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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好了，参观完了，才不紧不慢地坐下来上课。院长家的钢琴也不同凡响，郎朗一上手就有了美妙的感觉。院长给他上的这堂课是普罗柯菲耶夫的《第8 钢琴奏鸣曲》。这首奏鸣曲是降B 大调，OP。 84，是作者著名的《战争奏鸣曲》一组中的最后一首。郎朗那天有如神助，对老师的授课接受特快。已经不用翻译这根拐棍了，他就能懂老师的讲课要求。他弹奏这首曲子时激情澎湃，特别是到了第三乐章，灵感迭出，不断冒出火花。这部分是极快板，正适合郎朗的炫技。弹到了终结部，那是华丽的回旋曲式。郎朗充满光彩地准确把握了第一主题和第二主题所含有的特有速度，不断将乐曲推向辉煌，在最耀眼最华美的高潮中，郎朗果决地结束全曲。把个66岁的老院长高兴得像个孩子。
院长的夫人确实有夫人的风度和气质，也有夫人的慈祥和温柔。她和她的丈夫一样喜欢郎朗。郎朗在他们家中没有生疏感。他坐在纱发上，坐在他们夫妇的中间，就像坐在自己的外公外婆中间似的，那么娇嗔而任性地伸出他的大手，一边搂住了他的院长的神圣的肩头，另一边把手搭在了夫人的高贵肩头。夫人肯定在那一瞬间感动非常甜蜜，所以，她把整个上身朝郎朗这边倾过来，她笑容满面，眼镜都闪着生动的光泽，还有花白的头发，显得格外慈祥。这张照片拍得真和谐，也真自然。
回程的列车上，车箱里只有他们爷俩。他们仍然沉浸在今天的兴奋中。他们可以在美国的土地上美国的车厢里大喊大叫，兴奋不已。郎朗是个容易激动的孩子，平时，一旦亢奋起来，就半天平静不了。他一高兴就容易走板，不该说的话，他说了，不该暴露的秘密，他暴露了，毕竟是个涉世不深的孩子。但是，每到了这种时候，郎国任都是极其冷静。儿子越狂热他就越冷静。他会及时控制儿子，一个眼神就好使，就能立刻止住淘淘不绝的郎朗。郎朗说，他一高兴就如同登上了高坡，下不来了。“我兴奋期长，晚上不管多晚，睡不着了就唱旋律。唱得我爸心烦，大声呵斥我：唱什么？冷静点，你明天还要上课！我一高兴，我爸就冷静，他给我泼冷水，他的理性成全了我很多。我性格像我妈，我爸沉着……”永远以冷静控制郎朗激情的郎国任从纽约回费城的列车第一次打破了常规。儿子激动时，他不再泼冷水了，他与儿子一起兴奋地淘淘不绝。他们在大呼小叫地策划着下一步的行动，研究新的曲目。彼此挥霍消耗着过剩的兴奋。
郎国任头一次在儿子的巨大兴奋面前失去了深沉，他说：“这回可要好好打美国啦！”
因为整个车箱没有别人，爱怎么叫就怎么叫。郎朗本来激动起来就没个完，这回见爸爸也一样激动，给他个好脸了，那股疯劲儿更冲了。他挥舞着胳膊，朝列车的前方喊着：“大战开始了，同志们，冲啊！”
“冲哇！”父亲跟儿子一块挥手喊叫。
喊声中，列车在飞速前进。
郎朗当天在电话里向他妈报告：“我爸都乐疯啦！”
尾声
1999年2 月12日、13日这两天，郎朗与香港交响乐团合作，在香港伊丽莎白体育馆连续演出了两场，他弹得是普罗科菲耶夫的第三钢琴协奏曲，叶咏诗——这位在亚州最著名的女指挥与郎朗配合得非常默契，使两场演出都很成功，得到了上万名观众的热烈欢迎。
这是郎朗到克蒂斯留学后，第二次来到香港举行音乐会。第一次是在98年的3月，演出结束后，他回到了沈阳，探望母亲周秀兰。一年后，他还是重复着上一次的路线，从香港又一次回乡探母。
其实周秀兰早就知道儿子要回来的消息。她差不多望眼欲穿了。春节前盼得更厉害。因为儿子没回来，什么样的节日对她来说都失去了意义。
才一年没见，儿子又有了不小的变化。在母亲眼里，郎朗的任何变化，哪怕最微小的变化都能感受到。他长大了，也长结实了，和她站在一起，像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了，把她比得又瘦又小。这时候，一贯不肯服输的周秀兰禁不住从心底涌出一股沧桑之感，感叹岁月不饶人，自己已经不再年轻。
郎朗这两次到香港演出都是自己闯天下，父亲郎国任留在美国。一个人出门远行，对于郎朗而言既有种奇妙的兴奋，又有种某名的忧虑。从小到大，父子形影不离，第一次与父亲分手，把他一个人扔在费城，他说不清是替父亲忧虑还是对自己的行程心里边没底。行前，可想而知细心的郎国任会怎样叮嘱他。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而郎朗行千里主要是父担忧。
第一次父亲不跟在身边管着他，他自由得都不知如何是好了。在飞机上爱看书就看两眼，不爱看，睡大觉也没人管。只要下飞机时别忘了拿包。到了香港，反正有人去机场接他。说实在的，头一回独行时，他心里一点也不放松，等到第二次、第三次，他感觉好极了。尤其是从香港启程回家时，他那股盼望以久的喜悦心情简直不得了。
作为一个自由人他踏进家门，一头扑到了母亲的怀抱。其实，是他把母亲拥在了怀里。没有父亲在一边管着，他感觉到有股男子汉的豪情在蒸发。假如父亲在一边，即便不干涉他，他也不敢这么尽情尽兴地与母亲撒娇，只要感觉父亲在那儿，再不吭声，他也会觉得连空气都变得发僵、发硬了，而只有他们母子俩时，周围的空气才能这样充满母性的柔和与宽容。
环视这个从小长大的家，这个没什么变化的简陋的家，郎朗唤起许多感慨。与美国的那个家相比，反差简直太大太大了，在这种反差当中，郎朗的思维不再单纯。
母亲倒是单纯起来，她兴奋地在电话里大呼小叫：哎！我儿回来啦，郎朗呀……每一声都让他感受到深刻的甜美。他从这种氛围中认识到了自己的价值要远比在舞台上受到的欢迎更真实更强烈。因此，他加倍意识到把母亲一个人扔在沈阳太不应该了，他心里一点都不安。他暗下决心一定尽早把母亲办出去，实现一家人在美国团聚的梦想。
就是在他这次回来时，我们重逢了。（98年3 月他回来时，我到柴达木拍电视片了，未能相见）此番相见，这孩子的变化是十分明显的。当我一眼就发现了这种变化时，我不能不感慨时光流逝得多么鲜明。如果不看到面前的郎朗，我是绝不会对一年半时间的流走而生发出如此鲜明感慨的。郎朗变得深沉了，文雅了，尽管还有点刻意成份，但确实成熟出一个大人样了。起码他不像一年半回沈阳那时，与熟人相见时，他总爱搂人家，总爱与人家比个儿。他也不管人家爱不爱比，甚至在人家不经意时，他冷丁拔直腰板，瞅着人家的头顶对旁边人说：看，我比某叔高了！或者说：看，我又长一块了！
这回见面，他有点绅士样，这主要是指他表现高兴的方式与前大不相同。规范了，有分寸感了，还会在握手的那一瞬间，照顾或者说适应一下你的情绪。对了，说适应比较贴切。一个孩子在向成人过渡时，他能懂得适应对方情绪而不是光顾自己情绪渲泄和表达，那就是说明他在走向成熟。我感慨：从97年8 月份去美国到99年的2 月份，也不过一年半时间，这一年半的时光对我来说，稀里糊涂怎么就过去了，也找不到个形状，更找不回来对时光飞逝的感觉。而郎朗站在面前时，一下子就找回来了，一年半，真结实！于是，就会生发出许多感慨。
当然，更多的感慨还是与郎朗的谈话中。他的见识，他的口才，他的表达能力在此以前，我总觉得与他的钢琴水平不能平衡。看到他在获大奖时接受记者采访，也不够从容，说起话来总像心里没底。而现在，1999年的郎朗谈吐镇定自若，而且很有一番见地了。特别是对音乐的理解，令我感到他突然高长起来。由此，我感慨美国的环境。郎朗真是幸运儿。他在成长的道路上一丁半点都没耽误。在沈阳时，他跟朱雅芬教授学琴，条件优越，再多学个一年半载进北京也不妨；在中央音乐学院时，出名了，受宠了，环境由不利到越来越有利了，晚两年，等到毕业后再出外留学，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何必一定要硬扭着来，以退学为代价出国？我相信，换个不是郎国任的家长，或许真就那么拖一下，别说拖一下，就是迟钝那么一星半点，对于正在成长的这种聪明绝顶的孩子都是个耽误。多多少少都会有所耽误。
中国有天才的钢琴家不能说少，前几代人中，被文革耽误得令人扼腕。比如许斐平，他当年被范继森那么看重，就连当时也学钢琴的杨立青（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至今都为之感慨不已。杨立青的感慨是在2000年的6 月，炎热的上海音乐学院居然比我们东北气候还要凉爽。杨立青说他不知道我写了一部《百年钢琴》，他说要是知道的话，他会给我提供一些素材的。他在沈阳度过了最难忘的一段时光。他说他原本是有望在钢琴上出成就的，但是，那个特殊的年代他下到基层锻炼推独轮车，一家伙把手腕子弄伤，伤得十分厉害，从此断送了他的钢琴之梦。不过，他在谈到中国钢琴家时，对许斐平和许忠宠爱倍加。特别是许斐平，他认为当年太有才华了，很可惜被文革耽误了，要不，他认为许斐平会在钢琴上取得更大的作为。
说到中国钢琴家如今在国外的情况，他还是首推傅聪的。
傅聪是比较早地到国外生活。他没有跟他的父母一同在那个非常年代遭受含悲忍辱的折磨。他在国外的发展就是比在国内的钢琴家环境好，发展得好。上一代钢琴家的命运不是操作在个人手中，而这一代孩子的发展则重要在于他们的家长。所以，郎国任的大智大勇淋漓尽致地用在儿子身上，毫厘不差地为儿子成长提供条件。现在不妨设想一下，如果不是提前走，那么郎朗在国内这一年半能与IMG 签约吗？能有格拉夫曼这种大师级的老师指导吗？赵屏国教得再好，也不可能适应郎朗飞速的消化量。在国内的钢琴教育专家成功在于基础教育，经验也在于基础教育，我们的教授专家学者大多是保姆式的，而天才式的大师级的专家学者在哪里？国内任何音乐院校是不可能培养出国际级钢琴人才的。我们的环境不行。因此，我为幸运的郎朗庆幸，为他这一年半获得的结结实实的时光而感慨。在美国一年半与在国内一年半多么不同。
郎朗这次回家可能是他最轻松自在的一次。早晨9 点半我去他家，居然把他堵在被窝里。他慌忙爬起来，穿衣洗漱，还得戴隐形眼镜，摆弄药水扒眼皮什么的，挺费劲。母亲开始数叨他：昨晚看电视看太晚了，哪有这种孩子，看到下半夜也不睡觉，这么大了，还得管，还得他爸管他。
我想，周秀兰能舍得说他吗？就是说他，也不会严厉地真说，就呆这么两天，她能不溺爱吗？所以，郎朗还得郎国任这样的父亲管。
在美国对待郎国任的管束，郎朗也并不是在国内时那么言听计从了，一方面受美国的文化影响，再一方面，他觉得自己长大了，他居然也学会了反抗。那一次是在克蒂斯的音乐厅。郎朗在演出前走台。郎国任在台上跟着郎朗，还像在国内一样，像个监工。只不过他轻易不吱声。郎朗过一遍曲子，他弹的是《伊斯拉美》。前边介绍过这是一首十分难弹和曲子，技巧上要求极高。而郎朗已经弹累了，心烦了，手上的活儿就有些发毛。郎国任是眼里揉不进砂子的，他在旁边看不下去了，便没好气地训斥“未来的大师”——你瞅你弹些什么？乱七八糟的，松松垮垮，给我再弹三遍！
其实，郎国任的声调并不高，但这份严厉的口气足以使旁边的几位郎朗的同学惊异，他们竟用一种特殊的眼神瞅郎国任，也瞅郎朗。郎朗一下子激了，他顶撞道：什么？你说什么？你简直就是法西斯！我不弹了！
父子俩头一次冲突，都在气头上。郎朗觉得父亲太不近情理，多累呀！他还让再弹三遍，再弹三遍不把手弹坏了还怎么上场？何况父亲居然当着同学的面这么训他，太没面子了。所以，他忍不住了必须反抗。而他忽略了，此时的父亲已不再似过去那么强大，那么自信。沧桑的父亲心里太脆弱了。他万没想到郎朗会当众顶撞他，这是从来不曾有过的事情，他被一下子顶懵了。等到他稍稍醒悟过来，他的愤怒被更大的伤心覆盖了。他二话没说，掉头就往外走。郎朗一看不好！心一软，马上追出去：
“在马路上，我哄他，他说，别跟我来这一套。去你的法西斯！你翅膀硬了，管不了你了。你那么狂，狂下去，什么出息也没有！我任凭他训，再也不敢吱声。刘叔，你想想，人家也不容易，听三遍也够累了，你弹不好，人家耳朵也受罪。我说，我以后听你的还不行吗？”
郎朗从小就会哄人，会来事儿，几句话就把郎国任哄好了。父子俩重新回到了音乐厅，像没事儿一样。“我一高兴，就下不来，兴奋期长，我就撩拨我爸。弄激了，我爸就跟我厉害。我说，你小时候不也淘了叭叽？他说，你跟我比？我都给你奉献了！……有时候，也真得我爸管我，我性格像我妈。”
郎朗说像他妈时，周秀兰可高兴了。
“我自己出外到香港，自己打天下。很放松。我爸有时说道太多——”郎朗说这话时，面露无奈。看来，孩子大了，郎国任的确需要改改封建式的家长制了，何况他们还是生活在自由的美国。不过，郎朗毕竟是个通达事理的孩子。他对父亲的作用还是首肯的，特别是现在父亲到了美国的作用。
“我爸能把我的神经绷紧。他很细，每次演出时，他都到现场，看看音乐厅温度怎样，湿度怎样。湿与干弹琴时踩踏板用劲不同，湿呢，减轻踏板，手下键别太柔；干呢，得加重踏板，手也得使劲，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在不同地点、不同条件下弹出一样的声音。
“我爸还有招儿，老师没给的东西，我爸给。我自己过去的感觉没了，我爸能给我找回来。他每堂课都到场，他也在进步。我能在美国这么快发展，他感慨万千。我爸总爱感慨：美国——天堂啊！”
我与郎朗谈到他的老师格拉夫曼对他事业上的帮助时，他是这样说的：
“我老师现在给我抠得特别细，弹这个音时能怎么样？每个小节的处理上，让你感觉特清楚。看第一小节，就能感觉到下面如何发展，像看电影，开头部分看了，下面故事情节的发展，也能知道个大概。上一场大台，排练时走台，老师给你听一遍，讲讲，演奏完回来，再讲。有很多人老曲子弹得好，新曲子不行。而老师想让我新曲子也弹好，少走弯路。通常是他拿个小本，给我挑毛病，记在小本上。他在我毛病不多时，却能挑出一些来，国内没有任何人能明白地给你挑出来，点出来。像我弹贝多芬幻想曲时，结尾处理上，我把一个句子弹三小节，他想出一个旋律来，把三小节联缀得更美更迷人，很新颖，没人能这么做。”
郎朗说到他的老师充满欣慰：“每次他都是想好了，再告诉你。把不太好的后果想完了，提早提醒你，让你避免走弯路，一步到位。弹特别硬的时候，联不上，断了，他告诉你如何弹，用哪个音震动震起来，用和声震起来。让你有感觉，往前流畅走。他都研究透了。弹得特乱时，他想办法把一个尾音去掉，就干净多了。遇到拖音时，一般人是先拖，不真正动人，而他让后拖，一下子到位，像一脚入门，比别人高多了。”
郎朗能有这么高明的老师指点，确实得天独厚。加上他的苦练和悟性，安有不成功之理？可以说，他目前在美国天时地利人和全都具备。而且还不欠东风。IMG就是最好的东风。
谈到以后的打算和安排，郎朗说他回去以后，三月份弹布拉姆斯作品118 、拉赫玛尼诺夫第二钢琴奏鸣曲、贝多芬第四钢琴协奏曲；
四月份弹拉威尔的代表作《加斯巴之夜》，跟新加坡交响乐团合作，弹贝多芬的第四钢琴协奏曲；
五月份到费城开独奏音乐会，弹舒波特奏鸣曲，与费城交响乐团合作，弹李斯特第一钢琴协奏曲，还要在纽约州搞一场音乐会，弹贝多芬幻想曲，李斯特奏鸣曲，中间休息，然后弹布拉姆斯作品118 ，（这是六首小品构成的间奏曲。有A 小调热情的间奏曲，A 大调优美的间奏曲，F 小调轻快的间奏曲等。）“拉二”奏鸣曲；六月一日，与巴尔迪摩乐团再次合作，弹李斯特第一协奏曲。三月底，去见巴尔迪摩总监，确定99年循环演出曲目，6 月份费城交响乐团总监萨瓦利什听我弹，纽约爱乐乐团指挥马舒尔也专程来听，六月二十二日在美国CARAMOOR夏令营弹独奏音乐会；
七月份，学新曲子；暂未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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