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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通的，要扩大眼界，丰富我们的修养。
看戏，读书，最忌“浅尝辄止”，浅尝一下，就说这也会了，那也会了，
世上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我读书往往不求甚解，急于求知，自以为了然，其
实常常还在胡涂着呢！现在才明白“浅尝辄止”的害处，所以也提一下。
拉杂他说了一些，就到这里为止。
（原载《戏剧报》1959 年第5 期）
谈读书
提起学习就想起“不学无术”这句话来。当我碰到一些问题而无法解决
的时候，我真感到“不学无术”的痛苦。“不学”的结果自然就“无术”，
不学习就掌握不了解决矛盾的方法。这是一条真理。
列宁的文章《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也不知听人说起多少次了，但是
长期以来，我没有找来读，后来我的孩子给我指出这篇文章在哪里，我找来
读了。读了之后才发现，列宁的名言，“学习，学习，再学习！”原来也出
在这篇文章里。我们的确需要学习，学习，再学习。我们要学习党的方针政
策，要有文化修养。文化修养的范围是很宽阔的，譬如对书画、音乐，我们
都应该具有一定的欣赏能力，而欣赏能力也要学习，才得到的。现在我要讲
的仅是学习中的读书问题。
读书有几种目的。有人读书是为了点缀，装饰门面；有人读书是为了满
足好奇心；有人读书是为了丰富学识，提高修养，从而能够解决工作中的问
题。前面两种目的都是不足为训的。
读书很重要。譬如现在我们提出要提高文艺作品的艺术质量，这个质量
的标准不应当是个抽象的标准。凡是从事文学艺术的人，他们心目中的艺术
标准都应该是具体的，鲜明的。拿从事戏剧文学的人来说，要提高作品的质
量，提到什么水平呢？这个水平不能是个抽象的东西。如果多读些古今中外
的经典著作，多读些莎士比亚、关汉卿，那么，对于这个水平的高低。也就会
有点具体的感受，对如何提高艺术质量就有一个可以摸得到的标准。如果不
读书，就没有个比较，就不容易知道提高到哪里去。我们常常一方面要提高
质量，一方面又不十分清楚提高到怎样一种境界。就像一个跳高的人，假如
没有前面横着的那条杆子，凭空跳去，缺少一个看得见的努力的目标，就不
容易长进。因此我说要读书。
茅盾同志曾说他读书是“一个字一个字地读”的。我认为这一点非常重
要。我过去读了一点书，但是大而化之，也没有系统，“好读书，不求甚解”。
这不好。
那么，应该读些什么书呢？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是必要的，毛主
席的著作更要反复地研读。此外，我觉得应该读通史。包括西洋通史、中国
通史、中国近代史、中国共产党党史等等。历史上的一个朝代或一个时期的
基本特征是什么，用很概括的几句话说，我就说不出来。这方面的知识，我
感到欠缺极了。碰到问题来了，只得赶忙去翻范文澜同志的《中国通史简编》。
这样，好像瞎子摸路，走一步，是一步。我很想改变这种状态。其次，要读
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我知道我很难做到像有些同志那样渊博，但是我希望
这些同志能帮助我们拟出一个最低限度的必读书目来。言必引经据典，咬文
嚼字，是浅陋的：但是经典著作一本不读，或者读得很少，也是不好的。当
提出要批判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文学作品的时候，有一个人说：“正好，我一
本都没有读过。”这怎么成呢？只要我们学着批判地读，这些书至少也要挑
选地浏览一下。否则岂不因噎废食吗？还有，对于当前我国文艺作品（解放
以来，出现许多应该读的作品）和现代的外国文学著作也要经常留心，多读
一些。每次和朋友们谈到当代世界文学的时候，我便觉得腹内空空，简直讲
不出什么东西来，真是惭愧极了。
想读书而又懒惰，这常是使我“腹内空空”的主要原因。郑振锋同志在
世时，生活非常有规律，每晚九时前入睡，第二天清早五点就起来读书，做
学问。一般人起床的时候，他已经用功好一会儿了。多少年来如一日，真是
了不起。我们应当学习这种勤奋的精神。
我们读书，除了“懒”，第二应克服的毛病便是“乱”。“乱”就是没
有条理，没有重点。我们读书往往东抓一本，西抓一本，不知从何读起。这
样读法，事倍功半。读书要订一个阅读的计划。
还有一个恶习心须克服的，那就是：不读书，还要强不知以为知。这真
是糟糕之至！读一点书，知道了一点，就夸夸其谈，不懂装懂，这是很坏的。
在失眠的时候，我想起从小以来，从背诵“诗云”“子曰”以来，强不知以
为知的事情我是做过不少的，回想起来，背上火辣辣的，如同针刺一佯。我
往往是无知或少知的。要改变这种状况，别无他途，只有想办法使自己知，
或多知。
有些同志参加革命斗争很早，他们没有读书的机会；但是我是有读书机
会的，我念过大学，进过研究院。而在我可以读书的同时，无数革命同志在
流血战斗。为了创造一个新的社会，他们没有充分读书的时间。因此，如果
说有些老革命同志读的书不够多，是可以原谅的话，那么我们这些有的是读
书机会的人，读书不够多，就更应该觉得惭愧了。我们要赶上去。当然，读
书不够多的老同志也要在今天补足这方面的欠缺。
今天，党号召我们要学习政策，学习生活，学习艺术规律，学习中不可
少的一部分是读书。许多同志真忙，真辛苦，但不能因此而放松养成随时读
书的好习惯。“挟泰山以超北海”，是不可能的，做不到的；“力足以举百
钧而不足以举一羽”，便说不过去，这不是“不能”，而是“不为”了。我
们很多党的负责同志，学识渊博，博览群书，难道这些日夜辛勤的负责同志
们不比我们更忙得多吗？我曾经和故去的黄敬问志，在一次不重要的集会上
遇见，那时他才调到机械工业部做领导工作。我看他一心一意地作笔记，几
乎手不停挥。休息时，我才发现他是在演习高级数学习题，会开完的时候，
练习簿上已经密密麻麻地写满好几页方程式了。这件事很教育我。我才知道
对这样一位老同志，没有一个问题在他是困难的；为了党的工作，没有一件
事他不是踏踏实实，从头准备的。
让我们根据自己的文化程度开列个最低限度的书单，有计划地读书。艺
术质量提高的标准要具体，就要读书。我感到在基层做文艺领导工作的同志
们读书的机会太少，他们需要读书；直接从事文艺工作的人，更要多读些书。
这才能帮助我们提高欣赏能力，扩大我们的眼界，增强我们的创造力量。
（原载《戏剧报》1961 年第17、18 期）
杂谈文艺工作
很久就有和内蒙古文艺界同志们见面的愿望了，昨天阎部长让我来和大
家谈谈，这正是个好机会。但不知道该谈谈什么，我姑且把自己感到的问题
和大家谈谈，请同志们指教。学习写过一点东西的人就像走过了一小段路，
我先谈谈我这一小段路是怎样走的。今天谈过去，就像站在山顶上俯望爬上
来的小径，有些清楚了，而当时却迷迷茫茫仿佛在云雾里。
文艺工作者一辈子需要解决的事，就是文艺与政治关系的问题。在这个
问题上，有时候看见了自己的缺点，有时看见了自己的长处；有时候也遇到
困难，感到苦恼。“为艺术而艺术”的思想，我们自青年时代就看不起，所
以还不是个问题。
谈起为政治服务，我们自然会想到：一、为什么样的政治服务？二、如
何为政治服务？我们小时候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读线装书，受封
建教育，启蒙便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叫我们尊敬统治者，让我
们服从统治阶级。我出身于旧官僚家庭，特别感到这个问题的复杂。在那漆
黑一团的环境中，有些不甘于鬼混的人很苦恼，有的委委屈屈地过了一生，
有的则振作起来，斗争过来了。除了封建教育外，我们还受了当时以为是很
进步的资产阶级教育，对“赛先生”（科学）、“德先生”（民主）很崇拜。
那时，阶级教育是没有的。所以我头脑里有两个东西很长时间是模糊的，直
到解放后才搞清楚。这就是“自由”和“国家”的概念，当时总觉的这两个
东西是神圣的，永不变的，是鼓舞我们前进的力量源泉。
在封建统治阶级的压迫下，“个性”不得自由；在“外国人”（实际他
是今天孩子们都明白的“帝国主义者”）的压迫下，“民族”不得自由，所
以争自由有两个目的：一是个性解放，一是民族解放。大家都想跳出家庭的
牢笼，把帝国主义赶出去，求得民族的解放。当时最流行的格言是“不自由，
毋宁死”。我第一个接触的外国诗人就是匈牙利的裴多菲。他那首著名的诗：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道出了那时的知
识分子渴望自由的心情。
直奉战争时期，社会简直黑暗极了。记得我在南开中学读书的时候，演
易卜生名叫《国民公敌》的话剧。这戏写一个医生，他不肯与贪污腐化的市
政府同流合污，揭露了他们，被指为是“国民公敌”，给赶了出去。剧刚排
好，督办就派来了侦缉队，不让演。原来督办他认为自己就是“国民公敌”。
那时候，我们很盼望北伐军来，看见“青天白日满地红”，就觉得它是自由
的象征；但那时蒋介石早已叛变了革命，有的只是国民党反动派的“自由”。
在蒋介石的统治下，局面就更黑暗了，人杀的更多了。我才感到自由不是绝
对的，这部分人有自由，那部分就没有自由。以后进一步认识到，在阶级社
会里根本没有超阶级的自由，统治阶级有自由，被统治阶级就不可能有自由。
有一段时期，还以为欧美有“自由”。后来，许多残酷的事实告诉我：那里，
只有少数的统治阶级有压迫人的自由，绝大多数的人是没有自由可言的。我
逐渐明白旧的“自由”的概念是毒药，它麻醉人，使人看不清阶级社会的真
实面目。
旧的“国家”观念，也是一个极能迷惑人的东西。我们那时认为“国家”
对于一切人都是平等的，它既保护富人，也保护穷人。它是一切人的最公正
的代表。实际上这种超阶级的“国家”是没有的。法国君主路易十四说过，
“国家就是我”，正说明国家是他一个人的，而不是我们大家的。把国家说
成是一切人的，全民的，正是统治阶级用来愚弄人民的手段。解放后，一位
同志介绍我读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我反复读了几遍，才恍然大悟。原来
社会和国家都是有阶级性的，“国家”是产生在阶级社会里的，为统治阶级
服务的，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法院、警察都是暴力，是阶级压迫的工具。
然而，直到参加了一些实际斗争，更证实反动派决不肯自动退出历史舞
台，必须和他们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才能保护住今天人民的幸福生活，我
才进一步明白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是我们手中最重要的武器。列宁说
过：“谁仅仅承认阶级斗争，那他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还可以是没有离
开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政策范围的人。。。只有把承认阶级斗争扩展到
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句话真是对啊！我常想，
一个文艺工作者，如果能更早一点认识这些道理，他的作品会有怎样不同的
精神面貌哪！
事理的认识的过程往往是艰难而曲折的。我们有时可以为它睡不着觉，
吃不下饭。一旦明白了，就像太阳出来了，在你面前哪处是陷阱、那处是绿
水青山，就清清楚楚，豁然开朗了。
如何为政治服务呢？周扬同志说：为政治服务，就是坚决执行党的政策。
这句话应该是我们的座右铭。违反党的政策，实际上就是违反事物发展的规
律，党的政策总是根据事物发展的规律定下的。我们的文艺工作在过去几年
里有很大的成绩，但也存在一些问题。譬如有些作品的质量不高，作品不够
多样化，这是因为我们贯彻党的“双百方针”不够彻底的原故。
我们有些人把文艺为政治服务理解的狭窄了，以为文艺作品都应“立竿
见影”，顿时发挥作用。文艺有鼓动群众的任务，这个任务是非常重要的。
但文艺也有力长期教育群众，培养人民的共产主义精神，提高人民群众的艺
术教育水平的任务。
文艺除了思想感情的教育作用而外，还有使人认识生活和理解生活中美
好事物的作用。它可以扩大我们的认识领域，提高我们的审美能力。因此，
文艺必须反映人民想知道的生活中最深刻、最丰富、最壮丽的东西。有的地
方，组织一些人下去很短时间，就回来创作，因而写不好，或者写不出来。
这虽然是极个别的现象，却说明有人只要求马上见效，忽视了认识生活，深
入生活的艰巨工作，忽视了掌握创作技巧、长期的辛勤锻炼和劳动，也轻视
了文艺为政治服务能起的重大作用。（这里，应该指出，运动中即时反映问
题，迅速写出鼓动群众的短小精悍的作品是非常重要的工作，而且一样也可
能写出好作品。问题在于作者是否平时注意深入生活，用心思考，锻炼创作
技巧的劳动。）
文艺为政治服务是不能走“小路”的。鲁迅先生在世的时候，有人写文
章鼓吹，看见西瓜就应该想到帝国主义要“瓜分”中国。鲁迅先生说：如果
一吃西瓜就应想到帝国主义要“瓜分”中国，其结果连西瓜也吃不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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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硬装思想，他说“看了实在叫人不舒服”。文学艺术的作用是不能这样
“简单化”的。
“简单化”的土壤是不能遍开丰盈多采的好花的。要百花齐放，我们可
以写今天，也可以写过去。题材、风格应该多样化，也应该各有特点。这样，
文艺为政治服务的道路就宽了，也只有这样，才符合人民的需要。
文学艺术可以帮助人理解生活，可以推动社会向前发展，这便需要我们
写出各色各样的英雄和人物性格。但我们的戏里写的光辉夺目的英雄人物还
是不够多的，写领导干部似乎只写到师级和市委，往上写就很少了。这些“干
部”有时也是姓张和姓李的差不多。青年人认识今天的生活，有的是通过文
艺作品获得理解的。我们写的简单，他们就不会理解的丰富。古典小说的人
物大都写的血肉丰满，这便大有益于我们对当时社会和各阶层人物的了解。
我生在旧社会，总以为自己对那些腐烂的阶层是有所了解的。但读了清末谴
责小说如《官场现形记》，《二十年同观之情现状》等书以后，才晓的过去
自己对这些阶层知道的多肤浅。处在今天伟大的时代里。更需要我们写出能
反映壮丽而丰富的生活的作品。只有真正写出了人物的气韵神态，表现了时
代的风貌，才能更好地教育下一代，发挥文艺推动社会前进的作用。
我们必须提高文学艺术的质量。这几年来文学艺术各方面出现了许多优
秀的作品，但也有不少文艺创作仍然存在一些缺点。听说夏衍同志提起今天
一些创作的毛病，他归纳为“直”、“露”、“多”、“粗”四点。我想这
是说中了病处的。
什么叫作“直”呢？人物性格，故事结构都采取“直”铺“直”叙的办
法，波澜较少，开门见山，没有“启承转合”，看了上面就知道下面。文章
写的“直”，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写的急促，酝酿没有成熟就动笔，因此故
事和人物的发展便容易简单肤浅。今天我们要写波澜壮阔的各方面的生活斗
争，要写斗争中的英雄人物和动人心魄的场面，我们仅仅采取“直铺直叙”
的写法是不够的。
写斗争中的大事不该“直”，写普通事物写的“直”也不好。用“直来
直去”的写法写人物，往往只写出人物的一般的一面，难写出他的特有的精
神面貌。用“直来直去”的写法写一件普通事情，往往只写出它的平凡部分，
难以写出这件事情的深厚的一面。一篇文章要写的好，必须经过作者千锤百
炼，才能显出它夺目的光彩。如果能避免“直、露、多、粗”这四个缺点，
许多文章都可以锤炼成为动人的作品。（不用说，文章离开生活和思想，是
写不好的。）
最近在《红旗》杂志第二十期上看到杨朔同志的短篇小说《雪浪花》，
读了真使人心花怒放，愉快极了。这是一篇好文章，恰恰说明一篇文章如果
写得不直、不露、不多、不粗，会给你多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