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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成“黑帮”分子，亦名噪华夏。虽说他那时用周怀求之名，为了照顾读者的阅读习惯，此处仍称之周小舟。那时，周小舟正在中共北平市委工作，看了谌小岑的信，马上请示中共中央北方局。这时，由高文华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中共中央北方局迅即致电毛泽东。电报说，拟派周小舟、吕振羽赴南京联络。
毛泽东复电同意。
这样，国共之间又开辟了一条新的联络渠道。为了探明谌小岑的意图，吕振羽先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底由北平去南京“姜府”。这时，吕振羽虽然尚不是中共党员，但很得中共中央北方局的信任。吕振羽在南京会晤了谌小岑，把详况写信告诉了周小舟。
一九三六年一月，南京新街口北面的一家旅馆，住进一位身穿长衫的年轻人。此人便是周小舟（从这时起用化名周小舟，与国民党谈判。不料，此后竟一直用周小舟这一化名）。他向吕振羽传达了中共关于与国民党谈判的四项条件：一是立即发动抗日战争；二是开放民主自由；三是释放政治犯；四是恢复民众组织和活动，保护民众爱国运动。于是，周小舟、曾养甫两人居幕后，由吕振羽、谌小岑两人进行接触。不久，周小舟回天津、北平，吕振羽则留在南京，曾养甫任命他为“铁道部专员”，发给他“车马费”。实际上，吕振羽成了中共在南京的常驻代表。这时，吕振羽提出了加入中共。一九三六年三月，周小舟二进南京，通知吕振羽，中央已正式批准他为中共党员，并由王世英直接与他联系。这一回，周小舟从衣服夹层中取出一批写在白绸上的信件，那是毛泽东、周恩来等致宋子文、孙科、冯玉祥、程潜、曾养甫、覃振的信件。此后，周小舟又于六月、八月三进、四进南京。
周小舟赋诗赠吕振羽：片衫片履到都门，伫足三年悟死生；拟向荆卿求匕首，雨花台畔刺嬴秦。吕振羽则和曰：潜踪南渡到石城，艰危未计死和生；为挽狂澜联吴策，残篇断简续亡秦。后来，由于“姜府”和“龚府”已通过张子华及另一途径直接联络，也就决定放弃通过中共中央北方局转达的这一途径。
周小舟于一九三六年八月进入陕北，向毛泽东汇报南京谈判的情景。毛泽东很喜欢这位能干的二十四岁的同乡（他是湖南湘潭县黄荆坪乡人，离韶山冲不远），留下他担任秘书。
第二部分：幕后密使“小开”架起新的国共之桥
在中共的三位密使——董健吾、张子华、周小舟，以三条不同的途径多方奔走，国共之间日渐沟通，正式谈判的条件日臻成熟了。前文已经写及：一九三六年九月下旬，一支奇特的队伍从“红都”保安出发，前往西安。这一群人之中，大多穿国民党军服，唯有一人西装革履。在这支化装成“国民党军事委员代表团”的队伍中，那位“马夫”叶剑英是真正的首脑，而那位戴礼帽、挟黑皮包、穿西装的“秘书”，则是中共特科要员潘汉年。潘汉年身上，带着周恩来在九月二十二日写成的致蒋介石亲笔信。这是一封极为重要的信件。周恩来写道：
介石先生：
自先生反共以来，为正义与先生抗争者，倏已十年。先生亦以清党剿共劳瘁有加，然劳瘁之代价所付几何？日本大盗已攫去我半壁山河，今且升堂入室，民族浩劫，高压于四万万人之身矣！近者，先生解决西南事变，渐取停止内战方针。国人对此，稍具好感。唯对进攻红军犹不肯立即停止，岂苏维埃红军之屡次宣言、全国舆论之迫切呼吁，先生犹可作为未闻耶？先生为国民党及南京政府最高领袖，统率全国最多之军队，使抗日无先生，将令日寇之侵略易于实现，此汉奸及亲日派分子所祈祷者，先生与国民党之大多数，决不应堕其术中。全国人民及各界抗日团体尝数数以抗日要求先生。先生统率之军队及党政中之抗日分子，亦尝以抗日领袖期诸先生。共产党与红军则亟望先生从过去之误国政策抽身而出，进入于重新合作共同抗日之域，愿先生变为民族英雄，而不愿先生变为民族罪人。先生如尚徘徊歧路，依违于抗日亲日两个矛盾政策之间，则日寇益进，先生之声望益损，攘臂而起者，大有人在。局部抗战，必将影响全国。先生纵以重兵临之，亦难止其不为抗战怒潮所卷入，而先生又将何以自处耶？
奉上八月廿五日敝党中央与贵党中央书，至祈审察。迫切陈词，伫候明教。顺祝起居佳胜！不一。
周恩来
九月二十二日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二十一至二十三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
潘汉年随叶剑英进入西安城，在那里秘密会晤了张学良。他还与从广州前往陕北的中共密使张子华作了长谈。
毛泽东和叶剑英之间，保持着密电往来。十月十四日下午四时，毛泽东致电叶剑英：“在进攻未停止，恩来未出动以前，准备派在沪之潘汉年同志进行初步谈判，此项请告毅并转年。年何日去沪，毅何日去宁？”《文献和研究》，一九八五年第三、四期。电文中的“年”，即潘汉年；“毅”，即张学良。接毛泽东此电，潘汉年便离开西安，直奔上海……潘汉年此人，有着非凡的活动能力：红军长征前夕，前往国民党陈济棠部队秘密谈判的便是他。
红军长征至遵义，召开了遵义会议。张闻天找他谈话，派他和陈云前往上海，然后又去苏联莫斯科共产国际汇报遵义会议的情况。在苏联，他参加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在莫斯科，潘汉年又跟国民党政府驻苏联大使馆武官邓文仪接触。
王明告诉邓文仪，将派潘汉年回国，作为国共谈判的联系人。邓文仪把回国后如何跟陈果夫联络的途径告知了潘汉年。
一九三六年五月初，潘汉年抵达香港。按照邓文仪提供的途径，潘汉年给陈果夫去了一信。不久，陈果夫派出了干练的张冲前来香港，跟潘汉年晤面，然后陪他坐船到上海，再前往南京，入住扬子饭店。陈果夫又派出曾养甫跟潘汉年密谈。不过，陈果夫托曾养甫转告潘汉年：“你来自莫斯科，是王明所派，只代表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团，不能代表国内的中共当局。你最好去一趟陕北，带来毛泽东的意见——我们的谈判的对手是毛泽东！”七月上旬，潘汉年返回上海。正值张学良和他的“秘书”刘鼎在上海。潘汉年当即通过刘鼎，跟张学良在上海一家大饭店里见了面。机智灵活的潘汉年，又通过刘鼎，于八月初从上海朝陕北进发。八月八日，他来到陕北，向中共中央汇报了共产国际的情况以及和国民党政府代表接触的情况。不久，他到陕北安塞，和叶剑英一起做驻守那里的东北军的工作。接着，他又来到西安，秘密会晤张学良。八月二十六日，毛泽东给他发来电报，称他为“小开兄”——他风度潇洒，如同小老板，在上海便得了“小开”的雅号。毛泽东的电报，全文如下：小开兄：（甲）因为南京已开始了切实转变，我们政策重心在联蒋抗日，李毅兄继续保持与南京的统一是必要的。（乙）你来信及南京密码今日收到，但张子华未到。现急需兄去南京谈判并带亲笔信与密码去，谈判方针亦须面告。但如不能取道肤施，则往返需时过久。能否取道肤施，即复。二十六日二十二时《文献和研究》，一九八五年第三、四期。“小开”接到毛泽东电报，赶回“红都”保安，面聆毛泽东关于去南京谈判的机宜。不久，“小开”一身西装革履，出现在那支奇特的队伍中。这位“秘书”与“马夫”叶剑英一起，进入西安城……
第二部分：幕后密使潘汉年、陈立夫会谈于上海沧州饭店
南京方面颇为看重“小开”，因为他们知道：
第一，他来自莫斯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指定他为国共谈判联系人；第二，他去了陕北，见了毛泽东，又受毛泽东委派，指定他为国共谈判联系代表。这么一来，南京方面对潘汉年的重视，自然超过了董健吾、张子华、周小舟——顺便值得提一笔的是，不论是国民党还是中共，这些秘密联络渠道往往彼此并不知晓，以求严格保密，彼此平行不交叉。即使是与张学良、杨虎城联络，张不知杨与中共有联系，杨亦不知张与中共有联系，而张、杨又不知蒋与中共有联系。这一切，都在幕后极端秘密地进行。当然，也有个别的例外，如张子华知董健吾、潘汉年知张子华。潘汉年到了西安，由于要帮助叶剑英做东北军的工作，没有马上去南京。他怕南京方面着急，给张冲拍发了一份密电，告知他已抵西安。
由于南京方面看重潘汉年，张冲接到电报，竟直奔西安。此人也很神通，他通过潘汉年的姐夫路宝宗，找到了潜藏在西安城里的潘汉年。张冲急于想了解毛泽东对谈判的意向，向潘汉年探听口气。听了潘汉年的介绍，张冲随即赶回南京。不久，叶剑英接到毛泽东十月十四日电报，询问：“年何日去沪？”潘汉年得知，料理了工作，便去上海。十月十九日，潘汉年乘火车抵达南京对岸的浦口。那时，旅客们要下车，一节节车厢被推上渡轮，要花费两三个钟头渡过长江，才能抵达南岸的南京，再从那里上火车。摆渡。选择了摆渡那乱糟糟的时刻，趁别人不注意，两位神秘的人物找到了潘汉年，跟他低声交谈着。这两人便是从对岸南京赶来的张冲及其助手杜桐菽。张冲对潘汉年说了到达上海之后的联络途径。就在渡船上，潘汉年把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中央的信，悄然交给了张冲。
潘汉年到了上海，一副“小开”打扮。他本来是要跟陈果夫会谈的。
陈果夫患肺病多年。他的衣服口袋里，总是放着一个特制的小痰盂。当他发表演说时，那小痰盂便放在讲台上。讲毕，往衣袋里一放，随身带着。那时，他的肺病加重了，日夜咳嗽，便让弟弟陈立夫出面，跟潘汉年会谈。十一月十日，在上海沧州饭店，国共双方的高级代表——陈立夫和潘汉年，一个是国民党CC首脑，一个是中共特科要员，终于在上海晤面了。潘汉年向陈立夫递交了周恩来的亲笔信，正式表明他是中共中央指派的联络代表。初次会谈，双方各自阐述立场，互通情报。张冲也参加了会谈。
陈立夫传达了蒋介石的意见。蒋介石说，首先是对立的政权与军队必须取消，中共军队最多只能编三千人至五千人，师以上干部一律解职出洋，半年后如回国，量才录用，适当分配到南京政府各机关服务。如军队能如此解决，中共所提的政治各点就好考虑了。
蒋介石也深深懂得“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所以他开列的第一个条件，便是要解决中共的军队。他的这一条件，理所当然被潘汉年所拒绝。
潘汉年回答道：“这是蒋先生站在‘剿共’的立场上的收编红军条件，不能说是合作抗日的谈判条件。”潘汉年又道：“请问陈先生，当初邓文仪在俄活动，曾养甫派人去苏区，所谈均非收编而是讨论合作。蒋先生为什么目前有此设想？大概是误认为红军已到了无能为力的地步，或者受困于日本防共之提议。”《潘汉年就与南京政府谈判合作抗日给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的报告》，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二日。接着，潘汉年介绍了中共的立场：两党应合作抗日，建立全国抗日救国联合阵线；停止内战；建立两党代表组成的混合委员会，作为经常接洽与讨论之机关；双方保持政治上、组织上之独立性。
陈立夫听罢，仍强调首先要解决中共的军队，然后再谈别的条件。
这么一来，双方僵持着。首次会谈，便很难谈得拢。陈立夫建议，请周恩来出来谈判，以使国共双方会谈升级——由周恩来和蒋介石直接会谈。陈立夫道：“你我均非军事当局，从旁谈判也无结果，可否请恩来出来一次？”潘汉年则以为，像这样“收编”式的会谈，周恩来是不会出马的。潘汉年说：“如不把贵党的条件报告，仅说蒋愿见他，岂不是要我骗他出来？！”第一轮会谈，以毫无结果而告终。不过，不论怎么说，国共双方的代表能够坐下来谈判，这本身就意味着是历史的进步。潘汉年把会谈的简况，用密电发往“红都”保安。十一月十二日，毛泽东复电潘汉年，全文如下：
汉年同志：
（甲）真电（引者注：当时流行以韵月代日，真即十一日）悉，张子华亦到。
（乙）南京对红军究能容许至何限度。望询实电告。如果条件使红军无法接受，恩来出去也无益。近日蒋先生猛力进攻不能不使红军将领生疑。
（丙）据张子华说，曾养甫云：
（一）党公开活动；
（二）政府继续存在；
（三）参加国会；
（四）红军改名受蒋指挥，照国民革命军编制与待遇，但不变更红军原有之组织与领导。为一致对日，我们并不坚持过高要求，可照曾谈原则协定。
（五）你在南京谈判地待命。子任文亥《文献和研究》，一九八五年第三、四期。
电末所署“子任”，是毛泽东的笔名。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六年，毛泽东在《政治周报》上发表文章时，用过“子任”这一笔名。这一回用于电报署名，显然是为了保密。至于“文亥”，“文”即十二日，“亥”即亥时，“文亥”指十二日二十一时至二十三时。
第二部分：幕后密使毛泽东的“决战动员令”和蒋介石的“猛力进攻”
谈谈打打，打打谈谈，边谈边打，边打边谈。对于国共两党来说，如此这般，见怪不怪。毛泽东十一月十二日给潘汉年的电报中所称“近日蒋先生猛力进攻”，便是指蒋介石加紧了“围剿”。就在潘汉年、陈立夫会谈前，十月二十二日中午午餐时，一架飞机从南京起飞，朝西飞向西安，于下午三时徐徐降落。步出机舱的是身着马褂长衫、留着八字胡的蒋介石，他的身边是梳着长长刘海儿的宋美龄，身后跟着侍从室第一处主任钱大钧、秘书毛庆祥等十余人。
蒋介石选择这个时候前来西安，一是为了督促“剿共”，因为中共主力已转移至陕北；二是为了“避寿”——眼看着十月三十日就要到来。这天是他的生日。这年的生日不比往常，他正好四十九岁。按照中国做寿“做九不做十”的习惯，虚岁五十，要大大庆祝一番。据云，倘若他在南京过五十岁生日的话，那要引起一番轰动。早在九月二十七日，上海四家影片公司——明星、天一、联华、新华的明星们，便假座上海金城大戏院（今黄浦影剧场）举行为蒋介石祝寿的游艺大会，上海各报纷纷登巨幅广告，那位蓝苹（江青）也参加演出契诃夫的独幕剧《求婚》……十月二十七日，蒋介石在长安军官训练团开学典礼上发表演讲，强调“剿共”：“军人要明礼义，知廉耻。在家要尽孝，为国要尽忠，要服从长官。”“不剿共而言抗日，在家为不孝，在国为不忠。对不忠不孝的军人要制裁。”“革命军人要分清敌人的远近。我们最近的敌人是共党，这是东北军必须要打的敌人。日本离我们很远。”“如果不积极剿共而轻言抗日，就是远近不分，内外不分，是非不分，缓急不分，本末倒置，便不是革命。”
蒋介石这番话，在东北军中传开，议论纷纷。十月二十九日，蒋介石为了“避寿”，来到了洛阳。然而，十月三十日，即便在洛阳，那庆寿典礼也是够隆重的。上午九时，蒋介石偕宋美龄来到洛阳西宫广寒宫，西北各将领傅作义、张学良、阎锡山为蒋介石的“称觞典礼”致贺。空中，排成“五十”两字队形的飞机掠过，造成了“轰动效应”。孔祥熙送来的特大蛋糕最为引人注目。宋美龄亲自切开大蛋糕，分赠宾客们……那排成“五十”两字的飞机，是从西安起飞的。蒋介石调来了一百架战斗机、轰炸机。西安机场摆不下那么多飞机，不得不连夜派兵扩建。蒋介石还北调三十个师的兵力。这些部队，虎视眈眈，扑向陕北红区——即毛泽东所说“近日蒋先生猛力进攻”也。在潘汉年和陈立夫沧州饭店会晤的一星期后——十一月十八日，毛泽东面对“蒋先生猛力进攻”，下令猛力反击。以下是毛泽东下达的“决战动员令”全文，从中可窥见当年陕北战场上浓烈的火药味：一、二、四方面军各兵团军事、政治首长均鉴：从明日起，粉碎蒋介石进攻的决战各首长务须以最坚决的决心最负责的忠实与最吃苦耐心的意志去执行，而且要谆谆告诉下级首长转告于全体战斗员，每人都照着你们的决心忠忱与意志，服从命令，英勇作战，克服任何的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