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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噢，假如库图佐夫也给他那样的差事，那是可以相比的。”我忍不住笑了。
巴格拉特·伊萨科维奇明白我的暗示后，也笑了。
“有什么办法呢？！我不能自己去端饭。我们没有勤务兵。”
后来我不止一次回想起这次交谈。我们经常以“节约”为理由缩减传令兵，于是他们的职责便落到军官身上……
好客的主人的桌子上出现了几个打开的罐头和一瓶白兰地。
“难道那时在学院里我能想到我会这么快由大尉升到将军吗？可是瞧，机缘凑巧，我不仅成了将军，而且……”阿鲁沙尼扬摊开双手，和善地微笑着，“还有您这样的有经验指挥员当助手……”
“到您手下工作我很满意。”我十分真诚地说。“熟悉自己的首长，工作就会轻松些。”
巴格拉特·伊萨科维奇谈起了司令部的人们。他的评语不多，但面面俱到。可以看出，他对自己的下级能做到该了解的都了解。
一阵电话铃声打断了我们的谈话。集团军司令员叫参谋长去。
“该分手了。”将军叹了口气。他叫副官：“送上校去作战处。”
几分钟后，我来到了一个摆满了桌子的大土窖。
我担心缺乏经验的读者不清楚作战处在集团军司令部的使命和地位。我想尽量概括地讲一讲这个问题。
作战处（在高级司令部称作战部）是集中和研究关于我军状况和态势的资料、敌情及整个作战情况的中心。它要根据这些资料准备司令员考虑决心所必需的战役战术计算。司令员定下决心后，由作战处以战斗命令或个别号令形式将决心传达到各兵团，并监督其执行情况。
整个这项巨大工作，当然是与司令部其他处及各兵种、勤务首长的司令部和领率机关密切协同完成的。由于作战处的作用特别重要，作战处长要兼任副参谋长。
1940年10月交给我领导的第12集团军司令部作战处，由十五个军官，即处长的助手和主要助手组成。他们中间很多人还很年轻。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红军飞速发展，以致连高级司令部都不得不用昨天的中尉来补充。只有时间加上刻苦学习，才能使他们成为有经验的作战参谋。
如今，一群戴着上尉和大尉军衔的青年人，正在铺满大幅地形图的桌子跟前忙碌着。一个人在图上标出最近的情况资料，另一个人把集团军司令员的决心写成文书，第三个人写例行的战斗报告，第四个人在拟制号令，每个人都全神贯注干自己的事。
大家看到陌生的上校，都站了起来。一位坐在角落里的热情的黑发者迅速朝我走来，他有三十岁上下，一对眼睛象两个橄榄似的在黝黑的脸上闪烁，注意和探询地打量着我。
“大尉艾瓦佐夫，”他自我介绍道，“代理作战处长。”
我紧紧握住精力充沛的大尉的手。
“上校巴格拉米扬。奉命担任你们的处长。”
“那太好了！”他高兴地说。“再不来我们就精疲力尽了。我们的司令员对我们毫不留情。一有差错就申斥一顿，真够受的。”
“怎么，我是你们的避雷针吗？”我笑了。
“不不，”大尉有点发窘，“不过，上校总要感到轻松些。”
大尉把军官挨个儿向我作了介绍。我让他们继续工作，同时请我的副手介绍情况和作战处要完成的任务。艾瓦佐夫只用图而不看记录，十分详尽地作了介绍，使我熟悉了情况。他说明天早晨集团军司令员要定下进攻决心。在此之前，他将听取司令部及各兵种、勤务首长的建议。作战处长通常要报告情况判断，并准备提出自己的决心建议。
我们准备材料，忙到了深夜。各种演习的情况我都已习以为常，因此事情办得很顺利。我们甚至还睡了一会。集合之前一小时，值班员叫醒了我。
我刚刮完脸，我住的土窖入口处就传来了我那机灵副手朝气蓬勃的声音：
“早上好，上校同志！大帐篷里已做好了集合准备，您报告所需的地图和图表都已挂好。同志们开始在那里集合了。我们走吧，否则要迟到的。”
帐篷里已坐满了集团军领率机关的军官和将军。我随艾瓦佐夫走到作战处的桌子前。把工作图打开，检查过备考材料之后，我便环顾四周。我右边坐着一个瘦长脸的上校。他有四十岁上下。他碰到我的目光后，和善地微笑着欠了欠身，伸出了手，并自我介绍他是集团军司令部侦察处长卡明斯基上校。
后来，在战争开始时最艰苦的日子里，我同亚历山大·伊里奇·卡明斯基还一起工作过。
他出生在伏尔加河下游一个马车夫家里，自幼十分爱马。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促使我们亲近起来。我们可以长时间地谈论马的体态，谈论这些可爱而聪明的动物的奇妙习性。卡明斯基是一个老兵。他从红军创建之日起就是红军的一员，并在那时入了党。他的文化水平不算高，仅毕业于教会办的初小。但他勤奋自学，靠函授读完了伏龙芝军事学院二年级。开始他指挥分队，当到了步兵营营长。然后在特种训练班毕业，转而从事侦察工作，在这一工作中特别充分地显露了他的才能。他智慧超群，性格坚强。
“我们后面这个人是谁？”我问起一个年纪挺轻、淡褐色头发的少校。
“军训处长科罗通·谢尔盖·雅科夫列维奇。异常能干的指挥员。”艾瓦佐夫说。
和卡明斯基并肩坐着的是个仪表堂堂已过中年的上校。
他那刚毅、沉思和聚精会神的脸色，我觉得很熟悉。
“这是谁？”
“我们的汽车装甲坦克兵主任。”
我看了上校一眼。遥远的往事象闪电似的在我记忆中闪了一下。又见到这位剽悍的高加索独立骑兵第2旅装甲营长了……但这是他吗？
“他是不是姓皮斯库诺夫？”我小声问大尉。
“正是，叫皮斯库诺夫·亚历山大·加夫里洛维奇……”
不错，这是我在外高加索时的老相识，国内战争的参加者萨沙·皮斯库诺夫。二十年代我当骑兵时经常在演习和集团军级大演习中同他见面。
我很高兴：我未来的同事中除巴格拉特·阿鲁沙尼扬外，还有一个老同志。我站起来朝皮斯库诺夫走去。他脸上出现了困惑的神色，但立即就变得满面笑容了。他用两只手紧紧握住我的手，有点失措地说：
“哎呀！好家伙！”
大家都惊异地看着我们。
我们没来得及交谈就传来了响亮的口令声。所有人都站了起来。集团军司令员帕鲁西诺夫，集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①、师政委级泽连科夫，参谋长阿鲁沙尼扬将军走进了帐篷。
①苏军集团军以上都设有军事委员会，这是一个集体领导机构，最初只有三名委员，即司令员或总司令（主席）和两名政治工作人员，就是这里提到的军事委员会委员，当时常由地方党的领导人担任。1958年起，此职和政治部主任合而为一（由军人担任），并增加第一副总司令（司令员）、参谋长等为委员。——译者注。
司令员仔细打量在场的人，目光落到我的邻座身上。
“这样吧，我们从侦察开始。卡明斯基上校，您简要报告一下敌情。”
卡明斯基不慌不忙走到地图前，拿起教鞭，转身对着司令员，开始扼要而明确介绍敌人的防御和兵力兵器，以及可能调到突破地段的预备队。上校强调指出，敌人组织了坚固的预有准备防御。要突破这种防御并非易事，况且我军前进路上还有一条大江河障碍。关于敌军防御的这些情报还是很不精确的。有关敌人浅近预备队的情报也须进一步明确。
帕鲁西诺夫显出不满的神色：
“是呀，我们的侦察了解得少了点。根据这些不完整情报怎么能定下决心呢！况且您让人们感到恐惧，假如相信您的话，那敌人的防御就根本无法突破了……好，现在——”司令员向我这边看了一眼，“我们听听作战处长给我们报告什么。”
我力图简明地判断进攻地带的情况，指出了强渡江河时可能发生的困难。并按战役各阶段将攻防双方兵力作了对比。我军在主要突击方向的数量优势明显不足。因此，我建议在较窄的正面实施突破，并在此造成兵力近三倍于敌的优势。
“我不能同意您的建议，上校。”司令员站起来说。他的手指神经质地敲击着桌子。“假如我们在狭窄地段实施主要突击，敌人的很多兵力就不会遭我杀伤。我们应该尽力在首次突击后就使敌遭到最大损失。”
我试图证明我的论点是有根据的，但没有任何结果。各兵种、勤务首长报告完后，参谋长发言。他支持作战处关于必须在突破地段集中尽可能多兵力的建议。帕鲁西诺夫默默听着，未加反驳。当他宣布决心后，我们发现突破地段比我们这些作战参谋和参谋长所建议的地段都宽得多。这里最多只能达到一倍半于敌的优势。
演习持续了几天。尽管导演部和执行者都有些失误，但演习进行得紧张而十分有益。
军区司令员参加了演习讲评。总的来说，他对演习的评价是肯定的。但正如所预料的那样，他批评了基本决心，原因是突破地段过宽。
4．国界就在旁边
10月月中，集团军司令部回到了常驻地斯坦尼斯拉夫市。
我清静了一个星期，因而能更好地熟悉作战处的人和工作情况。
我住在一套空荡荡的住所里。这套住所比莫斯科的宽敞、舒适，我真惋惜不能立即把家搬到这里来。
最初几天，我常常在司令部工作到深夜。但我逐渐走上了正轨，开始有些空闲的傍晚了。我熟悉了这座城市。
斯坦尼斯拉夫是一年前才并入苏维埃乌克兰的一个州的中心，现在它仍然是一个宁静的省城。它的工业很不发达，只有几家小工厂和铁路作坊。很大一部分居民是旧官吏、商人、无数手工作坊的小业主及家庭手工业者。他们一干完当天的活就匆匆躲进屋里——他们在新天地感到不舒服。
当你走在照明很差的古老街道上时，四周总是一片沉寂。偶尔能听到马车夫的劣马的铿锵蹄声和晚归行人的脚步声。只有党和苏维埃机关所在的市中心，才会是晚上都有许多人。
我总是溜达到一到傍晚就改成饭馆的蹩脚的食堂前停下来，这个衰败的省食堂改为饭馆后并不能变得洁净、舒适一些，只是增加了醉鬼的吵闹声。但这里是单身汉（我也处于单身汉境地）能够解馋的唯一所在。
我吃了几次冷盘例菜后，终于对那个“饭馆”失望，于是动用我极为浅薄的烹调知识，自己动手做了。
生活上的杂乱无章对我的扰乱不算大。充满乐趣的工作使我向往，我又感到我置身于我所习惯的如意环境中了。
不久，帕鲁西诺夫将军叫我去。他冷淡地说，该开始熟悉部队和一旦战争爆发我们要掩护的边境地带了。他特别要我研究主要山口和桑河地域。
我很高兴，便准备上路。我叫来了我的用车的司机。多夫本，一个慢条斯理、象农民那样结实的人，沉思地搔搔后脑勺，非常仔细地追问起来：上哪儿？走哪条路？去多长时间？他看到我不耐烦了，便冷静地解释道：
“是这样，上校同志：我要对您旅行的技术方面负责！俗话说：行前多准备，路上少麻烦。”
……我醒来时外面还一片漆黑。我不想钻出热乎乎的被窝去看一眼放在桌上的手表。可是过了一会，前室传来了小心的敲门声。
“谁？”
“是我，上校同志，”传来了司机那老成持重的低音，“汽车准备好了。”
要用暖暖和和的被窝去换寒秋的潮湿了！
“你这恶棍，干吗这么早叫我起来？！”
“早什么呀？”门外说。“时钟已响过五下了，您吩咐五点来叫您的。”
“好吧，”我笑了，“我们准备出发。”
我开了门，让不安的司机进屋。他问过好后，马上象主人似地奔向厨房，把茶壶弄得叮当响。
约莫过了四十分钟，我们便下楼来到还没有上冻的汽车跟前。这里已有两个军官在等我：一个是作战处来的，另一个是军训处来的。他们要跟我一起走。汽车里堆满了杂物，有木板，有细树枝编的垫子，还有绳子，他们很费劲才钻进车厢。
“要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干吗？”我问多夫本。
“哎，上校同志，您没见过我们的道路在秋天的情形。车一打滑，什么都用得着。常言说，路上连小绳子都有用。”
“得了，开车吧，御者！”
我终于发现，要使多夫本闭上他的嘴，就得给他说他不明白的话。他沉默后，会长久蹙着额头，在弄明白实际意思之前是不会平静的。
当我叫他御者后，司机不说话了，用脚一踩油门，马上推到第二档，汽车猛地驶离原地。驶出不久，他终于忍不住了：
“什么叫御者？”
“人们把为传说中的古希腊英雄阿基里斯驾战车的剽悍车夫叫作御者。”
“噢，”司机拉长声音失望地说。“我还以为在莫斯科大家都这样称呼司机哩……”他停了一会，又问：“那么，他活着那时离现在多长时间啦？”
“按荷马的说法，有几千年了。”
“啊哟！那么荷马又是什么人？”
一路上就这样，我的每一个回答都产生一个新的问题，多夫本的求知欲是没有止境的。
一路没什么意外，正午前到了佩列梅什利。司机以前已来过这里，拉着我们径直来到第99师司令部。师长不在，据说到各部队①去了。有人送我们到参谋长那里。C·G·戈罗霍夫上校得知我们直接由路上来，客气地请我们去食堂用饭。
吃完午饭后，参谋长向我介绍这个师。该师辖步兵第1、197、206团。这三个团都驻在佩列梅什利地域。为了抗击法西斯德军可能的进犯，该师接到特别信号后即应占领构筑中的佩列梅什利筑垒地域阵地，该地域由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马斯柳克上校指挥。
戈罗霍夫上校向我详细介绍了该师战斗警报紧急动员计划。所有措施都经过深思熟虑，文书也写得明确而内行，使人感到这是出自一个有经验、懂业务的司令部工作人员之手。
参谋长详细评论了领导步兵团的三个上校。他说他们都可以当师长，这在很大程度上是该兵团②取得成绩的原因。有这样的团长，任何一位师长都会感到安全可靠。
①此外的“部队”，指的是具体的战术和行政管理单位，即团（一、二、三级舰艇）或独立营（飞行大队）和独立连。本书译文中出现的“部队”，除“重返部队”、“下部队”一类词组中应理解为与机关、院校相对应的泛指意义外，其余均应理解为具体的单位。——译者注。
②苏军把各军、兵种的军、师、旅和海军的分舰队统称为“兵团”。而下文的“分队”是指编制固定的营、连、排、班。—译者注。
我们很晚才结束了司令部的工作。戈罗霍夫上校彬彬有礼地要送我们去住地，可是多夫本就象从地下长出来似地出现了。
“我在这儿，上校同志。让我送吧？”
“你知道需要去哪儿吗？”我诧异地问。
“是的，已经勘察过了“我自个儿去走了一趟，弄清楚走法了。”
我谢过上校，跟多夫本走了。
第二天，我率同行者去该师第1团。这个团由面貌年轻，外表整洁的科罗特科夫上校指挥。他向我详细介绍了部队状况，对指挥人员作了评价。分队指挥员，其中包括各营营长，大都年纪轻，工作经验少。
我们巡视了军营。它是在布头儿奥匈帝国时代建筑的，保护得很好。营房和院子里都非常干净，虽然屋里很挤：床是双层的，甚至连红军战士能不受妨碍地刮脸、整理军容、熨熨衣服的一小块地方也腾不出来。不过士兵的穿戴无可责难，甚至可以说是讲究的。
人们邀请我们去指挥员食堂吃饭。但我建议和士兵们一起吃。上校欣然同意了。红军战士食堂是一间宽敞明亮的屋子，天花板离地面很高，看起来很舒适。看来团长是这里的常客，因为对于他的出现，谁也不感到奇怪。从战士们谦让地使用汤匙来看。我明白在这里将听不到有人抱怨伙食质量。
的确，饭管饱，而且挺可口。
当时我们还去观看了一个营的战术作业。天下着毛毛细雨，又冷又泥泞。但是一切迹象表明，战士们习惯于在任何天候中行动。可以认为，演练场进行的是真正的战斗。爆炸的烟尘时而在这儿，时而在那儿升腾到空中，被怒涛似的“乌拉”声压低了的猛烈射击声此起彼伏。步兵镇静地等候全速行驶、怒吼着的坦克（该团与机械化第8军一些分队一起演习），连我这个在军事上已不算新手的人，也为这种镇静深感高兴。射手们隐蔽在掩体内，让威风凛凛的坦克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