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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知道，把钱放在储蓄银行或商业银行里，银行会急着把钱借出去或者拿去投资。因为资金闲置会让银行牺牲利息收入。惟有当人们担心产品的价格下跌、当银行担心投资风险太大时，人们才会增加持有现金，银行宁可牺牲利息而让资金闲置。但这种迹象表明经济衰退已经显现，才造成蓄藏现金的行为，而不是蓄藏现金的行为引发经济衰退。
忽略这种微不足道的现金蓄藏（即使是这种例外情形，也可以视为直接“投资”于金钱本身），储蓄和投资会趋于彼此均衡，就像任何商品的供给和需求会趋于均衡那样。我们可以认为储蓄和投资分别构成了新资本的供给和需求。其他任何商品的供给和需求，在价格的作用下会达成均衡，资本的供应和需求也一样，在利率的作用下会达成均衡。利率只是资本借贷价格的特殊名称，它与其他价格没有两样。
利率这个主题，在近年来被复杂的诡辩、被糟烂的政府政策搞得令人困惑，让人觉得人们是不是已经丧失了常识和清醒的头脑。人们病态地害怕利率“过高”。人们认为如果利率太高，产业界借钱来投资新厂房和机器，会赚不到钱。这种观点极具影响力，近几十年来各国政府都以人为的力量，实施“廉价资金”政策。但是相关的论调只注意了提高资本需求，却忽视这些政策对资本供给的影响。只看政策对某个群体的影响，忘掉另一个群体所受到的影响，这样的谬论，又多了一个实例。
如果相对于风险，利率被刻意压得太低，储蓄和借贷都会减少。廉价资金政策的支持者认为，不管利率是高是低，储蓄都会自动进行，因为人们钱多了也只有存进银行。但他们并没有说清楚，何种收入水平的人才会不管利率高低，不管自己直接借钱给别人的风险高低，而总是往银行里存一个固定的最低金额。
尽管富豪的储蓄额受利率的影响要比一般富裕的人小得多，但事实上每个人的储蓄额都会受到某种程度的影响。我们用一个极端的例子来说明。有人声称，实质储蓄额不会因为利率大幅下降而减少。这就好比是在说，糖的总产量，不会因为价格大幅下跌而减少，理由是高效率、低成本的生产者会继续生产。这种观点忽略了边际储蓄者，甚至忽略了绝大部分的储蓄者。
将利率人为压低所造成的影响，其实与把商品价格压低到自然市场水平以下所产生的影响相同：需求会增加，供应会减少。压低利率会导致资本的需求增加，而实质资本的供给减少。它会造成经济扭曲。人为压低利率，的确会鼓励借款增加。实际上则是鼓励那些不降低利率就不能生存的高度投机性项目。从供给面来说，人为压低利率，会抑制正常的节约、储蓄和投资行为。它会减低资本的累积、减缓生产能力的提高、减缓“经济的增长”以及减息政策热切想要促进的“进步”。
要想人为压低资金利率，只有靠持续不断注入新资金、不断扩张银行信贷，以替代实质储蓄。这会制造资本供给增加的假象（或者说掩盖了实质资本供给减少的真相），就像多掺点水，会让人觉得牛奶增多一样。但这是一种追求持续通货膨胀的政策。这个过程带来的危险，显然具有累积的效果。通货膨胀一旦被遏制，或者只要通货膨胀暂停，甚至膨胀速度放慢，资金利率就会上涨，危机也会爆发。
有一点需要指出，新注入的货币或银行信贷，虽然能在开始带来短期的利率降低，但持续注水最终将使利率上升。因为注水会让货币贬值，导致货币的购买力下降。放贷者开始意识到，今天借出去的钱，等到一年后还回来时，能买到的东西会减少。为了弥补这种预期货币购买力的损失，他们会在正常贷款利率上再加上一笔溢价。这个溢价可以很高，它取决于预期的通货膨胀率的高低。由于这个原因，1976年英国国库券的年利率上升到14％；1977年意大利政府公债的殖利率高达16％；1974年智利中央银行的重点贴现率激升到75％。总之，廉价资金政策所造成的经济动荡，远比那些补救性或防止性的政策剧烈。
如果没有通货膨胀性政府政策去干扰资金利率，那么不断增加的储蓄也会为自己找出路，通过利率的降低来提高需求。也就是说，更多的储蓄供给要寻求投资机会，就会迫使储蓄者接受较低的利率。较低的利率同时意味着更多的企业能负担贷款利息。因为，贷款购置新机器或厂房带来的的预期利润，更有可能超过必须支付的贷款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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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来谈和储蓄有关的最后一个谬论。经常有人认为，能够被吸纳的新资本数量，有一定的上限，或甚至已经达到了资本扩张的上限。这样的观点从孤陋寡闻的人嘴里说出来还可以想象，连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也持有相同的见解，简直令人匪夷所思。现代社会几乎全部的财富，也就是17世纪工业革命以来的几乎每一样东西，都是由它累积的资本构成的。
这种资本一部分是由许多称之为耐用消费品的东西组成，例如汽车、冰箱、家具、中学、大学、教堂、图书馆、医院，以及所有私人住宅。世界历史上，这些东西从来没有充足过。就算住宅的数量够多，可以改善和想要改善的居住品质却是无限的，也就是兴建更好的房屋，永远没有上限。
这种资本的第二个组成部分，可以称之为资本本体（capital proper），它由生产工具组成，包括最原始的斧头、刀、犁，到最精密的机床、最大的发电机或粒子回旋加速器，或者设备最先进的工厂。在这方面，可以扩增和想要扩增的数量，尤其是品质，也同样没有上限。在可预见的未来不会有“过剩”的资本，除非最落后国家的技术装备赶上最先进国家；除非美国效率最差的工厂赶上设备最新、最好的工厂；除非最现代化的生产工具，已经达到人类智力的极限，再也无法改进。只要这些尚未实现，就有对资本的无限需求。
如何“吸纳”新增资本呢？如何实现其“偿付”呢？如果能将资本储蓄起来，它会自行吸纳和自行偿付。生产者会投资于新的生产资料（也就是购买更好、更精巧的新工具），因为这些工具能够降低生产成本；这些工具做得出纯靠手工根本做不出来的产品（包括我们身边的大部分用品，例如书籍、打字机、汽车、火车机车、吊桥）；或者，这些工具能够大幅提高产量；或者（换种方式来说），这些工具能够降低单位生产成本。而且，就像单位生产成本可以降低到什么程度并没有极限（除非每样东西都是零成本生产），可以吸纳的新资本数量，也没有极限。
由于新增资本使得单位生产成本稳定下降，这样一来：它可以减低消费者购买产品的成本，还可以提高使用新设备的劳工领得的工资，因为新设备能够提升劳动生产率。因此，新机器对直接使用它们的人，以及广大的消费者，都有好处。对消费者来说，同样的钱，能买到更多、更好的产品。或者说这些东西提高了他们的实质收入。对使用新机器的劳工来说，除了货币工资增加，实质工资也增加了。汽车业是个典型的例子。美国的汽车工业的工资是全世界同行中最高的，甚至在美国的各行各业中也排在工薪族之最。例如（大约1960年以前）美国的汽车制造商仍能以比世界其他各国更低的价格出售其产品，因为其单位成本更低。其秘诀在于美国生产汽车时，每位劳工和每辆汽车所使用的资本量比其他国家都大。
不过，有人认为我们已经到达这个过程的极限，也有人认为，即使还没到达极限，但这样继续储蓄和增加资本存量也是愚蠢的。
通过我们的分析，不难辨别那种做法才是愚蠢的
（近年来美国的确失去了全球经济的领导地位，但原因出在美国政府本身的反资本主义政策，而不是因为“经济已经达到极限”。）
第25章 课后温习
经济学这门科学，如我们一再看到的那样，不仅是一门认识次要影响的科学，同时还是一门认识普遍影响的科学。这门科学用于追踪经济政策提案或现行政策的影响时，不仅观察其对若干特殊利益集团的短期影响，也要考察其对整个社会利益的长期影响。
这个教训，正是本书所特别关注的。在本书开头，我们开宗明义，提纲挈领地点明了这一课的主旨；接下来，我们又用大量跟现实生活息息相关的实例，从不同经济生活领域去阐明了这一课的实质。
就在运用实例对核心教训进行阐述论证的过程中，我们也领会到了其他更为普遍的教训。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相信有助于大家更清晰地把握这一课。
既然将经济学视为追踪各种后果的学科，经济学就必须像逻辑学、数学等学科，是认识必然结果的科学。
我们用个简单的代数方程来说明这一点。假设x=5，且x＋y=12。这个方程“解”是y=7。这个结果十分精确，是因为我们通过正确的计算得出的，这个未知数等于7。计算方法虽然不是直接的答案，但它却必然蕴含最终答案。
这条简单的方程所包含的这个道理，对于最复杂、最深奥的数学方程来说是同一个道理：答案已经蕴含于问题的陈述之中。我们只需要去把它“算出来”。不过，有的结果确实出乎人们的预料，以至于人们觉得自己可能是发现了新事物——那种兴奋震撼，就像“天文观测者猛然发现一颗新星闯进他的视野”。当自己的答案得到了理论上的验证，或者从实践结果中得到了验证，人人都会有那种发现的感觉。虽然答案早已蕴含在问题的陈述里面，但并不总是一目了然。数学提醒我们：必然蕴含的答案，不见得是显而易见的答案。
这些科学道理对于经济学来说同样适用。在这方面，经济学也可以拿工程来比喻。工程师处理问题的时候，必须先确定对那个问题有影响的所有事实。如果他要设计一座桥梁来连接两个点，就必须先知道这两个点之间的确切距离、两点附近确实的地形特性、桥梁所要承受的最大载荷、建桥用的钢材或其他材料的抗张和压缩强度、它可能承受的各种应力。这些参数方面的实际研究已经由其他人完成了。他的前辈们早已用很精确的数学方程计算出他所使用的材料的各类强度和应力。直接使用这些参数资料，他就能确定索塔、斜拉索、主梁的必要直径、形状、数量和结构。
经济学家在解决实际问题时，必须用同样的方法搞清这个问题所涉及的的基本事实，以及从这些事实中得到的有效推导。这些经济学推导跟事实同等重要。我们可以引用桑塔雅纳的逻辑论（用数学也一样可以说得很好）来说：推导是“探索真理的过程”，因此，“当已知逻辑体系的一段推导用于描述某项事实，整个逻辑体系就会焕发出光芒，把未发现的事实照亮”。
如今，很少有人能够认清他们不断提出的经济主张所包含的确切含义。当他们说，拯救经济的方式就是增加信贷，就等于是说，加重债务就能拯救经济。二者是同一事物，从不同侧面去看，便有了含义不同的名称。当他们说，繁荣之道是提高农产品的价格，就等于是说，让城市劳工购买的食物价格变贵就能迈向繁荣。当他们说，增加国家财富的方法是政府提供补贴，就等于是说，加重税负就能增进国家的财富。当他们主张以增加出口为主要目标的时候，大多数人并没有意识到，应该相应制定一个扩大进口的目标。当他们说，任何情况下，刺激经济复苏的方法是提高工资率，就等于拐弯抹角表示，只有提高生产成本才能促使经济复苏。
以上只是点出那些主张都有它的另一面，这好比一枚硬币都有两个面；同样的主张，换种说法就会缺少吸引力。当然，这不一定表示，那些主张在所有的情况下都站不住脚。有些时候，借来的资金可以产生很大的收益，加重债务也许算不得什么；有些时候，为达到军事目的，政府必须采用补贴的方式；有些时候，某个行业负担得起生产成本的上升。不过，不管是哪一种状况，我们都务必要同时考虑硬币的两面，去探讨经济政策提案所蕴含的的所有结果。可惜很少人会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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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分析实例中领会到另一个教训是常识的重要性。在书中我们反复说，研究各项提案的影响时，不仅要观察短期内特殊群体所受的影响，也要考察长期内所有的群体受到的影响。但我们发现，这个结论往往只用普通常识就能推论而得到。即便一个不懂经济学的人，只要他稍微看远一点，他肯定不会觉得：橱窗被砸破、城市毁于战火是件好事；兴建不必要的公共工程，一点都不浪费；政府裁撤冗员让闲人重回劳动市场非常危险；添置机器会令人不寒而栗，即便机器增进财富创造、能让工作更省力；对自由生产和自由消费设置障碍，可以提高财富；迫使其他国家以低于生产成本的价格，购买我们的产品，可以让我们变得更加富裕；储蓄是既愚蠢又邪恶的行为，挥霍享用才能带来繁荣。
亚当·斯密用极其普通的常识，回应当时的诡辩家说：“在每一个家庭的管理中是精明的举措，用于一个大国的管理，很少会是错的。”但很少有人在处理复杂的状况时意识到这句话。即使他们得出来的结论非常荒唐，他们也不会重新检查自己的推导过程。哲学家培根说：“浅薄的哲学会使人的思想倒向无神论，但是，深刻的哲学思考将人的思想带回宗教。”依读者本身的信仰而定，可能接受，也可能不接受这句箴言。不过，下面这句话却千真万确：浅薄的经济学会使人的思想倒向荒谬的结论，但是，深刻的经济学思考将人的思想带回常识。所谓深刻的经济学思考，是指去考察一项政策产生的所有影响，而不是只关注那些显眼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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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研究过程中，我们又遇到了一位老朋友。他就是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William Graham Sumner）的“被遗忘的人”（Forgotten Man）。读者也许还记得萨姆纳1883年所写的文章：
当A觉察到，那种做法是错误的，害得X因此遭受苦难，于是立即和B谈这件事，两人接着提议立法，矫正那种错误的做法，以此来帮助X。他们通过的法律，总是规定C应该为X做什么事，更好的情况则是A、B和C应该为X做什么事……我想做的事，是探访一下C……我称他为“被遗忘的人”……他是从来不被考虑的人。他是被改革者、社会投机者和慈善家所牺牲的人。我希望将他的特征和加在他身上的各种负担展示给你们，以得到你们的注意。
“被遗忘的人” 一词在20世纪30年代再度被人提起时，不是指C，而是指X，真可说是历史的反讽。至于C，则是被要求支持更多的X，和以前比起来，更是彻底遭人遗忘。就是这个C，这个被遗忘的人，还得经常响应政治号召去献爱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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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相当关心的核心谬论，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系统性地出现的，如果我们现在就此打住，那么这堂课的研究就不算完成。事实上，这种系统性谬论是劳动分工所不可避免的结果。
在社会化劳动分工出现以前，原始人的一切工作都只为自己或家人而做。他消费的东西，完全是他自己生产出来的。他的产出和他的满足之间，始终存在着直接和立即的关联。
但是当更为细致的社会化分工出现，这种直接和立即的关联就不复存在。我消费的东西，不全是我生产的，我可能只生产其中一样。我用我生产的商品、用我提供的服务所赚来的钱，去购买其他我所需要的商品或服务。我希望我购买的每一样东西，价格越便宜越好，但是我生产的商品、我提供的服务，价格要越高越好。我希望其他所有的东西越丰富越好，但是我的同行和他们的产出要越稀缺越好。常言道，物以稀为贵，若能得遂所愿，我付出的努力就能得到更丰厚的回报。
这并不一定意味着我会限制我自身的努力以减少自己的产出。事实上，跟我生产同样产品、提供同样服务的人是大有人在，我只是行业中普通的一员，而且我们这一行是自由竞争，如果我限制自己的努力和生产，对我自己并没有好处。相反，如果我是一个麦农，我会希望我所种植的小麦产量越高越好。当然，我也希望其他所有麦农的产量越低越好；我希望市面上小麦及其替代品供给稀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