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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下的宪兵报告，傍晚在红岩嘴六号靠近嘉陵江岸方向，曾听到一声枪响。于是，张醴泉抓住这一线索，加以追查。他组织了“专查组”（中共则习惯于称“专案组”），连夜赶往现场侦查……
这时，周恩来让毛泽东休息，他自己则在红岩第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连夜召集机要人员会议，分析情况。由于事出突然，情况不明，会上占压倒性的意见认为这是蒋介石密谋的政治性暗杀事件，暗杀的对象第一是周恩来，第二是毛泽东。把周恩来排在第一位的原因，前所说，乃是考虑到李少石长得像周恩来——因为李少石并非中共领袖，似乎不可能去暗杀他。会上，有一年轻人独持异议。他提出了一个疑问：“我有一点不清楚，为什么事情发生之后，我们的司机就自己跑了？”此言一出，遭到很多人的批评，说他的敌情观念太淡薄，警惕性太差。唯有周恩来听了进去，说道：“这话有道理！”见周恩来这么一说，那位年轻人也就继续说下去。他说，重庆的很多司机喜欢开快车，会不会是那位司机开快车，出了车祸，撞了国民党的兵，遭到枪击？正因为这样，那司机才会自己跑了！周恩来听着，连连点头。
周恩来决定，也派出自己的机要人员，进行调查。
第八部分：重庆谈判周恩来冷静平息“谋杀”风波 2
周恩来派出第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处长钱之光，连夜到曾家岩车库查验了那辆车，查明弹孔的位置，查问司机熊国华的去向……国民党的宪兵，骑着摩托车，行动甚快。夜二时，张醴泉在团部接到专查组组长盛先熙从小龙坎打来电话：“本案案情已经查明，原来是驻壁炮兵团派到重庆请领冬服的一排人，因为没有领到冬服，仍又开回壁山，今夜驻在小龙坎松鹤楼楼上。据带队队长说，他们从城内回来，过了化龙桥在靠近嘉陵江的公路上休息，恰遇一辆开进城的黑色小轿车把一个士兵撞伤倒地，在旁的另一个士兵喝令停车，汽车不但不停，反而加快速度开去。那个士兵一气之下，就朝天打了一枪，那个受伤的士兵已送到小龙坎传染病医院医治。开枪的那个士兵和步枪一枝、步枪子弹壳一个，现在均已查获，请示如何处理。”张醴泉：《李少石遇难经过》，《重庆文史资料》，第二十四辑，一九八五年。那个被撞伤的士兵，名叫吴应堂，是弹药一等兵。当时他正在公路边小便，所以躲避不及。领队的是中尉排长胡关台。开枪的不是吴应堂，因为他当时头部受伤，不可能开枪。开枪的是下士班长田开福。这样，也就查明了真相：事情是由司机熊国华开车太快引起的，肇事后又不停车；但国民党部队不应举枪就射，却又误伤并无责任的乘客李少石。也就是说，国共双方两个伤亡者都是无辜的。责任在司机熊国华和开枪者田开福。这样，“李少石事件”也就大体弄清了。就在张醴泉打算向张镇报告专查组的调查结果时，电话铃声响了。他以为是张镇打来的，万万没想到，耳机里传出来的竟是周恩来的声音！
周恩来询问调查情况，并说抓到凶犯应送到他那里问话。张醴泉深知，倘若他把开枪者送到周恩来那里，非要遭蒋介石的责骂不可。于是，他只得撒谎：“凶犯已经解送走了。”放下耳机，张醴泉对周恩来办事如此敏捷，颇为赞叹……
周恩来从张镇那里得知调查结果之后，也派人到现场进行调查，所得结论和国民党方面一致。这样，就排除了“政治性谋杀”的猜疑。翌日早上，当毛泽东从红岩进城，仍由李介新护送。他发觉，今日不比往常，从红岩到曾家岩桂园，沿途都有武装宪兵警戒。那是张镇下令，加强对毛泽东的保护。
《新华日报》对“李少石事件”接连进行了报道：十月九日，即李少石遇害的翌日，当时周恩来尚未作出明确结论，就让《新华日报》报道了他和张镇去医院探望李少石以及李少石已突然遇害的情况。
这一报道，迅速把李少石之死公之于众，引起各方极大的关注。但是《新华日报》只作客观报道，未对李少石之死的性质作结论。
十月十日，发表国民党宪兵司令张镇关于事件经过的谈话。
十月十一日，发表第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处长钱之光关于事件经过的谈话。
钱之光所谈经过和张镇一致。钱之光代表中共，表示了态度：关于李少石之死，“是革命事业中的一个沉痛损失”。关于司机熊国华，是他“肇祸后仍不停车”，“我们也当协同有关机关继续寻觅，使其归案”。关于吴应堂，“我们愿负担他的医药疗养费，如不幸因伤逝世，并愿意负责予以殓葬”。另外，周恩来还于同日中午去医院探望了吴应堂。这样，一场突发的事件，经周恩来实事求是加以解决，平息了这场风波——倘若处理不当，“李少石事件”完全可能成为导火索，足以引发国共之间爆发一场剧斗，将重庆谈判以来国共和谐的气氛破坏殆尽……李少石于同日安葬，毛泽东为他亲笔题词：“李少石同志是个好共产党员，不幸遇难，永志哀思！”周恩来在李少石墓前讲话：“这样一个好同志的不幸死去，实在是很大的损失。”至此，“李少石事件”画上了句号。周恩来以高超的政治艺术，迅速而正确地处理了这
一突然而来的严重事件。据当事者刘昂一九七二年七月二十五日回忆，钱之光的谈话稿是事先经毛泽东、周恩来审定的。又据王炳南一九七三年三月九日回忆，周恩来“后来总结此事时常说：‘人不要有主观主义，不要有成见，李少石一事就是很生动的例子。’”季国平：《关于李少石同志之死》，《党史研究资料》，一九八三年一期，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又据童小鹏回忆，周恩来曾认为，张镇那天晚上护送毛泽东回红岩，又很迅速、认真调查“李少石事件”，立了一功。周恩来后来多次对童小鹏说：“对张镇在重庆谈判时期这一功劳，一定不要忘记。”
第八部分：重庆谈判毛泽东握别蒋介石
就在紧张处理“李少石事件”的那几天，重庆谈判进入尾声，毛泽东和周恩来正处于高度忙碌之中。
重庆谈判经历了“顶牛”，经历了争吵，经历了一连串的讨价还价，国共双方总算达成了协议。协议初名《会谈公告》，出自邵力子之手，于九月二十一日交出。翌日，赫尔利带着这一草案飞美，向美国总统及国务院作汇报。
赫尔利返回重庆后，国共双方又经过反复斟酌，由张治中重拟，刘孟纯执笔，写出《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于十月八日经双方代表讨论通过，并定于“双十节”——十月十日，举行签字仪式。就在八日傍晚，发生了“李少石事件”。十月九日中午，蒋介石夫妇在林园宴请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为毛泽东即将离渝饯行。十月十日下午六时，重要的仪式在桂园楼下客厅举行。那是国共双方代表举行《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签字仪式。由于这天是“双十节”，这份纪要通常称为《双十协定》。
毛泽东就在桂园楼上，却没有出席仪式。那是因为蒋介石没有出席仪式。根据两党对等的原则，毛泽东也就不出席仪式。出席签字仪式的国民党代表是王世杰、张治中、邵力子，共产党代表是周恩来、王若飞。签字仪式毕，毛泽东下楼，和在场的代表们一一握手，表示祝贺。邵力子对毛泽东说：“此次商谈，得以初步完成，多有赖于毛先生不辞辛苦奔波。”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二日重庆《新华日报》。
《双十协定》是一个耐人寻味的政治文献。如果细细推敲起来，跟二十七年之后——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八日由周恩来和美国总统尼克松在上海发布的《中美联合公报》，风格极其相似。通篇可用“求同存异”四字来概括。因为无论一九四五年的国共双方，还是一九七二年的中美双方，都是观点差距甚大的双方。所以这类由双方签署的政治文献，其行文都采用“一致认为”、“某方认为”、“另一方认为”的格式。凡共同处，用“一致认为”；凡差异处，开列各方观点。
《双十协定》共分十二条，内中标明“一致认为”的，只不过三条而已，即关于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关于政治民主化的方针、关于人民自由问题。这三条，大体属于“虚”的条文。其余九条，所写的无非是“中共方面提出”、“政府方面表示”，只是开列了双方的观点罢了。不过，不管怎么说，国共双方经过四十多天的会谈，尤其是蒋介石和毛泽东能够坐在一起会谈，而且毕竟签订了这么一份“求同存异”式的《双十协定》，是很不容易的了。
《双十协定》签毕，蒋介石来桂园看望毛泽东了。蒋介石非常讲究礼仪的规格。他是国民党领袖，所以只在毛泽东刚到，以及即将离渝，两次前去看望毛泽东，其余均是毛泽东去他那里。这一回，蒋介石军装笔挺，佩特级上将领章，挂着佩剑。毛泽东在楼房阶檐口跟蒋介石握手，然后陪着他步入客厅。蒋介石为《双十协定》的签订，说了几句祝贺的话，席不暇暖，便和毛泽东一起出去，坐上汽车，前往国府路，来到国民政府大楼，出席“双十节”招待外宾的鸡尾酒会。
过了一个多小时，招待会结束，毛泽东回桂园片刻，从此就告别了桂园。他应蒋介石之邀，和周恩来、王若飞一起前往林园，与蒋介石作第六次会谈。是夜，毛泽东、王若飞宿于林园二号楼，周恩来仍住三号楼。翌日清早，毛泽东向蒋介石辞行，他俩作了最后一次晤谈。从此，蒋介石和毛泽东天各一方，再也没有见面——虽说他们每日都在思索着如何战胜对方。十一日上午八时，蒋介石委派陈诚作为他的代表，和毛泽东一起去九龙坡机场，为毛泽东送行。他自己，对于毛泽东仍是“来不接，去不送”。九时一刻，三辆小汽车从林园到达机场，下车的有毛泽东、陈诚、周恩来、张治中、王若飞、郭沫若夫妇、张澜、邵力子夫妇、陶行知、章伯钧、茅盾等以及各界人士、中外记者。临行之前，毛泽东特地向日夜守卫桂园的士兵们致谢。毛泽东握着宪兵班长李介新的手说：“这次你们辛苦了，谢谢你们大家。”
毛泽东在机场对记者发表了谈话：“中国的问题是可以乐观的。困难是有的，不过困难都可以克服。”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二日重庆《新华日报》。
九点四十五分，毛泽东乘坐一架绿色双引擎C47型运输机起飞。张治中、王若飞同行。周恩来留在重庆。据童小鹏回忆，毛泽东的专机起飞后，红岩第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的电台，一直紧张地与延安电台保持密切联系。在收到延安发来毛泽东平安到达的电报后，工作人员们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延安机场洋溢着欢笑，两万多人聚集在那里，欢迎毛泽东。这与毛泽东离开延安时，机场上一片担忧之情恰成鲜明的对比……
第九部分：国共决战《双十协定》只是“纸上的东西”
就在毛泽东返回延安的当天，毛泽东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他对《双十协定》作如下评价：“这个东西，第一个好处是采取平等的方式，双方正式签订协定，这是历史上未有过的。第二，有成议的六条，都是有益于人民的。”确实，如毛泽东所言，这次他和蒋介石平起平坐，对等谈判，是“历史上未有过的”。重庆《新蜀报》社论便称重庆谈判是“两党首脑，开诚协商”。翌日——十月十二日，《双十协定》由国共双方同时公布。也就在这天，王若飞和张治中一起飞回重庆。周恩来、王若飞在重庆和国民党代表继续谈判未了事宜。
《双十协定》的发表，引起国内外一片欢呼之声。西安《秦风日报》、《工商日报》联合版十月十二日的社论说：“分裂内战的阴霾可望由此扫清，和平建国的时代可望于兹开始，因而八年抗战的鲜血也将不至于白流，这是中国民族的福音！这是中国人民的胜利！”重庆《大公报》十月十二日的社论说：“毛泽东先生虽已离开重庆，这四十几天的旅行，必然使他痛感全国人民的热望，并证实政府及蒋主席的诚意。和平民主，团结统一，谁不在期待？快来吧！”延安《解放日报》十月十三日社论，代表中共评论重庆谈判：“八月底起，在重庆举行的国民政府代表与中国共产党代表之间的会谈，乃是抗战胜利以后，中国国内政治生活中最重大的事件，也是具有伟大国际意义的事件。”
重庆《中央日报》十月十二日社论，表明了国民党的观点：“假如中国真的发生内战，那就是悲剧的演出……蒋主席为了阻止这悲剧的发生，特于日本无条件投降之际，再三坚邀中共毛泽东氏来渝，商谈促进统一团结的步骤，决本宽大容忍的一贯方针，觅取中共问题合理合法的解决。”英国《泰晤士报》十月十二日述评以为：“一项令人满意的联合声明发表了，因为它至少是暂时地使内战的可能性不再突出。”倒是十月十三日美国《华盛顿邮报》的评论说得很有分寸，留有余地：“以为中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所缔结的协定，永远消除了两党间一切实际的或潜在的冲突源泉的话，便是鲁莽的想法。基本上说来，协定只是建立了中央政府与中国共产党间的休战地位，并使之合法化而已。”毛泽东也对重庆谈判发表了内部讲话。那是十月十七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题为《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毛泽东告诫中共干部们：“已经达成的协议，还只是纸上的东西。纸上的东西并不等于现实的东西。事实证明，要把它变成现实的东西，还要经过很大的努力。”
毛泽东这时说出了他去重庆谈判的原因：“蒋介石的主观愿望是要坚持独裁和消灭共产党，但是要实现他的愿望，客观上有很多困难。这样，使他不能不讲讲现实主义。人家讲现实主义，我们也讲现实主义。人家讲现实主义来邀请，我们讲现实主义去谈判。”另外，中共中央在十月十二日，发出《关于双十协定后我党任务与方针的指示》，作了明确规定：“解放区军队一枪一弹均必须保持，这是确定不移的原则。”大抵是在重庆太累的缘故，毛泽东病了。往日，他所说的“齿病”、“感冒”是假病，这一回真的病了，病得不轻。他手脚痉挛，冷汗不已，夜不能寐。往日，他生假病时要见诸报道，这一回真病倒要保密。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师哲给斯大林发了电报，斯大林派了医生飞往延安，毛泽东在苏联多年的长子毛岸英也随飞机一起回到延安。
苏联大夫的治疗，长子的归来，终于使毛泽东的病日益见好。
第九部分：国共决战迷航的飞机泄露了蒋介石的天机
蒋介石在《苏俄在中国》一书中所说的那句话，确实是他“夫子自道”，说出了他的内心奥秘：“我对共产党的方针始终是剿抚兼施的。”在蒋介石看来，重庆谈判是“抚”，所以他笑脸相迎毛泽东，给予上宾之礼；就在“抚”的同时，他又兼施着“剿”。毛泽东在《关于重庆谈判》这一内部讲话中，说出了他去重庆是“人家讲现实主义来邀请，我们讲现实主义去谈判”；蒋介石则是在重庆谈判期间，在他授意张治中致胡宗南密电中，和盘托出他的本意。此电当即被中共通过秘密途径所获，马上电告延安：“目前与奸党谈判，乃系窥测其要求与目的，以拖延时间，缓和国际视线，俾国军抓紧时机。迅速收复沦陷区中心城市。待国军控制所有战略据点、交通线，将寇军完全受降后，再以有利之优越军事形势与奸党作具体谈判。如彼不能在军令政令统一原则下屈服，以土匪清剿之。”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日中共代表团关于张治中向胡宗南传达秘示致中央电。
重庆谈判谈了四十三天，蒋介石确实达到了“拖延时间”的目的。也真巧，重庆谈判尚未结束，就在十月八日下午六时，就在张治中为毛泽东即将离渝、为《双十协定》即将签字而举行盛大宴会，在河南太行山麓焦作附近，一架国民党运输机迷航，降落在中共控制区内。中共军队检查了飞机。一查，查出了蒋介石的密件！机上载有写着“阎司令长官密启”字样的编号为三二五一的代电一封，是由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二组发出。代电全文：“吉县第二战区阎长官勋鉴：兹附发《剿匪手册》两册，请查收。中正。”所附两册《剿匪手册》，也落入中共部队手中！这一偶然发生的飞机迷航事件，泄露了蒋介石的天机！《剿匪手册》要剿什么匪呢？这“匪”，也就是“奸党”，也就是中共，也就是正在重庆跟蒋介石晤谈的毛泽东！一点也不奇怪，这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