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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超级女声节目播出期间，媒体的受关注程度明显上升，不难看出，超女的火爆与媒体的热炒不无关系，而媒体的热闹与超女的娱乐神化息息相关，他们存在着必不可少的依赖关系，由此制造的群体效应必然引起行业间的连锁反应，更何况对以经济效益为主的当下媒体偏激的运作方式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信号。 而被超女哄抢的媒体在提供给超女大餐给受众的同时，带着强势灌输，这样就让受众失去了对媒体阅读信息的选择权，从而在超女的“海啸”中无处躲藏。 有人在文章中这样写道：“我的感觉是媒体在强迫我观看‘超级女声’，因为，如果我不关心这件事情，我就不知道什么是‘玉米’、什么是ＰＫ，甚至看不懂时评文章，看不懂专家访谈，可能会落伍到买一份《新京报》，它的文化版有三分之一的内容让我不知所云。我不看怎么行？报纸网络上都是‘超级女声’，我的眼睛往哪里放？” 从这个角度来讲，媒体的社会责任感明显缺失，也忽悠了娱乐受众的信息接受和消化功能。从《三联生活周刊》的提前出动开始，媒体就把欲望之手搭在了超女的肩膀上。8月11日，杭州的媒体《青年时报》用整版的篇幅打出了这样的支持张靓颖的广告语：让我们一起支持张靓颖。这恰如其分地反映了媒体的主体功能的丧失，而拉拢自己的读者一起向超女攻势投怀送抱。 在娱乐大事件的势头下脚跟不稳，是大媒体很少有的状态，到底是舆论影响媒体，还是媒体影响舆论，在超女这件事上，谁也不好说，但作为社会舆论的风向标，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不明就里的人们对一个事件的大致态度。特别是在一个就像媒体所说的“积弊沉重的中国”突然有了一个大娱乐，媒体就像老顽童周伯通一样先过足瘾，那么它就有些“领导没醉你先倒”的嫌疑了。这种醉汉主义的娱乐促销和行为哲学一再反映了媒体在一个突如其来的娱乐现象面前的惊慌失措和严重失职。 街头话语权扫荡与新一代青春幼稚病 相对于默默看电视的观众，那些在网络上BBS和博客上奔波游说和那些走到大街上去拉票的人就显得热闹多了。 超级女声到后来的飞入寻常百姓家与这种密集的不可阻挡的街头拉票运动密切相关。 街头，这种话语的集会场所，这个信息交媾的地方，本是边缘的街头文化的阵地，也是青年亚文化的肥沃土壤，在那里，活跃着从加利福尼亚兴起的嘻哈文化，而这个夏天所开启的后娱乐时代，年轻的孩子们在大幅照片和炎炎烈日下开始了街头的第一次话语权扫荡。
第二部分超级女声（3）（图）
在超女五进三之后，很多城市开始了越来越猛烈的街头拉票运动，可以说在人口上300万的城市差不多都出现了街头拉票的行动。甚至在一些小城市，这种拉票活动也不逊色。 所谓娱乐，就是你想看谁的表演就看谁的表演。这是一个自主行为，而那些大热天奔波于大街小巷的孩子们，把娱乐做成了传销。 有人说这是狂欢，是全民的狂欢。街头这样的公共空间，成了全民狂欢的舞台，这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和哈贝马斯的“公共空间理论”。 这种具有大众自发性和平等性的狂欢性质并没有和超女的街头话语扫荡合拍，首先，凉粉、盒饭、玉米们的街头话语是一种看似自发的话语霸权，是少数人的话语行为。 凉粉、盒饭、玉米们通过上街拉票来拉市民入股，而她们的行为是在促成一个狂欢事实的成立，这种商业的傀儡在公共评价体系的睡眼中被冠之以“狂欢化”的名份，多少有些牵强附会。因而随着势头的愈演愈烈，这种街头拉票行为显然成了街头公共空间的话语“推土机”。撇开市民的喜好不说，拉票的人手举标语和画像，嘴里喊着口号的行为在隐喻的深处为我们开启了娱乐政治化的理解之门。韩流带给新一代的形象冲击和酷炫追求，使得他们在精神和物质消费领域趋向于无意义，她们躲过了沉重的道德负担，一路游击，直达解构的宿营地，也就像她们说的那样：“我们不需要光明，我们需要暗黑”（暗黑，一种风靡世界的电脑游戏）。 此次超女的主体是青春萌动的女孩子，作为八十年代出生的一代，在文化背景转型和时代语境愈发宽松的今天，她们不再喜欢去拒绝一个稍纵即逝的东西，比如说突入起来的超女偶像制造，她们带着青春期的迷狂气息，运行着自己开放的、扩张的身体肌理，向四处开放。 因而，她们也没有拒绝如影随形的青春幼稚病，进而加入它们的行列，服用青春的摇头丸，滑向被蒙骗的角落。
集体撒娇以及性别诉求 超女在唱腔和声音上完成了对当下的无病呻吟或暴躁干裂的愚民唱腔的超越，在人们越来越痛斥假唱的今天，完成了惊人一跃，中英文的超强融合，更加显出了她们年纪轻轻而早有的国际视野，她们也从干燥的技术主义向真实的音乐转变，穿越了清唱的薄弱险滩，直达实力的彼岸。这是我们惊喜并为之一震的娱乐新气象。 而这些现象的本真与直率并没有掩盖她们的娇气以及她们与泪腺的距离，从海选开始的拥抱到进入PK台之后的湿润的“亚细亚痛苦”（朱大可语），都成了周五的视觉润滑剂，哭，这种撒娇派的催情剂在舞台的中央像驴打滚一样变的肆无忌惮，旁若无人。 进入前十名的女生们，在名额的递减中一次又一次完成对家庭话语的纠缠，那些乖乖女的肢体中间所夹杂的“情”字成为她们促动泪水狂欢的强有力的针剂，在主持人繁琐的陈旧的哭诉式的语调中，她们撕开了本来牢固的心理防线，跳进集体性盲从症的大众舞池。而感动这种隐性的情感符号，在麦克风和主持人的预备性的抽泣中被拔苗助长，由个人矫情扩展为集体软骨病，她们搀扶着，安慰着，捧着，加上评委的话语洗涤剂，杂乱地完成了每周的心理抚摸，并巧妙地赚取了爱哭的观众的廉价的泪水。 那个声音像极了惠特尼•；休斯顿的纪敏佳只能黯然离去，而中性主义的绝佳代表李宇春却在人们的哄抢中成为娱乐新坐标。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超女成了新家庭主义的养育标本，那就是在独生政策实施已久和受港台腔严重影响到男性荷尔蒙分泌的今天，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父母想在一个人身上实现双性的有效嫁接，以此来达到男性和女性性征的糅合。所以，李宇春成功了，唱功完全在张靓颖之下的她被渴望男身的女孩们惊为天籁。有人说，李宇春让无数女孩看到了她们的未来，让无数的女人看到了她们的过去。由此，我们可以说，李宇春成了超女提携起来的大众身体符号学的模板，在那里，人们相继不遗余力地去寻找她们需要的身体元素，同样，李宇春成了父母们满足自己对已经无法改变的性别情结的精神诉求。 与此相对应的是，女人味非常重的张靓颖显得相对冷清寂寞，在最后的冠亚季军中，从专业的音乐角度来讲，张靓颖的唱功是公认的，但是杂乱无章的投票方式在娱乐就是扎堆的思想毒瘤下，她成了娱乐的极少数，是一个被中伤的角色，因而她的选票排在第三是再正常不过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作为超女又一群体的评委，本次的评委到决选中就显得耐人寻味了，作为评委之一的柯以敏终于走上了自己的私人展台。“答应我，好吗？你们一定要好好地活下去。”她用严肃的离别式的告慰和承诺来表达她对PK后的超女的安慰，以此来拉更多的人成为情感自慰的同伙，而她赠送给超女们的耳环和项链也成为撒娇派独特的麻醉剂，这种蔑视和侮辱公众心智的做法愈演愈烈，从而在撒娇的路上一路狂奔，实施了她对娱乐话语弱势的圈地运动，也从中利用了她们召之即来的感恩情结抹平了因比赛而造成的心理落差，由此也达到了自己在歌手心中的精神膜拜。
第二部分超级女声（4）（图）
后来的“万人签名罢免柯以敏”行动是受众觉醒后的反击，是集体撒娇后的集体制冷，而后来的黑枪事件也是对评委黑楠惯有的男性妇科病的又一次有力的矫正。 海选和全民决选：权力集中制下的话语柠檬汁 话语权，这个被一提再提的名词，始终是中国知道分子梦寐以求的权力入场券，有了它，他们就可以向那些拥有权力的人一样，纵横捭阖。海选，这个在超级女声节目中被大众以加速度传播的名词，在从多数人中遴选出少数人，看似公平的竞争，限制性条件很少，但仅拿杭州赛区来说，报名人数是3万人，却只能有50人进入正式亮相的机会，所以，这种夸张的比例消解了比赛的不平等，混杂着专业和非专业的比赛，最终却只能是专业人员的竞技场。因此，从这个层面来说，海选中的话语权，依然是少数人的话语权。 而超女的虚假繁荣正是这种话语权诉求达到极致的体现，真正渴望话语权的是市民，这个徘徊在乡村和城市上层之间的群体，既没有上层的话语优势，也不至于像乡村的平民那样对话语权产生绝望，他们伺机随时准备打开欲望之门，欢迎话语的涌入，并进一步接掌话语的继承权，从而利用欲望的振荡器，在群体的热潮中促成权力的快感。 市民大多是从乡村走出去的人，在中国这样的农业大国尤其如此，在一个农业文明根深蒂固并逐渐向城市文明转化的国度，有了这个大的背景，就免不了劣根性，那些从乡村走出去的城市人，那些被这些城市人的聪明才智冲击的原城市居民都带有的心理上的畸形和天生的政治宿命。他们从小做过村长梦，进而向城市化摸进，直到成为市民。所以至此，他们中的大部分放弃了乡村的一切显性印迹，唯独保留了难以割舍的政治诉求，那就是选举权。难怪在超女如火如荼之时，有人说“我们选不了自己的总统，那就选自己喜欢的女娃”。
抛开这些，再回到超女中来，我们发现，从当初的海选开始，超女的操作者湖南卫视放弃了掌控已久话语霸权，将姿态转入地下状态，潜入到市场的核心，他们用表象均衡了理想主义者的幻想冲动和对个体权力的集会膜拜，并摇着全民娱乐的扇子为翻身的孩子们吹吹风。 孩子是幼稚的，在这个过程中，她们只是商业的弹丸，她们怀着成为明星的渴望，在海选的道路上一路狂奔，在同龄人中挤得你死我活。 此次湖南卫视的策划是成功的，这毫无疑问，我们在夸赞他们有年轻气盛的策划人才的同时，不得不认可他们的市场掌控能力，他们让中国的通信和广告实现了狂欢。 而这成功的策划背后，是一个更大的策略，这个从湖南走出的电视传媒，在新世纪的传媒竞争中，巧妙地利用了湖南的特产毛式策略，那就是农村包围城市，中小城市包围大城市，大城市包围话语中心城市。他们的海选只选择在成都、长沙、杭州、郑州、广州等城市，而不是北京或者上海。他们暂时远离北京和上海这样的话语中心城市，避开强大而坚固的话语壁垒，开展基层城市的自下而上的文化围捕行动，进而在量化的呐喊声中，取得话语游击战的胜利，实现了最终对话语中心城市的围剿，此时，他们也完全取得了全面的胜利。 尽管以央视为主的娱乐保皇派朱军、李咏、崔永元站出来应战，但他们的声音早已被热炒的娱乐粉色军团淹没在汪洋大海。 由此，湖南卫视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中国后娱乐时代的“井冈山”，在众声合鸣中开始了新一轮“粉色恐怖”。 “想唱就唱，要唱得响亮”，超级女声确定的这个口号，看似民主的话语机制，却利用人们的急于寻找释放出口的心理弱势，大肆开展自己的搜刮行动，而“响亮”一词，更是在民众高分贝的声音掩护中，完成他们合伙的窃窃私语。 李宇春、周笔畅、张靓颖分别获得冠亚季军，这些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是由市民们用短信选出来的，从这个角度来讲，选举者实现了自己的话语权，并且在取得了实际的话语制衡，在全民决选的口号中洋溢着被愚弄后的话语幸福感。 凉粉、盒饭、玉米：后娱乐时代的精神食谱 玉米，全世界总产量最高的粮食作物。现指超女李宇春的歌迷和支持者。凉粉，大众的消暑佳品，现指张靓颖的歌迷们。盒饭，经济型的大众快餐，现指超女何洁的歌迷们。 随着超女7进5的到来，越来越多的歌迷们在自己的身份归属上找到了支点。玉米、盒饭、凉粉，这些大众的日常便餐成了这个夏天的娱乐主食，而成都，这个天下粮仓在2005年的夏天，烤热了网络时代的文化新名词，人们放弃了鲜活的人的身份，在物主义的主厨下，变成了新食客，与此伴随的是，她们也在成为另一些食客的盘中餐。 纵观凉粉、盒饭和玉米的组成，有大中小学生，有个体户、演艺明星，有餐厅厨师，有社会精英。 而大多数时候，凉粉、盒饭以及玉米们都是血本追星，有媒体报道，短信之外的花费也不少，有观众到长沙为超女打气，车旅费、住宿费都不是小数字，当然还要加上礼物费，据说周笔畅全身上下都是歌迷送的。媒体们也很配合，10多人集体乘机的行为被媒体写成“包机”，追究用词是否正确没有什么意义，但媒体的兴奋是多么地跃然纸上，有时候煽风点火的意义类似于锦上添花，不是媒体炒作，是怎么炒作都还没有现实精彩。
第二部分超级女声（5）（图）
所以有人说：“对于至今未被这场全民高烧所感染的人来说，这实在难以理解，钱都是辛苦挣来的，而娱乐事业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这样让全民理所应当地砸钱进去的。对于身在其中的人来说，这种一掷千金的热情则是可以让自己自豪的，他们不仅热心于为那个惊人的数字添砖加瓦，更热衷于传播这些背后更加惊人的故事。” 对于没有多少娱乐的中国来说，很多时候，娱乐就是报料，结婚的被偷拍，失恋的明星醉酒，谁怀上了谁的孩子，因而，突然一个超级女声出来，人们挣脱压抑的娱乐环境鱼贯而入。不管是钱还是血汗，还是她父母的血汗，都往坑里砸。 有钱的和没钱的，都是被鼓动得发疯了一样，在这个后娱乐时代的酱缸里，谁都有可能发疯，全民娱乐是幌子，但幌子归幌子，正事还是正事。超级女声的这些日子里，凉粉、盒饭、玉米们都是做到了声嘶力竭的投入。甚至在她们拉票的过程中，因为竞争激烈导致大打出手，最后因为劝阻才不至于冲突升级。 对于这场一夜之间暴得大名的娱乐，当它愈演愈烈的时候，当它浮显出几个娱乐的主角时，人们就开始在她们身上寻找自己的娱乐归属，而在这些被每个主角领回家的粉丝中间，就是这个娱乐现象的多米诺骨效应，一个倒了，另一个不得不倒。这的确是一个偶像盛行的年代，就像郭敬明的作品超常销量有很大一部分来自自己的炫酷的长相一样，超级女声的火爆无不与选手们的打扮有关，有人如此说，观众可以允许你唱得不好，但不允许你不酷不炫。 你能怎么办？观众都这样说了，也就是凉粉、盒饭、玉米们在那里等着给你加油、投票、哭泣、拥抱，谁也没有办法，而她们集体塑造的这个夏天怎么看都让人觉得杂乱无章。似乎她们的疯狂要比超级女声本身要来得更猛，更多的时候，她们是自娱自乐。
“如果你爱一个人，你就送她去参加超级女声，如果你恨一个人，你也送她去参加超级女声”，这些话说的是超级女声成了随时的天堂和地狱。 进了杂粮店，选什么是你自己的事。这些后娱乐时代的始作俑者最终会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将乡村名词掠夺殆尽，变成了大众的娱乐食谱。 这些农作物进了城，就成了做秀的道具。 短信投票：亲情、友情、爱情联合捏造的伪希望工程 超级女声的操作是非常具有隐蔽性的，众人投票，商家赚钱。但口号却是全民娱乐，更多的人稀里糊涂地一次又一次投票，去实施自己多年来不能改变现状的权利——选举权。似乎娱乐与政治之间的微妙关系就在这一刹那间变得共通。 在这场娱乐奔跑中，投票者们开始了一轮又一轮的滚雪球运动，他们的队伍由几个人不断壮大，最后集团化。这中间出现了一幕又一幕荒诞的现象。 朋友之间的募捐、领导对职员的硬性要求，夫妻之间的游戏规则都成了超级女声短信投票的助推器。也正是因为亲情、友情、爱情，使得这场本不能火热的游戏变得如狼似虎，难以罢休，为此夫妻离婚，朋友反目的现象也频频发生。 一个网友如此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热情的表达方式，50万元买下万张手机卡的固然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