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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是不真实的。所以使刘少奇最为恼火的是，安徽省委一直不肯揭盖子。他说：一直到我参加你们的会，还是吞吞吐吐，不肯揭盖子。别的省老早揭了盖子，所以工作就转变早一些，经验教训也好一些。这是安徽跟其他省不一样的。
刘少奇还讲了这样一种情况，对于安徽的问题，中央早有察觉，1961年春在全国最高法院副院长王维纲从安徽调查回京就知道了，但是，中央一直等着安徽自己来揭。刘少奇本人为此事也同曾希圣谈过，暗示他自己把盖子揭开，实事求是地把严重问题倒出来，但是一直到安徽有人给中央写信，曾希圣还没有主动检讨。
对于安徽的死人问题，刘少奇深恶痛绝。他说：因为这是个历史事实，过了十年、八年，还可以总结的，五十年以后还要讲的。死了这样多人，生产力有这样大的破坏，受了这样一个挫折，历史上不写，省志上不写，不可能的。这是有文字可考的刘少奇最露真情的话。
可能是出于这样一种义愤，刘少奇痛免曾希圣。当然，刘少奇也谈到：安徽发生这些严重问题中央有责任，不能全部推到省委身上，曾希圣同志身上，中央要替省委和曾希圣同志负很大一部分责任，很多事情是中央提的，人民公社、“大跃进”、高指标、食堂、供给制都是中央提的。那时候别的省都搞，安徽不搞也不行，就是“三改”①，曾希圣同志也报告过中央，中央同意的；“责任田”报告过中央，同意他试验的，不过没有讲在安徽普遍推广，只讲在一个地委范围内试验；就是张凯帆、李世农、牛树才这许多案件，也是中央批准的。凡是安徽省做错了的事情，安徽省委要负责任，曾希圣同志要负责任，中央也要负责任。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此时的曾希圣已经比较清醒了。他过去因为积极推动“大跃进”给安徽带来巨大损失，但从1960年下半年起，他通过调查研究，开始根据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率先在安徽倡导“责任田”，受到农民热烈欢迎。实践证明，这确实是一个能够使农民渡过饥荒的有效途径。但在这次大会上，他的这一行之有效的、有意义的尝试，不但没有受到重视，相反却和别的错误混淆在一起，受到严肃批评。
在“责任田”问题上，曾希圣本来是对的，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曾希圣本人除了以困难形势为理由为自己辩护，也拿不出有力的理论武器。当别人指责他推广“责任田”，是对集体经济丧失信心而各自逃命、各奔生路时，他便只有检讨。其实，在这个问题上，刘少奇的内心可能也是支持曾希圣的，但因为毛泽东不赞成，刘少奇也只好按“毛主席的面貌”来定调。缘于此，刘少奇在几次批评曾希圣时，并没有揪住“责任田”不放，他提到了这个问题，但并没有作为主要问题痛加鞭打，更没有说曾希圣搞“责任田”，是犯了“方向性的错误”。②
曾希圣被免职之后，无疑是很痛苦的。本来没有免除他在华东局的职务，但大会之后，他基本是赋闲在家。曾经雄踞一方、叱咤风云的人物，突然闲得无事可做，他会想些什么呢？对安徽死了那么多人，他是否有过深刻的反思？最近出版的一部有关曾希圣的比较权威的著作说，他曾表示“非常抱疚，对不起党和毛主席，对不起安徽人民，对不起安徽党组织和广大干部，心里十分沉痛”。这一点看来是肯定的，并成了他心中永远的痛。当曾希圣赋闲在家时，还一直琢磨如何才能提高粮食产量，为了不误农时，加快农民的插秧速度，曾亲自动手研制插秧机，并在家里的花盆、面盆、洗澡盆上做育秧试验，一切的一切都没有离开粮食的增收问题……
谭老板、曾胡子、李井泉等能不能过关？（4）
如前所述，在大会出气阶段，刘少奇参加了安徽组，其他几位常委，如周恩来到的是福建组，朱德到山东组，陈云到陕西组，邓小平到四川组，听取各省讨论情况。林彪大概是因为身体原因，没有参加各省活动，毛泽东也没有参加。
福建，地处中国东南一隅，是一个不大的省份。尽管如此，出席这次会议的同志也达166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福建南安人，华侨家庭出身，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红军长征时，他留在闽东坚持游击战争。新中国成立前，官至兵团司令。建国后一直在福建工作，职务由省委副书记升到第二书记，再到省长、第一书记。参加七千人大会时，他48岁，正逢壮年。1958年，毛泽东为炮击金门曾把叶飞召到北戴河，面授机宜，并嘱叶飞与彭德怀一起指挥金门炮战。叶飞只是一个上将、福州军区政委，彭德怀乃是元帅、国防部长，他怎敢和彭德怀一起发号施令，为难的不得了。后来讨了一个巧妙的方法①，才使这一尴尬局面得以摆脱。可以想见，毛泽东对叶飞十分信任。
但这次大会，安排周恩来到福建组，叶飞多少还是有点紧张。同其他省份比，福建虽然不是重灾省，但也遭遇了重大挫折，尤其闽西情况比较严重。时任国务院总理办公室主任的童小鹏，1960年春天回到福建长汀老家，发现公共食堂竟无米下锅，社员吃的多是煮青菜。②1960年4月，中共华东局书记陈丕显回到久别的福建家乡，进入闽西，发现“许多人家无隔夜粮，靠野菜充饥……心情很是沉重”。③1961年初，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带工作组到闽西，发现“大片土地荒芜，大量牲畜死亡”，④真乃凄凉一片。当时的福建副省长梁灵光后来证实：“广大群众因营养不良普遍患了浮肿病，闽西地区非正常死亡比较严重。”在政治方面，几年来福建在反“右倾”、反死官僚主义、反“地方主义”问题上，也伤害不少同志。因此闽清县委书记叶明根在会上建议中央派工作组到福建，把福建几次运动中搞错的干部，不管是南下的、地方的，新的、老的都要平反。可见，福建一些同志心中的气也是蛮大的。
在出气会上，三明地委书记张维兹、福州市委书记郑重、闽清县委书记叶明根、龙岩地委书记谢镇军等先后发言，他们讲本地存在的问题，批评省委在工业、农业上的瞎指挥。如张维兹在三明筹建钢厂时，因省委的计划不断变化，钢厂的规模只好不断调整，致使工地一片混乱。叶飞来到钢厂视察，看到工地混乱的情况，又听到他讲工程的困难，即勃然大怒。这个会上，张维兹把省委的瞎指挥以及心中的不平讲了出来。
叶飞审时度势，他在大家讲完之后，积极检讨错误，讲了因为失误造成的损失。想想所付的生命代价，以及今天的巨大困难，他动了感情，潸然泪下。叶飞态度比较诚恳，认识也较深刻。他在会上表示，大会后要抓紧甄别、平反工作，并向被平反者赔礼道歉。叶飞的表现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若干年后，当时任省委副书记的伍洪祥撰文说：在中央召开的七千人大会期间，叶飞进行的自我批评，“使我深受感动和教育。他表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风亮节和博大胸怀”。⑤张维兹也说：“大家听了叶飞诚恳的发言，也都动了感情。”⑥
因为叶飞积极主动的自我批评，加上福建还算不上重灾省，周恩来在福建采取了比较温和的态度。他说，大家检讨的目的，是为了增强团结，今后，“最重要的是毛泽东同志讲的实事求是，也就是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⑦福建的问题就这样结束了。叶飞对周恩来的做法十分感激。
朱德所去的山东组，原来的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已降职调往他省。这个时候，省委第一书记是谭启龙。谭启龙，当年也是48岁，江西永新人。红军长征时，他留在南方坚持游击战争。解放战争时也是兵团级职务。与叶飞不同的是，他任兵团政治委员。1961年初，由山东省省长升任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就任第一书记时，全国“大跃进”的高潮已经过去，他上任后的任务主要是救灾抓调整。所以，在“出气会”上，谭启龙的压力应该说并不是很大。但在整风整社时，全省还是批判、斗争、处分了数千名干部，产生了面宽、量大、处理重的问题，使不少同志蒙受冤屈。山东的同志对新省委，也还是心中有气。他们要求省委认真进行甄别，迅速清理冤案，对被批判斗争的同志实事求是地做出结论，并在适当范围内予以平反。
谭启龙针对大家的意见做了检讨。他说，一是1960年10月整风整社，机械搬用信阳经验，搞民主革命补课，把即墨、胶县、平原、高唐等县一度当作敌我问题处理。二是简单化地在各级划分三类县社队和六类干部。其经验教训，从思想上来说，省委领导上对于山东广大干部党员缺乏全面正确的认识。从行动上来说，缺乏调查研究。在党内斗争方面，忘记了过去的经验教训，如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还有就是骄傲了。
对于谭启龙的检讨，山东有些同志不以为然，针锋相对地提出意见，认为检讨的不够实事求是，并举出具体情况加以说明，要求省委做一次好好的检讨。在那种出气的氛围中，人们很敢讲话，敢揭省委的短。
参加了整个大会，再看看山东组的情况，朱德表现得很高兴。他说“这几年，党内斗争扩大化了，吃了一些亏”，“这次会议，畅所欲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上下通了气，我很满意。以后怎么样，就要看省委是不是真的不抓辫子”。他表示，对山东，他很乐观，希望他们带着愉快的精神回去，改正缺点，团结起来，一定会搞得好。如果舒同能团结人，早就搞好了。犯了错误要在工作中去改正。①
陈云所去的陕西组，省委第一书记是张德生。张德生生在陕西，工作在陕西，可以说是一名老陕西。早在1941年就做过陕西省委书记。新中国成立后，他于1954年起就任陕西省委第一书记，时年45岁，很是年轻。张德生的特点是比较持重、谨慎，重实际、不张扬。所以在“大跃进”时期，陕西的失误和损失，相对来说比较小一些。1958年11月初，在中央召开的郑州会议上，出席会议的陕西省副省长谢怀德报的粮食产量因为太“低”而过不了“关”，数次电话请示张德生如何办，张回答：不要再多报，把会上定的指标带回来再说。由于在别人放卫星时他不跟浪潮，不过分浮夸说大话，曾被周恩来风趣地说，陕西省委是“守法户”。当然，这都是相对而言，陕西农业也没有逃过三年减产的厄运。仅举一例，便可见一斑。陕西关中坝子历史上产粮最高时是69亿斤，平年是54亿斤，但1961年仅仅38亿斤，比平年还减产16亿斤。减产如此之多，除了三门峡水库占地，基建占地，就是天灾、人祸了。
这一次，中央派陈云来陕西坐镇，是如何考虑的不得而知。不过陈云也只是在2月8日才亲自到陕西组参加会议。从他的讲话中可以看出，他对陕西的情况事先是做了一些调查的。陈云对陕西省委的自我批评表示满意，认为陕西的同志都应该采取欢迎的态度。他说，只要有勇于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条，我们共产党就将无敌于天下。这一条比十年计划指标还重要。他针对有人说，现在在北京，什么意见都可以提，回去以后恐怕就不行了，乐观地告诉大家：“我说不会的。为什么？大势所趋嘛！从这次大会开始，今后批评的门是大开着的，并且是越开越大的。”他还预言，“以后是不会关门的”。②此时的陈云，不仅对陕西的情况乐观，对大会以后的情况也很乐观！
谭老板、曾胡子、李井泉等能不能过关？（5）
这里需要略加详细记述的，是邓小平所在的四川组。
四川，按人口计算是中国最大的一个省，达7000多万。出席七千人大会的同志达400多人，是福建的两倍多，也是全国之最。
按理四川也是一个重灾省：1960年和1961年全国人口连续两年呈下降趋势，而四川，则是1958年至1961年连续4年下降；全国两年净减少人口1350万，四川4年则净减人口622万。③多么触目惊心的数字！就绝对数字而言，安徽同四川相比不过是小巫见大巫，但四川却不在全国重灾省的名单之内。这大概也是曾希圣不服的一个原因。④其中情况，确实有些复杂。
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江西临川人，参加过长征。自抗日战争到全国解放，一直在晋绥一带开展工作。1949年冬入川南下，同邓小平、贺龙等一起进军西南，也因此便留在了西南。从1952年起，他就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第一书记。1955年合作化时，李井泉还比较冷静一些，他表现得有点从容不迫，四川实现合作化不是1955年，也不是1956年，而是1957年。毛泽东曾表扬他，这“不是也蛮好嘛！”但“大跃进”期间，李井泉则比较积极，各项工作都走在前面，因而颇受毛泽东和中央领导的赏识。1958年，李井泉晋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61年，又晋升为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兼四川省委第一书记。
然而，这次七千人大会上，就在刘少奇发表大会讲话前后，中央却收到一封来自四川的匿名信⑤，信中反映的情况引起了中央的重视，信中说：
我是在四川工作的一个干部，第一次到北京来参加会议，来的时候抱着很大希望，希望把肚子里的话都说出来，回去愉愉快快地工作。现在，会已开了十几天，看起来，这个希望是不能实现了。
中央提倡说老实话，所以我想写这封信，把我知道的情况反映到中央。
这次开会，头几次叫我们体会文件精神，不联系实际。后来允许联系实际了，但又叫各人联系个人的，不要把责任往上推，往下推。这几天有人给省委提了点意见，又说发言要端正，于是又像在四川开会一样，大家坐在那里磨时间。不许讲话，不许讲批评省委的话，这大概就是四川省委领导这次会议的方针，这不过是李井泉闹分散主义的一个表现罢了。①
这封信还说：在四川工作的干部，上上下下不敢讲话，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接着，他举出一些具体事例，陈述了李井泉的错误。这些错误是：毛主席的六条指示，四川省委不准传达，不准贯彻，叫下边从积极方面理解；中央关于自留地、私人养猪的指示，四川省委顶住没有执行；中央关于甄别干部的指示不执行；中央关于改变基本核算单位的文件，没有发到县，不许县里试点，现在中央做了决定，又规定一个公社保留一个大队不变；最近中央指示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四川省委改成“打击投机倒把、贪污盗窃活动”等等。
从这封信所反映的信息来看，四川在遭受重挫之后，不但缺乏积极主动纠“左”的意识，而且在中央有了纠“左”的指示后，还大打折扣。恐怕这也是四川连续四年人口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
现在来到北京开会，大家一起总结经验教训，李井泉还不放开让大家讲话，怎么能不叫四川同志的气越来越大呢？匿名信的出现，就是这种情绪的反映。
可以认为，正是因为有了这封信，在开“出气会”时，邓小平才来到四川组了解情况。至于为什么派邓小平来，可能因为他是四川人，又曾在西南工作，对四川的情况比较熟悉。
1月29日，当毛泽东宣布延长会期，号召发扬民主，开“出气会”，解决上下通气的问题时，四川的同志很高兴。第二天下午，当毛泽东在大会上警告一些省委书记，不让人讲话，难免自己会垮台，会“霸王别姬”，什么老虎屁股摸不得，偏要摸时，李井泉的反映比较敏锐，立刻感到巨大的压力。会后他找到四川省长李大章说：主席这次讲话，主要是对我们四川讲的。由此可见李井泉是很紧张的！四川的问题那么多，他又怎么能够不紧张呢？
李井泉明白这几年四川非正常死亡很多，四川上下怨声载道，不少同志对他很有意见，作为省委第一书记，他责任重大。在毛泽东没有讲话之前，他可以捂着盖子不让人讲，在毛泽东讲话之后，继续捂着显然是不行了。这一关看来是比较难过。
李井泉采取的办法是积极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努力在全省干部面前检讨，争取过关。凡检举信中谈到的问题，他在检讨时都有所涉及。有些事情他推脱不掉责任，如中央的纠“左”指示没有贯彻，或者贯彻得不积极，压制群众意见等等，但有些事情也并不全是他的问题，如调粮太多，却又不能推给中央，因此他的检讨也就显得很不深刻，致使与会大多数同志更加不满，纷纷提出批评。李井泉一次又一次地进行检讨，说到动情处，还流了眼泪。当时的气氛是一片声讨声，人们不肯放过他。
在这样的时刻，邓小平做了什么，讲了什么，至今尚没有看到有明确文字记载的内容。据东夫在《川西“大跃进”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