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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部分：风卷残云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开国大典
金秋时节，天高云淡。毛泽东在北平忙得不可开交。
九月二十一日晚六时，北平中南海怀仁堂彩灯高悬，六百多名代表已开始步入会场。主席台的布置，别具一格。上方，挂着大字横幅“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正中，挂着政治协商会议会徽以及孙中山、毛泽东巨幅画像；两侧，挂的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七时整，场外响起五十四响礼炮。场内，军乐队奏起《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作为大会执行主席，毛泽东在掌声中登上主席台。
毛泽东在会上作主旨讲话：“我们的会议之所以称为政治协商会议，是因为三年以前我们曾和蒋介石国民党一道开过一次政治协商会议。那次会议的结果是被蒋介石国民党及其帮凶们破坏了，但是已在人民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那次会议证明，和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国民党及其帮凶们一道，是不能完成任何有利于人民的任务的。”
毛泽东又说：“现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在完全新的基础之上召开的，它具有代表全国人民的性质，它获得全国人民的信任和拥护。因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宣布自己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这就是说，这次政治协商会议将在中国正式产生新的政府。正当毛泽东在北平稳稳步上主席台的时候，蒋介石正在中国西南处于异常慌乱之际。九月二十二日那天，蒋介石在重庆吃早饭，在昆明吃中饭，却在广州吃晚饭！
蒋介石是突然在上午十时由重庆飞抵昆明的，事先没有通知云南省主席卢汉。他已风闻卢汉与中共暗中来往，有可能叛变。所以他只在前一天派儿子蒋经国先来昆明，摸清虚实，这才突然飞来。他有过西安事变的经验，所以提防着卢汉军变。
蒋介石一到昆明，作了训话，不敢在那里勾留，于当晚飞到广州。
蒋介石刚下飞机，便挨了一棒：绥远省主席董其武在这天率八万军队投奔中共！毛泽东呢？他正喜气洋洋，在北平忙于为即将诞生的新国家和政协代表们商议着……人有姓名，国有国号。关于国号，黄炎培、张自让建议用“中华人民民主国”，张奚若则提议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据查证，任弼时在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二日最早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一词）。经讨论采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一词。会上，有人建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可简称“中华民国”，因为中华民国是孙中山缔造的。但是，多数人反对此议，因为蒋介石二十八年来一直用中华民国这一国号，容易混为一谈。会议代表从众多的设计稿中，选中五星红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红色向来是中共的代表色，从红区、红军直至红都、红旗，皆为红色，象征热烈。黄色意味和平，又象征黄色人种。五星，象征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象征五亿人口。五角星中的大星，象征中国共产党，四颗小星象征四个阶级，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
中华人民共和国采用公元纪年，不再采用中华民国纪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定都北京。从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七日起，改北平为北京。其实，北平原称北京。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日，南京国民政府改北京为北平特别市，从此叫北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由齿轮、麦穗、五星、天安门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为《义勇军进行曲》。会议通过了“临时宪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九月三十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五十六岁的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六人为副主席。这时，蒋介石正在广州。九月二十五日，他得知国民党新疆省警备总司令陶峙岳、新疆省主席包尔汉发表通电，率八万之众，投向中共。蒋介石连声说：“至为痛心！至为痛心！”蒋介石很担心有人暗害，就连李宗仁宴请他，他都暗中派人在厨房监视，生怕有人下毒。
十月一日，北京披上节日的盛装。
下午二时，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就职典礼，任命五十一岁的周恩来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林伯渠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下午三时，开国大典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三十万人出席。在礼炮声中，在《义勇军进行曲》声中，毛泽东按动电钮，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
朱德则宣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坚决执行中央人民政府和伟大的人民领袖毛主席的一切命令，迅速肃清国民党反动军队的残余，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同时肃清土匪和其他一切反革命匪徒，镇压他们的一切反抗和捣乱行为。”
那天，蒋介石在广州“华联”号军舰上度过。
十月二日，苏联政府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决定建立外交关系，并决定断绝与蒋介石政府的关系，自广州召回外交代表。
蒋介石闻知，以气愤之情，写下日记：“俄帝之承认匪伪政权，实乃既定事实，且为必有之事，而其所以如此急速，盖以我在联大控俄案通过，彼乃不能不出此一着，以作报复之行动耳。今后俄帝必与共匪建立空军与海军，则我为势更劣，处境更艰，此为最大之顾虑。”
第十部分：风卷残云蒋介石对中国大陆的最后一瞥 1
蒋介石在一九四九年十月中旬，又遭受了三次沉重的打击：十四日，广州插上五星红旗；十七日，厦门解放；二十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新疆迪化。
紧接着，在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的指挥下，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向西南大进军；十一月十五日，贵阳红旗飘扬；十一月二十二日，桂系的大本营桂林响起《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代总统李宗仁称病，于十一月二十日由南宁飞往香港，住入太和医院。二十六日，李宗仁申请赴美就医。十二月五日，李宗仁和夫人郭德洁等飞往美国。李宗仁临行声称：“胃疾剧重，亟待割治。”
在贵阳危如累卵之际，重庆告急。蒋介石于十一月十四日下午由台北急飞重庆，调兵遣将主持制定了“保卫大重庆”方案。其实，蒋介石也知道重庆已很难保住，他下令在重庆“中美合作所”，即关押共产党人的白公馆、渣滓洞进行大屠杀。在此之前，九月十七日蒋介石下令在白公馆附近的松林坡，秘密杀害了杨虎城将军夫妇及其秘书宋绮云。
蒋介石还从台湾调来了“技术大队”，由保密局毛人凤、徐远举组成“重庆破厂办事处”。所谓“破厂”，也就是破坏工厂，炸毁重要设备。
就在蒋介石到达重庆不久，中共地下组织曾密谋拘捕蒋介石。这一密谋，不久前由徐州某老干部休养所的萧德宣透露出来……萧德宣乃中共特别党员，原本在国民党邱清泉兵团任职。淮海战役中，受中共第三野战军政治部主任钟期光的派遣，混在乱军之中，来到重庆。一九四九年四月，他被任命为国民党暂编一五零师少将副师长。
蒋介石来到重庆之后，萧德宣密谋与二二八团团长何颜亚对蒋介石进行突然袭击：定于八月十七日子夜，以进行夜间演习为名，把二二八团拉出，袭击蒋介石所住林园别墅。在行动之前，何颜亚为他的部属考虑，下达了紧急疏散军官家属的命令。这一命令，泄露了天机，以至二二八团官兵被宪兵缴械，拘蒋计划化为泡影。十一月二十八日，解放军攻下江津，逼近重庆。当时任行政院院长的阎锡山由重庆飞逃成都。但蒋介石仍坐镇重庆指挥。十一月三十日，解放军由江津顺江场等处强渡长江，国民党海军江防舰队“永安”号、“郝家”号起义。这时，蒋介石不得不仓皇乘飞机逃往成都。当天，山城重庆易帜。成都，成了蒋介石在中国大陆最后的据点。蒋介石要在成都和中共作最后的较量。为了振奋军心，蒋介石一反他平日行踪保密的习惯，成都各报在十二月一日都刊载了蒋介石来蓉的消息：
［中央社］蒋总裁今日晨九时许，乘“中美”号专机由两架驱逐机护卫，自重庆白市驿机场起飞来蓉，降落新津机场，黄少谷、俞济时、谷正纲、陶希圣、蒋经国、沈昌焕、周宏涛、曹圣芬、夏幼权等随行，成都方面，陆校张耀明校长、空军第三军区司令徐焕升，均赶赴机场恭迎，省垣各要员，均未及前往。总裁驻节军校官邸，十一时许，阎院长、王主席等，赴军校晋谒。又讯：蒋总裁十时许到达北校场，约阎院长晤谈，张群、王陵基、严啸虎于十一时前往军校晋谒。
报道中提到的王主席，即四川省主席王陵基；阎院长，即行政院院长阎锡山；严啸虎，为成都警备司令。
蒋介石“驻节军校”，指的是坐落在北较场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
在那兵荒马乱的时刻，成都唯有这中央军校算是安全地带。军校内，武担山脚，一座层的法国式小楼，名曰“黄埔楼”，成了蒋介石的行宫。
成都，勾起蒋介石无限伤心的是一座新坟，人称“戴公墓”。坟前的新碑上，刻着“戴季陶之墓”。戴季陶和蒋介石有着莫逆之交。一九四九年二月十一日深夜，面对国民党无可挽回的败局，他走上了三个月前陈布雷所走的路——服用了大量安眠药，自杀于成都枣子巷家中……蒋介石抵达成都后的第五天，十二月四日，在黄埔楼接待了美联社记者慕沙，发表了谈话。蒋介石说：“余此次应李代总统之邀入川，正值共军渗入川东，陪都危急，余亟愿李代总统急返中枢，共挽危局，而李代总统却决意出国。余为国民一分子，并负领导国民革命之责任，唯有竭尽一切力量，不避任何艰险，协助政府，与大陆军民共同奋斗。”
第十部分：风卷残云蒋介石对中国大陆的最后一瞥 2
蒋介石还论及了中国大陆的反共战斗形势：“重庆沦陷，西南局势更步入艰苦之境，但世界民主各国人士，应知中国大陆反共战斗，不仅并未停止，反而不顾任何代价，一切牺牲，亦且益趋扩大，刻在各地结集军队，使西南反共战斗持久……”“中国共党在莫斯科指挥之下，企图以暴力吞并中国国家，奴役中国四亿五千万人民，然中国人民在青天白日旗帜之下，为独立自由而战，绝非暴力所能屈服。”十二月七日，蒋介石眼看形势越来越不妙，终于发出了这样的电报：命令政府迁设台北，并在西昌设大本营，统率陆海空军，在大陆作战。此令蒋中正中华民国三十八年十二月七日蒋经国也在同一天的日记中写道：“对于中央政府驻地问题，曾经数度研究。起初，拟迁西昌，固守西南，俟机反攻，收复失土。到此乃知大势已去，无法挽回矣。因于晚间作重要决定，中央政府迁往台北，大本营设置西昌，成都设防卫司令部。”这样，国民政府的驻地，由南京，而广州、而重庆、而成都，此时不得不迁往台北。
这一过程，正是表明了蒋介石是如何节节败退的。
十二月九日这天，三处来电向蒋介石报告令他“痛心不已”的消息：昆明来电，云南省主席卢汉宣布投向中共（这表明两个多月前蒋介石获知卢汉“动摇”的消息是确切的）；彭县来电，西康省主席刘文辉、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宣布投向中共；宜宾来电，二十二兵团司令兼七十二军军长郭汝槐率三个师投向中共。风雨飘摇，众叛亲离，蒋介石意识到已无法在中国大陆久留。就在这时，中共成都地下党组织了一支二百多人的“捉蒋敢死队”，密谋袭击黄埔楼。也就在这时，十二月八日，成都的晚报刊载消息：“蒋总裁已于今晨乘‘中美’号专机离蓉，因事前未通知，故王主席等均未赶上送行。”
读了报纸，“捉蒋敢死队”连连顿足，以为错失良机。令人困惑的是，十二月十一日成都《新新新闻》忽地又载：“蒋总裁昨离蓉飞台。”这表明，蒋介石是在十日离开成都的！蒋介石究竟何时离蓉，成了一个谜！这也表明，在那样岌岌可危、如履薄冰的时刻，蒋介石的行踪极为诡秘！
那位四川省主席王陵基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曾被中国人民解放军俘获，他化名戴正名，逃脱。后来又在四川江安被捕。据王陵基在一九六五年回忆，蒋介石离开成都是在十日。那天清早，他正准备躺下去睡一会儿，得知蒋介石要离开成都，便急急赶往凤凰山机场送行。
另据蒋经国日记记载，他和蒋介石是在十日下午二时从凤凰山机场起飞的。
这样，蒋介石离开中国大陆的最后日子，通常认为是十二月十日。
不过，近年来，也有人以为蒋是十二月十三日离开成都泰彤：《蒋介石在大陆的最后时刻》，南海出版公司一九九二年版。。其依据是蒋经国的日记，十一日空白，而十二日却写“日昨尚在成都”，表明蒋介石十一日尚在成都！而据严啸虎在一九六二年回忆：“蒋遂于十三日飞逃台湾。”蒋介石先是在南京上空绕了一圈，尔后含泪告别故乡溪口，告别上海复兴岛，告别重庆林园……终于，他向中国大陆投去了最后一瞥，从此一去不复返。
后来，蒋经国在《蒋经国自述》一书中，回忆父亲蒋介石在中国大陆那段充满风险的最后日子时，颇为感叹：“此次（父亲）身临虎穴，比西安事变时尤为危险，祸福之间，不容一发。”
第十一部分：隔着海峡蒋介石只能实行第三方案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日傍晚，蒋介石告别中国大陆，从成都向东飞行，越过海峡，抵达台北。一路上，蒋介石“俯视眼底大陆河山，心中怆然”。从此，蒋介石落脚台湾。
后来，在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毛泽东在给江青的信中，这样论及蒋介石的失败：“中国自从一九一一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最长的不过二十年（蒋介石），人民一造反，他也倒了。蒋介石利用了孙中山对他的信任，又开了一个黄埔军校，收罗了一大批反动派，由此起家。他一反共，几乎整个地主资产阶级都拥护他，那时共产党又没有经验，所以他高兴地暂时地得势了。但这二十年中，他从来没有统一过，国共两党的战争，国民党和各派军阀之间的战争，中日战争，最后是四年大内战，他就滚到一群海岛上去了。”《“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册，国防大学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
毛泽东的这一段话，差不多是在给蒋介石作总结了！
蒋经国后来则在《负重致远》一书中，这样写及败退台湾的蒋介石的处境：
民国三十八年，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的“危急的存亡之秋”，父亲所处的地位环境，乃是空前未有的恶劣和复杂。国运正如黑夜孤舟，在汪洋大海的狂风暴雨和惊涛骇浪中飘摇、震荡；存续沦亡，决于俄顷。我们身历其境，当时也懵懵惚惚，不知不觉，恍如浮光掠影，随波而逝。可是到了今天追忆起来，闭目沉思，始觉得当时国脉民命系于一发，真令人动魄惊心，不寒而栗了。
就在蒋介石到达台湾不久，毛泽东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身份，前往苏联莫斯科访问。毛泽东乘火车行进在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这是他平生第一次出国访问。
他在苏联访问了两个多月，直至一九五○年三月四日才返回北京。
蒋介石离开成都之后，托付胡宗南坐镇压阵。无奈，军心浮动，胡宗南已压不住阵脚。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在贺龙率领下，第二野战军在刘伯承、邓小平率领下，进逼成都。眼看成都风雨飘摇，十二月二十三日，胡宗南由成都飞往海南岛。二十七日，戴红色五角星帽的队伍行进在成都街头。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表十二月份的战绩公报：在西南、华南歼灭国民党部队七十九万五千人，俘虏国民党高级军官、川湘鄂绥靖专署主任宋希濂等一百四十二人。
一九五○年元旦，《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