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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这样，毛泽东一行，在三十日就迁往红岩。那里既称重庆的“红区”，又称中共驻重庆“大使馆”。一到红岩，毛泽东如鱼入水，像回到老家。虽说红岩的那幢房子比林园差得多。
周恩来安排最为凉快的一间——二楼右手第一间给毛泽东住。据当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秘书处处长兼机要科科长的童小鹏告诉笔者，毛泽东一住进去，周恩来便关照所有的工作人员不要再穿皮鞋。那是因为楼房里的楼梯、过道全是木板铺成的。穿皮鞋走过便发出噔噔响声，影响毛泽东休息。童小鹏等在三楼工作的电台人员，干脆赤脚……不过，毛泽东在红岩一住下，很快又发觉不合适：一是地点太偏僻，远离市区，上山石级又多，来访者诸多不便；二是国民党特务早就盯住这片“红区”，监视着进进出出的人物。在市区上清寺曾家岩五十号，倒是有周恩来的住处，人称“周公馆”。不过，那里太小，何况二楼又住着国民党一位官员，显然，不便于毛泽东居住。就在周恩来为毛泽东的住处伤透脑筋的时候，张治中给他帮了大忙：张治中把自己那幢离“周公馆”只有一箭之遥的桂园，让给毛泽东居住。张治中率全家迁至复兴关中训团内一所狭小的旧平房里。这样，毛泽东就歇脚桂园。不过，毛泽东大都白天在桂园，便于会客，便于外出活动，夜间则回红岩……
第八部分：重庆谈判国共谈判在山城艰难地进行着
多雾的山城，像一团谜。毛泽东和蒋介石之间的谈判，也如同一团谜。
重庆谈判牵动着亿万颗心。尽管是一团谜，人们的关注之情，却是那般的强烈。重庆《大公报》在二十九日发表了王芸生所写的社论《毛泽东先生来了！》，有一段话很能代表当时一些知识分子的善良心愿：说来有趣，中国传统的小说戏剧，内容演述无穷无尽的离合悲欢，最后结果一定是一幕大团圆。以悲剧始，以喜剧终，这可说是中国文学艺术的嗜好。有人以为艺术可以不拘一格，但中国人有他的传统偏爱，我们宁愿如此。现在毛泽东先生来到重庆，他与蒋主席有十九年的阔别，经长期内争，八年抗战，多少离合悲欢，今于国家大胜利之日，一旦重行握手，真是一幕空前的大团圆！认真地演这幕大团圆的喜剧吧，要知道这是中国人民所最嗜好的！历史学家侯外庐从国共两党的历史来分析，以为这回国共谈判的前景未必乐观。他打了个比方：“老头子和青年人难成婚姻！”毛泽东笑答：“不行的话，可以刮胡子嘛。”不过，蒋介石不愿“刮胡子”。重庆谈判进展维艰。既然蒋介石要中共方面先提方案，中共方面由周恩来、王若飞出面，国民党方面由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出面，经过几天初步交谈，中共方面于九月三日提出了方案，共十一条，要点如下：
一、确定和平建国方针，以和平、团结、民主为统一的基础，实行民国十三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所宣布的三民主义。
二、拥护蒋主席之领导地位。
三、承认各党派合法平等地位并长期合作和平建国。
四、承认解放区政权及抗日部队。
五、严惩汉奸，解散伪军。
六、重划受降地区，中共应参加受降工作。
七、停止一切武装冲突，令各部队暂留原地待命。
八、结束党治过程中，迅速采取必要措施，实行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党派平等合作。
九、政治民主化之必要办法。
十、军队国家化之必要办法。
十一、党派平等合作之必要办法。
九月四日，中共方案提交给国民党代表。蒋介石看了，在当天的日记中写着读后感：“脑筋深受刺激。”蒋介石亲自拟订了另一方案，即《对中共谈判要点》。这“要点”一开头便写道：“中共代表们昨日提出之方案，实无一驳之价值。倘该方案之第一、二条尚有诚意，则其以下各条在内容上与精神上与此完全相矛盾，即不应提出。”在蒋介石看来，中共的方案中，只有“实行三民主义”和“拥护蒋主席之领导地位”这两条“尚有诚意”，其他九条纯属“不应提出”之列。于是，蒋介石在“要点”中提出了他的四条：
一、中共军队之编组，以十二个师为最高限度。驻地问题，可由中共提出具体方案，经双方商讨决定。
二、承认解放区绝对行不通。只要中共对于军令政令之统一能真诚做到，各县行政人员经中央考核后，可酌予留任，省级行政人员亦可延请中共人员参加。
三、拟将原国防最高委员会改组为政治会议，由各党派人士参加，中央政府之组织与人事，拟暂不动，中共方面如现在即欲参加，亦可予以考虑。
四、原当选之国民大会代表，仍然有效。中共如欲增加代表，可酌量增加名额。
双方的方案相距甚远，使谈判变得艰难。内中，最核心的一条，依然是军队。一如往日的国共谈判，双方仍在军队问题上讨价还价。这一回，由毛泽东和蒋介石直接讨价还价。毛泽东“开价”：中共已有一百多万军队，至少应编十六个军四十八个师。蒋介石“还价”：以十二个师为最高限度。毛泽东的“开价”，是蒋介石“还价”的整整四倍！这么大的差距，使得双方谈来谈去，难以取得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公平价”。那时，蒋介石的军队为二百六十三个师。即使中共编四十八个师，国民党部队仍为中共的六倍。另一个问题，则是政权问题。毛泽东要求蒋介石承认中共所领导的解放区，而蒋介石则一口回绝，“绝对行不通”！谈判的地点，从林园改到桂园，又从桂园改到尧庐。尧庐，即曾家岩德安里蒋介石的侍从室。谈判桌上，双方僵持。谈判桌外，蒋介石和毛泽东频频交往，倒是客客气气：八月二十九日晚——蒋介石前往林园二号楼，探望毛泽东。
九月二日晚八时三十分——蒋介石在林园宴请毛泽东，并介绍毛泽东和国民党官员、参政员见面，内中有孙科、熊式辉、陈立夫、王云伍、白崇禧、翁文灏等，还有那位提出电邀毛泽东来渝的吴鼎昌。熊式辉、白崇禧则是曾与毛泽东在战场上多次较量的对手。宴罢，毛泽东和蒋介石在林园进行第二次直接会谈。
九月四日下午五时——毛泽东应蒋介石之邀，出席军事委员会举行的庆祝胜利茶会。会毕，毛泽东和蒋介石在军事委员会进行第三次直接会谈。
九月五日晚六时三十分——毛泽东应蒋介石之邀，在国民党中央干部学校礼堂，出席招待苏联大使彼得洛夫的茶会，并同观京剧《穆桂英挂帅》。京剧由重庆厉家班演出。卜道明任总招待，蒋经国为副总招待。毛泽东对京剧饶有兴趣。茶话会开始时，蒋介石致欢迎词，毛泽东致答词。
九月十二日中午——蒋介石邀毛泽东共进午餐。午餐后，蒋介石和毛泽东进行第四次直接会谈。
九月十七日中午——毛泽东赴林园与蒋介石作第五次直接会谈，赫尔利在场。……除了蒋介石和毛泽东这国共两巨头作了五次直接会谈之外，周恩来、王若飞和张群、王世杰、张治中、邵力子等又进行了许多次会谈。
第八部分：重庆谈判各方关注桂园“何先生”的行踪
国共双方的每一次会谈，国共双方均有记录在案。这记录分两种，一种是当场的速记，字迹显得潦草；另一种记录，是用小楷字工工整整写在竖行红格花笺纸上，显而易见是经过整理誊抄，供各方内部传阅及存档用的。中共方面是由当时任毛泽东秘书的王炳南整理的；国民党方面，则是由蒋介石秘书陈布雷整理的。如今，在北京中央档案馆存有中共方面的记录，在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陈布雷卷宗内存有国民党方面的记录，在台湾则保存着国民党方面的另一份记录。
此外，还有一种奇特的记录，专记“何先生”每日的行踪。这种记录曰《情报日报》，每日呈送蒋介石。以下是《情报日报》的作者事后回忆的大致内容：
一、何先生今天×点××分到十八号。
二、上午×点有某人（男、女或外国人，包括相貌、身材、服装、年龄），乘小轿车（汽车号码）到十八号会何先生，于×点××分离去。何先生把客人送出十八号上汽车，目送汽车走后，就慢步返回。这时街上不少人停步观看何先生。我们向老吴提出：何先生把客送出门外，我们对何先生的安全很担心。老吴点头表示会意，没有答复。
三、中午，何先生赴×××宴会（写明请客人的姓名住址）。
四、下午二时半，何先生接见一名新闻记者，接着又接见两名外国记者。三时半，何先生走到花园迎接一位坐小轿车的客人，好像是事先电话约定的。
五、下午五时，何先生赴某街某号访×××、×××，接着又赴某街某号访友，不知名。回到十八号后，不久即离去，老吴没有通知，我们没有随车护送。
内中的“十八号”，即重庆中山四路十八号，即桂园。不言而喻，“何先生”乃毛泽东；“老吴”则是毛泽东警卫副官朱学友的代号。透露这一内情的，是当年桂园的特别警卫班班长李介新。李介新，宪兵特务。当毛泽东移居桂园时，宪兵司令部特高组少校组长杨香命李介新率一个班的宪兵特务，进驻桂园，据云是奉总裁之命。当然，蒋介石此举，也是为了确保毛泽东的安全。不管怎么说，毛泽东毕竟是蒋介石请来的贵客。也不管怎么说，毛泽东在重庆有个三长两短，那账总是要算在蒋介石头上的。
国民党宪兵司令张镇，也对李介新的上司、宪兵第三团团长张醴泉作了如下吩咐：“共产党的主席毛泽东要来重庆，他在渝期间的安全责任由驻防重庆市区的宪兵第三团负责，要照校长出来时的特别警卫那样采取保卫措施，以策安全。任务重大，你须特别注意，并准备少校官兵以备临时灵活使用。如果需要你亲自率领必要的官兵护卫毛先生时，由校长侍从室或宪兵司令部随时电话通知。”不过，蒋介石也很注意毛泽东的行踪，所以要李介新逐日填写关于“何先生”的《情报日报》。起初，李介新为了弄清来访者的姓名，在传达室设立了会客登记簿。“老吴”发觉后，随即关照他取消会客登记簿。所以，李介新也就在《情报日报》中写某男某女了。李介新的《情报日报》倒是一份可贵的实录，记载了当时毛泽东频繁的社会交往。毛泽东在山城，确实活动频繁，广泛接触各界名流。从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到中国民主同盟张澜、章伯钧、罗隆基、沈钧儒、黄炎培、张申府，中国青年党左舜生，国民党人孙科、陈立夫、戴季陶、白崇禧，还有郭沫若、柳亚子等等，或宴请，或赴宴，或来访，或回访……很多人为毛泽东的安全担心。张治中是其中一个。但张治中和蒋介石也有着深谊。
早在蒋介石当黄埔军校校长之时，张治中便被蒋介石委任为军官团团长。北伐时，张治中担任蒋介石的行营主任。抗战时，任第九集团军总司令、湖南省省长。自一九三九年起任蒋介石侍从室第一处主任，成为蒋介石身边要人。他在一九四二年、一九四四年两度作为国民党代表，参与国共谈判。虽说张治中是蒋介石非常信任的人，但他在国共谈判中跟周恩来建立起友谊，对毛泽东颇为尊重。正因为这样，他才让出桂园给毛泽东居住。他又另派了自己的亲信、宪兵第一团团长蔡隆仁，保卫毛泽东。
于是，蔡隆仁常驻桂园。有一回，蔡隆仁在查哨时，路过曾家岩钱剑夫家。钱剑夫是他的同乡、同学，那时任职于国民政府行政院。蔡隆仁说起，毛泽东习惯于夜深工作，而且清早来桂园，喜欢外出散步，保卫工作不易做。
钱剑夫闻言，当即写了四句话：“晨风加厉，白露为霜；伏莽堪虞，为国珍重。”钱剑夫嘱，将此条子送交毛泽东。蔡隆仁不解其意。尤其是“伏莽”，应是“伏蟒”。钱剑夫却说，毛泽东自会明白其中含义。
蔡隆仁只得从命。奇怪，自从毛泽东看了此条，果然不再在清早出桂园散步！直到前些年，钱剑夫才说出其中奥秘。原来，《易经·同人》篇中有一句“伏戎于莽”。戎，即兵戎。莽，丛木。意思是小心有人暗伏草莽，施以兵戎。“堪虞”，即警惕。至于前两句则是陪衬。末句表达写条子者的期望。深谙古文的毛泽东，当然明白那条子的善意的提醒……不过，蒋介石毕竟做过软禁张学良之类不光彩的事。免不了，重庆传出消息，说是蒋介石欲软禁毛泽东，那消息有鼻子有眼，据云从蒋介石身边某某人那里传出，绝对可靠。自然，这消息不胫而走，传入冯玉祥、于右任的耳朵。他俩来了“反话正说”，给蒋介石打电话，说要请报界辟谣：蒋主席请毛泽东来重庆，为的是共商国是，天下皆知，如今居然有好事者造谣中伤，称蒋主席欲软禁毛泽东，纯系捕风捉影，子虚乌有……蒋介石一听，急了，连忙答道：“不必登报，不必登报。明人不做暗事，谣言不攻自破。中正为国为民之心，神人共知，请不必介意道听途说！”毛泽东呢？倒是坦然。他早在赴渝之前，便作了被囚以至被害的思想准备，并对刘少奇作了吩咐。不过，他却也料到这回蒋介石未必敢于对他下毒手。他外出，照样坐蒋介石拨给他的专车，由蒋介石所派的司机给他开车……
第八部分：重庆谈判“毛诗”引起的“《沁园春》热”
神烈峰头墓草青，
湖南赤帜正纵横。
人间毁誉原休说，
并世支那两列宁。
这首写于一九二九年的诗，作者为柳亚子。诗中的“神烈峰”，即南京紫金山，孙中山陵墓所在地。“支那”即中国。至于“两列宁”，据作者自云，是指孙中山和毛泽东。
当时，作者正在上海，知道毛泽东在湖南举起“赤帜”，却又忽闻毛泽东遭到不幸，写下这首七绝，表示悼念。
柳亚子，江苏吴江人氏，本名柳慰高，字亚子。他出自书香门第，十岁便能写诗，十四岁起在上海报纸上发表诗作。一九一二年一月，他曾应邀到南京任临时大总统府秘书。不过，他才做了三天，就不干了，书生意气的他，实在不习惯于官场。他依然忙于编报纸，写诗，做一个自由自在的文化人。
一九二六年五月，柳亚子赴广州出席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初识毛泽东。他俩曾一起品茶论诗，很谈得来。这样，三年后，他听道路传闻，说毛泽东遇难，所以写下那首悼念之诗。后来，他从报上“剿共”消息中所称“朱毛匪徒”得知毛泽东依然在世，又于一九三二年写下怀念“毛郎”一诗：
平原门下亦寻常，
脱颖如何竞处囊。
十万大军凭掌握，
登坛旗鼓看毛郎。
这“毛郎”，指的便是毛泽东。
一九四四年，柳亚子迁居重庆。毛泽东前来重庆，自然使柳亚子欢欣鼓舞。九月二日清早，柳亚子应毛泽东之约，前往红岩见面。如同柳亚子后来所忆，“握手惘然，不胜陵谷沧桑之感”。颇为感慨的柳亚子，写下了《赠毛润之老友》一诗：
阔别羊城十九秋，
重逢握手喜渝州。
弥天大勇诚堪格，
遍地劳民乱倘休。
霖雨苍生新建国，
云雷青史归同舟。
中山卡尔双源合，
一笑昆仑顶上头。
内中的“中山”，当指孙中山；“卡尔”，即“卡尔·马克思”。
这首诗，随即被重庆《新华日报》发表。
柳亚子那时正在完成亡友林庚白的遗愿，编一本《民国诗选》，希望收录毛泽东的一首诗。那时，毛泽东已写了几十首诗，但在国统区公开流传的只有一首，即斯诺所著《西行漫记》一书中引用的《七律·长征》。由于在传抄中，有几处明显的错字，柳亚子抄了一份，请毛泽东亲自改正，以收录《民国诗选》。
十月七日，毛泽东却抄了一首《沁园春·雪》给柳亚子。他在给柳亚子的信中写道：“初到陕北看见大雪时，填过一首词，似于先生诗格略近，录呈审正。”
也许是考虑到正在重庆谈判，而《七律·长征》有着明显的反蒋意味——正是蒋介石第五次“围剿”迫使红军不得不进行长征。于是，毛泽东改寄《沁园春·雪》给柳亚子：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