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在的心情很好。或许这一段毛泽东比较放松，因为从1960年下半年以来，国内爆发的困难形势，使他的精神高度紧张，一直处在纠“左”的前线，身心倍感疲倦。到了1961年底，在他看来，其困难形势进入谷底后，已经在逐渐好转，中央制定的各项具体政策都开始见效，只要在各行各业把具体政策一一制定出来，落实下去，再有两三年，中国的经济就可以恢复了。中央召开了小型工作会议，再召开一个七千人大会，把过去的工作总结一下，承担一下责任，告诫大家要听中央指挥，实现今后十年的奋斗目标是不成问题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内的经济工作就没有什么太让他着急的事情了，交给刘、邓去办就可以了。他在那里集中考虑反修的问题。
12月27日，毛泽东向参加工作会议的同志推荐了他的新作《卜算子咏梅》：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
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
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
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诗言志。从诗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反修、对当时的国内工作都充满了信心，并将他愉快的心情及坚定的信念，让与会同志和他一道分享。当时郭沫若说：“主席写出了这首词来鼓励大家，首先是在党内传阅的，意思就是希望党员同志们要擎得住，首先成为毫不动摇、毫不害怕寒冷的梅花，为中国人民做出好榜样。”我以为郭沫若的这一解说是有道理的。
12月29日，毛泽东又向会议推荐了教育家吴研因、民革中央常委钱昌照在《光明日报》发表的几首诗。钱昌照的两首诗对当时农村的形势进行了赞美。他的《芦台农场》写道：
麦苗肥壮谷登场，谁信当年一片荒？
排灌齐全轮作好，芦台今日是粮仓。
《藁城农村》写道说：
薯曝墙头菜挂檐，棉田片片麦无边。
农村活跃歌声里，绿女红男夕照前。
毛泽东称这几首诗写得好。
我想毛泽东对这几首诗的称赞，主要还是欣赏其对农村形势的美好描述。因为毛泽东是这样的一种心态，所以这次报告的起草工作，就没有形成像起草中共八大的政治报告那样，报告由起草小组写出以后，刘少奇改了，送给毛泽东改，毛泽东改了又送给刘少奇，他们互相商量，相互补充，整个一个流水作业。这次没有形成这样一种局面。也没有像先前的庐山会议那样，他亲自提问题，亲自拉提纲；像1961年3月的广州会议、5月的北京会议那样，亲自主持会议总结工作，亲自主持制定《农业六十条》等等。我们所看到的，是毛泽东和在京参加中央小型工作会议的与会者几乎同时收到了大会的报告稿，而这时距离大会开幕，也就一两天的时间了。
毛泽东究竟对报告怎么看？（2）
除上述情况，似还有一种可能，七千人大会比较侧重的是经济工作，经过“大跃进”运动的失误，毛泽东自觉在经济问题上，他不如第一线的其他领导同志内行，因而有意让一线同志去做。这恐怕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既然毛泽东对报告的起草工作采取了比较超脱的态度，是否就可以理解为，当他看了报告稿以后，继续采取一种超脱的态度，看也不要看完，干脆就让大会去讨论好了呢？从他1962年1月10日写给刘少奇、邓小平等的批示来看，显然不是这种情况。
应该说，报告的内容有些出乎他的意外！
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
首先，毛泽东审阅报告稿后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推迟3天做报告”。从这一点不难判断，他对报告是有保留的。很明显，想要修改一下，再在大会上宣讲。而这个修改的时间，至少需要3天。3天的时间，就不仅仅是文字性的修改了，应该说是要有较大的修改。
第二，毛泽东对报告的批示，第一句话就是“觉得好”。那么是否就能说毛泽东对报告持赞同意见呢？很难那么讲。因为他在批示中很快又说，“还没有细想，提不出不同意见，须要看第二遍”，还说出席中央小型工作会议的100多人，对报告的感觉和他恐怕也是一样的，因此建议推迟三天做报告。
从这里不难看出，“觉得好”是客气话，不太满意才是实情。既然好，干嘛还要推迟三天做报告？这意味着毛泽东内心对报告还有些想法，也就是说报告的有些地方还不太符合他的心思，或者说他的一些想法在报告中没有得到充分体现。看看毛泽东在1月30日发表的大会讲话就可以得到注解，他说：“这个报告草稿是少奇、小平、陈伯达、胡绳、吴冷西、田家英几位的主张。”把毛泽东的这段话，理解为刘、邓等主持起草的报告的精神并不完全代表他毛泽东的观点，我想是不过分的。
那么毛泽东对报告不满意的地方，是什么呢？从目前现存的文字和知情者回忆的情况来看，毛泽东对报告没有提出过不同的意见。所以我们只能依据比较可靠的材料进行判断。通过杨尚昆的日记分析，毛泽东在做出将报告稿直接发给大会讨论的决定之前，对报告稿的第二部分“加强集中统一，反对分散主义”，曾认为不能变，也就是说他是坚持反对分散主义的。第三部分他还没有看，不存在满意与不满意的问题，所以毛泽东对报告稿不太满意的地方，也就是第一部分“关于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了。
这第一部分的主要内容是，对当时的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进行了判断，对建国12年来、特别是“大跃进”4年以来的工作进行了总结，对1962年的工作任务和1963年至1972年的工作计划进行了部署。
问题恐怕就出在这里。尽管报告的框架结构和基本精神，是按毛泽东的思路来搞的，但问题是对过去几年的工作怎么总结？讲到什么程度？这中间肯定要涉及成绩和错误、错误的责任和原因，涉及对当时形势的估计等等。如果将刘少奇、邓小平主持起草的报告稿同后来修改的报告稿进行一番比较的话，就会发现，前稿在讲成绩和错误方面，是将建国以来12年的成绩放在一起混着讲的，哪些成绩是“大跃进”以来取得的，没有单独讲，而讲的缺点错误，几乎都是“大跃进”以来的。所以在大会上有人抓住这一点说，缺点错误讲得过分了，一片黑暗，越看越没劲。修改后的稿子，重点总结“大跃进”以来的成绩是12条，缺点错误4条，并增加了基本经验教训16条。此外，毛泽东曾多次讲过，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但在前稿上，却没有这样的判断。
我们联系毛泽东对当下形势的乐观估计，对过去工作的较多肯定，可以猜测到或许他当时认为，这样的报告对“大跃进”以来的工作肯定不够，否定太多，要达到为大家鼓劲的效果，恐怕很难成功！同时也难免会有一些莫名的郁闷在心头！
显然，毛泽东心里对报告不很满意。但从他的批示来看，开始并没有决定把报告直接发到大会讨论，而是提出推迟三天作报告，这表明他想修改。至于怎么改，也就是说报告应该怎么写，毛泽东肯定有一套自己的想法。
恰在这时，发生了一件事情，此事对毛泽东做出把报告直接发给大会的决定，似乎有着直接的影响。前面谈到，1月8日，在刘少奇指示把报告的第一、二部分送给毛泽东审阅的同时，也发给中央小型工作会议进行阅读讨论。小型工作会议的安排是8日阅读一天，9日讨论。结果是“议论甚多”，或者说“莫衷一是”。 这种情况的出现，可能对毛泽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使他感觉到，对报告有着不同看法并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了。
毛泽东可能还会想到，这个报告既然在一百多人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就遭遇到“议论甚多”，那么拿到七千人的大会上该是怎样呢？对于“大跃进”的失败，对于当前形势等的认识，他和刘少奇等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一百多人的会上就已“议论甚多”，表明全国省委书记以上的领导干部对此存在着意见不一致，那么更多的县委、地委书记们会怎么议论呢？由于地区不同，工作性质各异，肯定也会有着各种各样的看法。面对这样一种情况，怎么办？还能够强行按着自己的意志统一全党的思想吗？这个问题，毛泽东应该是反复思考的。1959年的庐山会议，彭德怀等对“大跃进”运动提出批评，被打压下去的结果，不但中断了纠“左”，而且带来的后果是1960年的巨大反弹，致使国民经济遭到更加惨重的损失，所呈现的是更加困难的局面。这一严重的教训，毛泽东不能不考虑。
再者，1962年的情况同1959年已经有了很大差别。1959年，虽然已经发现“大跃进”的一些错误，发现了一些地方出现的困难局势，但全国性的危机还没有爆发。到了1962年，“大跃进”运动已经造成重大损失，全国人民吃尽了苦头，经过1961年的全面调整才稍有好转。在这样一种形势下，总结经验已不可避免，人们的纷纷议论也当在预料之中。
回顾过去的错误，面对大家七嘴八舌的议论，应该说毛泽东的压力是很大的，一方面感到内疚，一方面是下边同志的质询、批评和抱怨。在这种情况下，决策者可以有很多的选择：1957年反右是一种选择；1959年庐山会议是一种选择；发扬民主，让大家充分表达自己的心声，并主动作自我批评也是一种选择。
毛泽东究竟对报告怎么看？（3）
后来的情况表明，这一次，毛泽东选择了后者。这便是：把中央对大会的报告，披头散发地发下去，告诉大家这只是一个初稿，尚未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以求充分听取意见。毛泽东对大会说，实行三不主义，不打棍子，不抓辩子，不扣帽子。他对中央领导同志说：不要怕鬼，天不会塌下来。
毛泽东这样做的结果，一下子就争取了战略上的主动权。第一，他使与会者看到了中央主动承担责任的姿态，又感受了民主气氛，不少同志积压在心上的不快和意见讲出来了，其困惑、不满的情绪缓解了；第二，他了解了人们到底有些什么想法，当然这也是他很想知道的，换句话说，他由此掌握了人们的思想动态；第三，因为中央的报告是通过全体同志讨论修改形成的，那么这个最终要达到统一人们思想的文件，便具有了更广泛的代表性和权威性。
从以上一系列的情况分析中，便可以看清毛泽东对报告的态度以及对报告所采取的不寻常举动的来龙去脉。从此还可以感受到毛泽东的领袖风范，既十分善于统一大家的思想，又擅长于关键时刻以四两之力拨千斤来化解危机。
事实表明，毛泽东将刘少奇主持起草的大会报告不经政治局讨论通过，就直接发给大会讨论的做法是很高明的。
1月28日，杨尚昆在日记中说：大家“特别满意会议的开法”。
2月9日，张劲夫在中国科学院传达七千人大会的会议精神时说：“这次会非常好。接触到的一些同志反映都差不多。不是一般的好，而是非常的好，非常的重要。有人比方为‘七大’，在重要时期解决重要问题。而且解决得非常之好。其影响会极其深远。”
七千人果然议论纷纷（1）
1962年的1月，北京处在严冬季节，时逢困难时期，人们更加觉得寒冷难捱。此时此刻，没有人知道，一次不对外宣传的、与会人数达七千人之多的大会正在北京举行，全中国高、中级官员云集一堂，谋划着国家走出危局、恢复民生的大事。
当时的中共中央，下设六个中央局（也称大区）：华北、西北、西南、东北、东南、中南。中央局下设省、地、县。所有与会人员，除中央局书记外，每个省、市、自治区党委来四个书记，每个地委来三个书记，每个县委来两个书记，全国各大厂矿来一个书记和一个厂长，中央各部委的党组成员是全部参加。
刘少奇、邓小平主持起草的大会报告稿，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发到大会以后，第一天为阅读时间，第二天起，各省以地区为单位，国务院系统分小组，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分四个组（一组、二组和文教组、外事组）进行讨论。
经过“大跃进”的挫折，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困难，付出千万生命的代价，已经使绝大多数人变得冷静起来，开始实事求是地考虑问题了。
柯庆施，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大跃进”运动重要的积极倡导者、配合发动者之一，到1961年也冷静下来了。袁宝华回忆：1960年，我到国家经委工作，被派到上海蹲点。有一次柯庆施找我谈话，就问我，究竟怎么样，现在的粮食够不够吃？工人、农民和咱们不一样，咱们吃多少菜，不吃多少粮食，工人、农民没肉吃，全靠吃粮食啊。柯庆施也感到心里没底了。
毛泽东也冷静下来了。他不断作自我批评，承认自己和中央犯了错误，并带头纠“左”。
实际上，自1960年冬以来，人们就开始反思“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经验教训了，在各种层次的会议上已经发了不少这样、那样的议论了！但这些意见都是在一些讨论具体问题的小型会议上讲的。这一次则不同了，中央召开了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参加的五级干部大会，七千多人在北京聚集一堂，一起回顾总结“大跃进”运动以来的经验教训，就显得非同非常。报告一发下来，立刻引起与会者的严重关注。所有与会者，他们既是“大跃进”运动的参与者，又是不同层面上的领导者，对报告所谈的情况非常熟悉。其中的绝大多数人，想想“大跃进”，遭遇这么巨大的挫折，这是他们始料未及的。他们为此感到困惑不解，感到有许多话要说，有许多问题要问。
由于大会采取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扣帽子的方针，甚至中央的报告稿，未经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便直接发给大会听取意见，因而使人们的思想更加活跃起来。
当会议组织讨论时，不少来自各个阶层的官员抑制不住心中的激动，纷纷发表意见，谈出自己的想法和意见。
可以说，“双百方针”在这次大会得到了较好的体现。大会议论最多的，是对当前国内形势的认识，对出现困难局面的分析，对错误的表现、错误的性质、错误的责任、错误的原因的探讨以及对“三面红旗”和反对分散主义的看法。
当时，新中国的经济建设还只有12年的历史，人们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不可能达到像今天这样的深入。历史的局限，加上要在肯定指导思想的前提下总结经验，使大会不太可能取得理论上的创新和实践上的突破。但尽管如此，还是有不少意见触到了深层次问题和一些比较敏感的领域。
为什么会犯错误？
这几年为什么会出现如此料想不到的困难局面？我们到底犯了哪些错误？为什么会犯错误？这几乎是所有与会者非常关心的话题。
对于这些问题，刘少奇在报告中说：
这3年里，在我们的工作中也发生了许多缺点和错误，再加上1959、1960、1961连续3年全国广大地区的严重自然灾害，就使我们遭到了许多困难。
在1958年以后的农村工作中，我们曾犯了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的错误，犯了刮‘共产风’和其他平均主义的错误，在生产上犯了瞎指挥的错误。1959年、1960年农业上的严重减产，以及农村所发生的许多困难情况，一方面，是受了自然灾害的影响，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则是对于我们所犯的这些错误的一种惩罚。
在工业工作上我们也犯了要求过急过猛、计划指标过高的错误和在企业管理工作上的一些错误……
在国民经济其他各部门也发生了类似的问题。
…………
中央在研究了这几年的工作以后，认为，这几年有一部分的建设工作的缺点错误的产生是由于中央还缺乏经验，未能及时制定各方面所必需的具体政策，或者有些政策规定得不完全恰当的原故。有些正确的政策，在规定以后，中央没有严格实行检查督促，因而贯彻不力。中央在这几年来还规定过一些过高的国家计划指标，不恰当地提倡过一些引起不良后果的事情，例如几个“大办”，在调整国家体制方面，把管理权力下放过多，等等。中央许多同志常常是依靠汇报来了解情况，并且轻易地相信了那些不符合实际或者不完全符合实际的汇报，没有密切地接触实际，认真地去进行调查研究，有一个时期对于形势的估计过于乐观，因而对工作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
报告还讲到庐山会议中断反“左”也是犯错误的一个原因。
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在中央看来，这几年工作上的错误主要表现在“三高”、“一刮”、瞎指挥、几个“大办”以及实行平均主义和管理权力下放过多等方面，犯错误的原因一方面是中央还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