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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禺全集(卷五)-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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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了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群众爱国心切,关心的是抗日,只要蒋介石答
应抗日就行了。我老觉得写历史剧,如果要句句处处都符合史实,那简直难
办极了。因此,中国古往今来的历史剧,大部分不是历史。这个大家都晓得
的。如果以正史的观点来要求历史剧,三国戏里的曹操、诸葛亮、周瑜,全
都是假的。所以,我认为虚构是可以的,甚至于是必须的。只要能吸引观众,
不致大错就行了。历史剧既然是戏,就不能完全是历史。戏剧不是历史教课
书。咱们搞戏的,有一句话:“唱戏的是疯子,看戏的是呆子”。大约这句
话还是有道理的。

周总理在世时说过一句话:“寓教育于娱乐之中”。我们千千万万要记
住这句话。假如天天一说一大套,有谁来看你的戏?寓教育于娱乐之中。首
先是娱乐,在娱乐中接受教育。可是“四人帮”却反其道而行之,给我们脑


瓜里塞了一大堆概念化、公式化的东西。对这些东西,现在应该勇敢地丢掉
它!秦腔《西安事变》之所以成功,我看这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原载《陕西日报》1979 年4 月11 日)


道路宽广大有作为

在最近一次会上,曾提出一个设想:能否到八十年代未搞出三千部戏剧
和电影来。我十分拥护。不要把剧目统得太死,不要硬性规定剧目的比例,
不要把意在提倡的希望当作法律,现代、近代、古代都可以写。这些见解使
我觉得如登高山,视野开阔,看到我们戏剧创作的道路四通八达,大有作为。

十年多一点的时间搞出三千部戏剧和电影,这个计划看似很大,实际上
经过努力是能够实现的。当然,要写出高质量的无愧于伟大时代的剧作来,
不是一一件简单的事情。我们一定要记取过去的教训,千万不要搞一阵风,
满足于搞指标,而是踏踏实实地做工作,决不要使经过努力能够实现的目标
落空。这是时代和人民向我们提出的要求,我们要鼓足干劲,迈开大步前进。

有了一个宏大目标以后,我们要特别重视质量,无论是写现代、写近代、
写古代都要重视质量。特别是现代戏,我们十分希望有更多更好的现代戏问
世。恰恰是现代戏不易写好,所以我们更要精心培植。只有注意提高现代戏
的质量,才是真正爱护现代戏,有效地提倡现代戏。我最近看了一些现代戏
本子,感到虽然作者作了很大努力,但总是不大令人满意:所以我特别强调
这一点。

戏剧创作的路子打开了,几千年灿烂辉煌的古代历史,上百年风起云涌
的近代史、现代史吸引着剧作家们的视野。今天,我们,尤其是年轻人,对
于我们祖国的历史了解的太少了!如果我们能生动而深刻地反映出我们中华
民族悠久的历史和各个时代的伟大的人物,这不仅有益于培养我们的爱国主
义和民族自豪感,而巨将大大地激励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这实在是
好事情。同时,我们要注意尊重和保护作者创作的愿望,可以提倡,不要强
迫。人各有志,各有所长,还是人尽其才,各展其能为好。过去有过这样的
教训,上级一提倡,层层一鼓吹,于是刮起一阵风,造成压力,使作者十分
惶恐,十分紧张,于是勉为其难,穷于应付。这不好,这样出不来好东西。
写历史剧同样要注意质量,要寓教育于娱乐之中。过去曾经有过片面理解古
为今用,搞影射,或者把现代思想强加于古人的现象,今天仍要引以为戒。

总之,剧作家们大展鸿图的时刻到了,让我们作出成绩来回答时代和人
民对我们的热望。我们不要十年磨一戏,八亿人民八个戏,我们要组织浩浩
荡荡的队伍,为制订和实现戏剧创作的十年规划而奋斗,还是那句话,在这
个前提下,贵在落实,贵在质量。

(原载《人民戏剧》1979 年第6 期)


《求凰集》序

祖光嘱我为他的京剧本《求凰集》作序。

按说,这不是难事,然而把我难住了。这倒不是由于我不懂京剧,也不
是不懂祖光。世事往往这样的怪。京剧我时常看,而且也很喜欢。与祖光相
识很久了,又曾相处过一段时间。他一生的喜怒哀乐我也多少知道一些。我
和他是老朋友了,问题就在此地,仿佛为一位朝夕相见的亲友画像,因为常
能见面,反而不曾注意哪些是他容貌上的特征,他眉引司聪明可亲之处究竟
是因为什么。因此许久就动不了笔。

然而终于要写,因为他在催,他准备作大西北之行。他行前要我把序写
好。我只好讲讲我随意想到的关于他的一些事,和我的一些感想。

我认识祖光大约在一儿三七年,在南京剧校,我们同在那里教书。他只
有二十岁,他在那里教国文,很得学校同学的爱戴。我初见他时,他像是一
位“白面书生”,不大说话,而自然有一种翩翩然的风度。那时的南京冠盖
如云,反动党棍很多,每天总有些乌烟瘴气的事发生。我有时在备课室见到
他,终因不大熟,似乎没有谈儿句话。但偶尔交谈起来,就觉得他很亲切朴
实,还有些腼腆。今天回想起来,他那张憨厚可喜的红红的脸仿佛又在眼前。

不知是否因为后来知道他是书香门第出来的俊逸子弟,当时我蓦地想起
从前称赞人的一句话,这大概是一位“浊世之佳公子”

吧。这自然不是真的祖光。后来和他稍稍接近了,逐渐明白这只是个假
象。但我相当羡慕他,他有一手好丈笔,无论写什么,他可以洋洋洒洒写下
去,毫不困难。还有那一手聪明的毛笔字。这都会使人有深刻的印象。

抗战时期,我和他同随南京剧校,浮洞庭,溯长江而上,到重庆,终于
在四川的一个小县江安住了几年。他认识了许多戏剧同行,大约逐渐更熟悉
了戏剧,从此开始写下许多各种体裁的剧本。

在抗战的岁月中,祖光受到许多戏剧战友的影响,他的文采开始显露出
来,被人称赏。他的话剧,如同《风雪夜归人》、《正气歌》、《牛郎织女》、
《嫦娥奔月》、《捉鬼记》。。等等,嘻笑怒骂,矛头是敢于指向反动派的。
这是因为他遇见了周总理,受到周总理的教诲。他又与许多进步人士往来。
在党的领导下,他成为一名进步的戏剧工作者,此时的祖光在我的心目中,
再也不是“浊世之佳公子”了。

在他的戏剧创作里,他有优美俏皮的语言,人物性格是鲜明的,戏的节
奏流畅,同时曲折有致,活泼生动,经常露出压不下的幽默感。他的剧作正
像他的为人,充满乐观主义。他的戏不但琅琅上口,而且舞台技巧好,戏的
演出总是受到内行和广大观众的喜爱。

在朋友们中,他是个妙语惊人的人物。听他说话是个享受。他能把极普
通的一件事说得很有趣。一件小事经他一描绘,便惹得人笑个不止。比如我
平时有些心不在焉,经他在朋友们面前描述一次,连我也禁不住笑起来。他
的诙谐是善意的,确有画龙点睛的本领。

但祖光是严肃的。一件事情的是非曲直,经常要和人辩得清清楚楚。他
经得住考验和磨练。在十几年的考验中,不许他说话,不许他分辩,但他从
来没有被“四人帮”压低了头。终于,他获得了自由,头发斑白了。我见着
他,他还是那种笑嘻嘻地满不在话下的神色。他对我讲:“我已经‘中专’
毕业了。”他的脸上没有一丝懊恼和感伤,还是有一种不服输的气概。


“四人帮”被打垮以后,报纸、杂志上又刊载他的各种文章。他又很快
写出剧本来。他的近作《闯江湖》已经登在《收获》刊物上。这是一部现实
主义的剧作,充满了他对评剧艺人在旧社会中所受的压迫的满腔义愤。这个
戏和他以前的剧本有不同的风格。祖光的剧作是一天比一天更厚实了。

祖光是多产作家,他落笔之快十分惊人,他写了大量的散文、活剧、京
戏、电影剧本和诗词。他甚至于导演了许多成功的电影。我们中国需要这样
多才多艺的戏剧家。

《求凰集》的三个京剧本,我都读了。其中我最喜欢的是《三打陶三春》。
这是我的个人之见。我必须在此再说一遍,我是不懂京剧的。

这两年我忽然听到有人说:要请吴老为我们写剧本。我诧异地问起吴老
是谁?原来吴老就是吴祖光。我这才想起,祖光已经六十二岁了。但他精神
饱满,正在创作的盛期,他会写出更多的好剧本的。

注:剧作家吴祖光写了三个京剧本,《凤求凰》,《三打陶三春》和《红娘子》,收成一本,
命名为《求凰集》。

(原载香港《文汇报》1979 年6 月17 日)


谈《报春花》

献礼演出舞台上,出现了崔德志同志写的七场话剧《报春花》,感谢辽
宁人民艺术剧院给我们送来的这一出好戏。辽宁人民艺术剧院是全国重点艺
术单位之一,他们有着光荣的传统和历史,建国以来演过不少好戏,为社会
主义革命和建设做出了贡献。

最近,话剧舞台非常活跃,人民所熟悉所关心的问题在戏剧里公开提出
来了。《报春花》艺术化、形象化、典型化地把问题反映出来,因此无论在
哪个城市哪个剧场演出都有同样好的效果。我有幸昨天看了戏,剧场反应真
强烈,每场落幕观众都热烈鼓掌,这不光是欢迎,而是他们高兴得无法用语
言来形容的表示。

《报春花》反映的问题很有意义,所有辽艺的干部、演员都尽量使这个
戏的主题用艺术表现出来,用动人的艺术化形式表现出来,我打心眼里感到
戏确实很好,说出了人民心里的话。

这个戏不只歌颂了老干部李键,还写了干部思想僵化问题,接触了阶级
斗争问题,这正是人们关心和讨论的问题。戏里白洁痛苦地拒绝吴晓峰的爱
情,晓峰不解,需要有个清楚的答案,白洁回答他:“答案,你到这些年流
行的阶级斗争学说里去找吧!”这句话很可玩味。

总之,这个戏人物形象清楚,很有性格,结构紧凑,对话也很漂亮,引
起人们深思。今天文艺界的同志来了,人才济济,请大家就像这个戏的作者
那样把话勇敢他讲出来。

附记:在一九五六年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上,曹禺同志是戏剧组的
辅导老师,崔德志同志听他讲课,受到过许多教益。这次曹禺同志见到崔德
志同志,既高兴又感慨,他说:“从《刘莲英》之后,相隔二十年才出来一
个《报春花》,‘四人帮,把我们的时间都耽误了。你比我年轻二十年,要
抓紧再写几个好戏。”曹禺同志看到李默然同志时,热情地拍着他的肩膀,
笑着说:“演得好,比邓大人还好!”(指《甲午风云》中的邓世昌)。金
山同志得知崔德志同志的年龄后,高兴地说:“你才五十二,壮年壮年,多
为人民写几个好剧本吧!”

编者注:此文摘自辽宁日报记者吴秀琴写的《著名戏剧家曹禺和金山谈〈报春花〉》。标题为
编者另加。

(原载《辽宁日报》1979 年10 月19 日)


戏剧创作漫谈

有些问题,我常常在想。近来,觉得有些话想说一说。作为一个写剧本
的人,我要说的当然还是写作的问题。

我感到三年来创作有极大进步。小说、诗歌、戏剧,都呈现出前所未有
的繁荣。有很多好戏,朝气蓬勃,充满新鲜感。大家都在讲,我就不多说了。
我要说的,是戏剧创作中有一类戏,有人把它叫作问题剧或社会问题剧。不
必讳言,我们的社会上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因此就根据问题写了很多戏。有
的剧本写青年犯罪间题,有的剧本写血统论影响问题,有的剧本写特权与法
制问题。这些社会问题剧,是作家集中了群众的感受,显然,也包括作家自
己的感受,多方构思而成的。这样的剧本,一方面揭露了阴暗面,一方面告
诉群众,我们有决心、有办法消除这些阴暗面。这些戏的结尾,往往也都把
矛盾解决了。现实生活的实际情况是不是像戏中描写的那样曲折有致,那样
有力而迅速地解决问题了呢?也许不一定。但无论如何,这种戏对社会的作
用是好的。戏剧创作的进步性就在于此,敢于触及时弊,揭露较尖锐的社会
矛盾,创作思想确实是解放了。应该说,这是人民在推动剧作家去这样写,
因为他们关心社会上的问题,希望在舞台上看到党对解决这些问题的决心与
信心。

这些作者都是作常热忱的,用各种办法表现他们的爱与憎。他们希望解
决问题的心情是急迫的,这种心情很可贵。

这类戏好处还有很多,暂且不说了。我看,写社会问题剧不是今天的发
明创造,并不是什么新东西。这样的戏很早就有,一直就有。这里有一个写
得深不深的问题。好的社会问题剧应该植根于生活之中,而不是仅仅存在于
问题之中。现在有的戏仅仅写出了一个问题,问题便是一切,剧中人物根据
问题而产生。人物有的站在问题的这一面,有的站在问题的那一面,有的站
在问题的中间。于是出现了正面人物、反面人物、中间人物。当然这种问题
剧是人民需要的。我们要根据人民的需要写东西,这是对的。但是,我们应
该写得更丰富。其中还包括对生活认识的深浅。如果我们仅仅写了社会上的
问题,而忘了或忽略了写真实的人,真实的生活,那么我们的笔下就只有问
题的代表人物,而没有真实生活中的人,没有那种活生生的、一点不造作的
人,那种“代表人物”是不会被人们记住的。

这里有一个写作时的出发点。不要看到一个问题就急于写。急了就可能
粗,可能浅。把生活摸透了,自己有了深刻的感受、认识,心中有了人物,
然后再考虑如何写。这样就会写得比较活,比较动人,比较扎实。现在的一
些作品常常是对坏的加以夸张,对好的也加以夸张。夸张是必要的,是一种
技巧,但是夸张到脱离真实的特定的环境,就不成了。我感觉到有些戏的环
境就是一个“舞台”,一群人在“舞台”上提出问题,解决问题,一切都是
在“舞台”上发生的。说到极端的话,这样的戏写不好时,就是逻辑思维的
图解。这样的戏写好了,是感动人的,人们是要鼓掌叫好的,但就在那种时
候也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出了剧场后,人们还想不想呢?第二天醒来,
人们还想不想呢?大家还想看第二遍、第三遍、第四遍吗?我是不大想的。
因为第一遍就已经满足了。人们对社会问题的不满,对解决问题的渴望,都
在戏里得到满足了。如果还有点不满足,那就是几年之后,人们还能从中得
到启发,教益,还会感动吗?


我看戏,读文艺作品,我所注目的是人,人是最重要的。现在我常感到
有些人物是捏出来的,也就是按作者的意愿与需要捏出来。当然,人物都是
作者创造出来的。我所谓的捏出来,就是有许多不自然的地方。有时太过分
地强调他的“正面”,有时又太过分地强调他的“反面”,这种写法是不太
妙的。

过去,有人往往用“难道生活是这样的吗?”这句话,把敢于提出问题
的作品和作者否定了。今天,这个局面过去了。我们的党提出思想解放,出
现了这样一个生动活泼的局面,出现了这些社会问题剧。这是很好的事情,
但是不能满足,要提高。

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其中有一篇《画皮》,讽刺了当时的世道人心,
用今天的话说,也是提出了社会问题,是写得很巧妙的。虽然短小,但根深。
这种尖锐、强烈的表现方法,值得我们学。但是,如果我们今天再写一个《画
皮》,或者不叫《画皮》,叫其他的什么名字,即使写得看不出《画皮》的
痕迹,也不大行。其道理就是你没有自己的创造,没有自己独具风格的深刻
的创造性。我并不是说我们没有创造性。创造性有大有小,有深有浅,有粗
有细。

现在的创作,可以说是勇敢的,热情的,也有一定的人物形象。但从一
个更高的尺度来看,就不够了。为什么要写得那样符合问题的要求呢?为什
么除了问题之外不叫人再想想别的呢?比如说,写特权与法制这类问题的许
多剧本吧,在这个问题之外,应当有其他的思索余地,应当使人有种恋恋不
舍的“后劲”。不要过于直白,不要一览无余。人们看完戏,应当感到戏中
的人非常像自己身边的或自己所看到的“那一个”。我觉得现在的问题剧是
有这种弱点的,就是虽然说了群众的心里话,但并不是完全为群众所信服。

当然,现在公式化、概念化是少了,每个作者都有出奇制胜的地方。但
是因为他们把社会问题看得太窄,只看到“这一点”,而忘了四周的生活,
所以作品不饱满。可以看看易卜生的《娜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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