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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长和努多尔·买买提副大队长分别负责汉语组和民族组。参加这项工作的还有七大队的侦察员。
在调查中，他们重点访问了四部分人：一是中心现场即边疆宾馆内部的职工、商人、临时工、汽车司机、保安人员等目击证人。二是新疆大学院内的居民群众及新疆大学小农场附近的过往行人。三是在边疆宾馆商贸城内进行切汇交易的人员。四是与边疆宾馆有关的其他人员。他们先后对商贸城内的624个摊位、12家公司、110辆机动车、136辆非机动车进行了查访，对商贸城内部人员412名（正式职工204名，临时工2O8名），边疆宾馆对面的商店、旅馆、冷饮摊、发廊计38家，宾馆围墙外附近区域居民319户，进行了调查。
通过调查，摸出了上述人员中与石河子地区有关人员93名，其中，在边疆宾馆工作俄语翻译人员71名。对这些人员，他们都做了重点走访。
通过调查访问，他们确认了两只被抢劫的背包的特征：第一个包为红色旅行包，材质防雨布，长宽高为15×20×40公分；带红边和英文字母（汉语拼音）。第二个包为红白蓝相间塑料编制袋，长宽高：20×40×60公分，带竖形红白蓝彩带，宽4—5公分。查清了被抢劫现金的票面情况：艾孜来提的蓝色编制袋内计有50元人民币两捆，每捆5万元；100元人民币9捆，共计89万。每1万用筋式牛皮纸捆扎，每10万用细麻绳捆扎。其中一捆10万元，封条上有信用社职员曾XX和孙XX的私人印章，印色为蓝色。同时，基本弄清了犯罪分子的体貌衣着特征。两名犯罪分子为汉语系，一高一矮，高个子约1．75米左右，体形较瘦，35岁上下，脸型消瘦，高颧骨，右嘴角上牙有两颗突出，肤色较黑，穿黑色带花长袖衬衣，灰裤子，白色鞋，卷发。矮个子，大约170米左右，脸较白，上穿黑白相间花色T恤衫，大约30岁。
综合现场情况，刑侦处黄亚波处长很快拿出了八条分析意见。应该说，这八条基本上概括了当时能捕捉到的犯罪分子的主要特征，也代表了刑侦处上下较为一致的看法：
第一，犯罪分子以抢劫财物为最初作案动机，主要针对边疆宾馆从事美元交易或批发生意、手中有大量资金的个体老板。
第二，携带枪支进入商贸城作案，整个作案过程中表现比较果断，动作迅速，又比较从容，说明犯罪分子各方面都有充分准备，事先有预谋，策划周密。
第三，从犯罪分子选择的第一作案对象的地点以及选择的逃跑路线分析，犯罪嫌疑人应熟悉边疆宾馆与新疆大学一带的地形，事先踩过点。
第四，用枪熟练，动作准确，弹无虚发，除了丁小保身中两枪外，其他死者都是一枪命中要害。犯罪分子应具有枪支使用训练的经历，当过民兵，或有条件经常接触自动步枪一类军用武器。
第五，目击者反映，开枪的人是“大个子”，小个子始终未发一枪。这说明两嫌疑人在经历、思想准备、作案动机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一个胆大疯狂，另一个比较谨慎。分析应有暴力犯罪的经历，或受过打击处理等前科，或为公安机关正在追捕的逃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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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从嫌疑人使用的提枪袋、眼镜上看，嫌疑人生活层次很低；现场目击证人反映，嫌疑人的衣着、相貌，属边远地区居住人员。持自动步枪者操河北口音或东北口音，另一名操本地口音。
第七，边疆宾馆案与石河子“7·5”、“8·8”两案从作案入数、使用武器，因果关系上分析，具备并案条件。
第八，从边疆宾馆在本市所处的地理位置上分析，如嫌疑人在作案地附近没有落脚点，则必须有交通工具。很有可能犯罪嫌疑人本人会驾驶车辆。
市刑侦处的分析材料形成于案发第二天，即8月20日。
警方判断，犯罪嫌疑人的去向有四种可能：第一，有可能仍在发案现场附近；第二，可能躲在乌鲁木齐市；第三，可能逃回石河子（因“8·19”很快与石河子并案）；第四，逃往外地。
为此，自8月19日起，市公安局就布置警力，对边疆宾馆及周边地区所有的楼群，住宅区及各种场所，进行了地毯式大搜查。
大搜查进行了三天，各警种配合作战，对划定区域逐门逐户进行查访，重点调查近期的外来人员。
同时，他们在全市范围内，对近期旅店的住宿人员，特别是男性、两人同行、与犯罪分子的刻画条件相符的人员，登记造表，进行全面摸排。
同时，他们以乌鲁木齐市为中心，对民航、铁路、车站，及交通沿线组织了专门查缉力量进行阻截。
黄亚波说：“案件发生后，我们有两个基本判断，一个是，犯罪嫌疑人是扑人来的；另一个，是扑地方来的。扑人，就是说，他们事先与被害者有接触，或者从侧面知道他们有钱，预谋要抢劫哪个对象，都有准备。扑地方，就是犯罪嫌疑人并不认识被害人，他们只知道这个地方有钱，赶上谁是谁。他们与被害人没有任何关系。这两种情况，要判断清楚，才好决策下一步的工作。”
为此，他派人对被害者近期接触的人员，以及他们家乡的情况，做了调查，未发现可疑线索，第一种情况的可能性很快被排除。
加之现场的物证鉴定工作逐步明朗，乌鲁木齐“8·19”案件与石河子两案并案条件很快成熟，可以断定，作案分子来自石河子，他们经过踩点，有预谋有准备地专程从石河子“长途奔袭”，到乌鲁木齐边疆宾馆实施抢劫，作案后返回石河子的可能性极大。
——这一线索基本上已经清楚了。
三、摹拟画像
对犯罪嫌疑人进行摹拟画像，在案发的当天就着手进行了，到下午6点，已制作完毕，印发下去。
市局刑警支队有一部电脑摹拟画像设备，担任这项工作的操作员叫隋海涛，他是刑警学院的毕业生，28岁，搞电脑摹拟画像搞了5年。隋海涛工作认真，性格细腻，十分热爱这项事业。
案发当天，一线的侦察员把重要的目击证人带到刑侦处，请他们帮助完成电脑画像工作。
首先，隋海涛要选择与犯罪嫌疑人接触时间最长，印象最深的证人，请他们描述犯罪分子的基本特征。然后根据他们的描述，打开计算机，先选择脸型。
这时，屏幕上出现了各种不同的人脸。
目击者说，对方是长脸，颧骨较高。
隋海涛便从“脸库”里调出同一类别的脸，从中寻找，直到目击证人认为比较满意为止。
然后依次选择眼睛、眼眉、鼻子、嘴。
电脑里储存着众多种类的眼睛、眼眉、鼻子、耳朵和嘴巴。比如鼻子，就有肉头鼻、朝天鼻、尖鼻子、鹰钩鼻、高鼻梁、塌鼻梁，等等。每一个种类有许多的细目。操作员把鼻库里的鼻子安装到选好的脸上，再用灰线条去修改，直到目击证人认为比较像了，就可以固定下来。
依次再安装眼睛、耳朵、嘴巴，把人脸合成整体。请目击证人远近观看，还有什么地方不像，仍可以用灰线条修改。
修改完毕，屏幕上形成了一个组合人形，这个组合人就是用电脑摹拟出来的犯罪分子的画像。
当时被请到电脑摹拟画像室里来的，有卖烤肉的买买提·玉素甫、个体户摊贩塔西甫来提，还有宾馆保安马志鹏等七八个人。
隋海涛认为，记忆最深，描述最准确的就是玉素甫。当时白宝山在他的肉摊前走来走去，站的时间最长，他们又面对面说过话，这个汉人的模样给他下了很深的印象。当时案件还没有发生，玉素甫并不慌张。
可以说，白宝山的这张画像，主要是依据玉素甫的叙述完成的，画好后反复征求他的意见，做了局部的修改。
然后请第二个目击证人，再请第三位目击证人，—一对画像进行校正。
隋海涛说：“宾馆保安马志鹏追踪犯罪嫌疑人的时间最长，但由于他始终跟在身后，对方一回头他就要躲枪，看不清对方的脸。因此，他所提供的形象并不准确。但玉素甫的感觉良好，能够讲述得比较清楚；还有那个个体户塔西甫来提，他也觉得电脑里的画像比较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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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幅画像从听取目击证人的描述，画第一稿，反复进行修订，到最后定稿，先后用了三个小时。
8月19日下午5时，摹拟画像完成。然气拍成照片，洗印200张，6点钟，随市局的通报一起下发。
在侦破白宝山案的过程中，隋海涛的摹拟画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事后看，他的画像，是比较像白宝山的。当然，另一幅关于吴子明的画像不大像。因吴子明始终没打枪，现场目击者对他注意得较少，没留下太多的印象。
隋海涛为此荣立了三等功。
四、现场物证的启示
刑侦工作的专业性很强，他们能够在很短时间内，迅速描摹出他们并未经历的事情，画出现场图，再现当时作案的过程和背景；他们还可以通过犯罪嫌疑人遗留在现场的不多的物证，准确地分析出犯罪嫌疑人的生活层面、基本性格、习惯动作等，并能顺藤摸瓜，形成重大线索。这就是张海所说的，我们还有现场这个武器。
乌鲁木齐市局刑侦处的技术工作由副处长刘豪杰负责。刘豪杰个子较高，长脸型，性格沉稳，有着典型的技术干部的特点，无把握的话不说，说出来就要有充足的根据。在他的主持下技术科对“8·19”现场提取的物证进行了详尽的鉴定分析。
“8·19”案现场提取的物证主要有：
一、“五六”式步枪子弹弹壳12枚。
二、弹头3枚，弹头钢芯2枚，弹头披甲1枚。
三、获取包枪用的红底白花晴纶毛线毯一块。
四、自制白色毛毯手提袋一个。
五、犯罪嫌疑人作案中佩戴的墨镜一副。
技术科对现场获取的弹壳、弹头进行鉴定，已于8月19日当天把案件与石河子两案并在一起，这使我们的侦查工作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太阳镜的鉴定情况如下：
1：为普通蓝灰色玻璃镜片，赛璐璐镜架；
2．新旧程度分析，该太阳镜为新近购买，佩戴时间为7—15天；
3．此种太阳镜因质量较差，眼镜店没有销售，一般都在地摊上出售；
4．质量分析，该镜不能长时间佩戴，时间长会产生头晕现象；
5．销售价格在5—20元之间。
由此推断，犯罪嫌疑人生活层次不高，可能长期在下边（兵团、农场）居住。
白色自制手提袋的鉴定分析：
1．手提袋长83厘米，宽40厘米，为白色羊毛、锦纶混纺布料；
2．手提袋原料系造纸原网机上的滤布；
3．缝制手提袋的线有三种，一是单股白色尼纶线，二是单股黑色尼纶线，三是三股右旋棕色晴纶线；
4．缝制方式：在手提袋底部，有一道白色和一道黑色尼纶线，为机器缝制。底部一道棕色线为手工缝制，其他部位只有棕色线，全部为手工缝制；
5．手提袋的两根提带长70厘米，宽3厘米，为绿色帆布，帆布较旧，一条已呈白色。
手提袋是现场遗留的最重要的物证之一。它的“独特性”突出：第一，该手提袋为自制的，而不是购买的，缝制它的原料是造纸网用旧毛布；第二，在缝制过程中，使用了两种线，采取了机器缝制和手工缝制两种方法。这些特点为我们寻找该手提袋材料的出处、加工地点，从而摸出犯罪嫌疑人的其他线索提供了可能。
技术科对手提袋的材料和产地进行了详尽的调查。他们请到乌鲁木齐市第一、第二造纸厂、纺织研究所、羊毛研究所及轻工产品质量检测站等单位8名技术人员共同研究，进一步认定该布料是造纸原同机上使用的800克／米毛、纤混纺上滤布。毛、纤比例为，纬纱毛22．75％，化纤77．25％；经纱毛17％，化纤83％，织造工艺为破斜纹织法。
这类滤布主要生产厂家有天津、青海、江苏等地的工业用呢厂。
在新疆主要造纸厂的分布有：石河子造纸厂、玛纳斯造纸厂、昌吉市造纸厂、巴州第一造纸厂和博湖造纸厂。
该滤布正常在造纸机上使用，约一个月更换一次，遇到出褶皱的情况则要提前更换。手提袋的布料较新，使用时间短。造纸厂更换下来的滤布一般裁成块状，销售给职工。
现场遗留包枪用花毯的鉴定分析：
1．该毛毯为晴纶毛毯，规格16X21米；
2．图案为“双喜”，上下对称鸳鸯图案。
技术部门对包枪用的花毯也做出调查分析，他们找到乌鲁木齐市纺织品批发站、市针织品批发站，兵团针织品批发站，商贸城及部分零售店进行调查，得知以下情况：
该毛毯颜色有红绿两种，生产厂家为浙江仓南毛毯厂，1994年，兵团针织品批发部经销过该产品，主要销往南北疆各地，部分作为抽奖奖品发放过。
由于“8·19”与“7·5”、“8，8”已并案侦查，因此对石河子现场发现的套狗用鱼钩渔线也做了鉴定和调查。
该鱼钩为上黑钩，有国产、进口两种，国产为江苏产品，另一种为日本产，广东汕头伽玛卡孜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包装并经销。乌鲁木齐除四方贸易公司（渔具专营公司）经销外，各渔具店都有零售。四方公司曾批发给克拉玛依、石河子等地。
这些鉴定看上去很枯燥，但我们很快就会注意到，它们在后来的侦查工作中，发挥出越来越明显的作用。
五、发现夹河子干渠中的摩托车
这在当时，与乌鲁木齐“8．19”案件没有直接联系，是发生在异地的一个普通案件。我把发现摩托车案放在这里来写，主要是不想违背时间顺序。同时也想说明一下，一个大案件背后的线索是多么扑朔迷离，你认为毫无关联的案件，等到真相大白时，却是这一案件的有机部分。
8月20日，玛纳斯县北五岔镇派出所民警王辉在镇上办事，看见两个民工推着一辆摩托车在街上行走，摩托车前后带都没有气，型号与王副镇长丢失的摩托车相同。他觉得可疑，于是上前盘问，
二位民工开始回避，后来如实说出，摩托车是他们在夹河子干渠大桥下摸鱼时发现的，二人把它打捞上来。
民警王辉把二民工连同摩托车一起带到了派出所。
派出所立刻通知王吉江副镇长到派出所辨认。王吉江一眼认出这辆阵托车就是他借给堂弟王吉平的摩托车。
摩托车的前后带多处被刀割破，车牌也被卸掉，又被丢进干渠，造成此种情况背后的原因很令人怀疑。
派出所立即对夹河子干渠大桥现场进行了勘查，并将情况上报玛纳斯县公安局刑警大队。
8月21日，刑警大队魏新生大队长带领侦察员，到夹河子干渠大桥查看现场。从现场桥栏杆处摩擦的痕迹看，摩托车是人为地由桥上推下，坠入渠中。摩托车前后带也是人为割破。刑警大队认为，从案件发生的因果关系分析，这不是普通的盗窃案，而是一起抢劫案。犯罪分子抢劫摩托车的目的，有可能是为作其他案件准备交通工具。由于王吉平与摩托车一起失踪，据此推断，王吉平很可能已经遇害。
玛纳斯县公安局将案情上报到昌吉州公安局，并制定了“以车找人”的侦查方案，此案由县局主管刑侦的政委张雄仕和魏新生大队长负责，并于当天向有关地区发出了协查通报。
8月22日，石河子公安局见到通报后，派人到玛纳斯县刑警大队了解案情，并前往现场进行勘查，探讨此案与石河子两案及乌鲁木齐市“8·19”案件串并的可能性。
从时间表上看，该摩托车失踪是在7月29日，恰在“7·5”案件与“8·8”案件之间，而“7·5”案没有摩托车，“8·8”出现摩托车；从抛车地点看，又恰在141团与149团场之间，应该说疑点是存在的。但由于王吉平的尸体没有找到，其他证据又不充足，没有发现并案的有力条件。因此，此案暂被当作个案，由玛纳斯刑警大队单独立案侦查。
六、发现缝鞋匠
这是乌鲁木齐与石河子三案并案之后，警方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进展，公安部五局张新枫局长在总结案件侦查过程时说，发现缝鞋匠，是案件的一个转折点。
“8·19”案件发生后，自治区公安厅和乌鲁木齐公安局都极为重视。乌鲁木齐市迅速成立了由局长张彦勇、副局长张海亲自指挥的专案组，全力推进侦查工作。区厅杨德禄副厅长多次来到市局刑侦处，和大家一起研究工作。
“8·19”与石河子“7，5”、“8·8”并案后，杨德禄副厅长代表公安厅，召集两地公安局主要负责人，制定了并案侦查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