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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保富说：“在我家。”
龚兴言问：“以前他们去过你家吗？”
刘保富说：“没有。”
龚兴言问：“他们怎么找到你家的？”
刘保富说；“是韦新（化名）告诉他们我家的地址。韦新以前也在新安监狱服刑，已刑满释放，是石河子人，现在在百货大楼门前摆摊。”
龚兴言问；“白宝山来找你干什么？”
刘保富说：“他找我要子弹。我问他要子弹干什么？他说他北京老家的野猪多，要子弹回去打野猪。我想北京那边哪有野猪？我没给他。”
龚兴言问：“韦新认不认识和白宝山一起来的那个人？”
刘保富说；“认识，他们在一起服过刑。”
情况已经够清楚了，龚兴言告别刘保富，驱车离开家电城，立刻来到百货大楼。他和曾广宇、祁军强一个摊位一个摊位地寻找，还算顺利，很快找到了韦新。
龚兴言在他的摊点上进行了调查询问。
韦新27岁，1991年因盗窃被判刑2年。
龚兴言问；“7月份，你是不是介绍别人找过刘保富？”
韦新说：“有过，是跟我一起在新安监狱服刑的白宝山、吴子明，他们来找我，问我刘保富的地址，我告诉了他们。白宝山是北京人，吴子明是147团的人。”
龚兴言：“他们是怎样找到你的？”
韦新说：“我们是偶然遇到的。那天，白宝山和吴子明带着一个女的，那个女的在我摊上买发卡，白宝山和吴子明在后边站着，我一看这不是白宝山吗？就跟他们打招呼。聊了一阵，他问我刘保富的住址，我就告诉了他。”
这个过程也了解清楚了。龚兴言和曾广宇商量一下，马上开车来到石河子监狱管理局，调白宝山和吴子明的档案材料。
白宝山的履历表上写着，身高1．80米，北京石景山人。龚兴言心里一跳：北京石景山——这跟北京的案子联起来了，但身高不对，他不得不打上个问号。
吴子明的档案不在监狱管理局。
事不宜迟——这足见我们的侦察员抓到线索时的那种兴奋的心情，龚兴言等人当天下午就马不停蹄地“杀”到147团，来到派出所，见到彭所长，龚兴言说明来意，想通过户籍卡了解吴子明的住处。不想在这里遇到了莫索湾公安局的探长魏江年。魏江年已掌握一些吴子明的情况，事情变得更简洁了。
因为当时天色已晚，龚兴言决定第二天再展开调查。
这天夜里，他躺在招待所的床铺上，始终睡不着觉。龚兴言好喝点酒，可今天他滴酒未沾。心里总有一种预感，觉得案子可能会有大的突破。等了多少天，警方花了多少警力，前后那是几万人次，大家都为这一个案子辛勤劳碌着。这一时刻怎能不让人激动呢？可同时他又很担心，越觉得有希望，也就越担心。采访时他说：“我反复想，专家论证会上定的条件和我现在获得的情况有出入，脑子总走不出身高不符这个怪圈。我们掌握，他们就两个人，多出个女的也是个新情况。但从其他条件看，我觉得像。越琢磨越觉得，主要的条件都具备。可越觉得像心里就越不放心。这么翻来覆去，折腾得我一夜没睡好觉。那天夜里，我的压力太大了，因情况没最后落实，我没有给杨厅长他们打电话。”
这一天，指挥部杨德禄、刘晓辉等人也过得不轻松。前方没有消息，这反而证明事情有推进。如果线索被查否，龚大队长恐怕早就返回来了，他没回来就说明事情有查头。在杨德禄的脑海里，这个案子已趋于明朗化，这条线索基本条件都对得上，有老龚在前边担纲，这条线索应该出情况。
三、关键性的突破
1997年9月5日上午，龚兴言、曾广宇、祁军强、魏江年等人在市场上找到吴子明的弟弟吴子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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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思了一夜的龚兴言此刻反倒不着急了。他坐在吴子兵的烤肉摊上，像拉家常那样和吴子兵谈了近三个小时。作为一个老侦察员，他心里有数，像这样的重要谈话不能单刀直入，必须联络愿情。谈话要谈到一起，把关系拉近，取得对方的信任。
龚兴言和吴子兵漫无边际地聊天——
“卖烤羊肉一月收入1000元，不错，我才900块，你比我这个大队长还强。”“你哥啥时候刑满的？在哪儿服的刑？刑满出来多不容易，应该找个正当职业好好干。”“你们哥几个，说起来，还就是你有出息。哥们弟兄的，你也应该帮帮他们……”这些情况，都是龚兴言事先向派出所和魏江年了解的。
一来二去，吴子兵打开了话匣子，他对龚兴言说：“你是个好人，我有话愿意跟你说。”龚兴言问：“吴子明不在家啊？他去了哪儿？”吴子兵说：“我哥（吴子明）走了，前些天走的，没说上哪儿，也没带什么衣服。”说话间，已流露出伤感情绪。
龚兴言看条件成熟了，把天山无名尸照片拿给他看，一边观察他的表情。
这是关键时刻，龚兴言、曾广宇以及当时在场的魏江年，都显得紧张。
吴子兵默默地看一阵，用手挡住上半部看下半部，再用手挡住下半部看上半部，渐渐的，眼泪流出来，身子一软，坐了下去。
龚兴言当然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吴子兵认识这个人，这是显而易见的。这个很可能就是他的堂兄，不然，他不会这样动感情。现在吴子兵需要的只是一点时间，他已经按捺不住，他就要说了。
吴子兵抬头看看龚兴言，说：“我跟你讲实话吧，这个人就是吴子明。”
龚兴言问：“你能肯定吗，他就是吴子明？”
吴子兵说：“这就是他……这耳朵，还有他的下颌，他穿的衣服……百分之九十，百分之一百就是我哥……”
龚兴言大舒了一口气——尸源找到，这说明案件已经攻破，余下的就是落实细节，查证有关证据，缉捕嫌疑人了。
他们把吴子兵带到147团场派出所。龚兴言重新询问了有关情况，曾广宇做笔录。
吴子兵说：“吴子明是我大叔的孩子，我大叔叫吴占敖，我父亲叫吴占山。我家住在一中小区，吴子明家住8连。从今年春天，我哥吴子明就和一个北京人在一起。那个北京人叫什么我不知道，我哥叫他山子。北京人还带来一个女的，个子比较矮，大约有38—39岁的样子，讲带四川口音的北京话。他们来新疆，说是做羊毛生意，后来又说做棉花生意，我哥和他跑过一些地方，但什么生意都没有做。后来，那个北京人买了一辆黑色油箱带白道的嘉陵牌70型摩托车，是5月1日前后买的，花了6000元。再后来又租了房，买煤气灶。听说钱花光了，他写信给北京，北京给他寄的钱。钱寄到我大叔家。我哥的摩托车，8月10几号的时候，我哥开回8连，给我大叔了，让我大叔学骑摩托车。我记得那个北京人是在6月份就搬到团部租的房子住了。”
龚兴言问：“吴子明镶过牙没有？”
吴子兵说：“这我不清楚，得去问我大叔。”
龚兴言又问：“你最后一次看见吴子明和北京人是什么时间？”
吴子兵说：“大概在8月23—24日，我见过他俩，以后再没见过。那天晚上，我哥和那个北京人到我的烤肉摊上，我哥说，他和北京人要出去玩几天。我媳妇问，去哪儿玩？吴子明说，去天池。我媳妇也想去。吴子明说，他们要去一礼拜。我对我媳妇说，去一两天还可以，去一礼拜可不行，现在烤肉摊忙得很。我没让她去。”
龚兴言拿出天池无名尸的照片，要吴子兵再辨认一下。
吴子兵说：“我看这张照片，从鼻子以下看不清楚，鼻子以上部分，眼睛、眉骨，头发都特别像吴子明。”
龚兴言说：“你再看看这两张照片。”他拿出“8·19”案件摹拟画像。
吴子兵：“这人有点像那个北京人。”他指了指高个子，停了一下他要求再看一下尸体照片，说，“这就是吴子明，越看越像。”
龚兴言问：“吴子明走前还说过什么？”
吴子兵想了想，显然在做思想斗争，然后说：“我哥跟我说过这样的话，他和北京人在一起有很多事情不好讲，他这次出去，可能10月底回来。如果10月不回来，那就是出事了。我还想说一句，这个人（指尸体照片），99％是吴子明，离稍远一点看，这人就是吴子明。”
龚兴言问：“北京人平时穿什么衣服？”
吴子兵说：“经常穿一件黑衬衣，爱戴一副大框墨镜，我哥出去也戴墨镜。”
龚兴言说：“还有什么？”
吴子兵说：“7月底8月初，我哥给我说，他和北京人在一起心里很害怕，但有些事他们是一起干的，他现在脱不了身。他还跟我说，北京人是在北京犯了案子，跑过来的。吴子明还说，我到天池去，也可能直接去口里，不回来了。那个北京人有家伙，不是刀，是枪。他在口里做了些事，在这边也做了些事。什么事你不要问。我要是一个月不回来，我可能就不在人世了。你去报警，我家里有个蓝皮笔记本，你好好翻翻，那里边有他俩人的地址……”
事情已经相当清楚地摆在面前，一切都无庸置疑。
两个人，北京人和新疆人，两人一高一矮；白宝山是在北京犯案过来的；两人要去天池玩，时间在8月24日之后，天山无名尸死亡时间是8月26日；吴子兵认定死者是吴子明；吴子明临行前为自己准备了后路——他把白宝山和那个女人的地址留在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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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一般侦察员，获取了这样关键性的线索，立刻就会向指挥部报告。可这个龚兴言，却是沉得住气。线索到手，他索性一鼓作气查了下去。
取过吴子兵的笔录，龚兴言等人立刻来到8连吴子明家。
龚兴言说明来意，把尸体照片拿给吴子明的父亲，吴父戴上老花镜看了好一阵，眼圈红了，眼泪在眼眶里打转转。龚兴言问：“这人是不是你儿子？”老人说：“看着像，不敢肯定就是他……”龚兴言问：“吴子明走的时候，穿的什么衣服？”老人说：“他是穿西服走的，穿走了西服上衣，裤子还在家里。”这是件有利的物证，龚兴言提取了吴子明放在家中的西裤。龚兴言又问：“吴子明走时，是不是留下一个笔记木？”吴父说：“有，子明是有一个笔记本，我放在抽屉里了。”老人把笔记本找出来，交给龚兴言。
笔记本很小，果然是蓝皮的。龚兴言翻了翻，里边没记什么东西，翻到中间一页，龚兴言眼睛一亮——那里边歪歪扭扭地写着两行字，正是白宝山和那个女人谢宗芬在北京和四川的住址。
离开8连，龚兴言等人在莫索湾公安局魏江年探长的带领下，来到白宝山、谢宗芬、吴子明合租的房子。屋里里空荡荡的，床上已经没有了行李，显然他们离开没想再回来。龚兴言等人谨慎地提取了一块旧帆布（与提枪袋的背带材质相同），提取了室内留下的水杯以及玫瑰酒瓶子等20余件物品，以备查房屋居住人的指纹。然后他们封闭了那套住房。
这时，他才打电话向杨德禄厅长报捷。
采访时龚大队告诉我，杨厅长对属下要求很严，派你出来办案，你不能有丝毫的马虎。回去他问得很细，调查工作做得不扎实，就要被他问住。杨厅长把这样一条重要线索交给我，不把方方面面的情况摸清楚，回去是没法交代的。
他接通了杨厅长的手机，那边传来杨厅长的声音，只问了一句：“有没有情况？”龚兴言说：“有。”杨厅长说：“好，你马上回来汇报。”
杨厅长和刘晓辉，始终关注着这条线索的进展情况。用不着更多的对话，搞案子的时候，上级与下级，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的。
四、“局点”9月5日
打网球的决胜点叫作“局点”，经过北京、河北、新疆数千名警察一年半的艰辛工作，“京、冀、新系列枪案”决胜的“局点”终于来到了。
9月5日下午6点，龚兴言一行人凯旋归来，回到石河子刑警大队办公楼。
自治区公安厅杨德禄副厅长、公安部五局刘晓辉处长、石河子市公安局张万顺局长以及专案领导小组的其他成员都在刑警大队办公室里等候他们。
办公室里很安静，杨德禄、刘晓辉、张卓敏、刘钊、张万顺、周传强、江援朝、单笑夏……大家认真听取龚兴言的汇报。关键之处张卓敏插嘴问：“吴子明说，把北京人的地址放他父亲那了，究竟有没有地址？”龚兴言回答说：“有。”他把蓝皮本交给了杨厅长——在场所有人都松了口气。
案子已经基本定位了。
杨德禄作为一名老练的指挥员，他并不马上拍板。他希望大家先发表一下对这条线索的价值的看法，这是他的一贯作风。
周传强、江援朝、张卓敏相继发言，一致认为白宝山、吴子明为重大嫌疑人。刘晓辉处长从公安部的角度对下一步的工作提出了建议。
杨德禄厅长宣布：白宝山、吴子明线索上升为“97系列枪案”的1号线索，称为“9·5专线”。目前的任务是：调动所有警力，围绕“9·5专线”全力展开工作。
第一，尽快以确凿的证据，查证尸源就是吴子明，“97系列枪案”就是白宝山、吴子明所为。为此，迅速组织精干力量，围绕白宝山、吴子明深入走访知情人；物证组的技侦人员，全面收集、集中所有证据，迅速做出指纹比对和对提取物证进行整体分离鉴定，提供定案的确凿依据。
第二，对犯罪嫌疑人白宝山、谢宗芬立即进行布控、缉捕。要尽快找到白宝山、谢宗芬的近期照片。乌鲁木齐要对公路、铁路、航班进行严密控制。同时，向北京方面发出协查通报，如果白宝山返回北京，请北京方面配合，适时予以抓捕。请公安部协调四川省公安厅，如果谢宗芬未返北京而回四川，请四川省厅协助缉捕谢宗芬……
新疆石河子刑警大队办公楼里的灯光，整整亮了一夜。
第十七章
一、比狐狸还狡猾的白宝山
“8·19”案件发生后，乌鲁木齐的警察迅速出动，刑警、巡警、武警、交警各警种相互配合，协同作战，很快把边疆宾馆、新疆大学一带包围得水泄不通。
根据张彦勇的命令，乌鲁木齐备分局、县局，在乌鲁木齐市郊的主要交通要道上，设了29道路一卡，对来往行人车辆进行严密的盘查。
根据张秀明厅长的指示，乌鲁木齐以北、以西的阜康市、昌吉市、呼图壁县，玛纳斯县等市、地县公安局，立刻出动警力，沿途设卡，进行武装拦截。
然而，白宝山和吴子明这两个狡猾的凶手，却一次次躲过了警方的围追堵截，巧妙地逃脱了。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既没携带赃物，又没携带武器。同时，因他们事先计划得周密，作案后立即换掉衣服，使得我们掌握的情况发生了变化。
白宝山在逃跑路线上变换了三次方向，在边疆宾馆院内是向西逃跑，越过围墙进入新大家属区后折头向东，这两个阶段都有目击者。当他们越过第二个墙豁口后，已没有目击者。两人钻到树林里，把钱放进事先挖好的土洞里，换上衣服。他们没有钻进东南方向的大湾乡，而是再次折头向西南方向逃蹿，翻越过多道围墙，抢在武警、巡警、交警组成的多警种队伍把路面控制起来之前，钻进三屯碑水库下边的“水上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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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白宝山和吴子明事先策划好的逃跑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的警犬，利用犯罪分子遗留在现场的提枪袋做嗅源，准确地引导武警官兵沿嫌疑人逃跑路线追到附中后边的墙豁口，恰恰在这个关键时刻它们犯了错误，没有折向小树林，而是一直跑下去，追向大湾乡市场。错过了发现其埋钱地点的良机，也造成我们对其逃跑方向的判断上产生误导。
张彦勇是一个不掩饰问题的领导干部，他把乌鲁木齐的社会治安治理得井井有条，但就这个案件，他说：“教训是很多的。第一，我们过于信任了警犬；第二，我们没想到对手会这样狡猾，抢劫后把赃物和武器埋藏起来；第三，我们原估计做这样大的案子，犯罪分子会有交通工具；第四，我们没想到他们会藏进公园里。”
当警车在外边的马路上穿梭一般来回奔跑，封锁道路的时候，白宝山和吴子明坐在水上乐园的长椅上，观看着由他们一手制造的这场“热闹”——他们在那里，整整呆了有3个小时。
下午4点，这个时间也是白宝山预算好的，白宝山看外边的马路上平静了些，他和吴子明从公园里走出来。两人没一起行走，而是一前一后拉开一段距离，走向不远处的长途汽车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