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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蒋对我党我军的观念仍为非合并即大部消灭；
（三）蒋对人的观念仍包藏祸心（即打击我党领导，尤其对毛，西安事变后尚想毛、朱出洋，时至今日犹要叶挺太太劝叶悔过自新，吾屡次请回延不理，此次我在电答时愿回延接林或朱出来亦不许），因此可说他对我党我军及民主观念并无丝毫改变。
次之，在局势方面，并非对我有利：
（一）蒋对局势的看法，一面承认日寇有续攻中国可能，而英美一时无大力援华，且反内战，但何（应钦）等却看到苏联今日处境需要对华让步，英美亦须中国拖住日本，他正好借此依他的想法解决西北及国内问题。
（二）中共“七七”五周年宣言，本是我党历年主张的发展，而他却认为由于苏联让步，中共亦不得不屈服。
（三）毛出为谋改善根本关系，而蒋则利用此机会打击地方和民主势力，以陷我于孤立。
因此，蒋毛见面的前途可能有两个：一、表面进行得很和谐，答应解决问题而散。
二、约毛来渝开参政会后，借口留毛长驻渝，不让回延（此着万不能不防）。若如此，于我损失太大。我们提议林出勿将话讲死，看蒋的态度及要解决的问题如何，再定毛是否出来。
周恩来的电报，是打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由康生收下。
毛泽东见到周恩来这一电报，以为有理，遂打消了与蒋介石会晤的念头。这样，毛泽东第四次婉拒蒋介石的会晤之邀。
不过，毛泽东在八日给周恩来的电报中，仍表示：林彪见蒋时，可表明“我极愿见蒋”。毛泽东以为，“目前似已接近国共解决悬案”的“好时机”。
第七部分：风云多变蒋介石、林彪重庆谈判
一九四二年九月十四日，林彪作为毛泽东的代表，和伍云甫、周励武一起，离开延安，乘卡车前往西安。天有不测之风云。那卡车在山道上颠簸，出了故障。当林彪来到西安之时，已是十七日傍晚五时，蒋介石已离去……
经毛泽东同意，林彪前往重庆，会晤蒋介石。于是，也就开始了“蒋介石—周恩来、林彪重庆谈判”。林彪乃一员武将，且性格内向，不擅言谈，不擅外交。何况那时林彪只是一位师长，人称“林师长”，跟身为最高统帅的蒋介石地位相差悬殊。毛泽东怎么会派林彪作为谈判代表呢？
毛泽东精于用人之道。他派出林彪，原因有二：其一，林彪乃黄埔军校第四期学生，与蒋介石有着师生之谊，说得上话；其二，平型关一战，使林彪名震中国，有着“抗日名将”之誉，在国民党统治区也受人敬重。
那时，林彪刚从苏联回来不久。林彪在苏联养伤，一住便是三年多……
林彪受伤，事出偶然。那是一九三八年三月一日，在山西隰县北面，林彪正带着战士在对日军进行侦察。为了便于接近日军阵地，林彪和战士们全穿上了日军的军服——反正在平型关战斗中，缴获一大批日军军服，有的是！林彪一副日军军官打扮，腰挎日本指挥刀，骑着大洋马，神气活现。他万万没有想到，国民党阎锡山部队把他们真的当成了日军！一阵枪响之后，才知是误会，却为时已晚，林彪已倒在血泊里！
林彪的伤势颇重，子弹从右胁进，右背出，肺及脊骨严重受伤。毛泽东闻讯，急派医生从延安赶去，护送林彪回到延安。半年之后，又送林彪去苏联医治。直到一九四二年一月五日，林彪才从苏联回到兰州，转往延安……林彪奉毛泽东之命来到重庆时，已是十月七日。毛泽东为林彪制定的与蒋介石的谈判方针是“重在缓和关系，重开谈判之门”。
在重庆上清寺曾家岩，那里有座求精中学。中学隔壁有一幢灰砖二层小楼，名曰“桂园”。那里是张治中的私宅。在重庆的军政要人之中，这样的住宅算是中等的。十月十三日午后，蒋介石忽地光临张宅。当蒋介石步入会客室时，除了主人张治中之外，两位浓眉客人已在那里等候。内中浓眉舒展者乃周恩来，另一位八字浓眉者乃林彪。
蒋介石选择了张治中的家作为会谈地点，并选定张治中为谈判代表，是因为张治中在黄埔军校时，与周恩来有着深谊，又是林彪的老师。
林彪见了蒋介石，口称“校长”，表明他不忘当年黄埔军校师生情。林彪首先向蒋介石转达了毛泽东的问候。林彪说，毛泽东很希望一晤蒋介石，只是不巧他“适患伤风未来”。蒋介石当即表示对毛泽东“病情”的关心，并托林彪代他转达对毛泽东的问候。如此这般，在“转达”之中，结束了寒暄。
紧接着，谈话进入了主题。林彪在表示了中共拥护蒋介石为民族领袖之后，便谈及中共中央关于“三停”、“三发”、“两编”的意见。“三停”，即停止全国军事进攻，停止全国政治进攻，停止对《新华日报》的压迫；“三发”，即释放新四军被俘人员（即发人），发饷，发弹；“两编”，即允许中共领导下的军队，编为两个集团军。
蒋介石听罢，说了这么一番话：“我对团结统一是有诚意的，这不是政治手段，希望大家在统一政令下工作。国内政治问题，我希望整体解决，而且越快越好，也不要零零碎碎，拖拖拉拉。只要我一天活着，我就会为此努力。我会奉行公道原则，不会让你们吃亏，这点可放心。”
蒋介石还就国共关系说道：“中共是爱国的、有思想的，有许多的人才，国家也爱惜人才，并一视同仁。过去合作革命五年，不料十年内战，时光白白过去了，这是教训，若国共问题解决，国家必能一日千里。”林彪见蒋介石说得如此慷慨，便提起了新四军，希望蒋介石能够承认如今以陈毅为代军长的新四军。不料，这话触动了蒋介石的心病，他不悦道：“承认新四军，等于不承认政府。你今后不要跟我提新四军了。再提我是不听的！再提我是不听的！”说罢，蒋介石意识到自己的话说得太直了，又赶紧对林彪说：“因为你是我的学生，所以我有什么，就跟你说什么。对别人我就不说了。”
林彪跟蒋介石的第一次会谈，就这样不了了之，结束了。
就在林彪到达重庆不久，国民党联络参谋郑延卓到达延安。毛泽东和郑延卓谈了两次。郑在延安住了两星期。
郑延卓打算回重庆之际，请毛泽东亲笔修书一封，交他带给蒋介石。毛泽东当着他的面，写了这么一封信给蒋介石：
介公委员长政席：
前承宠召，适感微恙，故派林彪同志晋谒。嗣后如有垂询，自当趋辕聆教。郑委员延卓来延，宣布中央德意，惠及灾黎，军民同感。此间近情，已具告郑兄，托其转陈，以备采择。郑兄返渝之便，特肃寸楮，借致悃忱。
毛泽东
林彪到了重庆，却想不到这一回的会谈，竟变成了马拉松会谈。一谈就谈了八个来月！国民党方面，常常由张治中出面，会谈也就在张治中家里。
后来，张治中这么回忆：“周、林一道来，谈谈歇歇，歇歇谈谈，前后经过八个月之久。”林彪“虚此一行”。会谈拖拖拉拉，没有什么成果。毛泽东在一九四三年一月十六日致周恩来、林彪的电报中指出，蒋介石“除面子问题外，是否还有借以拖延之目的”？这样，一九四三年六月四日，周恩来、林彪在会见张治中时提出，林彪要回延安，希望行前一晤蒋介石。
其实，这时毛泽东已决定周恩来也一起回延安，但周恩来未向张治中提及——因为自皖南事变后，周恩来多次希望回延安汇报，蒋介石总是“挽留”。
六月七日，周恩来、林彪会见蒋介石。周恩来当面向蒋介石提出与林彪一起回延安，蒋介石答应了。这样，阔别延安三年的周恩来，终于有机会“回家”了！
六月二十八日，周恩来、林彪、邓颖超等一百多人乘卡车离开重庆，经西安返回延安。一路风雨，到达延安已是七月十六日了。
中共留下董必武在重庆主持工作。
第七部分：风云多变共产国际的解散如同“新闻原子弹”爆炸
周恩来这一回下决心离开重庆，是因为五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给他发来重要电报：“共产国际解散，中央即将开会讨论中国的政策，请你即回延安。”
共产国际解散，如同一颗“新闻原子弹”爆炸，在世界上形成极其强烈的冲击波！共产国际是列宁在一九一九年创立的。共产国际，人称“世界共产党”，它是世界各国共产党的上级组织，它和各国共产党之间是领导和被领导的高度统一的上下级关系。
中共是在共产国际代表的帮助和参与下成立的。二十多年来，中共和其他共产党一样，都是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下开展工作的。
共产国际决定解散的消息，最初是从苏联《真理报》上透露出来的。那是一九四三年五月十五日，共产国际主席团作出了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五月二十三日，共产国际给中共发来电报，征求中共中央的意见。也就在这一天，苏联《真理报》便把共产国际主席团的决定公开发表了！毛泽东收到共产国际的电报，当即给正在重庆的周恩来发去那份要他速返延安的电报……共产国际在作出的决定中，用这样一句话来概括解散的原因：“共产国际这种集权形式的国际组织已经不能适应各国共产党的进一步发展。”毛泽东在五月二十六日，作了《关于共产国际解散问题的报告》。毛泽东向中共党员这样说明解散共产国际的原因：“马列主义的原则，是革命的组织形式应该服从革命斗争的需要。如果组织形式已经与斗争的需要不适应时，则应该取消这个组织形式。现在共产国际这个革命的组织形式，已经不适合斗争的需要了。如果还继续保存这个组织形式，便反而妨碍各国革命斗争的发展。现在需要的是加强各国共产党，而无需这个国际的领导中心了。……”
共产国际解散的消息一公布，引起了世界反共势力的狂喜。他们发动了强大的宣传攻势：“共产国际完蛋了，各国共产党也将完蛋！”“共产国际的解散，意味着共产主义日暮途穷！”消息传到中国，蒋介石理所当然地兴高采烈。
从五月底开始，国民党报纸进行了对中共的集中攻击：
“共产国际的解散，证明了所谓阶级斗争，所谓世界革命路线之根本错误。”
“中共是由共产国际用‘人工方法’炮制出来的，是靠人家卢布豢养而存在的。”“中共应该有同样的觉悟，放弃割据，交还军队，在民族利益的大前提下，服从一个领袖，一个政府。”蒋介石明明白白地对周恩来说：“共产国际解散了，国民党希望共产党能够合并于国民党。”蒋介石想乘机“招降中共”。他在周恩来、林彪离开重庆前夕，亲笔写信给毛泽东，透露了招降之意。他还通过张治中转告林彪：“国民党在共产国际解散后，拟有两个方案：一是中共交出军权、政权，以取得党的合法化；二是国共两党合一。”
最为耐人寻味的是，戴笠制定了《对中共方案》，提出“第三国际（注：即共产国际）解散后，本党对中共应有之对策”。这一方案指出：“莫斯科正式公布解散第三国际后，各国共党之政治地位及组织策略均将发生重大分化，中共为世界革命之派系，现已逐渐失去国际势力支援，其政治号召力必将失去或减低，中共分子之动摇心理亦必随之而剧烈。本党应把握此有利时机求中共问题之彻底解决。”
戴笠的对策分政治、军事、党务、宣传、特务五个方面，非常详尽。内中特别提出：“选派大员赴延安谈判，并分化毛泽东与留俄派陈绍禹……”
连戴笠都已注意到利用毛泽东和王明（陈绍禹）之间的矛盾！
戴笠在“特务”项中指出：“派员与留俄派陈绍禹、秦邦宪接洽，提高陈秦政治地位，借以达到孤立毛泽东派，鼓励留俄派分化之目的。”另外，还用这样的口气提及毛泽东：“派员赴延安谈判，并叫中共负责人毛泽东来渝。”也就是说，戴笠要“叫”毛泽东来重庆！
戴笠的方案中，还有一条，叫“以共制共”：“争取共党中之觉悟分子与动摇分子，准备于必要时运用蜕化方式号召再组织共党或另组新党，达到以共制共之目的。”看来，戴笠要把日本对付国民党的一套办法，来对付中共……
第七部分：风云多变毛泽东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共最高领袖
其实，这一回蒋介石全然错估了形势，打错了算盘。共产国际的解散，对于毛泽东来说，无异于少了一个“婆婆”！往日，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下级，任何重大的决策都要向共产国际请示，获得同意之后才能行动。共产国际远在莫斯科，并不很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确实，那样的“集权领导”，往往捆住了毛泽东的手脚——虽说毛泽东也并不完全听命于共产国际。如今，共产国际的解散，反而使毛泽东感到轻松，因为他不必再听命于莫斯科。
为了适应共产国际解散的局面，中共已预作措施。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极为重要的决定，即《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决定》。对于毛泽东来说，这一决定是历史性的。
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设立政治局主席一职。“政治局推定毛泽东同志为主席。”另外，“书记处重新决定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同志组成之，泽东同志为主席”。这样，毛泽东正式成为中共领袖——虽说自遵义会议以来，毛泽东已是实际上的中共领袖，但名义上中共中央的总负责是张闻天。《决定》中有一句极为重要的话：“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这样，毛泽东便在政治局中拥有“最后决定之权”（虽说文件中最初是指在书记处会议上拥有“最后决定之权”）。毛泽东拥有这“最后决定之权”，直到他走完人生的最后的路程。这样，中共在共产国际面临解散之际，推出了自己富有权威的领袖——毛泽东。
刘少奇被确定为毛泽东的副手。刘少奇在一九四三年七月六日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清算党内的孟什维克主义思想》一文，热情赞颂毛泽东：“在二十二年长期艰苦复杂的革命斗争中，终于使我们的党，使我们的无产阶级与我国革命的人民找到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刘少奇称颂毛泽东是“在各种艰苦复杂的革命斗争中久经考验的、完全精通马列主义战略战术的、对中国工人阶级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抱无限忠心的坚强伟大的革命家”。这时的毛泽东，正好步入“知天命”之年。由于共产国际的解散，中共加强了对于自己领袖毛泽东的宣传和赞颂。
一九四三年七月八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王稼祥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首先提出了“毛泽东思想”的概念。从此，毛泽东思想被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广为宣传。这样，共产国际的解散，并非蒋介石所认为的毛泽东倒了“后台”而“摇摇欲坠”，却是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因此而加强。
当周恩来回到延安，他在一九四三年八月二日中共中央办公厅举行的欢迎大会上，发表了对毛泽东的热情赞词：“我们党二十二年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串着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此时，张国焘、王明败北，毛泽东在中共的领袖地位完全巩固；诚如此时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地位完全巩固。
第七部分：风云多变毛泽东抓住张涤非来了个“质问国民党”
也就在这个时候，蒋介石发表了堪称“蒋介石主义”的代表作——《中国之命运》。
《中国之命运》的主题曲，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书中强调的：“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蒋介石说：“国民党一本我民族固有的德性，以情感道义与责任义务，为组党的精神。他绝不像其他党派，用机巧权术，或残忍阴谋，而以利害自私为结合的本能。”蒋介石以为，“中国的命运完全寄托于中国国民党”。《中国之命运》还“迂回”攻击“新式军阀”、“新式割据”以及“奸党”、“奸军”等等。不言而喻，所谓“新式军阀”、“新式割据”、“奸党”、“奸军”指的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之命运》出版之后，成为国民党统治区各机关、团体、军队、学校必须通读的文件。人人要读，人人要学。此书初版二十万册，不久，印至一百万册。《中央日报》发表社论《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