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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部长安德烈·伊万诺维奇·米哈伊洛夫、分管组织和动员的军区副参谋长——我在总参军事学院的同学和同事倍尔曼·卡皮托诺维奇·马兰金②中将、通信主任德米特里·米哈伊洛维奇·多贝金少将及军区其他领导人员谈得较多。这些人互不相同，也很有意思。读者在后面将会更了解他们。
①雅科夫列夫（1898—1972），苏军炮兵元帅（1944）。战后曾任苏联武装力量部副部长、国土防空军总司令。——译者注。
②马兰金（1894—1961），苏军大将（1948）。战后曾任苏军副总参谋长、总参军事学院院长。——译者注。
要做的事很多。作战部的军官们忙得满头大汗：要迅速拟定国界掩护新计划草案（部队对这个草案已等得急不可耐了），要组织军区和各集团军领导人员轮流集训，要拟制军区首长司令部演习和战役训练作业的实施计划，要仔细研究战区情况，总之，要做的事无法一一列举。
我就是在处理这一堆堆烦冗公事中了解我的部下的。
主管作战事务的第一科，由我的副手，一个有学问、有经验的指挥员，四十岁的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达尼洛夫上校领导。他十八岁参加红军，曾以优异成绩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在芬兰战局中，他腿部受伤，变成了终生瘸子。他是个精力充沛、好动、爱吵嚷而又坐不住的人，永远象是急着要上什么地方，就是下达指示时也在走动着。我忍受不了这种工作中的神经质，因此我只好一到任就设法使我这个过分急躁的副手镇静下来。但他对我想要在更平静、更实事求是的情况中开展工作的尝试，却作出了十分近乎病态的反应。
该科调来的工作人员是最训练有素的。我很喜欢米哈伊尔·格里戈里耶维奇·索洛维约夫中校、安德烈·费奥多罗维奇·费奥多罗夫中校、瓦西里·萨韦利耶维奇·波格利边科少校。这三个人都受过高等军事教育，并有丰富的经验。诺维科夫少校、克赖诺夫少校、利皮斯大尉和穆欣大尉都同他们合得来。
和平时期负责对军区的将军和军官进行战役训练的第二科，由较为恬静的A·B·扎帕西科中校担任科长，他对司令部工作感到苦恼，坚决要求改任指挥职务。不久我们只好满足他的愿望。他去指挥一个团，而读者已经知道的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艾瓦佐夫大尉，则从第12集团军司令部调来接替他的位置。艾瓦佐夫是因为显示了主动精神和出色的聪明才智而被我看上的。该科最有经验的军官是费奥多尔·斯捷潘诺维奇·阿法纳西耶夫少校，他调来前原任步兵第27军司令部侦察处长。我喜欢的有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萨拉库察大尉和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希曼斯基上尉。他们虽然年轻，但坚强的毅力和奔放的热情弥补了工作经验的不足。
保障军队隐蔽指挥的第三科，由遇事镇静和审慎的叶夫根尼·弗拉基米罗维奇·克洛奇科夫一级军需员①领导。该科人少，而承担的工作却很重。在1940年10月以前，这些工作是由司令部一个独立的部承担的。现在该部被缩编成科，交给了我们。这是一个错误。战争爆发后，不得不恢复了这个部。
①相当于指挥人员的上校军衔。当时苏军军事经济和行政人员的军衔分为：二级和一级军需技术员（相当于上尉、大尉）；三级、二级和一级军需员（相当于少校、中校、上校）；旅、师、军、集团军级军需。——译者注。
我还要简单说说我们人员不多的技术部门。在这里担任领导的是勤勤恳恳而又拘泥细节的主任格尼洛博克二级军需技术员。我们有一位出色的绘图员沃斯克列先斯基，还有两位勤快的女打字员玛丽亚·费奥多罗夫娜·利夫希茨和玛丽亚·谢苗诺夫娜·连布里科娃。
新年前夕，我按习惯在司令部伏案到夜晚。突然一阵电话铃声打断了我的工作。
“您在干什么，可怜的光棍儿？”话筒里传来了普尔卡耶夫将军罕见的愉快声音。“可别放过新年哟！”
我感到愕然：普尔卡耶夫正在莫斯科开会呀。
“我刚到家。我们在家等您。不，不，不许有任何推托。”
就是说，将军知道我在基辅没有家眷，决定冲淡我的寂寞。瞧你还说不说他是冷冰冰的人！
男主人在门旁迎接了我。他的夫人安东尼娜·伊万诺夫娜亲切地邀请我去客厅。
当好客的女主人在桌旁忙碌时，普尔卡耶夫让我坐到沙发上，开始问我是否熟悉了新的工作，碰到什么困难没有，还出了些好主意。我向他打听莫斯科的会议是否结束了。
“哪能这么快！只能说刚展开……大家关心的事太多啦。有些观点要根本改变。斯大林同志本人对会议的进程也很关心。每次会议都有政治局委员出席……看来，党中央看到了国际形势的复杂和法西斯德国日益严重的威胁。因此很重视国际力量的巩固。毫无疑问，我们军队生活中将会发生大的变动。”
女主人请我们入席。尽管我们一共就三个人，但她却象为一大群人那样摆上了节日餐桌。我们愉快地举杯和即将过去的一年告别。迎接新的一年。
“愿新年同美好的旧岁一样幸福！”普尔卡耶夫祝酒。
“主要的是不要发生战争！”安东尼娜·伊万诺夫娜说。
我们坐了近两小时左右。我辞谢了马克西姆·阿列克谢耶维奇客气地向我提供的汽车，步行回招待所。基辅灯火辉煌。花园中、小公园里、广场上，新年松树闪烁着数以千计五光十色的电灯。街上一片欢腾。到处传来响亮的笑语欢歌。不时听见人们互致新年问候和热情祝愿。可以看出人们心中的欢快。
谁能料到，这是我们最后一个和平的新年佳节呢……
6．重要变动
我愈来愈强烈地感觉到今后我肩上的担子会是多么重。
我领导着一个最重要的边境军区的司令部作战部……
我要研究军队战斗训练文书和领导人员的指挥员训练文书。最近几个月，我们要准备和实施方面军首长司令部演习，题目是进攻战役。首先是讲课和报告，然后进行战役战术作业和师、军、集团军规模的演习。夏季的后一段时间，我们将转入研究实施防御的问题。晚些时候研究防御并不奇怪，因为进攻永远被视为红军战斗行动的主要类型。
除这些训练措施外，春天我们还要举行两次大演习，其中一次是带实兵的试验性首长司令部演习，用以研究在进攻的集团军翼侧行动的加强骑兵军（骑兵机械化兵集群）行军和遭遇战斗问题。演习目的是：确定军在上述情况下最有利的兵力编成，给指挥人员提供机动条件下指挥军队的实践机会，研究骑兵的协同动作。对到现地和展开通信工具的军区首长司令部大演习也寄予很多希望。这一演习拟吸收各集团军司令部参加。
1月，拟举办军区机关、各集团军、军、师领导人员集训。集训开始时，首先要就方面军战役的计划、组织和实施问题进行一系列报告，最后进行图上战役导演。军区司令员很重视这次集训。1月5日，他由莫斯科打电话给我，询问集训准备情况，并指示对计划进行一些修改，其中添进了几条关于莫斯科会议总结的报告。
几天后，我们从报上得知，已任命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基尔波诺斯中将担任基辅特别军区司令员，朱可夫则将领导总参谋部。原来，莫斯科会议结束时对领导干部进行了相当大的调整。我不禁想起普尔卡耶夫说过的话：大变动在等待着我们。现在大变动开始了……
这一消息既使我高兴，又使我发愁。高兴的是总参谋部将由我军最有才干的军事首长之一来领导。发愁的是我们已经不能与B·C·朱可夫一起工作了。基辅军区自它存在之日起就相继由闻名全国的军事首长——M·B·伏龙芝①、A·A·叶戈罗夫②、A·H·亚基尔③、C·C·铁木辛哥、B·C·朱可夫指挥。而现在领导它的却是一个我们还不很熟悉的人。
1月16日，B·C·朱可夫、军事委员会委灸H·H·瓦
舒金和M·A·普尔卡耶夫回来了。同日，朱可夫把我叫去，向我祝贺新的任命。然后要求我报告集训准备情况。他听取我的报告后，命令将我们准备的所有材料留下。傍晚还给了我，他已略作了修改。看来他还满意。他递给我一份篇幅很大的手稿说：
“您叫人打出来。这是我的报告。”
①伏龙芝（1885—1925），苏联早期重要军事领导人。国内战争时曾任方面军司令员，1920年起指挥乌克兰军队，1925年取代托洛茨基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兼陆海军人民委员。——译者注。
②叶戈罗夫（1883—1939），是1935年第一批获苏联元帅军衔的五人之一。曾任方面军和军区司令员、总参谋长等职。1939年遭到镇压。——译者注。
③亚基尔（1896—1937），1935年被授予一级集团军级军衔。曾任集团军和军区司令员等职，1937年遭到镇压。——译者注。
第二天早上，当我给他送去打好的报告时，在他办公室看见了一个瘦削的、领章上有三个菱形的中年人。他的黑发向后梳得又平又光，苍白的脸上，两道细细的黑眉毛很引人注目，清秀的鼻子包着隐约可见的凸骨，鼻子下垂着一绺绺小黑胡子。深陷的深棕色眼睛闪着快活而探询的神采。我猜想这是军区军事委员会委员、军政委级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瓦舒金。我向他作了自我介绍。他站起来，留神地打量着我，并伸出手来，淡淡地说：“噢，您好。您应该到我那儿去。我们更熟悉一点才好。”
我道了歉，并说我原准备今天这样做的。
晚上我同他谈了很久。瓦舒金对一切——无论是我的履历，还是部里的工作，还是我和我部下的情绪都感兴趣。
我从朋友的叙述中已经知道，瓦舒金是个直爽和原则性强的人，不过，他有时显得过于暴躁。他是有经验的老政治工作人员，1919年入伍，1930年成为步兵团团长兼政委。后来在工农红军政治部工作。1937年被派到著名的高级步兵战术进修班。①毕业后再次被任命为步兵团长。不久，他作为一个同时还具有党政工作经验的能干的指挥员，被提拔为列宁格勒军区军事委员会委员。在卡累利阿地峡事件中，他是第7集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芬兰战局结束后再次当了列宁格勒军区军事委员会委员，几个月后，即1940年秋，他被派到我们军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
①其前身为高级步兵学校。——译者注。
在军区红军之家，参加集训的军区领导人员，集团军司令员、军事委员会委员和参谋长，军、师长及军、师政治机关首长和参谋长，各筑垒地域警备长和参谋长，各军事学校校长都汇集到一起来了。
B·C·朱可夫站在讲台上。集训参加者留心地听新任总参谋长讲课。他谈到了国际形势的紧张程度。新的世界大战烈火已在大地上熊熊燃烧，和往常一样，资本家靠战争大发其财，各国人民却深受苦难。如今，和平居民正遭受着以往任何一次战争中都没有遭受过的灾难和牺牲，因为现在连交战国的深远后方都被列入战斗行动范围了。
战争的威胁愈来愈逼近我国。B·C·朱可夫毫不掩饰地指出，我们应该把法西斯德国视为我们主要的潜在敌人。因此，他着重谈了希特勒军队在西方的行动。德国人的胜利使全世界都感到震惊，但是不能忘记，这些胜利的代价是很小的，希特勒分子几乎没有遭到抵抗。不过，我们仍应从这些战事中作出结论。密切协同的航空兵、装甲坦克和摩托化兵团，对于法西斯军队的胜利起了主要作用。它们的猛烈突击，保证了德军的迅猛进攻。
德军装备精良，又取得了丰富的作战经验。同这样的敌人作战将不是轻而易举的。以前我们曾认为，假如我们要突破敌人的防御，在主要突击地段保持一倍半于敌，最多两倍于敌的优势就足够了。在莫斯科会议上，另一种意见占了上风，即不仅在主要突击地段，而且在方面军整个进攻地带，都应保持这种兵力优势。
B·C·朱可夫的这一提法使所有人都感到吃惊。而将军则进一步说，在进攻中建立两倍兵力兵器总优势的思想，已在莫斯科会议上得到赞同。
格奥尔吉·康斯坦丁诺维奇接着指出，现在我们还有些指挥员企图通过国内战争来研究现代战争。这样，他们就力图抱住旧的战役战术标准不放，不懂得大量集中使用航空兵和坦克这些新兵种的意义。
不错，我们也有些人头脑过于发热。他们虽然从西欧交战中得出了正确的结论，但却轻率地提出要进行彻底的军事改革。这些同志忘了，任何计划，哪怕是最大胆的计划，都应该立足于现实可能性。在计划战时要采取的措施时，我们不能从我军将来才具备的条件出发。假如战争现在就爆发怎么办？我们应该做现实主义者，应该根据我们今天所拥有的兵力兵器去制定计划。
大将谈到了军队人员的训练问题。我们许多同志在西班牙学到了某些东西。卡累利阿地峡的战斗是一场严重考验和一所大学校。现在应该根据这一经验更积极、更有的放矢地提高军队的素养。应该非常严肃认真地准备应付战争。
朱可夫强调，红军制定的所谓大纵深战役理论，在现代条件下已被证明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军事不是静止不动的，理论也应有所发展，应该根据军事学术的成就、兵器的改进、我军战斗威力的提高而进一步丰富起来。报告人特别重视战术和战役突然性在当前的意义，号召大家提高警惕，加强战斗准备。
其他发言实际上补充了主要报告的内容。当时指挥第5集团军的A·B·索韦特尼科夫将军提出了许多具体而实事求是的想法。普尔卡耶夫将军关于防御问题的发言引起了人们的兴趣。我记得这样的话：“防御不能导致胜利，它是空洞和无用的。防御中也要造成对敌优势，但这种优势的建立完全不同于进攻。看来，防御中应更善于机动兵力兵器。”
机械化第4军军长M·A·波塔波夫将军的发言，是研
究机械化大兵团进入突破口的组织和实施的。他提出了一个很正确的见解：我们无论如何不应照搬法西斯机械化军队在西欧的行动。第一，那里的条件对德国人极为有利。第二，法西斯分子并没有什么新发明。他们利用的思想，是我军早在三十年代中期，即我们组建第一批机械化军时就已提出过的。应该说，他们很会利用这些思想。但是，对死板公式的癖好和盲目信奉教条，有时也使他们陷入困境。
波塔波夫特别重视机械化兵团与航空兵密切协同的必要性。认为航空兵指挥员不但要熟悉我军机械化兵团的组织编制，而且要熟悉战役过程中对它们进行战斗使用的实质。波塔波夫在主张航空兵与坦克密切协同时有些过火，提出了完全不现实的建议，要在机械化军中编一个航空兵师，建立航空机械化兵团这样的混成兵团。
我立即发现，B·C·朱可夫彻底推翻了这个做不到的计划，尽管他在总体上高度评价了波塔波夫的发言并热烈支持他的许多建议。
大将支持波塔波夫关于必须使摩托化步兵和坦克部队达到同样高的快速性，并在演习中更广泛地使步兵作为坦克搭载兵行动的见解。波塔波夫及时指出，在摩托化步兵所乘的汽车同坦克之间，最大行程十分悬殊，他建议设法克服这个缺点。
波塔波夫对增大机械化军快速性的建议，不久就被广泛采用了。
军区军事委员会委员的发言是出色而又热情洋溢的。H·H·瓦舒金谈到了纪律。组织性和条令制度，是军队具有高度战斗力的主要条件。瓦舒金高度评价了那些教育属下遵守铁的纪律的指挥员。而某些人则受到了严厉批评。我们的军事委员会委员善于用语言使最沉得住气的人深受震动。
第二天早晨，开始进行图上集团作业。各集团军司令员、军区各兵种首长及其参谋长的作业，由朱可夫亲自组织；各军长及其参谋长的作业，由普尔卡耶夫将军组织；各师长、筑垒地域警备长和军校校长的作业，由B·C·马兰金中将和我组织。
集训进行了五昼夜。详细叙述如何进行作业和作业时我们研究了哪些问题，现在未必能引起读者的兴趣。我只想说一点，就是训练组织得很有意义，提出了许多可供思考的问题。
B·C·朱可夫进行集训总结后，正式向我们宣布了干部的调整：索韦特尼科夫将军被任命为分管筑垒地域的军区司令员助理，波塔波夫将军接替他指挥第5集团军。大将祝获得新任命的同志取得成绩，亲切地向集训参加者们告别，命令全体人员立即返回工作地点。第二天，他自己也启程去莫斯科了。到车站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