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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来了自己的家属。刘亚楼要我派人把他和我的家属子女一起接来，但我的妻子陈绥圻因为工作忙离不开，刘亚楼的家属就把我的儿子吴新潮带了来。同我们一样，我们的家属也受到了最好的招待。
林彪主持军委工作以后，所做的最主要事情，就是吹捧毛泽东，强调学习毛泽东著作和宣传毛泽东思想，强调要把政治工作摆在各项工作之上，要求以“四个第一”、“三八作风”的原则来全面建设部队。为此，他还在部队中开展了创建“四好连队”、争当“五好战士”的运动。
林彪在军队中一手搞起来的这套东西，得到了毛泽东的充分肯定。一九六三年十一月，毛泽东在给军委的一封信里说：“四个第一这是个创造，解放军的政治思想工作经林彪提出四个第一、三八作风以后，比较过去有一个很大的发展，更具体化也更理论化了。”一九六四年，毛泽东又在一次军委扩大会议上说：“四个第一好，我们以前也从未想到什么四个第一，这是一个创造。谁说我们中国人没有发明创造呀，四个第一就是创造，就是发明。”“我们以前是靠解放军的，以后仍然要靠解放军。”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出，毛泽东对林彪大搞政治和大力树立自己权威的举动，是十分支持和赞赏的。由于得到毛泽东的充分肯定和大力提倡，当时对林彪搞的这一套，宣传得不得了，也捧得不得了，并由此而形成了一个“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的高潮。
这里，我想说句心里话。林彪这个人肯动脑子，点子非常多。战争年代，他曾提出了不少这样的条条。和平时期，他又提出了这一套一套的政治工作原则。我们不说这里有多高的马列主义水平，而且这里形式主义的东西也肯定不少，但是我感到这些东西很实用，很务实。说是“土政策”也可以。可是这些“土政策”对我们军队的工作和建设起了很大的作用。我经历了建国前后解放军建设几个历史时期，比较而言，林彪主持军委工作的一段时间里，军队工作是最好的。从当时的物质生活和军事装备来说，肯定是比现在差得远。但是当时的部队，政治思想素质，精神面貌，却比现在要好得多。那时候部队高度的集中统一，官兵一致，从而产生了高度的凝聚力。与些同时，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领导同心协力，团结在军委领导的周围，为着共同的目标拼命工作，不计较个人得失。因此，当时的各项工作，包括政治思想，军事训练，国防战备都是很有生气，很有起色的。这一切也为以后在“十年动乱”中人民解放军经受得起考验，成为稳定全国的一支重要力量奠定了基础。我认为，当时的人民解放军是很有战斗力的，这段历史是不应该予以抹杀的。这一时期军队工作的成绩，也不应该轻易予以否定。
四、“七千人大会”
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一日至二月七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了一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中共中央、各中央局，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党委，各地委、 县委和重要工矿企业党委以及部队的负责干部，共七千余人。因此，这次会议也叫作“七千人大会”。
“七千人大会”是在“大跃进”导致的“三年困难时期”还没有结束的情况下召开的，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对建国十二年以来的各项工作，特别是“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进行认真的总结，清理“左”的错误，以统一全党的认识。同时，进一步作好国民经济的“巩固、充实、调整、提高”的工作，促进国民经济的好转。
大会开始阶段，主要是讨论刘少奇主持起草的大会报告稿。在这之前，主持“一线”工作的刘少奇，曾亲自带人到农村蹲点，了解到了一些实际情况。然后，由刘少奇主持，吸收了一批干部，包括中央分局，省委、地委、县委的一些负责人参加，认真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草拟了这份大会讨论的书面报告稿。这个稿子，并没有对许多真实情况进行全部揭露，没有说得那么严重，对很多问题都留有一定的余地，但大部分情况都讲到了。特别是报告稿说，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失误，是造成“三年困难时期”的主要原因。虽然造成“三年困难时期”的原因不只一个，但“人祸”占了七分，“天灾”只占三分。报告稿同时还认为，我们在工作上存在一种急躁的情绪，农村人民公社搞早了、搞急了。
毛主席看了这个稿子以后，在人民大会堂的东大厅，召集了一个中央委员的扩大会议。到会的约有三、四百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以及所有的中央政治局委员都到会了。作为中央委员，刘亚楼也出席了这次会议。
刘亚楼回来后，告诉我说，会议上印发了刘少奇组织起草，并根据大会讨论意见又一次修改了的书面报告稿。毛泽东叫大家先看看这个稿子，说看一看能不能发表，能不能用。在接下来的发言中，很少有人提出不同意见。当然，也有一些人提出异议。
但接着毛主席表态说：“从六一年十一月份以来，我们连续召开了两个会议，前面开了一个人大，这次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在人大的报告中，说全国形势一片大好，一片光明。这次七千人的大会，却完全相反，来了个一片黑暗，没有前途。这样我们怎么向全国人民交代呢？”
这几句话，一下子就震动了所有到会的人。接着他又说：“这个稿子只看到一点现象，没有分析，不能成立，不能用，要研究，要重写一个。重写的稿子，中央不参加起草，中央分局的人也不参加起草，由下面的县委书记、地委书记，大家来写。”
毛泽东这样一表态，大家又相继发言，都表示完全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和提议。就这样，毛泽东的提议得到了通过。这就当场给刘少奇一个下不来台，因为原来的稿子，是刘少奇主持起草的。他只好来了一个不吭声，一句话也没说。
毛泽东在这个会上的一番话，震动了大家。外边的情况我不大清楚，但在我们军队内部开始了两个措施。第一个是，林彪和一些元帅们，还有罗瑞卿、萧华、谭政、刘亚楼等人都说要紧跟毛主席，不要跟着起哄。他们跟军队的干部打招呼，要大家不要在会议上乱发言，因为“大跃进”呀，大炼钢铁呀，军队都没有参加，与军队的关系不大，不存在什么“出气”的问题。他们还再三强调，军队干部不要跟着地方干部走，有话让地方干部去说好了。军队参加这次会议的，只是军以上干部，人数本就不多，再加上军队内的“反右倾运动”刚刚告一段落，大家心有余悸。因此，在听了军委领导打招呼以后，军队的干部基本上没有什么人在会议上发言。
第二个措施是，军队及地方的一些人，一直在林彪那里“烧火”，鼓动林彪出来讲话，以维护毛泽东的威信。据我所知，这些人中有陶铸、罗瑞卿、刘亚楼等。林彪起初很犹豫，不愿意出来讲话。最后包括军委的一些领导，也都来怂恿林彪出来讲话。他们都说，现在别人出来讲话都不适当，只有林彪最具备这个条件。他们的理由是：从历史关系上看，林彪是一向拥护毛泽东的；庐山会议以后，林彪又接替彭德怀主持了军委日常工作，是中央副主席和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在党内、军内威望很高。所以，不论是地位，还是威望，或是时机，只有林彪这时候出来讲话最适合。否则，就难以缓和形势，维护局面。这一说，就把林彪鼓动出来了。林彪就说：“那好，你们要我讲，我就讲。”经过几天的考虑，林彪自己写了一个提纲，准备在大会上发言。
这些情况，我是怎么知道的呢？是刘亚楼告诉我的。我那时与林彪的关系不像刘亚楼那样密切，在工作之外的问题上同林彪几乎说不上话。而且，虽然我参加了这次“七千人大会”，但因不是主席团成员，很多情况不知道。作为一般的与会者，我基本上只在那里听会，不发表任何意见。我知道的一些内部消息，都是刘亚楼告诉我的。林彪同意在大会上发言以后，刘亚楼很高兴地告诉我说：“林总愿意出来讲话了，我们都认为只有他出来讲话最好。”
一月二十七日，刘少奇将经过修改后的报告稿正式提交给大会讨论，同时又对这个书面报告作了补充说明。尽管修改后的报告稿已经没有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等说法，但他在讲话中仍然坚持说，他在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
在这种情况下，林彪于一月二十九日在大会上发表讲话。那一天毛泽东亲自主持会议，并亲自宣布，“请林彪同志讲话”。林彪的讲话很长，讲了总有两个小时，而且越讲越有劲。
林彪讲了些什么呢？首先，他分析了国内外的形势。林彪认为，当前的形势是一片光明。他在一开始就说：“我们党做了很多工作，取得的成绩是伟大的。如果说有缺点的话，比较起来，是小得多，是次要的方面。”他还说，我们党在近几年内提出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是正确的，是现实生活中的反映。在国际上，中国目前威望很高，抗美援朝，打败了美帝国主义。在国内，我们的国家经济已经恢复，土改、“镇反”、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三反”、“五反”，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总之，当前的形势是一片光明。当然，他在讲话中也承认了当时存在的一些困难，不过他认为这些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他认为，造成当时困难的主要原因，是持续三年的自然灾害。
在林彪的讲话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宣传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他说：“‘大跃进’以来的错误，是由于什么原因造成的呢？现在的困难，恰恰是由于我们许多事情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而造成的。如果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如果都听毛主席的话，那么，困难就会小得多，弯路就会绕得小一些。毛主席的领导，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是正确的。在过去，当毛主席在中央领导革命战争的时候，我们的革命事业就胜利；当毛主席离开中央领导的时候，我们的革命事业、革命战争就受到挫折，就失败。这是过去历史所证明的。
他又说：“正确的东西是什么呢？是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就是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优点是多方面的。我个人几十年来的体会，他的最突出的优点是实事求是，他总是从实际出发，总是围绕着实际，总是从调查研究出发，总是脚踏实地。毛主席对待事物和实际总是八九不离十。他总是在实际周围，围绕实际。过去的工作，搞得好的时候，胜利的时候，正是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思想受到尊重，不受到干扰的时候；凡是毛主席的指示不受尊重，受到干扰的时候就会出毛病。几十年的历史，就是这个历史。”
听了林彪的讲话，毛泽东的兴致可高了。在林彪讲话时，他一直显得神采奕奕。林彪一讲完话，他就接着讲话说：“林彪同志作了一个很好的发言。林彪同志经过调查研究、慎重考虑和分析，作了这样一篇重要的讲话，大家可以好好的研究、考虑。”然后，他建议延长原定的会期，号召大家“要真心实意地发扬民主”，把心里的话通通讲出来，有气出气，开一个出气的会议。用他的话来说，就是“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皆大欢喜”。
紧接着第二天，毛泽东又在会上发表了一个长达三个小时左右的讲话。在这个讲话中，他还作了“自我批评”，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他的“自我批评”，曾经在当时和后来感动了很多的人。
林彪和毛泽东的讲话，果然一下子就把整个会议的气氛都扭转了过来。于是，“七千人会议”就进入了“出气”的阶段。当年，为了“大跃进”，为了大炼钢铁、“超英赶美”，各地的干部都把老百姓家里的锅碗瓢盆，只要是带铁的，都拿出来炼钢；把一些大树，甚至是上千年的大树都砍了来炼钢。结果钢没有炼出来，农业被破坏了，工业被破坏了，生态环境被破坏了，整个经济建设全部被破坏了。大炼钢铁的一个直接后果是，一些地方虽然是丰产，但是因为缺乏壮劳力去及时收回来，造成田园荒芜，粮食歉收。彭德怀所描述的“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妇，来年日子怎么过”，就是当时中国各地的一个真实写照。
粮食没能完全收回来，又加上当时毛泽东搞的农村共产主义化，一个村办一个食堂，吃大锅饭，吃饭不要钱。有了不要钱的饭，大家便到食堂里放开肚子吃，吃不完还要硬撑。这样一来，仅仅过了几个月，食堂就难以为继了。由于村里在办食堂时，把老百姓家里的粮食连同做饭的锅都收走了，这一下不仅大锅饭没得吃，连小锅饭也吃不成了。就这样，农民们没有粮食吃，就吃树叶，吃野菜，吃草根，从而导致因营养不良而造成的浮肿病在全国范围内蔓延，并且饿死了不少人。当时全国究竟饿死了多少人，好像到现在也没有一人精确的统计。据我所知，仅导致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下台的著名的“信阳事件”，饿死的人就近百万。当然，这只是一个典型的事件，不可能每个地方都像信阳一样。不过我相信，像信阳这样饿死很多人的地方，在全国应该还有不少。
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对此有责任还是没有责任的，大家都有一肚子的意见。但是，对着谁出气呢？对县委书记、省委书记、党中央、毛泽东？谁敢呀！另外，到会的许多人，他们自己就是当事人、责任人。甚至可以说，参加“七千人大会”的绝大多数人，都在响应毛泽东“大跃进”号召下，不同程度地说过一些错话，办过一些错事。因此，一旦反映了客观实际情况，就会反到自己的头上。真要这样，乌纱帽就戴不成了。再者，彭德怀在庐山被撤职，被批判，被定为“反党集团”，这记忆犹新的前车之鉴，使得许多人心里有疑虑，想讲又不敢讲。有的刚讲了一个开头，就坚决要求不登简报。实际上，在这样的会议上是发扬不了民主的。不过，对林彪的讲话，大家都表示了赞同和拥护。这样一来，就把刘少奇搞的第一个报告，完全给推翻了。
以后，刘少奇带着一批人重新修改大会书面报告，也不再说造成当时的困难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而改成“七分天灾，三分失误”，把成绩和失误比作是“七个指头和三个指头的关系”。修改后的报告对造成当时困难原因讲了两条：一是我们搞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还不够；二是由于几年来，党内不少领导同志不够谦虚谨慎，违反了党的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第二个稿子写成以后，刘少奇又于二月八日提交给大会，并在大会上作了说明，表示要将毛泽东关于民主集中制的讲话精神，加进报告里去。以后，各小组在讨论这个报告稿时，大家都表示赞同。接着就再次召开大会，通过了这个报告。
二月十一日，是“七千人大会”的最后一天。这一天举行的闭幕大会，是毛泽东亲自主持的。大会一开始，毛泽东就请周恩来讲话。周恩来在讲话中，表示拥护毛泽东的讲话，拥护大会的报告，拥护并赞扬了林彪的讲话。同时，他还在讲话中对如何克服困难，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措施，如精简机构、压缩城镇人口、缩短基本建设战线、搞好市场供应等等。
然后，毛泽东又请邓小平讲话。邓小平讲了党的工作、民主集中制等问题，但对林彪讲话没有表态。
毛泽东接下来请陈云讲话，但陈云回答说：“我没有什么好讲的。”毛泽东马上语含讥讽地说：“陈云同志向来谨慎，是不轻易讲话的。现在还没有要讲的，到要讲的时候再讲。”
就这样，在“七千人大会”上发生了这么大的风波，把两位主席之间的分歧基本上暴露了。以后，这一分歧和矛盾愈加发展，最终酿成了“文化大革命”。
林彪的讲话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台的。林彪讲话以后，军队的干部都很高兴，纷纷赞扬林彪的讲话讲得好。只有林彪本人不以为然，他说：“我这样讲是出于无奈，不这样讲，毛主席的威信受到影响，整个局势就不好维持了。”会后，林彪把他的讲话稿送给在武昌的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在上面作了一点文字上的修改，然后批示说：“这是一篇很好的文章，看了会使人大为高兴，要发给大家学习。”
“七千人大会”之后，毛泽东常提到的一句话就是：“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
五、太仓“四清”
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