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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剿匪手册》，送到了毛泽东手中。毛泽东一看，颇为失望，原来这《剿匪手册》虽是新印的，却是老版本，他早就“拜读”过……这《剿匪手册》，其实就是《剿匪手本》。一九三三年夏日，蒋介石在庐山举办军官训练团时，那封面上印着《剿匪手本中正手制》的小册子，被定为训练团的课本。那时，从缴获的国民党军队档案中，毛泽东就读过这《剿匪手本》。
笔者在南昌江西省档案馆查到了《剿匪手本》原件，并影印了该书。书的《绪言》一开头就这么写道：国家兴亡，军人之责，盗匪不灭，军人之耻。我革命军自入赣剿匪以来，至今已时逾三载，官兵死伤者万余人，而师长阵亡殉难者且及四人之多。其牺牲之大如此，而所得结果，不唯於匪无损，而且其嚣张猖獗有加无已者，何哉？主义不明，而心志不坚之所致也……古云：破山中之盗易，破心中之贼难；吾人如果欲破此江西山中之贼，必须先破吾人怕匪怕死之心贼。苟吾人而能具必死之决心以剿匪，则士卒必能以勿生还之勇气而尽忠。
蒋介石所谓“江西山中之贼”，指的便是毛泽东，便是中共，便是红军。
《剿匪手本》还附录《赤匪的战术》，历数毛泽东的游击战术。
蒋介石当年印《剿匪手本》，为的是消灭江西的“赤匪”。如今，十八个春秋飞逝，毛泽东已经成了他谈判的对手。蒋介石重印《剿匪手本》，就是为了完成十八年前的未竟之业。其实，蒋介石所定的对中共“剿抚兼施”的方针，更准确地说，是以剿为主，以抚为辅。或者说，抚是为了剿。一句话：剿是目的，抚是手段。剿，也就是灭绝。如《后汉书·朱晖等传论》中李贤所注：“剿，绝也。”剿共，也就是灭绝中共。对于中共，蒋介石一直是个“剿”字：早在毛泽东上了井冈山，蒋介石就要“剿灭”毛泽东，那时叫“会剿”，即调动湘、赣、闽三省国民党部队，会合在一起“剿共”；毛泽东进入瑞金，蒋介石实行“围剿”，那时调动的国民党部队更多，围而剿之，故曰“围剿”；毛泽东被迫长征，蒋介石追而剿之，曰“追剿”；毛泽东进入延安，蒋介石依然要进而剿之，曰“进剿”。不论是“会剿”、“围剿”，还是“追剿”、“进剿”，都是“剿”。蒋介石从一九二七年起，对于中共念念不忘的，便是一个“剿”字！只是日本侵略中国，民族大敌当前，蒋介石不得不联共抗日。如今，日军投降，蒋介石又继续进行他的未竟之业——“剿共”。他记起当年“手制”的《剿匪手本》。就在毛泽东到达重庆的翌日，即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九日，何应钦便下令大量重印，以供再度“剿共”之用。
就在《双十协定》公布的翌日，即十月十三日，蒋介石又下达密令：“奸匪若不速予剿除，不仅八年抗战前功尽弃，且必遭害无穷，使中华民族永无复兴之望，我辈将士何以对危难之同胞，更何以对阵亡之将士。”“遵照……所订剿匪手本，督励所属，努力进剿，迅速完成任务，其建功于国家者必膺懋赏，其迟滞贻误者当必执法以绳。”不过，如今中共已不那么好“剿”了。中共在抗日战争中大发展，已不是井冈山时代那“星星之火”了，而是呈燎原之势！据云，蒋介石曾咒骂，是日本人帮了中共的大忙——日军侵略中国，逼得蒋介石不得不放下“剿共”之刀，和中共一起去打日本人——虽说中共的势力已不小，但比起蒋介石来还差一大截。国民党军队，大约相当于中共部队的四倍：国民党军队为四百三十万人，中共军队为一百二十万人。蒋介石相信，尽早着手“剿共”，能够获胜。于是，在借助重庆谈判拖延时间，蒋介石调整好兵力之后，国共之战也就不可避免了……
第九部分：国共决战大规模内战正“不宣而战”
内战的枪声，其实在重庆谈判期间就已经在上党打响了。
上党，原是战国时的郡，指山西长治一带。刘伯承、邓小平所率中共部队跟国民党阎锡山部队干了一仗——蒋介石派出运输机，正是给“山西王”阎锡山送《剿匪手本》！据《刘伯承、邓小平关于上党战役总结向军委的报告》《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五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称：刘、邓部队三万一千五百人，阎锡山部队三万八千人，从八月下旬打到十月八日，打了四十天。结果阎锡山部队被歼两万六千多人，中共部队伤亡约四千人。消息传到重庆，蒋介石只得以那是阎锡山打的，他不清楚一推了之——虽说毛泽东已从电报中获悉那架运输机上的《剿匪手本》以及蒋介石给阎锡山的密件，只是顾及蒋委员长的面子，没有当面点穿罢了。蒋介石吃了败仗，如同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毛泽东一回到延安，在《关于重庆谈判》的讲话里，就毫不客气地挖苦蒋介石了：“他来进攻，我们把他消灭了，他就舒服了。消灭一点，舒服一点；消灭得多，舒服得多；彻底消灭，彻底舒服。”
蒋介石呢？上党之败，还只是“小意思”罢了。这位特级上将，忙于调兵遣将，陈兵百万于内战前线。他调动的兵力有：
胡宗南的第一战区——十个军；
阎锡山的第二战区——七个军；
顾祝同的第三战区——五个军；
刘峙的第五战区——五个军；
孙蔚如的第六战区——五个军；
余汉谋的第七战区——两个军；
李品仙的第十战区——三个军；
孙连仲的第十一战区——九个军；
傅作义的第十二战区——四个军；
此外，还有不属于以上战区的六个军。
蒋介石总共调集了五十六个军，加上挺进部队以及奉命参加内战的伪军（即投降国民党的伪军）五十万人，共计二百万军队，可谓浩浩荡荡。蒋介石指挥这二百万大军的进攻目标是：
第一战区，进攻河北解放区；
第二战区，进攻上党解放区；
第三战区，进攻浙东及天目山新四军根据地；
第五战区，进攻豫东及豫南解放区；
第六战区，进攻湖北解放区；
第七战区，进攻广东东江解放区；
第十战区，进攻皖中及鄂东新四军；
第十一战区，进攻山东及豫北、冀南解放区；
第十二战区，进攻绥远及察哈尔解放区。
蒋介石一边部署兵力，一边惊叹中共在抗战中竟有那么大的发展。星罗棋布于全国的解放区，已是剿不胜剿了。就在蒋介石调动二百万大军打算踏平那些解放区之际，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吴国桢则很“谦虚”。合众社记者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三日自重庆报道吴国桢的谈话：“政府在此次战争中居守势。”毛泽东当然看出吴国桢的用意。他以中共中央发言人的名义，于十一月五日发表谈话，题为《国民党进攻的真相》。
毛泽东指出：“吴氏所说‘守势’云云，全系撒谎……国民党当局正在大举调兵，像洪水一样，想要淹没我整个解放区。”毛泽东说：“中国人民被欺骗得已经够了，现在再不能被欺骗。”在毛泽东发表谈话之后，紧接着在十一月十六日，重庆《新华日报》发表长篇特讯：《国民党调动二百万大军发动全面内战的真相》。十一月十七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真和平与假和平》，指出内战正在“不宣而战”：“双十协定刚才发表，《剿匪手本》和‘剿匪密令’已经从‘军委会’和‘委座’那里发出来，‘手本’大量翻印、密令满天飞舞，不宣而战的空前大规模的内战就此爆发起来。”
第九部分：国共决战马歇尔充当了“调解人”的角色
就在中国大地充满了火药味的时候，美国又一次充当国共调解人的角色。不过，这一回出场的不再是赫尔利。那时，赫尔利正回美国述职。他正为自己在中国成功地“导演”了重庆谈判而得意洋洋，抨击起美国国务院，认为国务院“对共产主义不坚决”，引起国务院对他的不满。赫尔利说这样的话，是因为他力主美国空军应帮助蒋介石把部队从南方空运到北方，支持蒋介石消灭中共，而美国国务院并不赞同赫尔利。十一月三日中午，赫尔利在美国新闻俱乐部再一次猛烈攻击国务院，并宣布他已把辞呈放在国务卿贝尔纳斯的办公桌上。
赫尔利的讲话，震动了美国首都。这样，当天下午，美国总统杜鲁门便不得不打电话到参议院，约见正在那里出席珍珠港事件调查委员会会议的马歇尔……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宣布，撤销赫尔利的驻华大使职务；同时又宣布，新派五星上将马歇尔为总统驻华特使。十二月十五日，杜鲁门总统还宣布了美国对华政策：
一、国民政府军队与中国共产党及其他各种意见不同的武装力量间，应即设法停止敌对行动。
二、应召集包括各主要政治力量的代表的全国会议，筹商早日解决目前的内争的办法。
三、美国承认现在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它也就是达成中国团结统一这个目的之适当机构。
四、美国保证不会使用军事干涉的方式影响中国的内争过程。
马歇尔此人，在美国政界、军界资历颇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担任美国陆军总参谋长，主持指挥美国陆军。此刻，杜鲁门总统派他前往中国，除了他正准备退休、处于机动状态外，还因为他在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曾在中国工作。虽说马歇尔接受了总统的任命，他却意识到只有具备“魔术师的技巧”才能完成在中国的使命。
十二月十五日，杜鲁门总统在给马歇尔的信中写道：“在你与蒋介石和其他中国领导人交谈时，授权你用最坦率的语言和他们谈话。”十二月二十二日，马歇尔飞抵重庆，开始了他的“魔术师”使命。对于马歇尔的到来，蒋介石忧心忡忡，因为过去在他和史迪威的尖锐冲突中，马歇尔是站在史迪威一边的。当然，后来的事实表明，蒋介石的担忧完全是多余的。周恩来跟马歇尔在重庆一见面，倒是印象不错。周恩来曾说：“我觉得他直率、朴素、冷静，与史迪威相似。我们在三个月内相处得甚好。但在一九四六年三月东北问题起来之后，双方意见常有距离。他对苏联有猜疑，往往把苏联牵涉到各种问题上去，加上美国政府的错误政策，使我们和马歇尔无法取得协议。但是，我与马歇尔个人关系很好，我认为他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在马歇尔的斡旋下，十二月二十七日，国共两党在重庆重开谈判，中共代表为周恩来、叶剑英、王若飞，国民党代表为王世杰、张群、邵力子。“调解人”为马歇尔。这一次的国共重庆谈判，取得了两项成果：一是在一九四六年一月五日，达成了《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办法的协议》，人称《停战协定》。这一协定由国共双方在一月十日公布，自一月十三日夜十二时起生效。二是成立了马歇尔、张群、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委员会，由马歇尔任主席。自一月十三日起，在北平成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由国民党代表郑介民、中共代表叶剑英、美国驻华代办罗伯逊三人组成，负责实施《停战协定》。其实，《停战协定》依然是纸上的东西。美国的“中立”也只是挂在口头而已。
美国给了蒋介石大量的援助，帮助蒋介石空运部队，还把二百七十一艘舰艇赠给了蒋介石……
第九部分：国共决战紧张时刻发生紧张事件
紧张的时刻，偏又发生紧张的事件。
一九四六年四月八日上午，延安飘着细雨。人们踏着泥泞的路，朝机场走去。等着，等着，铅灰色的云层中，不见飞机的影子。左等右等，一直等到下午二时许，从重庆起飞的飞机仍没有出现——虽说据重庆电告，飞机早已飞离重庆。“也许是因为天气不好，中途在西安降落，或者半途折回重庆了！”人们只得这么解释，悻悻地回去。飞机上的乘客，非同一般：除了中共中央领导人王若飞、博古、邓发之外，还有叶挺将军一家！自从叶挺在皖南事变被囚以来，中共一再跟蒋介石交涉，要求释放叶挺。一九四六年一月，当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时，中共代表周恩来要求国民党释放张学良、杨虎城、叶挺、廖承志等。后来，经过多次交涉，蒋介石总算答应以中共释放被俘的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马法五为条件，在一月二十二日释放廖承志。接着，在三月四日，释放了被囚达五年零两个月的新四军军长叶挺。叶挺刚一出狱，在重庆的中共中央代表团便举行了热烈的欢迎会。
叶挺在会上说：“在这五年零两个月的时间里，我想得很多。我总结了过去的经验，我认识清楚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走向一个和平、民主、富强的国家。”
出狱的第二天，叶挺便致电中共中央及毛泽东，提出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
毛泽东同志转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我已于昨晚出狱，决心实行我多年的愿望，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你们的领导之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我的一切。我请求中央审查我的历史是否合格，并请答复。一九四六年四月十九日重庆《新华日报》。中共中央获悉之后，当即于三月七日电复叶挺。电报手稿，现保存于北京中央档案馆。从手稿上可看出毛泽东修改的笔迹。原文开头为“叶挺军长”，毛泽东改为“亲爱的叶挺同志”，又加上了“五日电悉，欣闻出狱，万众欢腾”等句。电报全文如下：
亲爱的叶挺同志：
五日电悉，欣闻出狱，万众欢腾。你为中国民族解放与人民事业进行了二十余年的奋斗，经历了种种严重的考验，全中国都已熟知你对民族与人民的无限忠诚。兹决定接收你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党员，并向你致以热烈的慰问与欢迎之忱。一九四六年三月十四日重庆《新华日报》。这样，叶挺终于又成为中共党员。一个月后，四月八日，王若飞、博古要从重庆回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叶挺也就和他们一起去延安。同机而行的有出席巴黎世界职工代表大会归来的邓发，还有叶挺夫人李秀文、五女扬眉、幼子阿九，以及王若飞的舅父黄齐生和黄齐生的孙子黄晓庄，第十八集团军参谋李少华等，共十三人。他们所乘的是和毛泽东赴重庆所乘的同样飞机，即C47型运输机，由美军上尉兰奇（CELange）等四位美国人驾驶。那天延安一带天气不好，但飞机仍在上午九时许起飞。起飞后，飞机机组不断与延安美军观察组的电台联络。飞机途经西安半个小时后，即中午十二时二十五分，还曾与延安美军电台联络了一次。此后，飞机杳无音信。毛泽东在延安焦急不安。周恩来在重庆忙于与各方联系。严峻的形势，使周恩来不能不作严峻的考虑——会不会是蒋介石在玩弄什么阴谋？
周恩来也考虑到天气问题。就在不久前，他在重庆出席政治协商会议。一月二十七日，他匆匆返回延安汇报工作，又于一月二十九日飞往重庆，以赶上政治协商会议的闭幕式。由于天气不好，不得不在西安滞留了一夜。一月三十日上午，飞机冒着恶劣天气起飞。在经过秦岭上空时，遇上强大的冷气团，飞机外壳结上了一层厚厚的冰。由于负荷过重，飞机坠向低空。驾驶员吩咐把行李从机舱扔出，机上十多位乘客全都系上降落伞，以防不测。就在这时，飞机上响起小女孩的哭声。那是随机飞往重庆的叶挺的女儿叶扬眉，因为没有降落伞，哭了。周恩来闻声，把自己的降落伞解下来，系在小扬眉背上……幸亏驾驶员当机立断，折回西安，脱离了险境。当天下午，天气好转，这才由西安飞抵重庆……这一回叶挺他们乘的飞机，失去无线电联系后，毫无信息，表明凶多吉少。飞机是从西安飞往延安的半小时后，失去联系的。根据航程推算，当在甘泉一带。美军派出飞机，一连三天在甘泉一带盘旋搜索，毫无结果。
那几天，毛泽东在延安，周恩来在重庆，都昼夜不安。
直到十一日晚十时，中共驻扎在晋西北的部队发来电报，告知在山西兴县东南八十里的黑茶山，发现飞机残骸，机上所有人员遇难。黑茶山是海拔两千多公尺的荒山，八日下大雨，飞机可能在浓雾中撞在山上。翌日，村民上山打柴，发现飞机残骸，从死者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