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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通过这场战争，太后对皇帝的印象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太后没想到，原本认为已经培养陶铸得成了器的皇帝，一旦登台亮相，居然唱得这样荒腔走板。通过这场战争，她才发现，皇帝原来是如此的幼稚、孟浪、轻率和脆弱。看来，自己这么多年心血是白费了，这个孩子实“不足以承大业”。太后后悔极了。她后悔自己太大意了，一眼没照顾到，竟然酿此大祸，自己何以对列祖列宗？
然而悔之晚矣。在中国式政治规律下，一个皇帝如果没有失德，不管他曾经多么失策，也不是被更换的理由。何况从形式上讲，他君临天下，已经二十多年了。自己虽然精力尚存，但毕竟没有几年活头，这个家注定还是他当下去。自己所能做的，唯有在有生之年，再多操操心，把把脉，能尽一份心是一份心吧！
皇帝的情绪步入两极化状态中的低谷。像以往一样，心绪低落的皇帝又病了。躺在病床上的皇帝一遍遍地反思着。在战争之中，他一举一动都是效法列祖列宗，为什么到头来却左右支绌，一败涂地？
皇帝想起了李鸿章前几天给他上的一道奏折。李鸿章说，在日谈判期间，伊藤博文曾对他讲：“贵国之弱，在于固守旧法。如欲自强，必须将明于西学年富力强者委以重任，拘于成法者一概撤去，方有转机。”
这场战争让他见识了“西法”的强大。他没想到，日本国在战争中竟然能迸发出这样巨大的能量。看来，“西法”的威力远远超过“祖宗旧制”。
年轻人活跃的思维容易跳出陈旧的枷锁。一场战争打开了他的眼界。在病榻之上，他命人进呈了驻日公使黄遵宪所著《日本国志》以及英国人李提摩太编译的《泰西新史揽要》、《列国变通兴盛记》。皇帝“如获至宝”，这些书在他面前，打开了一个与“祖宗旧制、圣人之言”完全不同的新世界。他终于发现，战争的失败，并非是因为他的“无能”，并非是由于他不够“敬天法祖勤政爱民”，而恰恰是因为他太迷信圣人和祖先了。其实他们留下来的旧式武库中的武器完全不合实用。皇帝认识到，如今时代，“外洋各国是今非昔比的”，中国“一切落后，甚么事都赶不上外国”，“西人皆曰为有用之学，我民独曰为无用之学”。一气之下，皇帝命人把他案头的那些性理之书搬出去，以“皆无用之物，命左右焚之”。（梁启超《戊戌政变记》）
只有“维新变法”，让大清脱胎换骨，才能扶大厦于将倾。
可是，法如何变？旧如何革？从哪里入手？他也没有答案。
十四
１８９５年６月３日，皇帝在养心殿书案的众多文件中发现了广东籍新科进士康有为的一封奏折。进士直接上书皇帝，这种情况十分罕见，皇帝立刻打了开来：
近者，万国交通，争雄竞长，不能强则弱，不能大则小，不能存则亡，无中立之理。自大而小者，土耳其是也；自强而弱者，波斯是也；自存而亡者，印度、缅甸、安南是也……
一拿起来，皇帝就没再放下。他当天没有吃午饭，晚上又把这封奏折携带到寝宫，在灯下细细再读。
康有为用他那出色的文笔，清晰扼要地介绍了西方的政治制度是怎么回事，介绍了俄国的彼得大帝，介绍了日本的明治天皇，介绍了土耳其的国父凯末尔。他从世界大势的角度，提出了变法的总纲领。又分十个方面，系统讲解了中国应如何在政治、经济、军事、教育诸领域“全面更新之”，论述条理分明，措施详细周到。这封奏折，让皇帝感觉新奇无比又茅塞顿开。
皇帝的感觉就是四个字：“天助我也”。在他急切盼望“变法人才”的时候，这个广东进士从天而降。皇帝感觉康有为的每一句话都是那么深刻、渊博、清楚。皇帝一遍遍地揣摩着奏折中那些他不知道的新名词，就像一个夜航的水手，看到了前方一遥遥的灯塔。现在，他要毅然掉转船头，驶上正轨，大清很快就会赶上列强，并驾齐驱，甚至超越它们。他不但会重现大清旧日的荣光，还会远远超过列祖列宗的治绩。如果那样，这场战争的失败，不过是他人生中一个小小的阴影或者说必不可少的前奏，今后的伟大事业，将使这小小的失误显得不值一提。想到这里，皇帝的情绪突然柳暗花明，阴郁和消沉一扫而空。皇帝感觉震撼，皇帝感觉兴奋，皇帝感觉狂喜，皇帝推枕揽衣，目光炯炯。第二天一早，皇帝发布命令，命军机处将此奏折抄为三份，一份存皇帝上朝时的乾清宫，一份存皇帝日常处理政务的中南海勤政殿，一份由军机处抄发各省大员。康有为的奏折原件，则立刻被送往颐和园，交给太后“懿览”。
十五
太后十分认真地阅读了康有为的奏折。虽然对那些新名词她不太懂，但老太太显然也为康有为的爱国之心所打动。史书记载，读了康有为的上书之后，太后“亦为之动，命总署王大臣详询补救之方、变法条理”（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
关于戊戌变法，大多数读者头脑中都有许多“先入为主”的历史“定论”，其中之一，就是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大多数政治人物都反对变法，他们坚称“祖宗之法不可变”，发誓要捍卫大清祖制的每一根毫毛。
其实并非如此。
确实，古老的中国在外界刺激面前，觉醒的速度实在太慢了。然而，经过甲午战争之后，被砍掉了肢体、吸去了血的老狮子终于痛醒了过来。绝大多数政治精英终于认识到，中国和西方的差距是全方位的，而不仅仅是器物层面。如果照过去的老路走下去，中国除了灭亡之外，别无可能。可以说，战争修正了每个人的观念，“变法”已经成了朝野上下的共识。连师傅翁同龢的思想都发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康有为等人组织起来宣传变法的强学会，不但吸引了袁世凯、聂士成这样的新军将领，一大批朝廷重臣如翁同龢、孙家鼐、李鸿章、王文韶、张之洞、刘坤一也都成了它的会员和赞助人。更为引人注目的是，连一些原来以“仇洋”著称的真正“顽固派”大臣，如徐桐、于荫霖等人，也都开始同意中国必须进行起码的改革。当时的情形正如军机大臣孙家鼐所说：“今日臣士愿意变法者，十有六七，拘执不通者，不过十之二三。”（萧功秦《危机中的变革》）
光绪：被“帝王教育”败坏的人（10）
至于慈禧太后，更并非一个“顽固派”。早在登上政治舞台之初，她就大力支持洋务运动，在“设立同文馆”等事件上表现出了坚定的改革倾向。甲午战争之后，太后也和皇上一样，陷入了日夜的焦灼中。《翁同龢日记》中曾记载，甲午战争结束不久，慈禧命上书房“宜专讲西学”，专门给皇帝讲解西方国家的知识。
因此，当皇帝来到颐和园向太后汇报他的变法构想时，太后立刻说：“变法乃素志。同治初即纳曾国藩议，派子弟出洋留学，造船制械，凡以图富强也。”（费行简《慈禧传信录》）
但是，太后对“变法”完全没有皇帝那样信心十足。最关键的问题是，太后认为，皇帝难当此大任。
甲午战争已经证明他不是一个有能力的领导者，他的急躁、脆弱实在不适合承担这个前无古人的巨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要知道，这可是对中国几千年传统的全面改造。说实在的，即使康熙或者乾隆那样的圣主再世，也不一定敢进行这样的尝试。
但太后又没法反对。第一，她是一个爱惜羽毛的人。自从退居二线以后，她一直十分注意干预政治的分寸。第二，大清此时国力已经弱到极点，眼看着就要被列强瓜分，如果不实行变法，最后一搏，“死马当做活马医”，确实别无出路。第三，“变法”是怎么回事，她心中是一片茫然，“并无成见”。六十多岁的老太太，已经记不住那么多新名词了。她对于西方政治运作方式，对于世界政治发展趋势，都一无所知，她明白自己的知识素养不足以出面亲自领导这样的变法。
想来想去，太后决定支持变法。但是同时，太后明确地重申她必须掌握二品以上大臣的任命权力。另外，太后还要求皇帝发布上谕，调任她最信任的荣禄为直隶总督，并节制北洋水陆各军，以便牢牢把军权掌握在自己手中。虽然对“法如何变”她不太了解，但是对于如何确保自己的权力，她却比谁都清楚。与国家安危比起来，太后更看重自己的政治安全。她深知，变法必然带来震荡，她要预先做好安全防护。一旦“变法”过程中出现任何偏差和问题，她都能迅速掌控全局，保证自己的大权不会旁落。
十六
透过百年时光的薄薄帷幕，回顾当初那场著名改革的前前后后，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中国现代化转型这至关重要的一步，并非只有失败这一种可能。“变法”在那时其实是“大势所趋”、“众望所归”。在“变法”开始的时候，形势相当乐观。太后以支持者的身份在旁观这场新奇的手术。大部分大臣也都程度不同地支持变法，起码还没有任何一个人公开反对。
当然，改革所面对的阻力也是巨大的。中国文化的强大惰性举世罕有其匹，正如鲁迅所说，在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之下，想搬动一张桌子都要流血。因此，如果是一个成熟、老练的政治家来主导这场改革，他应该会选择“小步走”的方式进行。他应该化整为零，分项进行，先易后难，“徐图而渐更之”，在每项改革措施推出时，使支持他的力量总是大于反对他的力量。通过这种“温水煮青蛙”的方式，他可以成功地使人们的观念一步步更新，使改革阻力一点点化解。
不幸的是，命运多舛的中国没有遇到合适的人选。相反，无论是光绪帝，还是康有为，都严重缺乏实际操作能力。
这两个人都是典型的“愤怒青年”，血气方刚而又缺乏阅历，他们把改革看得极为简单。康有为设计的改革方案，第一个步骤就是大誓群臣，“皇帝亲自在乾清门举行大誓群臣仪式”，让所有的大臣在决心变法的文书上签字，这样“天下臣工都革心洗面，然后推行新政，自然就能令下若流水，无有阻碍者矣”。（《杰士上书汇录》）他们认为，通过这样一个戏剧性的、催眠术式的仪式，就可以摧毁数千年来积累的强大思想惰性，这无异于痴人说梦。
他们贪多求快，急于求成，想在一夜之间，改变中国的面貌。经过了甲午战争之后漫长的消沉期后，光绪皇帝的精神状态处于一个井喷式的高涨期。性格急躁的他强烈希望“乘积弊之后，挟至锐之气，举一切法而更张之”。一夜之间，改变中国的面貌，把中国从一个最弱的国家变成最强的国家。他相信他能够做到这一点，就像过去他无数次地相信只要自己振作起来，“痛自洗涮”，“坚持到底”，就可以使自己从一个软弱的皇帝一举而变成最坚强的无所不能的皇帝一样。越是软弱的人越迷信意志的力量。
康有为甚至比皇帝还要急切。康有为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非大变、全变、骤变不能立国”，他们认为，既然中国不敌西方，那么就证明中国的一切都是错误的，必须全盘更新，彻底改变。改革必须“用一刀两断之法，否则新旧并存，骑墙不下，其终法必不变，国亦不能自强也”。而要一刀两断，就必须大张旗鼓，疾风骤雨，连出重手。（萧功秦《危机中的变革》）
从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发布《定国是诏》开始，到八月六日，一百零三天中，皇帝共发出改革谕旨二百八十六件，平均每天近三件。其中七八月份之交的十七天内，居然下达了一百三十二件谕旨。真如倾盆大雨，轰轰烈烈，滚滚而下。诏书的内容包括了政治体制、官僚制度、裁撤冗员、新设机构、发展工商业、建设铁路、开办银行、改革财政、改革教育、更新国防等等，几乎涵盖了社会的每一个方面。
为了避免守旧大臣们的反对，这些上谕中的大部分都是按照康有为的建议，直接下达到有关部门执行，而没有经过任何讨论，因而大部分缺乏可操作性。
对于光绪皇帝来说，这是他倾尽全力的一次政治赌博。刚刚遭遇了巨大挫折的他希望用一次“毕其功于一役”的拼搏来证明自己“能行”。戊戌变法中的光绪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刚烈、坚强和勇敢。他几乎把前二十几年生命中所积蓄的所有精力都释放了出来。他整夜整夜地不睡，白天也只吃很少的东西。他双眼布满血丝，然而精神高度亢奋。他和康有为都天真地相信，他们只要用圣旨把按照日本和西洋诸国药方抓来的灵丹妙药灌入大清帝国体内，不久之后，就会使大清帝国去腐生肌、起死回生。就像康有为屡次乐观地描述的那样，只需要三年，这场变法就可以使大清“自强”、“自立”起来。康有为说：“日本改革三十年而强，而以我中国国土之大，人民之众，变法三年而宏规成，五年而条理备，八年而成效举，十年而霸图定矣。”十年之间，他就可以令大清蒸蒸日上，“富强而驾万国”。三十年之内，中国就会化蛹为蝶成为世界上第一强国。（《康有为政论集》）
然而，在其他人看来，这种“改革”简直就像小孩子过家家。一个西方观察者说，皇帝主持的改革“不顾中国的吸收能力，三个月内所想改革的政事，足够中国九年消化”。
更为要命的是，他们许多具体改革措施鲁莽灭裂，只图一时痛快，不计后果，不留后路，严重冲击了社会精英的根本利益。他们在所有读书人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突然宣布从下科开始，废除八股。这一举动，一下子让大清帝国的所有准备应试的读书人手足无措，触了“数百翰林、数千进士、数万举人、数十万秀才、数百万童生之怒”（《梁启超文集》）。
改革开始之后不久，皇帝又下达命令，裁撤了詹事府等七个闲散衙门，砸了近万人的饭碗，却没有给下岗官员安排新的出路。此命一下，如同在晴空爆响了一颗炸雷，引起了官场的极大震动。
因此，在“维新变法”刚刚开始之时，就有人看出它必然失败。维新派著名人物张元济在当年六月初九给好友的信中说变法“举动毫无步骤，绝非善象。弟恐回力终不久，但不知大小若何耳”。
光绪：被“帝王教育”败坏的人（11）
随着改革措施越颁布越多，越来越多的人看出，这几个年轻人不可能成事。越来越多的中间力量开始变成了改革的反对派，原来改革的支持者也开始袖手旁观。一股反对改革的大潮，正在酝酿之中。甚至连变法的核心人物都预感到了变法必将失败。七月份，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在写给一个朋友的信中说：“我大哥康有为的计划过于广大，而支持他的同志又太少，举措太激烈，因此排挤他猜忌他的人处处都是，而皇上又无实权，变法怎么会成功？我深感忧虑。”
康广仁说，他曾力劝其兄，减缓改革步伐，以适应社会节奏，却被康有为慷慨激昂的表态反驳了回去。康有为说，死生有命，一切都有天意。康广仁无可奈何地对朋友说，我大哥思想太高迈，性格太固执，恪守书本知识，不能冲破僵化的思维，事已至此，实无他法。
十七
光绪皇帝和康有为所受的教育，决定了他们主持下的变法不可能不以这种“鲁莽灭裂”的方式进行。
虽然他们头脑中已经装了“西学”这种新酒，但是瓶子却还是旧瓶。他们推行的是新法，但推行的方式完全是“旧式”的。
传统的教育方式，使他们形成了一元、单向、线性的思维方式。在他们心目中，世界是由先天的“道”决定的，这个“道”放诸四海而皆准，俟诸百世而不惑。他们都相信为人行政，最根本的就是高屋建瓴地掌握这个道，然后从头到尾地浇灌下去。
在西方列强闯入中国之前，他们头脑中的“道”当然就是“孔孟之道”。而甲午战争之后，“西法”就成了他们头脑中新的“道”。在传统教育的影响下，他们都习惯于用宏大的纲领或思想代替改革中复杂而具体的问题，以一种神话代替另一种神话。既然有了新“道”，那么他们所要做的，就是用这个“道”去处理一切事物，那么就会“万事无不理，天下无不定”。
传统的教育没有给光绪皇帝和康有为的头脑中建立“世俗理性”，而是贯注了类宗教性式的热情。他们坚信一旦真理之光普照大地，则万惑可消，万难可解。他们从来不知道什么叫策略，什么叫迂回，什么叫复杂。他们眼里，世界就如同圣人揭示的那样小葱拌豆腐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