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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座原本毫不起眼的小县城，自一九三六年七月三日起，成了世人瞩目的“红都”。在这一天，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机关移驻此城。虽说小小保安简直无法跟国民政府首都南京相比，毛泽东所住的那口简陋的石窑洞也无法跟蒋介石豪华的办公室相比，不过这里毕竟也是首都——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的所在地，政府主席便是毛泽东。自从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共在遵义会议上确立了“毛张体制”以来，红军逐渐走出了困境，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于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九日到达陕北吴起镇。此后不久，中共中央机关落脚于延安东北角的小镇瓦窑堡（今子长县县城）。一时间，这座小镇成了临时“红都”。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一日，国民党高双城部队袭击瓦窑堡。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向西退至磁窑，然后转往保安（那时叫志丹县），在这“保障安全”的小城安顿下来。就在毛泽东住进保安的石窑洞不过十来天，一位勇敢的“高鼻子”——美国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冲破重重封锁线，成了进入保安的第一位“外宾”。七月十六日，斯诺在石窑洞里首次拜访了毛泽东。斯诺在他的名著《西行漫记》中，如此记述他当时见到的毛泽东：我到后不久，就见到了毛泽东，他是个面容瘦削、看上去很像林肯的人物，个子高出一般的中国人，背有些驼，一头浓密的黑发留得很长，双眼炯炯有神，鼻梁很高，颧骨突出。我在一霎（刹）那间所得的印象，是一个非常精明的知识分子的面孔，可是在好几天里面，我总没有证实这一点的机会。
我第二次看见他是傍晚的时候，毛泽东光着头在街上走，一边和两个年轻的农民谈着话，一边认真地在做着手势。我起先认不出是他，后来等到别人指出才知道。南京虽然悬赏二十五万元要他的首级，可是他却毫不介意地和旁的行人一起在走。斯诺：《西行漫记》，六一页，三联书店一九七九年版。
斯诺还写道：毛泽东和他的夫人（引者注：指贺子珍）住在两间窑洞里，四壁简陋，空无所有，只挂了一些地图。毛氏夫妇的主要奢侈品是一顶蚊帐。除此之外，毛泽东的生活和红军一般战士没有什么两样。做了十年红军领袖，千百次的没收了地主、官僚和税吏的财产，他所有的财物却依然是一卷铺盖，几件随身衣物——包括两套布制服。就在斯诺访问毛泽东五个多月之后，一彪人马沿着黄土山路朝保安城进发。来者十余人，从西安乘汽车来到洛川，然后改为骑马，向北疾驰。骑者一律穿张学良东北军军服。为首的一位，年约四十，相貌堂堂，颇为斯文。与其说是军人，倒更像书生。这一队人马离保安尚有二十余里，一位穿红军军服的长者，出廓相迎。两人见面时，长者刚说了一句：“老叶，一路辛苦了！”那来者便大笑道：“林老，你不是来接我，你是来接‘光洋’的！”那“老叶”，乃叶剑英也。“林老”，则是林伯渠。林伯渠所说的“光洋”，是他从叶剑英拍来的电报中获悉的。林伯渠那时任财政部长，手头正拮据，得知叶剑英此行运回五万光洋，喜出望外，理所当然出廓迎接。虽说五万大洋，还只是蒋介石悬赏毛泽东首级的二十五万大洋的五分之一，不过对于困顿之中的红军已是久旱甘霖了。叶剑英哪来这么多光洋呢？
第二部分：幕后密使“马夫”叶剑英潜入西安
那是两个多月前—— 一九三六年九月下旬，也是一队人马，出了保安城，朝鄜县（今富县）张村驿前进，由那里进入东北军驻地，再换乘汽车，直奔西安。那一行人，穿国民党军服。为首的那位，胸佩“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圆形证章，显然是长官。不离长官左右、腰扎武装带的，则不言而喻是副官。还有一位西装笔挺、头戴礼帽、风度潇洒的，则是秘书。这一队人马，据云是中共派往西安的代表团，去与张学良进行谈判。其实，那位长官名唤边章伍，三十六岁，河北东鹿县人氏，早年倒是毕业于保定军校，曾任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师参谋长。但是他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参加宁都暴动，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出任红军第五军团十四军四十师师长，并参加了长征。那位副官，二十九岁，河南镇平人氏，姓彭名雪枫。他在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过红军师长、师政委，并参加了长征。至于那位秘书，平素便有着“小开”的雅号，刚入而立之年，江苏宜兴人氏。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曾任左翼文化总同盟中共党组书记、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长，为人精明，还曾长期在中共特科工作。他的知名度颇高，潘汉年也。在这支队伍里，还有汪锋、吴自立等。
队伍中最不引人注意的，是一位穿国民党士兵服的“马夫”。此人才是整支队伍的真正的长官——叶剑英将军。这支队伍，经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保安窑洞里逐一审定，派往西安。这是一支神秘的队伍，肩负着重要的使命。临行前，毛泽东、周恩来跟那位“马夫”作了长时间的密谈。这支队伍在鄜县张村驿进入东北军的防区。东北军一位姓刘的师长已经接到张学良的密令，用汽车送他们前往西安，一路上畅通无阻——毛泽东正在和蒋介石下一盘历史之棋，他把叶剑英一行作为一颗“暗棋”，挺入西安城内。坐镇西安的，乃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海陆空军副司令、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副司令张学良。那时，在蒋介石的眼中，共产党是“匪”，称之“共匪”。所谓“剿匪”，即“剿共”。一九三五年十月三日，上海《中华日报》在刊载“西北剿总”成立的消息时，用了这样的大字标题：彻底肃清匪患将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俟组织就绪蒋委员长亲往巡视将来由张学良常驻指挥一切匪主力窜至甘川陕边境我即开始围剿年仅三十五岁的“西北剿总”副司令张学良，众所周知，是“东北王”张作霖之长子。东北是他的老家。他的军队，人称“奉军”，又称东北军。“奉”，是由于当时沈阳称“奉天”。张学良与日军有着切齿之仇：一九二八年六月四日清晨，沈阳西北皇姑屯车站附近的南满铁路吊桥，突然发生大爆炸，炸毁正从桥上驶过的一列火车。车上坐的正是张作霖。他被炸成重伤，急急送回沈阳，当天上午九时三十分断气。那炸药，是日军埋的。这杀父之仇，使张学良与日军势不两立。紧接着，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发生“九一八事变”，日军突然袭击，一夜之间攻陷了沈阳。用了四个月零十八天，日军全部侵吞了东北三省。张学良失去了老家，东北军被迫“流浪”……然而，当毛泽东率红军抵达陕北，用蒋介石的话来说亦即“匪主力窜至甘川陕边境”，蒋介石下了一着“妙棋”：把张学良的东北军这颗“大棋子”，移至西北，并任命张学良为“西北剿总”副司令。张学良并非蒋介石嫡系。蒋介石用东北军打红军，既可削弱东北军，又可消耗红军，可谓“鹬蚌相争，渔人得利”。张学良明知是计，无奈迫于蒋介石军令，不得不于一九三五年六月间率十三万东北军开入潼关，坐镇西安……毛泽东深知张学良的心态。明里，中共那时把张学良跟蒋介石相提并论，骂为“卖国贼”。那篇著名的《八一宣言》，即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由中共驻第三国际代表团以中共中央、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名义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中，便这么写道：最痛心的，在我们伟大民族中间，却发现着少数人面兽心的败类：蒋介石、阎锡山、张学良等卖国贼，黄郛、杨永泰、王揖唐、张群等老汉奸，数年以来，以“不抵抗”政策出卖我国领土，以“逆来顺受”的主张接受日寇一切要求……然而，暗里，毛泽东频频派出密使，前往西安城里。叶剑英一行，便是内中一批重要的密使。“马夫”叶剑英来到西安，摇身一变，成了“吴先生”，住入张学良机要随从参谋孙铭九家中……
第二部分：幕后密使毛泽东、张学良之间架起了热线
一九九二年，笔者走访了一位“历史老人”。——孙铭九圆圆的脑袋上密布着薄薄一层白色短发，个子不高而肩胛甚宽，坐在那里头、颈、背成一直线，虽已八十有四，仍一派军人风度。在他的客厅里，见到墙上悬着几幅叶剑英元帅一九七九年和他在上海的合影。
孙铭九是张学良的心腹。一九九○年，有人问张学良将军，如果他重访大陆，要见些什么人。张学良首先便提到了孙铭九。一九九一年八月，沉默多年的张学良在台北一家饭店首次接受外界采访——向日本ＮＨK电视台导演长井晓讲述了当年坎坷历程。此后不久，长井晓来沪，给孙铭九放映了采访张学良的录像带，并说：“张将军很关心你的情况。”孙铭九一边看录像，一边热泪纵横……孙铭九，一九○八年一月十三日出生于辽宁新民县（今属沈阳市）。往日的报道上，写作“孙铭久”。我问起他怎么会改名，他说上私塾时老师给他取名“明久”，弟弟叫“明昌”。后来他去日本，改为“铭久”。新中国成立后，柯庆施当上海市市长，聘他为市府参事，那聘书上写成“孙铭九”，从此也就这样沿用下去。
孙铭九原本在天津张学铭手下当教官。张学铭是张学良之弟，孙铭九则是张学铭的同学。一九三一年，张学良出任国民党海陆空军副总司令，从南京经天津赴北平。路过天津时，张学铭派孙铭九护送哥哥张学良，张学良颇为看重孙铭九，送了孙铭九一块表面上印着他的头像的表。这表是张学良向瑞士订制的，专送给一些关系密切友情甚笃的友人。孙铭九得了这块表，表明张学良对他的充分信任。此后，孙铭九成了张学良的机要随从参谋。后来，又担任卫队营营长，成为张学良嫡系中的嫡系。东北军进军西安，张学良住在城内金家巷，孙铭九则住在不远处的一座四合院。当那“马夫”进城之后，张学良关照孙铭九：一位红军代表“吴先生”要住在那四合院内，务必保证“吴先生”的绝对安全。孙铭九不敢怠慢，他和夫人刘静坤改住门房，上房住的是张学良随从秘书应德田，为中共秘使让出了厢房。厢房共三间，当中的一间是过道，里间住着中共党员朱光亚，另一间靠近门房的则安排给“吴先生”下榻。孙铭九对放哨的部下说“吴先生”是他的亲戚，进进出出不得阻挡，不得盘问。住了数日，孙铭九见张学良总是秘密会见“吴先生”，便知此人来历不凡。当他从张学良那里得知，“吴先生”原来是红军名将叶剑英，更是加强了安全保卫工作。张学良—叶剑英—毛泽东之间，架起了一条秘密“热线”。光是一九三六年十月，叶剑英在西安城里发往“红都”保安的密电，便达十八次之多。叶剑英平日深居简出。有一天，他去澡堂洗澡，被孙铭九得知，颇为着急。孙铭九担心，叶剑英当年在黄埔军校担任教授部副主任，学生们都认得他，万一在西安街头被人认出，那就麻烦了。孙铭九关照叶剑英，让他再不能去公共澡堂。又有一回，西安城里一个中共秘密联络站附近，突然出现许多警察。中共地下人员以为出事，飞报孙铭九。孙铭九当即用汽车从家中接走叶剑英。后来才知道，那些警察并非搜查秘密联络站，于是那汽车载着叶剑英在外兜了一圈之后，又重返那四合院。叶剑英不光是沟通了张学良和毛泽东的联系，甚至通过张学良，还沟通着“西北剿总”司令蒋介石和被蒋介石称之为“匪”的毛泽东之间的联系。
毛泽东、周恩来托叶剑英带了一封信给张学良，内中提及：“将敝方意见转达蒋介石先生速即决议，互派正式代表谈判停战、抗日的具体条件。”十月二十九日，叶剑英在西安发密电给中共中央：“蒋、张已会谈，结果亟恶。蒋表示匪不剿完决不抗日……剑（英）拟三日后离西（安）回保（安），详报告。可否，复。”在十一月上旬，发自保安的电波，告知叶剑英：“回保安商量，并顺便问张将军可否资助我们一点经费？”叶剑英当即向张学良转告了来自“红都”的意思。张学良对红军充满友情，一口答应给红军五万光洋。当叶剑英复电保安，财政部长林伯渠当然欣喜万分。正因为这样，林伯渠出廓二十里，前去迎接叶剑英一行……然而，作为“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副司令的张学良，怎么在暗中如此慷慨援“匪”呢？
第二部分：幕后密使天主教堂里的彻夜密谈
一九三六年四月九日上午，一架“波鹰”（今译“波音”）飞机从陕西中部的洛川县起飞。
在那时，黄土地上空难得见到飞机的影子。飞机钻入云霄，不知去向。飞机的驾驶员，竟是三十五岁的张学良将军！张学良多才多艺，会开汽车、摩托车，也会开飞机。
一九三四年，张学良乘车去鄂东麻城视察。当地的“父母官”闻张将军至，率部下出廓三十里迎接。等了许久，等不到张学良。后来才知道，公路上曾驶过一辆汽车，那司机便是张学良！当地的“父母官”见到那辆车，以为是“开道车”，张将军的专车必定在后边哩！又有一回，张学良在天津，因急事要赶回北平。他竟驾着一辆摩托车，独自疾驶，只花了两个来小时，便回到了北平！
他购买了一架“波鹰”飞机，成了他的专机。他喜欢飞来飞去。飞机快捷，办事效率高。这一回，他亲自驾机飞行，却为的是高度保密。飞机上的三位乘客，是经他严格挑选的：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机要随从参谋孙铭九，还有一位神秘的人物。飞机起飞后，绕了一个圈子，然后才朝北飞行。直至机翼下出现蜿蜒的黄浊的延河，还有那小山顶上的宝塔，张学良才降低飞机的高度，稳稳地降落在一片河滩上。那里便是肤施，即延安。
孙铭九记得，一行四人下了飞机，朝城里步行。没多久，来到肤施城东北军驻地休息，等待着一位重要的人物的到来——此人来自“红区”，现已在肤施城东川口，准备天黑时分进城。张学良知道这位要人的到来，是因为他在三日前——四月六日，接到毛泽东、彭德怀从瓦窑堡发给张学良、王以哲的电报：敝方代表周恩来偕李克农于八日赴肤施，与张先生商谈救国大计，定七日由瓦窑堡启程，八日下午六时前到达肤施城东二十里之川口，以待先生派人至川口引导入城，关于入城之安全请张先生妥为布置。原来，那位要人便是周恩来！周恩来一行五人，副手为李克农。李克农，安徽巢县人氏，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八年起便在上海中共中央特科从事秘密工作。一九三一年四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特科三科科长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供出了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首脑徐恩曾的机要秘书钱壮飞乃中共党员，供出了正在上海的周恩来的地址。那从武汉发往南京的电报被钱壮飞知悉，火急转告李克农，李克农迅即安排周恩来及中共中央在上海的机关转移……李克农参加了长征，抵达陕北后出任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张学良便是他的联络对象之一。夜幕低垂，周恩来一行五人秘密地来到肤施城内天主教堂，张学良早已在那里恭候。这是周、张平生头一回见面。周恩来留着浓黑胡子，张学良称之“美髯公”。张学良与“美髯公”一见如故，相谈甚欢。五十多年后，张学良在台北接受日本ＮＨK电视台采访时，回忆初识周恩来，便作出十二字评价：“反应敏锐，言谈出众，学识渊博。”张学良介绍了与他同机而来的神秘人物，说是他的秘书。周恩来一见这位张学良秘书，不禁大笑起来，与他热烈握手。听张学良介绍说：“这是贵党的刘鼎先生。”周恩来也就顺口称那人为“刘先生”，说道：“刘先生好！”那人也连声说：“周先生好！周先生好！”其实，这位“刘先生”，是周恩来的老部下，三十三岁，四川南溪人氏，真名阚尊民，化名刘鼎，后来竟以化名传世。一九三○年，当刘鼎从苏联留学回来，到了上海，便是向周恩来报到的。刘鼎和他的妻子吴先清，都是周恩来领导下的特科工作人员。刘鼎精明能干，颇得周恩来赏识。吴先清也是一员强悍的女将。一九三三年，吴先清调离中共中央特科，在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担任谍报组组长，她居然就住在上海市警察局局长闵鸿恩的隔壁！至于刘鼎怎么会变成张学良的秘书，倒也颇为曲折：一九三五年五月，上海曾发生轰动中外的“《新生》事件”。《新生》是一家周刊，在第二卷第十五期发表了署名易水的《闲话皇帝》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