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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毛泽东又开始集中精力考虑陕北根据地的发展问题。
那么，毛泽东什么时候才能把皮球踢回给张国焘呢？
张国焘另有图谋
陕北中央与张国焘并没有中断电讯联系，只是陕北方面改变了口气，每次发电很少以中央的名义了，而多是以林育英、张闻天的名义。这种变化说明了中央在对待张国焘的问题上，采取了相忍等待的办法。
不知毛泽东后来是否知道张国焘还另有图谋，反正当时他是一无所知。
读者不会忘记，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张国焘为了控制毛泽东等人与红军发生直接联系，把发电报用的密码本都收归张国焘控制之下的红军总指挥部。后来，毛泽东等人与张国焘“不辞而别”，这密码本就留在了四方面军。中革军委就只能同四方面军联系，同其他红军部队失去了联络。
这些红军都在孤军奋战，他们都盼望着与党中央、中革军委取得联系。
在湘鄂川黔边的红二、六军团，到了1935年9月间，因形势发生变化，焦急地寻找中革军委。
遵义会议后，党中央及军委获得国民党要“围剿”红二、六军团的情报，便及时给他们发去了《中央及军委关于战略问题给二、六军团的指示》，任弼时看完电报，有些纳闷，中央的这份电报，一反原来的调子，很有些像毛泽东过去的提法，这是为什么呢？
任弼时把电报递给贺龙。
“嗯，好！选择敌人弱点，在运动中消灭，这个好！”贺龙一边看，一边摸着小胡子，笑眯眯说道。
“这份电报跟过去中央的电报提法有些不一样。”任弼时沉思着说。
贺龙这才仔细琢磨起来，发现不光在战术原则上提法有差别，在战略发展上也不一样。去年12月底中革军委曾电令他们向湘西北发展，接应中央红军北上……
于是，贺龙提议：“是不是发个电报问问，中央发生了什么变化？”
“好，立即发电问一问。”任弼时也同意。
不几天，中央就来电通报了遵义会议情况，正如他们猜测的那样，中央的确有人事变动。
贺龙很高兴，说：“毛泽东这个人我不认识，但我读过他的文章。他能把江西苏区搞成那么大，这就不简单，我看他来指挥肯定行。”
任弼时此时的心情却很复杂，他曾是当初中央派到苏区的“三人团”成员，是他们三人给毛泽东下马威的。随后中央到苏区，把毛泽东扔到一边，结果很快把苏区丧失掉了。从这一事实中，他感到遵义会议的决定是正确的、必需的。当然，更重要的是他亲自带部队与敌人作战，尤其是与贺龙部队会合以后，在实践中逐步对王明的那一套感到不那么对劲儿。
“是应该总结一下了。中央的军事路线改变和人事上的变动都很正确、很及时，我们拥护。”任弼时旗帜鲜明对贺龙说道。
于是，他们坚决按照遵义会议确定的军事战略和作战原则与敌人作战。结果，红二、六军团在第一次反“围剿”中，取得了重大胜利，有力地配合了红一、四方面军的长征。这时，红二、六军团发展到21000余人。
红二、六军团的节节胜利，震撼了国民党。蒋介石便纠集132个团的庞大兵力，对红二、六军团发动了新的“围剿”。敌人采取在江西用过的那种办法，四面包围，筑堡推进。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为了保存有生力量，他们决定向中革军委建议红二、六军团主力转移。因而，他们焦急地寻找军委电台，但怎么也寻找不到。
直到1935年9月，他们终于同四方面军的电台沟通了联络，因该台用的是中革军委与二、六军团联络时的规定，二、六军团的同志遂误认为这就是中革军委的电台。当天，即将任弼时给周恩来的一份电报发出：
恩来同志：
你们现在何处，久失联络，请来电说明此间省委委员姓名，以证明我们的关系。
任弼时
9月29日
张国焘收到此电后，他应该立即将任弼时的这封电报转发给正在甘肃榜罗镇的周恩来。
但张国焘没有这样做。
张国焘收到任弼时的电报，不免有些兴奋。心想，真是天助我也。任弼时，不就是往日那个任少共书记的初生牛犊似的小兄弟吗？他还能不听我的话吗？张国焘还想，任弼时不给毛泽东去电，而专门给周恩来发电报，看来他与毛泽东也有矛盾。这两个军团如果置于我的指挥棒下面，那力量就比毛泽东的那支部队更大了，我张国焘的分量也就更重了。
想到此，张国焘自个儿笑了。
第二天，张国焘即给任弼时回电，说明29日电收到，并说了省委委员姓名，还特别说：“一、四方面军6月在懋功会合行动，中央任国焘为总政委；我们今后应互相密切联络。”签名是：“朱（德）张（国焘）。”
这封电报，既没有告诉他们中革军委在何处，也没有说周恩来为什么没有亲自给他们回电，只告诉他一、四方面军在一起行动。实际上，当时一、四方面军已经分裂了。但因为签名是朱德和张国焘，给人的印象一、四方面军的确在一起行动。在此，张国焘充当了一个实足的政治骗子。
这样，张国焘就以红军总政委名义向二、六军团发号施令，而二、六军团也误认为中革军委就在张国焘那里。
后来，朱德从四方面军电台得知二、六军团离开湘鄂川黔交界的根据地，转战到滇西北地区，计划北进与四方面军会合的消息，立即向张国焘建议，四方面军暂时在原地休整，接应二、六军团北上。朱德这样做是有更深的考虑，他想待四方面军与二、六军团会合以后，让贺龙、任弼时等说服张国焘，放弃原来的主张，一同北上，但朱德并不知道张国焘已经背着他做了手脚。
其实，张国焘早已感到这样遥控指挥总不是个事，必须让二、六军团北上，将这两支部队拉到自己手里，因而，在1936年3月25日，二、六军团刚刚取得乌蒙回旋战胜利，进入南北盘江间的地区后，张国焘就以红军总部的名义给二、六军团发了一封电报，说：
如趁此时过金（沙）江尚有可能……我们建议在你们渡河技术有把握条件下及旧历三月水涨之前，设法渡过金（沙）江，与我们会合大举北进……如你们决定我们即派队接应你们，如
你们尚不十分疲劳，有把握进行运动战时，则在滇黔边行动亦好。
张国焘在这封电报中还提出了过金沙江的五个渡河点。
二、六军团接到这封电报后，与他们拟在南北盘江间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意图相矛盾。为了弄清军委的意图，3月29日，二、六军团向军委发电报请示：
在目前敌我力量，于滇黔边广大地区内，求得运动战中战胜敌人创立根据地的可能，我们认为还是有的。
我们的渡河技术是很幼稚，但如在第三渡河点或最后路线通过，在春水未涨之前，或不致感觉大的困难。
国内和国际事变新发展情况我们不甚明了，在整个战略上我军是否应即北进，及一、四方面军将来大举北进后，我军在长江南岸活动是否孤立和困难均难明确估计，因此我军究应此时北进与主力会合抑或留在滇黔边活动之问题，请军委决定并望在一二天内电告。
张国焘接到此电后，感到问题有些棘手，如果明确让他们北上，将来出了问题不好交待，但又得让他们北上。经过仔细琢磨，他亲自拟了一份电报，于3月30日将这份电报发给二、六军团：
（一）依据国际国内情况民族革命高潮在生长，苏维埃运动有些发展，但不可过分估计，蒋敌虽削弱，并不能计算他在何时崩溃；（二）最好你们在第三渡河点或最后处北进与我们会合一同北进，可先以到达滇西为目的，我们当尽力策应；（三）在困难条件下可在滇黔川广大地区活动，但应有准备较长期的运动战；（四）究竟如何请按实况决定，不可受拘束。
这封电报的措辞是非常灵活而模棱两可的，但有两个字却决定了二、六军团的战略行动，这也正是张国焘所希望的。
二、六军团接到电报后，根据电文中提出的“最好”是渡江北上的意图，他们也只能选择“最好”的来执行，并认为这是出于全国革命战争总的战略要求，因此毅然放弃在南北盘江间建立根据地的打算，服从大局需要，决定北渡金沙江，以与一、四方面军会合为战略目标。实际，他们是在按张国焘的意图北上。
当张国焘正在为如何向朱德交待二、六军团北上的问题而劳心费神时，朱德恰又向他提出要四方面军暂时原地休整，接应二、六军团的建议，正中下怀，他当然很痛快地同意了朱德的建议。
这正是同样的目标，却有不同的需要和心态。
二、六军团，就这样被张国焘以中革军委的名义诱骗着行动起来了。张国焘心里也是美滋滋的。
不过，张国焘也还有他的难处。他正在为二、六军团能否接受他这个“临时中央”而思虑。
当红二、六军团经过数月的血战，突出重周，转移黔东，进至石阡，他们的无线电台在一次同四方面军通讯时，突然出现一个呼号不明的电台插进来呼叫二、六军团。经互相询问，才知是中革军委三局的王诤局长亲自在机上呼叫。为什么王局长要亲自上机呼叫？这是因为中央在召开瓦窑堡会议时，作出决定，“完成与二、六军团的通讯联络”。王诤局长按照二、六军团通讯的波长和频率已亲自在机上守候半月之久了。
同中央的联络恢复后，中央发来一份明码电报：
弼兄：
我们已到陕西保安，密码“豪”留老四处……弟豪。
由于没有密电码，但又为了通讯需要，便用明码加打哑谜的办法约定了一个密码本。通了几次电报之后，中央突然来电指示，暂停直接联络，以后二、六军团给中央电由四方面军代转。任弼时、贺龙还以为中央只是怕约定的密码被国民党破译，也就没有多想什么。
过了几天，张国焘专门发电报询问，贺龙、任弼时回电否认同陕北有联系。虽然陕北来电并没有告诉任弼时、贺龙有关中央同张国焘分裂的情况，但他们已预感到发生过什么事情。不过，当时军情紧急，也没有精力去细想了。
二、六军团与四方面军会合的日子，日渐临近，张国焘却显得有些焦虑不安，其中原因还是他那个“临时中央”，担心的仍然是能不能得到二、六军团的拥护。这是一个关系他的政治生命的大问题，不得不找陈昌浩商量。
“昌浩，眼看我们就要同贺龙、萧克的部队会合了，你看怎么办？”张国焘有头无尾而忧心忡忡地问，也只有知情者才明白他问的意思。
陈昌浩完全明白张国焘的意思，想了想，关心地回答：“我们是否与中央磋商，同二、六军团会合后，由二、四方面军领导人组成西南局……”
“你的意思是取消我们的‘临时中央’？”张国焘打断陈昌浩的话。
“事到如今，只好如此！不然不好协调各方面的关系。”陈昌浩倒显得有些不安了，声音有些走调，因为他知道取消“临时中央”对张国焘而言，是非常痛苦的，但他必须如此告诉张国焘。
“我们南下遇着强硬的敌军，否则也不会如此。”张国焘痛苦地摇着头。
“气候又恶劣，给养也困难。”陈昌浩安慰地补充了一句。
“再加上毛泽东闹分裂。真是天时、地利、人和，我们一样不占，哪有不输的道理？”张国焘的脸庞被痛苦的心境拉得有些扭曲了，“你看什么时候取消‘临时中央’为好？”
“越快越好，最好在与二、六军团会合之前。”陈昌浩直截了当地回答。
张国焘不再言语了，他摆摆手，示意陈昌浩离开，自己再想一想。
张国焘想取消“临时中央”，也是有他的另一番考虑的。他在给林育英的一封电报中就提出过把两个中央都取消，由党的会议或由共产国际来组织新的中央政治局。他想，虽然林育英没有同意这个意见，但实际上已经把球踢给了毛泽东，我现在又高姿态地取消“临时中央”，那么，我的主张便会得到共产国际的认可。到那时，就看谁手下人多了，我就不相信你毛泽东有回天之力。但他又反过来一想，觉得有些不妙，取消“临时中央”不等于自己认错了吗？他越想越乱，不知该如何是好。最后，他认定一条，取消“临时中央”，共同组成西南局，可以把二、六军团争取过来，控制在自己的手下，到那时再说。
1936年6月上旬，张国焘在西康的炉霍召开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正式宣布取消“临时中央”。
不过，他在宣布这一决定时，还宣称陕北中央也取消中央的名义，中央的职权由驻国际代表团暂时代行。他说：“陕北方面设中央的北方局，指挥陕北方面的党和红军工作。此外当然还有白区的上海局、东北局，我们则成立西南局，统统受国际代表团的指挥。”
其实，这只不过是他一厢情愿的想法，无非是为了给自己搭个台阶而已。不然，他不仅自己的面子过不去，更不好向他的下属们交待。
无论怎样，他已经取消了他的“临时中央”。
这是张国焘献给二、六军团与四方面军会师的一份礼物。无论他取消“临时中央”的动机如何，甚至还有什么其他打算和图谋，但这毕竟在客观上避免了给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造成更大的灾难。这也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同张国焘的分裂行为进行斗争所取得的一个重大胜利，红军三大主力的会师，已指日可待。
毛泽东的预言已经开始神奇般地显灵。
张国焘宣布取消“临时中央”，给迎接红二、六军团的到来，创造了政治基础。徐向前一扫沉闷的情绪，开始活跃起来，他在率先头部队北上之前，亲自给部队作动员，他以朴实的语言，朴实的道理，朴实的感情讲道：
红军是一家人，我们和中央红军与二方面军的关系，好比老四与老大、老二之间的兄弟关系。上次我们和老大的关系没有搞好，要接受教训。“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吵架归吵架，团结归团结，不能分家。现在老二就要上来，再搞不好关系，是说不过去的。每个部队都有自己的长处、短处，方针是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加强团结，一致对敌。
7月1日，二、四方面军在甘孜地区胜利会师。张国焘、朱德、陈昌浩即从炉霍赶往甘孜，与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萧克、王震等人相会。
会师的气氛是热烈的，比懋功会师还要热烈。
但这热烈的背后，那些行伍出身的将军们，不得不立刻变成政治家，各种意图的活动紧锣密鼓地进行。
贺龙与朱德在1927年南昌城分别后，就一直未见面，他便与任弼时、王震一起先来到朱德下榻处拜访。贺龙送给朱德一匹壮实的小马。这是二、六军团从云南带来的云南良种马，这种马身架不大，但精悍，能负重，性格温顺，特别能走山路，很适合山地行军。朱德深情地望着贺龙，又看看这匹马，眼眶湿润了。张国焘为了防止朱德和刘伯承“跑”了，便把他们两人的马给杀了，他便从那时起一直跟着部队走路。他多么希望有一匹马啊，贺龙就好像知道这一切，专门送来一匹马，这怎能不令朱德感动呢！此后，朱德就是骑着这匹马走完长征，到达陕北的。
朱德热情地请贺龙坐下，在一番叙旧之后，朱德便向贺龙、任弼时介绍了中央与张国焘产生分歧直至分裂的全过程，把真相告诉他们，并希望二方面军的同志多做工作，促张国焘北上。他说：“去年的分裂，给红军带来了很大的损失，现在主要是要团结，团结一道，北上会师。”
任弼时、贺龙、王震都赞同朱德的意见，并表示要竭尽全力弥合分裂，力促张国焘北上。
之后，任弼时、贺龙又去拜见张国焘。
张国焘设宴款待了他们。席间，张国焘说：“我们和二、六军团没有任何政治上的分歧，现在两军会合，更增大了我们的力量。只要我们密切团结，就能吸引陕北红军采取配合行动的可能……”
任弼时一听这话不对头，便打断张国焘的话，说道：“建立抗日救国的统一战线，开始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是共产国际代表团和中央政治局12月会议上确定的目标，我们所有红军都应在这个目标下团结。”
“两军会合，过去缺乏了解，我们是不是召开一次党的联席会议，统一对党内一些问题的认识。”张国焘把话锋一转说。
“我们刚到，情况不了解，召开党的联席会议恐怕条件不成熟，如果出现争论怎么办？不但不能统一认识，还会出现相反的效果。”任弼时马上否定了张国焘的提议。
张国焘有些惊讶，他没有想到自己的这个提议当即被任弼时拒绝。看来，让他们跟自己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