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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非一败涂地不可。于是，梁冀令人把毒下在质帝要吃的面饼中，质帝吃了面饼，腹疼难耐，叫人赶快催李固进宫。质帝对李固说：“我吃了毒饼，腹疼难忍，如果能喝到水，还可活命。”李固正要去取水，梁冀在旁边说：“不能喝水，喝了水会吐！”于是，没有一个人敢去拿水，质帝就这样被梁冀毒死了。
李固等人觉得不能再立幼帝，拿国家社稷的命运作儿戏，就与一帮志同道合的大臣写了一封信送给梁冀，大意是说汉廷一年之中连失三帝，实非正常，如今又当立帝，此乃万事当中的头等大事，要广泛征求大臣们的意见，选立贤明之君。梁冀接信之后，虽是极不高兴，也得召集大臣们商议此事。朝廷中的三公、中二千石、列侯等聚集一堂，李固等人认为清河王刘蒜贤明年长，声望较大，又是皇室中地位最尊贵、血缘最亲近的后裔，应立为君。但梁冀所思正好相反，他想立的是十五岁的蠡吾侯刘志，而且刘志聘定了他的妹子，一旦立刘志为君，自己便是国舅。只是李固等人拥立刘蒜的理由十分充分，一时不易驳回，梁冀只好暂时宣布罢议。
到了晚上，曹腾来见梁冀。曹腾是中常侍，最会见风使舵，在审时度势上极会掌握分寸。他对梁冀说：“梁将军累世是皇室的姻亲，长期掌握朝政，手下又宾客众多，难免有管束不到的地方，以至有差错甚而犯罪之事。清河王刘蒜素以严明著称，如果他做了皇帝，将军岂不是十分危险了吗？只有立刘志，才能长保富贵！”这一番话，正说到梁冀的心里去。第二天，梁冀复召诸大臣会集，商议立君事宜，李固等人还在坚持，可梁冀作出一副杀气腾腾的样子，谁不同意立刘志，他就要杀谁。毕竟正义拗不过武力，大家无奈，只好同意立刘志为帝，是为汉桓帝。
梁冀立刻以皇太后的名义下令，免去太尉李固的职务，削夺其议政之权。至此，梁冀还不放心，必欲置李固等人于死地而后快。汉桓帝建和元年（公元147年），桓帝刚立，许多人不服，于是，南郡的刘鲔、甘陵的刘文等人联合起来，打算拥立刘蒜为皇帝。梁冀知道了这件事，立刻派人镇压。梁冀的奸诈在此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他灵机一动，趁势诬告李固、杜乔等人参与“谋立”刘蒜，把李固、杜乔逮捕入狱。
但梁冀越迫害李固，李固的声望就越高。李固入狱之后，李固的学生渤海王刘调戴着木枷前去上书，河内赵承等数十人也到宫门外请愿，其他的民众也在准备活动。梁太后听说以后，怕新君乍立，闹出事情，就下令放了李固。长安的百姓听说了，都觉得欣喜若狂。但不久李固、杜乔还是以“谋立”刘蒜的罪名被杀害了。
梁冀拥立刘志有功，刘志当然对他极为感激和倚重，对他的赏赐，也超过了以前对任何功臣的赏赐。梁冀身居高位，手握大权，却是丝毫不懂谦让修身，只知一味地屠杀镇压，在东汉专权的外戚之中，梁冀在这方面是最为突出的一个。
当时，人们见了梁冀无不“侧目切齿”，对有谏者梁冀采取的态度是非杀即逐。例如，他在做河南尹时，崔琦看不惯他横行霸道，作《外戚箴》献给他，以资规劝，梁冀当时尚未掌大权，也就未对崔琦采取措施。等梁冀入朝廷，做了大将军，掌了生杀予夺大权以后，崔琦又献《白鹄赋》去讥讽他。梁冀这次再不容忍，质问崔琦说：“朝廷上下，官员众多，难道只有我是最可恨的吗？为什么你老是这样激烈地谴责我、讽刺我呢？”崔琦毫不畏惧地回答说：“管仲相齐，爱听不同的意见，萧何辅佐刘邦，鼓励人们进言。如今，将军以累代辅佐君主，实在是担负着伊尹、周公的责任，而又不修德政，不用贤良，不开言路，乃至颠倒黑白，蒙蔽皇上，其实就如赵高的指鹿为马！”梁冀听了，气得浑身发抖，却也无言以对。
梁冀自然不会放过崔琦。一怒之下，本想杀死崔琦，后又觉得未免过于露骨，就改为遣送回家。过了一段，仍觉不解气，想把他处死而后快，为了做得不过于明显，就先升崔琦为山东地方的临济县令长。崔琦也是明白人，知道梁冀对他没安好心，就没去做官，找了个地方隐居起来了。梁冀知道后，还不罢休，又派刺客前往寻找。等刺客找到崔琦，却见他一边耕作，一边读书，刺客觉得他是个贤士，不忍刺杀他，便告诉了他实情，并说自己也该逃走了。崔琦听了刺客的话，立刻逃走，但因梁冀党羽密集，崔琦还是被杀死了。
袁著是一个十九岁的郎中小官，他实在看不惯梁冀的飞扬跋扈，竟斗胆给皇帝上书，指出朝廷已“势分权臣”，大权旁落，这还罢了，又建议梁冀最好“功成身退”，回家养神，“以全其身”，否则，难逃覆灭的下场。此外，袁著还要皇上“除诽谤之罪，以开天下之口”等等，不一而足。梁冀听说这样一个小人物上书辱骂自己，又惊又怒，立即派人捉拿袁著。袁著听说后，变名逃走，又托病假死，把蒲草装在棺内下葬，但还是逃不过梁冀的耳目，最终被抓住杀死。
不仅如此，袁著的好友，当时的名士刘常、胡武、郝絜等人都遭连累。尤其是郝絜之死，很具戏剧性，他起初想逃生，但无论逃到哪里，都有梁冀的爪牙，后来发现实在无法逃脱，就干脆抬着棺材，在大将军梁冀的家门口服毒身亡，以保全一家的性命。胡武一家，被株连杀害的竟达六十余人。上一书而株及如此之多的朋友，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不多见的。
梁冀权倾朝野，以至到了天下只知有大将军，不知有汉天子的程度。梁冀可谓是个权力狂，不论大小权力，他都希望抓到手里。他派人监视皇帝，皇帝的一举一动他全部知道，至于大臣的动静，更是逃不过他亲信的眼睛。朝廷里事无巨细，他都要过问，对于官吏的升迁降谪，他更是亲手办理，以便借此结党营私，排除异己。凡是升迁的官员，临行之时必先到他那里去辞行，凡有得罪他的，他一个也不予放过。
有一个名叫吴树的苑县县令，梁冀曾当面告诉他要他照顾自己在宛县的宾客，吴树当场予以拒绝，并痛斥梁冀专门结党营私，根本不重用贤能之士。到了宛县，吴树果然按律处死了十几个梁冀的宾客。梁冀对他恨之入骨，便以提升他为荆州知府为名，召他到自己家里饯行，置毒酒中，将其毒死。
梁冀横行霸道，专权二十年，几乎未做什么好事，罪行却是累累难计，所以他的行为激起了普遍的公愤。梁冀的私生活，也是丑闻百出，令人啼笑皆非。据记载，梁冀的妻子孙寿是个十分奇怪的女人，她长得很难描述，眉毛细而曲折，满口黄牙，一笑如同要把脸上的肌肉撕裂，走起路来摇摆不定，有点东倒西歪的样子。她爱在眼下涂上红脂，仿佛刚刚哭过一般，把头发盘在一侧，好像头上长出了个大疙瘩。不过，这孙寿长相作派虽然怪诞，倒极有降人的手段，竟把梁冀弄得既爱她又怕她，处处听她的话。孙寿不仅培植自己的势力，还与梁冀所爱的“监奴”秦宫私通，并不顾自己的名声，前往梁冀的外室捉奸。弄得城里一片沸沸扬扬，真是群魔乱舞。
梁冀当权，汉朝实是梁氏的天下。梁冀一门，前后出了七个侯爵，三个皇后，六个贵人，两个大将军，夫人、女儿封邑册君者有七人，取公主为妻者三人，校以上将官五十七人。梁冀多行不义必自毙，其末日已为时不远矣。
汉桓帝延熹二年（公元159年），梁皇后及另一梁氏妃子先后病死，此时的桓帝已经二十八岁，他时刻担心自己会遭到以前皇帝的命运，说不准什么时候就被梁冀毒死。在梁氏皇后死后，他加紧行动，打算除掉梁氏一家。
可除了太监以外，他又能去找谁呢？一次，他在上厕所的时候，看看周围无人，便把亲信太监唐衡叫过来问道：“你知道太监中还有谁同梁家合不来？”唐衡说：“单超、左倌两人曾到梁冀的弟弟家里去过一次，因为没行大礼，他俩的兄弟就被送进了监狱，差点死在那里，他俩送礼道歉，才救出了他们的兄弟。他俩虽然表面上不说什么，但心里肯定是恨外戚专权的。”
桓帝又悄悄地把单超、左倌叫进室内，低声对他们说：“大将军把持朝政，我现在想把他杀掉，可朝廷上的官员都看大将军的脸色行事，该怎么办呢？”
单超、左倌齐声说：“大将军专权误国，早就该杀。我俩没什么可说的，赴汤蹈火，在所不惜。只怕皇上没有决心除掉大将军！”
桓帝答道：“我决心已定，无可犹豫。”接着，桓帝又叫来徐璜和县瑗，五个太监一起歃血盟誓，共讨梁冀。
梁冀的亲信耳目也探得了一些消息，报告了梁冀，梁冀怕出什么事，就特派自己的心腹张恽到尚书省值宿。单超一见梁冀有所觉察，便当机立断，派人以图谋不轨的罪名抓住了张恽，桓帝也亲到殿下，命人把一切调动用的符节印信全部集中到尚书省，派兵把守，以防梁冀矫诏调兵。
然后，桓帝派县瑗带领宫中士卫一千人包围了梁冀的住宅，又派人收回梁冀的大将军印绶。梁冀绝未想到桓帝会突然发难，措手不及，无从抵抗，只好与妻子一起自杀身亡。
梁冀既死，桓帝将其族人、亲属无论男女老幼一并处死。官员受株连罢官的三百多人，处死的数十人，朝廷上下各衙门几乎为之一空。清抄梁冀家产达三十万万，可抵全国当年租税的一半。
梁冀是除掉了，外戚专权暂告一段落，然而，宦官专权又开始了。东汉王朝终于在宦官和外戚的双重绞杀中灭亡了。
真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古人对繁华鼎盛的感慨，到此方显得深沉。只是王、谢乃是名门士族所出的名臣，而梁冀则不过是横行一时、祸乱国民的罪臣奸臣罢了。梁氏一族久遭排挤压抑，一旦得势，却又骄横残暴，终至一场春梦，落得灰飞烟灭。
我们无暇去作无聊的慨叹，我们要看到的是，封建集权制度必然会带来外戚或是宦官专权的弊端。一家一姓之政权全由一家一姓来处理，天下公理不由天下人来断定，只出自一人之口，就必然会导致极少数人的专权，这是封建制度所无法解决的难题。解决得好一点，是政治开明，所用得人，大家有了明君贤相包青天，但好人主义是靠不住的，人的良心是有限的，权力对人的腐蚀却是无限的，所以绝大多数情况是以好开始，以坏结束。如果中国的朝代都能善始善终的话，也就不会走马灯般地变换了。
有趣的是，在两种情况下外戚势力和宦官势力容易乘虚而入，一是皇帝年幼无知，一是皇帝年老昏聩。
对待功臣可也真是难办，杀也不是，不杀也不是，不杀功臣，容易弄得外戚专权，除掉外戚，又往往要靠宦官。看来，这外戚与宦官专权，似乎成了封建王朝的宿命。
10千古贤后
老百姓有一句俗话，叫作“家有贤妻，男儿不做坏事”。
在赞扬别人的妻子时，又有一个职业化的称呼，叫作“贤内助”。在中国漫长的古代史中，妇女的地位的确是不高的，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匍匐在男权主义的淫威之下，但有时候却又受到相当的尊重，特别是在家庭当中，一个主妇的好坏往往对这个家庭产生重要的影响。不但平民家庭如此，皇帝之家也不例外，这样的例子，在中国历史上是很多的。同是出身低微的后唐庄宗李存勖的刘皇后和明太祖朱元璋的马皇后，一反一正，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后唐是攻灭后梁以后由李存勖建立的。当时，李存勖认为后梁的朱氏政权是唐朝的叛逆，自己是继承了唐朝的正统，故定国号为唐，史称后唐。李存勖在做晋王之时，就看上了刘氏（即后来的刘皇后），李存勖的母亲就把她赐给了他。
刘皇后是魏州成安（今河北成安县）人，她的父亲据说是一个江湖郎中，兼顾算命占卦，自称为刘山人。这位刘山人颔下有一缕黄须，成日奔波于风尘之中，他善给别人算命，却不知是否为自己的女儿算过。但无论如何，从刘山人的情况来看，刘皇后出身低微却是无疑的。在刘皇后还很小的时候，李存勖的父亲李克用攻占了魏州的成安，其部将袁建封见刘氏姿貌不俗，便特意掳来，献给李克用，李克用之妻看她聪明伶俐，善体人意，又兼人才出众，很是喜欢，便让人教她歌舞弹唱。等到了十六岁时，已出落成一位亭亭玉立的少女了。
李存勖少年英武，在继承父亲灭梁的遗志方面，可以说做得十分成功。但此人虽有才略，怎奈极好玩乐，少年时期就已现端倪。他作为李克用最为宠爱和倚重的儿子，自然可以经常出入掖庭，一见之下，竟对刘氏情爱陡生，在被封为晋王之后，李存勖就向母亲索取刘氏，李存勖的母亲本是养一歌舞之伎，无甚大用，便把刘氏送给了李存勖。
没想到这刘氏极会博取李存勖的欢心，后又生了儿子李继岌，李存勖见李继岌相貌性格多随自己，就更加喜欢刘氏。
李存勖称帝以后，就想废掉原来的正妃韩夫人，但觉得于名分不合，一直沉吟未决。就在这时，宫廷里发生了争权夺利的斗争，枢密使郭崇韬权高位重，只是德才功业均不足以服众人，所以反对他的人不少。郭崇韬十分精明，他深知，如果这时能够帮刘氏一把，把刘氏推向皇后的宝座，将来刘氏肯定会重用自己，自己也就有了稳固强大的靠山，再也不怕群僚攻击了。于是，郭崇韬“与宰相率百官共奏刘夫人宜正位中宫”。在这种情况下，庄宗李存勖正好顺水推舟，于公元924年，“立魏国夫人刘氏为皇后”。
欧阳修曾专门作了一篇评述后唐庄宗宠信伶人戏子而至荒淫无道的《五代伶官传序》，深刻地揭示了李存勖灭亡的原因。李存勖在灭后梁之时，可谓雄才大略，奋发有为，且能洁身寡欲，与群臣士卒为伍。但称帝之后，很快就荒淫无道了，他大造宫室，多选美女，畋猎无度，而最奇怪的是他宠信演戏的伶人，这位皇帝戏迷简直把看戏、听戏、演戏当作了生活的主要部分，因此，伶人也就趁机干政了。这样一来，大臣遭到疑忌迫害，贤人远引、小人竞进，后唐的朝廷，成了跳梁小丑们演戏的舞台。
毫无疑问，后唐庄宗时期的政治很快就糜乱不堪了，庄宗最后终为臣下所杀，由一个开国之君而因荒淫被臣下杀死，这在中国历史上还不是很多的。那么，在李存勖宠信伶官的荒淫时期，刘皇后又干了些什么呢？按说，刘皇后出身低微，深知下层生活的疾苦，又在宫廷里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长大，多少应该有些朴素善良的品质，但却恰恰其反，她过倦了低贱贫寒的日子，一旦地势骤升，就发疯般地捞权捞钱，哪里还想到规劝丈夫修身理政，为百姓操劳？
《资治通鉴》上记载，伶官干政期间，刘皇后也趁机参与，干政的目的有两个，一是抓住权，二是通过权来搜刮财富。“皇后生于寒微，既贵，专务蓄财”，“及为后，四方奉献皆分二，一上天子，一上中宫。”四方的贡品竟然要拿一半送给皇后，这在中国历史上恐怕也是少有的，这还倒罢了，她居然把宫中的役人派出去，以权压人，贱买贵卖，从中牟取暴利。
这种“官商”的做法，为她赢得了臣额财富。在纳贿方面，她更是来者不拒。在她的带动之下，后唐贿赂之风大盛。刘皇后未能成为庄宗的“贤内助”不说，反而助纣为虐、陷夫于死地。
在刘氏当皇后的第二年，河南发生了多年不见的大水灾，黄河决口，河流暴涨，大水流淌了七十五天，淹死、饿死的人不计其数，洛阳一带的粮仓为之一空，粮食很紧张，李存勖不仅不想法减轻农民负担，还要预征第二年的粮食，弄得民怨沸腾。大灾尚未退去，李存勖竟带着刘皇后及大队人马出去四处打猎，引得百姓切齿痛恨。这对夫妻臭味相投，狼狈为奸，终于使得民不聊生，官不安位，在庄宗建号三年以后，邺都、邢州、沧州等地纷纷兵变。李存勖派李嗣源去镇压，没想到李嗣源一到魏博，就自称后唐皇帝，挥兵向李存勖杀来。在这场叛乱中，李存勖被流矢射中。
那位刘皇后真是财迷心窍，在这危急关头，她不去关心李存勖的生死和朝廷的安危，却想着赶快搜刮金银。刘皇后自己根本就不去探视李存勖，只是派个宦官送点水和食物给李存勖，不久，李存勖就伤发而亡，而刘皇后呢，却忙着“囊金银，系马鞍”。看看李嗣源势不可挡，就慌乱逃入寺中，削发为尼。
李嗣源当了皇帝，其实应该感谢这位皇后，如果不是刘皇后趁势作乱，李嗣源又岂能轻易起兵成功？但李嗣源还是下诏赐刘皇后自杀，派人把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