母亲从埃及地给他娶了一个妻子。
《丛钞（第一卷）》11页说：“中国法律起源，有别于世界上其他古老国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刑始于兵”，或“兵刑同制”，即刑法的产生与原始氏族生活的战争有密切关系。
我认为，这不是本质区别，而是与当时的特殊社会形态有关。
该特点恰好说明了了这样一个事实，4000年前，在大多数文明国家和地区人们制定的法律皆为适用于普通相对自然形成的社会时，只有中国这个地方特殊。夏朝的居民是有组织地大规模长途跋涉迁徙而来，他们很可能以兵制迁徙，男人为主，但精神领袖却是个女人：夏甲。这个特征可参见后面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时的情形。
我列举出以下的对比或许并非多余，但是要把以色列人的祖先亚伯拉罕纳入埃及历史才有会实质的连动嫌疑：
《向东向东，再向东》之创世记（11）
以上为大致日期。这个列表使埃及、以色列等中东国家地区间的神秘联系露出端倪，并且使他们与中国古代史之间的有机联系得以展现。
我觉得断然把今天的国家地区概念套用在远古是一种极大的错误，中东之间的文化与人种的复杂联系远远超出我们的估计。所有人对于中东、对于人类历史的重新认识，其颠覆程度应该达到“革命”的程度才会接近历史事实。重新认识历史、研究历史，首先是观念的更新，然后才是知识的积累问题。靠今天带有许多偏见的“常识”来认识远古的中东往往会障碍重重，把一般人误引歧途的第一错误常识就是把整个中东文化割裂开为分散的个体。我认为古代中东很可能与中国古代一样经历了许许多多的分分合合，但我们只记住了中东破碎的“五代十六国”，而忘记或忽略了他们曾经有过的“唐风汉韵”下的大统一。这本书部分努力实质上是对这个人类集体失忆的修补与纠正，只有把中东作为一个整体看待理解我的体系才会更容易一些。
人们观念中的大与小是相对的，地球确实是大的也是丰富多彩的，但是当几年前我在旅游过20个国家之后突然觉得：地球真小，没怎么走就差不多完了，基本上大同小异。当时深有“以后去哪里寻找新的刺激”的遗憾，因为离开地球上月球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今天众多国家间的纠纷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