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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回过头来谈现代社会。在这样一个错综复杂的社会中，人们的需要和要求及其轻重缓急千差万别，如何解决劳力和资本用在哪里的问题？解决之道正是通过价格体系，也就是通过生产成本、价格和利润三者间不断变动的交互关系来调节的。
价格是由供需关系决定的，反过来又会影响供给和需求。当人们更想要一样物品时，会愿意出更高的价钱。这个物品于是价格看涨，其生产商获利会增加。现在生产该物品会比做其他更赚钱，因此已经从事那一行的人开始扩大产量，同时更多人被吸引进入那一行。随后，供应增多又导致价格下降、利润率下滑，直至其利润率跌回到其他行业的平均利润水平（考虑了相对风险）。还有的是因为那种物品的需求减少，供过于求，导致价格下跌，利润低于生产其他的物品，甚至不赚反赔。这种情况下，勉强苦撑的“边际”生产者（也就是效率最低或成本最高的生产者）会被迫出局。只剩下成本较低，效率较高的制造商仍在生产。那种商品的供应也会减少，或是供应不再增加。
这一过程容易让人认为价格是由生产成本决定的，不过，生产成本决定价格这样的理论却是不对的。价格取决于供给和需求，而需求取决于人们想要拥有某种商品渴求程度，以及由人们用来交换的东西所决定。认为供给有一部分取决于生产成本是对的。但一种商品已经发生的生产成本却不能决定商品的价值。商品价值取决于现在发生的供需关系。对于一种商品未来生产成本和市场价位的预期，将会决定那种商品未来的生产数量，这种预期就会影响未来的供给。因此，一种商品的价格与其边际生产成本总是趋于彼此相等，但并不是由于边际生产成本直接决定价格。
私人企业体系好比成千上万部机器，每部机器由各自的半自动化调节器来管理。机器之间，连同它们的调节器之间，彼此连接，相互影响，整个运作起来好比一部有生命的大机器。不少人了解蒸汽机调节器的自动控制过程。它通常是由两颗小球或重锤组成，利用重力和离心力原理运作。引擎速度加快的时候，这些小球会绕着它们所附着的活塞杆飞起，形成离心力，以此自动收紧或关闭调整蒸汽送入量的节流阀，从而减慢引擎的转速。反之，如果引擎的速度太慢，小球就飞不起来，从而扩大节流阀，加快引擎转速。因此，速度一偏离理想的水平，这种偏离就会自动启动一种力量去对偏离进行自动矫正。
正是通过类似的调节方式，成千上万种不同商品的相对供应量，在自由竞争的私人企业体系中得到调节。当人们都想要某种商品时，他们会竞相购买，这样会把商品价格抬高，生产者会因为有利可图而扩大生产。生产其他商品的制造商也会转向，加入到这种回报率较高的产品生产中。但增加这种商品的供应的同时会减少其他一些商品的供给。如此一来，这种商品的价格因此相对于其他商品的价格开始下跌，先前激励其产量相对增加的价差因素便不复存在。
同样是用这种方式，如果某种产品的需求减少，该产品的价格和利润会下降，产量当然也会随之减少。
正是上述引申让那些不了解“价格体系”的人反感，并揪住不放。他们谴责价格体系导致了匮乏。他们愤慨地责问：为什么在生产鞋子不赚钱时，企业家就要停止生产？为什么他们只顾私利，只以市场为导向？为什么他们不“利用现代的制造工艺，开足马力”来生产鞋子？这些“生产致用”的哲学家下结论说：价格体系和私人企业只不过是“匮乏经济学”的一种形式。
这些问题和结论主要源于孤立地观察一个行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错误看法。在达到某一平衡点之前，继续生产鞋子是必要的。但是我们也有必要生产外套、衬衫、长裤、住宅、耕犁、铁铲、工厂、桥梁、牛奶和面包。若这些迫切的生活需要都没有得到满足，却一味地生产出堆积如山的鞋子，而理由仅仅是我们有能力做鞋子，这种做法可说是要多蠢有多蠢。
经济处于均衡状态时，某个行业的扩张，必然要以其他行业牺牲为代价。生产要素在任何时候都是有限的。只有当劳工、土地和资本，从原来的行业转移到了某个行业，那个行业才能够扩张。当某一行业萎缩或者停止增产，并不必然意味着总体生产出现净减少。因为该行业萎缩所释放出劳工和资本，可供其他的行业用于扩张。因此，仅仅因为某个行业的生产减少，就下结论说总生产缩减，是错误的。
简单地说，生产每一样东西，都得以牺牲放弃其他某样东西为代价。生产成本其实可以定义为：为了生产某样东西而放弃的其他事物（休闲和娱乐，或可以用于其他地方的原材料）。
由此可见，为了让经济维持良性循环，应该放手让衰败中的行业消亡，应该促使成长中的行业扩张，二者相辅相成。劳工和资本应该从衰败行业释放出来，吸纳进成长中的行业。价格体系虽然倍受谴责，却只有它能够解决这个错综复杂的问题，准确地决定成无数商品和服务彼此相对应该生产多少。靠价格、利润和成本体系的半自动化运作，让本来复杂难解的方程式迎刃而解，这种解决能力远非任何一群官僚能比。因为这套系统的解决方式，是由每一位消费者根据本身的需求，每天由自己去投下新的一票或十几票来调节的。而官僚的解决办法，是要代表消费者去决定各自的需求；其结果并不是消费者本身想要的，而是官僚认为对他们有好处的东西。
然而，官僚们不了解市场这种半自动化体系，因此对市场总是很不放心。他们总是企图改善或矫正这种体系，而实际结果通常不过是只求满足了向他们施压的集团的利益。在接下来的几章，我们将讨论政府干预行动所造成的一些结果。
第16章 “稳定”物价
那些想要长期把特定商品的价格抬高到其自由市场价格之上的企图，通常以失败而告终，给大家带来惨重的损失，搞得声名狼藉。因此，圆熟精明的压力集团，以及承受他们压力的官员，很少公开宣称这个企图。尤其是在他们首次建议由政府出面干预时，他们声明的目标往往比较温和，所陈述的理由往往动听合理。
他们声明如下：我们并不是想要长期把X商品的价格提高到其自然价格水平之上，我们也承认这种干预对消费者是不公平的。但是，由于该商品目前的售价明显低于其自然价格水平，生产厂商是在亏本经营。恳请政府马上采取行动，否则我们只有破产倒闭。其后果必将是产品供应匮乏，那种商品的售价将高得离谱。目前的低价不可能再撑下去，消费者现在图“一时”便宜，不久肯定要付出高昂的代价。因此，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去等待自由市场起作用来调节供求，去任由“盲目的”供求规律来矫正眼前的状况。等不到那一天，生产厂商已经倒闭，大家只有陷入大短缺的恐慌之中。所以政府一定要采取行动。我们真正想做的，是熨平这些剧烈且无益的价格波动。我们并非想要提高价格，只想尽力稳定价格。
他们提出各种办法来达到这个目的，其中最常见的办法，是由政府贷款给农民周转，好让他们可以囤积谷物，暂不拿到市场上出售。
国会敦促政府实施这种贷款，议员的陈述让大多数听众觉得颇有道理。议员告诉他们，农民的谷物都集中在收获季节上市出售，而这正好是一年中农产品价格最低的时候，投机商乘机买进囤积，等到青黄不接的时候，就高价倒卖。农民则因此蒙受损失。政府应该确保这个钱应该拿给农民赚，而不要让投机商从中渔利。
然而，上述论调既经不起实践的检验，又得不到理论上的支持。倍受谴责的投机商，并不是农民的敌人，而是农民的益友。因为农产品价格波动的风险，必须要有人来承担，事实足以证明，在现代经济中，这些风险主要是由专业投机商一肩担起的。一般说来，投机运作越成功，专业投机商对农民的帮助越大。因为，投机商能获利越多，表明他预测未来价格的能力就越强。也就是说，他们预测未来价格的越准确，价格波动就会少几分剧烈和偏激。
因此，即使大多数农民不得不在收获后的那个月，把全部的小麦收成送到市场销售，对那些农民来说，那个月的价格也不一定就低于其他月份（这里可以扣除仓储成本，或者说，若农民愿意自己负担仓储成本，他们也可以不必急于集中销售小麦）。对于投机商来说，若想要趁机获利，他们就会在那个时期集中买进小麦。买家越多，农民的小麦越能卖个好价钱。若价格涨到投机商觉得将来无法获利，他们会停止买进。每当他们预见将来小麦价格会下跌，他们就会卖出，卖家越多，小麦的价格越不会高得离谱。结果是，整个一年下来，农产品的价格趋于稳定。
正因为有专业投机商承担了这一切风险，农民和粮食加工业者才得以免除风险。后面这两类人能借助市场达到保护自己的目的。所以，在正常的情况下，当投机商把他们的工作做得很好时，农民和粮食加工业者他们的利润主要取决于本身的生产技能和勤劳与否，而与市场价格波动无关。
从经验看，对于谷物价格，除了有时必须反映仓储、利息和保险费用，小麦和其他不易腐坏的谷物一年到头的价格大致相同。其实，一些精细的调研表明，收获季节之后的谷物价格平均单月涨幅并不足以支付仓储费用，实际上投机商补贴了农民。这当然不是投机商的本意，这只是投机商对价格的预期过于乐观的结果。就像敢于冒风险的创业家，为了能获得巨大的投机利益，经常事与愿违地补贴消费者。就象购买彩票的彩民，整体上肯定是赔钱，因为每个人都抱着赌一把的心态，想要押中那中奖率微乎其微的大奖。有资料显示，投入到黄金和石油勘探开采的劳力与资本总值，超过开采出来的黄金或石油的总值。
但是当政府介入，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无论是政府收购农民的农产品，还是贷款给农民让他们囤积谷物，暂不上市销售。有时，这是以维护所谓的“常平仓贮”（ever…normal granary）的名义来实施的。但是正如前面说过的，这个功能已经由私人组织的自由市场执行得很好，谷物价格和每年的谷物存货结转纪录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当政府介入之后，常平仓贮其实成了政治仓贮。政府用纳税人的钱，鼓励农民囤积了过多的谷物。政治人物瞄准的是农民的选票，为此，提出政策的人、负责执行的人，总是给农产品定一个所谓的公平价格，使之高于当时的供需状况所允许的价位。这必然导致买家减少，常平仓贮因此往往成为常不平仓贮。过多的谷物被囤积在市场之外，虽然可以使价格暂时高于应有的水平，但在该年人为制造出短缺现象，到下一年一定会出现人为造成的过剩。
要是以美国棉花为例，来详细陈述实际发生的事情，本章这点篇幅都写不下。实际情况是，我们囤积了整整一年的棉花收成，不拿去出口，从而刺激其他国家棉产量增长，致使本国棉花的海外市场被破坏。这个结果，早就被那些反对实施限制和贷款政策的人预料和指明。等到事情真的发生了，必须对结果负责的官员只是轻描淡写地说：这样的结果无论怎样都会发生。
贷款政策通常伴随着限产政策，有时则不可避免地引出限产政策——也就是人为制造出短缺。“稳定”物价的努力，总是叫喊“生产者利益第一”。实际的目标则是使价格立即上涨。为了使涨价成为可能，政府通常会对受管制的每一位生产者实施等比例的限产措施。这种限制会立即产生几个坏影响。假设管制措施能够波及全球，就意味着整个世界的生产都被削减了。因此，全球消费者能够享用那种产品的数量，比不受限制的时候更少。整个世界变穷了。由于消费者被迫以高于应有水平的价格购买那种产品，能够花在其他产品上面的钱，便相应减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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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实施限产政策的人通常的解释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也会发生产量下降的事情。但这种观点与我们在前一章谈过的观点存在着根本上的不同。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中，由于价格下跌而被逐出市场的，都是高成本、低效率的生产者。拿农产品来说，被淘汰出局的农民的是那些能力最差、或设备最差、或耕地最贫瘠的生产者。在最肥沃的土地上耕种，能力最强的农民，根本不用限制产量。相反，如果价格下跌是平均生产成本下降促成的，这种好现象会通过增加的供给表现出来，在边际土地上耕种的边际农民被淘汰出局，真正有助于在好土地上耕种的能干农民扩大其生产。所以从长期来看，农产品的产量可能不会减少，而且是在长期以较低价格生产和销售。
若真的出现这种好现象，那么该商品的消费者将会获得的和以前一样充裕供给。同时由于价格更加便宜，他们得以节省下更多的钱，转而用于购买其他东西。显然，消费者会过得比以前更好。他们增加购买其他产品，会增加其他行业就业；以前的边际农民会被这些行业所吸纳，新职业能让他们的劳动更有价值、工作更有效率。
回头再看政府干预的情形。一刀切限制生产的结果，意味着效率高、成本低的生产者不准以低价供应其全部产量，同时意味着效率低、成本高的生产者仍将被人为地保留在业内。这就使得产品的平均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下降。因为土地、人力和资本这些资源被无效率的边际生产者继续占用，就无法转移到收益和效率更高的地方，。
有人还是会固执地搬出购买力说事，他们说，实施限产至少让农产品的价格提高了，“农民拥有了更多的购买力”。但农民增加的购买力都是从城市消费者那里转移过来的。（在平准价格那一章，我们已经做过充分说明。）贷款给农民，要他们限产，给予农民补贴，要他们限产，都无异于强迫消费者或纳税人向无所事事的人支付报酬。在任何情况下，这种政策的受益者肯定都得到了“购买力”，同时，总有其他人会因此损失相当的购买力。因为可以不劳而获，谁也不思生产，整个社会的净损失必定是产量下滑。由于每个人能买的东西变少，可以供应的东西减少，工资和所得一定在实质上是下降的，要么是实际金额减少，要么是生活费用升高，或二者同时发生。
要是我们强制抬高某种农产品的价格，同时并不实施人为的限产政策，那么价格过高的农产品不仅卖不出去，并且随着产出而越积越多，直到那种产品市场走向崩溃。政府不干预还不至于产生如此严重的后果。另一种情形是，其他不受限产计划管制的生产者，在人为高价的刺激下，会争相大幅增加其产量。在英国的橡胶生产限制计划和美国的棉花生产限制计划中，都发生过上述这种事情。这两个计划都导致价格最终暴跌，与其陷入灾难还不如不实施限制计划。一开始急吼吼制定“稳定”价格和稳定经济的计划，结果反而造成价格不稳定，相反，市场的自由力量根本不可能造成那么极不稳定的后果。
然而，不断有新的国际商品管制计划被人提出。他们宣称，这一次，我们会避免一切过去犯过的错误。这一次，设定的价格不仅仅对生产者“公平”，对消费者同样“公平”。这一次，生产国和消费国都会理性地来对待这个计划，并对设定的价格协商一致。尽管一些人对此抱有怀疑，甚至冷嘲热讽，但我们在设定价格时，一定会“公正”分配各国的生产量和消费量。最后，一定会出现伟大的奇迹：这个实施超级国际管制和强制计划的世界，也会变成“自由”国际贸易的世界！
政府规划官员在这里所说的自由贸易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弄不清楚，但是他们的言下之意不包含哪些事情，我们倒是相当确定。他们的意思绝对不是说，平民百姓可以自由地从事买卖或者借贷，自由谈判价格或利率，自由出入他们觉得收益最大的地方。他们的意思绝对不是说，平民百姓可以自主决定产量、可以自由移民、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资本和财物。我怀疑他们的意思是说，由官僚来替平民百姓决定这些事情，并且告诉平民，服从计划奖赏将是生活水平的提高。但是如果规划官员将国家主宰、控制全民经济生活的观念，绑定到国际合作的观念之中，那么未来的国际控制很有可能会像国家控制的情形：一般人民的生活水平，随着他们的自由的缩减而每况愈下。
第17章 政府管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