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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8岁那年，多病的母亲离开了人世。父亲仍坚持他严厉的管教，不准孩子们发泄心中的悲哀。母亲的去世似乎并未给达尔文造成多大影响。1822年，13岁的达尔文开始就读于斯鲁斯布里学校。在那个年代，丰富的古文知识被认为是绅士的标志，因此希腊及拉丁文学在绅士阶层中十分流行，而达尔文对这些却深感厌倦。他学习成绩很差，这使很多人相信他并不是个聪明的孩子。在家里和学校都受到压抑的达尔文，在大自然中找到了梦寐以求的自由。他很快就成了一名出色的骑手和猎手。他喜欢猎鸟，每天晚上都把打猎穿的靴子放在床边，第二天清晨一醒来就穿上靴子、提起猎枪外出狩猎。家里有一间木屋存放着他打来的所有的鸟儿。达尔文的骑射技巧越来越棒，但学业成绩却越来越糟。
达尔文医生担心儿子会因荒废学业而虚度一生，于是在1825年，他将16岁的达尔文从斯鲁斯布里学校转到了爱丁堡大学学习医学。学医的学生必须观摩外科手术，在麻醉剂发明以前，手术室就像一间刑讯室。达尔文恐惧地看着病人被绑上手术台，听着他们痛苦的尖叫声。他受不了这种折磨，终于逃出了手术室，从此再也没有回去过。过分敏感的天性使他注定无法成为一名医生。然而由于不敢面对父亲，达尔文在爱丁堡大学还是勉强呆了一年多时间，以此来掩盖自己的失败。
当他终于回到家里时，父亲又给他设计了另外一条道路——做一名牧师。达尔文答应了，为的是尽快恢复自己的尊严。父亲的财富和名声，使他很快被剑桥大学录取了。在这所学校里，达尔文得到了彻底的放松，充分地享受着青春。他狂饮着苏格兰威士忌，经常玩牌玩到凌晨，还交了一个名叫芬尼·欧文的女朋友。日子就这样盲目地过着，直到他遇见了约翰·汉斯洛教授。汉斯洛是一名专职牧师，也是一位业余的植物学家。他重新唤起了达尔文对大自然的激情，从而改变了达尔文的一生。两人经常在一起漫步谈心。达尔文由此被人们称为“与汉斯洛同行的人”。
达尔文开始同大自然继续打交道。他以从未有过的激情投入到这项事业中，尽管没有学习过正规的自然史和生态学的课程，但达尔文虚心地向周围的人求教，并亲自深入到大自然中去探索。他狂热地搜集着动植物标本，尤其热衷于搜集各种甲壳虫；他贪婪地阅读着有关科学探险的书籍，并梦想拥有同样的探险经历。然而他忽视了自己的学业，最后只拿了一个生态学学位，勉强从剑桥大学毕业。
《差距在哪里》 四第一次环球旅行
1831年回到斯鲁斯布里后，达尔文收到汉斯洛教授的一封信。他告诉达尔文英女王授命皇家游轮“猎犬号”去完成绘制南美海域航线图的任务，船马上就要出发进行一次环球航行，而船长正在寻找一位年轻的自然学家同行。他问达尔文是否有兴趣。达尔文欣喜若狂，他太渴望周游世界了。然而父亲担心会就此失去自己的儿子，所以想方设法说服达尔文放弃这个念头。但是达尔文心意已决，在得到了叔父约西亚·威杰伍德的支持和帮助之后，父亲不得不同意了。
当时达尔文不知道这次旅行将会意味着什么，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否能活着回来。但他渴望去探寻那个未知的世界，以向身边的人们证明他能创造自己的事业。可是他最后还需要获得费兹洛伊船长的同意。费兹洛伊是一位相术师，习惯根据一个人的身材和面貌来判断其性格。他觉得达尔文的鼻子形状不佳，将很难共事，本想拒绝，然而达尔文优雅的举止和对航海的热情征服了他，最后他允许达尔文同行。
达尔文心里充满了对这次航行的美好憧憬，可当真正的“猎犬号”出现在面前时他不禁失望了。那是一艘快速帆船，船体很小，有90英尺长，最宽处也仅有24英尺宽，船舱要蹲下才能钻进去。在当时，这种船只由于船体不十分坚固而被戏称为“漂流的棺材”。狭小的船舱在达尔文看来有种说不出的邪恶。他怀疑74名船员能否在今后的3到5年时间里共同生活在上面。然而，达尔文现在已无退路可走，作为一名绅士他必须信守承诺。
为了等待好天气，船在岸边停泊了几个月之久。有一晚，几个船员喝得酩酊大醉。次日清晨，费兹洛伊船长命令鞭打这些船员。达尔文被这种严格的纪律吓呆了，他怀疑自己能否度过漫长的航行，并因此而焦虑不安，甚至还引发了胸口痛的毛病。“猎犬号”终于出航了，达尔文很快又开始遭受到另外一种折磨——晕船，整天呕吐不止，这是达尔文家族历代以来的通病。睡觉也无法安稳，他们睡的是和整个船舱一样长的通铺，每天随着海浪有节奏地前后摇摆。难以置信的是，达尔文竟以惊人的毅力挺了下来。
两个月后，“猎犬号”在南美登陆。达尔文收到了来自家乡的第一封信，带给他的却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他深爱的女友芬尼·欧文没有等他，已经出嫁了。达尔文被这个消息击倒了，但对大自然的一往情深填补了他内心的空虚。他不知疲倦地搜集着数百种异国生命的化石、皮毛和尸骸。“猎犬号”每到一处，达尔文都是第一个上岸。他同南美草原上的牧人一起深入内陆数百英里，还将那些牧人称作“南美牛仔”。这些人可都是亡命之徒。年轻的达尔文强壮且充满活力，凭借高超的骑术与他们并驾齐驱。他的绅士风度征服了当地的土人和同船的人们。船员们称达尔文为哲学家，并打造了木桶来存放他搜集的那些古怪的动植物标本。他们觉得达尔文从事的是一项神圣而伟大的工作。事实也的确如此，达尔文正一步一步地破译着大自然神奇的密码。在萨尔瓦多的山梁上，他发现了一条窄窄的海贝壳化石带。这些化石十分稳定，然而却要比海平面高出许多。达尔文开始感到疑惑：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是海底的地表升高了，还是海平面下降了？《圣经》中说，地球的表面自从圣洪爆发后就再没有过任何的改变。然而达尔文的观察结果却证明地球是在不断变化的。对科学真理的崇敬使达尔文面临着潜在的风险。
探险途中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在阿根廷，他与凶恶的独裁者胡安·罗伊斯将军发生了冲突。在领取护照时，达尔文称自己为“自然学家”。“什么是自然学家？”独裁者不解地问。通过翻译，罗伊斯明白了自然学家就是对一切都感兴趣的人。他就此得出结论：达尔文一定是一名间谍。无奈之下，达尔文只得设法取悦罗伊斯而获准自由通行。最后，在当地人的护送下，他穿过了茂密的原始森林，直到遇上了提拉弗格野人。达尔文从没想到过会遇上如野兽一般生活的原始人。他简直不能相信上帝造人会有这样大的差别，像他自己以及剑桥大学的教授是那么文明优雅，而这里的人们却如此粗俗野蛮。这次经历使他相信人原本也来自动物王国，地球上的所有生物其实都有亲缘关系，都是自然进化的结果。
当他们途经非洲好望角时遭遇了滔天的巨浪，“猎犬号”连续遭受巨浪的袭击，第三次巨浪险些将船掀翻。船舱已经进水，船体也被撕裂。假如还有第四次巨浪的话，一切都将不复存在。幸运的是，他们又一次闯过了鬼门关。
达尔文对自然科学的热爱丝毫不受危险环境的影响。他定期把搜集到的标本打包，运回给剑桥大学的汉斯洛教授。按说他每到一个港口就应收到来信，但两年来一直没有汉斯洛教授的回音。达尔文开始怀疑自己的努力是否有价值，这次旅行可能只是浪费时间。又过了一段时间，汉斯洛教授终于来信了，他说非常喜欢达尔文搜集的标本，并高度赞扬了达尔文的工作。达尔文高兴极了。汉斯洛甚至在英国科学家中散布达尔文发现动物化石的事情，使达尔文很快就成了一个名人。
然而，这些标本与达尔文在厄瓜多尔邻近的一些小岛上发现的化石相比根本无足轻重。达尔文也没有意识到在加勒比岛屿上的发现，将会彻底改变他的命运和整个西方历史学的传统观点。因为这些小岛给达尔文的第一印象并不美好，从远处看岛上如地狱般荒凉，仔细考察之后，才发现岛上有许多奇怪的异域生物，至今仍生存着史前生物，简直就像一个野外的实验室。这些极不寻常的岛屿直到几百年前才开始有人类定居，而岛上的野生动物似乎丝毫不惧怕人类。达尔文注意到，每个岛上的动物都有几乎相通的生理特征和生活习性。一个岛上的鸣鸟都有很长的嘴，以便于捕食昆虫；而在另一个岛上的鸣鸟则都长着沉重的大嘴，可以很容易地砸碎坚果。达尔文终于认识到所有这些动物物种都来自同一个祖先。《圣经》里说，世上所有的动物在造物之初便已定型。而加勒比地区的动物形态使达尔文相信动物都是会进化的。
达尔文的发现似乎直接向上帝发起了挑战。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我感到自己好像犯了谋杀罪，然而我真的相信动物是可以进化的”。因为谋杀是顶级的罪行，犯谋杀罪的人都要受到严惩，达尔文觉得自己将要受到严惩。虽然在父亲的安排下，他学过医学和神学以进入上层社会，然而现在他所思考的一切却是在向传统的观念发起挑战，同时也使自己成了一个反叛者。
《差距在哪里》 四廿年痛苦沉寂
1836年，“猎犬号”在经过长达5年的海上航行后终于回到了英格兰。航行开始时，达尔文还是一个刚刚跨出校门的年轻学生；航行结束后，他已经是一个27岁的充满自信的年轻人了。他战胜了没完没了的晕船，躲过了土著人的威胁，出色地完成了一个自然学家的任务。这次旅行之中他发现了1500种动物的化石、4000种动物表皮和骨头的标本，其中有许多欧洲人都是第一次了解。英国科学界的精英们力邀这位杰出的年轻人加入他们的圈子，达尔文很快成了生态学界的重要人物。而生态学家是编写世界自然史的主要力量，达尔文又被推到了这项重要科学工作的最中心。
进化论当时已经完全统治了达尔文的思想。他坚信物种是可以改变的。现在他又开始探索一个更大的秘密，即物种是以何种规则进化的。在座落于英国乡间的自家后院里，达尔文潜心研究和观察饲养马匹和鸽子的人是如何调教动物，使它们具备理想的习性的。同时他在思考自然界是否也有同样的能力呢？1838年他的理论终于有了一个清晰的框架：自然竞争导致了物种变化，只有那些生理特征最适合环境的动物才能繁衍下去，简言之，即“适者生存”。
1839年，达尔文出版了《“猎犬号”航海记》，生动地描绘了他的科学探险活动，十分畅销。这本书同他在剑桥读书时给予他无穷想象的那些书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表明了他的科学观点，并为他赢得了很高的声誉。这时，达尔文已经30岁了，但他却一直在结婚还是不结婚之间徘徊。他希望能有陪伴在自己身边的贤妻和可爱的孩子，可又担心家庭生活会占去自己太多的时间。最终，向往有一个温暖家庭的他还是选择了结婚。按传统观念，贵族必须与贵族通婚，经常是在表亲之间通婚。达尔文的表妹艾玛·威杰伍德文静优雅，受过良好的教育，且是威杰伍德陶器王朝的继承人。达尔文觉得艾玛身上有着贤妻良母的天性，正是他要找的类型；而艾玛则为达尔文敏感的性格所倾倒，迫不及待地答应了达尔文的求婚。由于两人的家庭都十分富有，达尔文根本不必担心生计。但有一件事却威胁着他们的幸福。艾玛是个天主教徒，她担心达尔文的自由思想会使他日益远离教会以及天主教的信仰，也担心由于缺乏信仰达尔文死后会入地狱而她则要去天堂，两人将不得不分离。达尔文因此陷入了无法解决的两难境地，他十分爱艾玛，但又不能假装相信天主教。最后，两人只能将这一矛盾埋藏在心底。同年，他们结婚了，并从伦敦移居偏僻的英国乡间。达尔文气派的房产为他提供了一个能够专心追求自己理想的场所。
1842年，达尔文写了一篇长达35页的论文，阐述了进化论的框架。但他没有公开，而是把这篇论文藏在一个信封里交给了艾玛，叮嘱她假如他突然死去一定要将其发表。每前进一步，达尔文都十分担忧，因为他很早就知道他的理论必将会引发生物学的一场革命。在那个年代，一个人如果教授进化论等于把自己放在异端的位置上，被视作危险人物，这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年轻绅士最不愿看到的。达尔文别无选择，他只能将自己的理论埋藏在心底。
沉默是需要付出代价的。达尔文得了重病，病痛折磨着他的身心。有几个星期，他饱受高烧、寒冷和呕吐的折磨。身体状况的恶化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在巴西曾遭受过毒虫叮咬；另一则是精神压力极大的双重生活。达尔文曾是一名充满活力的探险者，现在却是个连在自家院子里散步都觉得困难的病人。
19世纪40年代的大部分日子里，达尔文都不得不逃避深锁在自己脑海中的那个秘密。他的进化论对于这个世界来说太难以承受了，有可能会毁了他的声誉和家庭。病弱的身体使达尔文每天只能工作几个小时。他将有限的时间用在探索自然界的所有细枝末节上，光是分析海底甲壳动物就耗费了8年时间。那段日子，他的家里就像一个海底甲壳动物的世界。由于病痛只能在家里工作的达尔文并没有与外界隔绝。他同海员们、传教士和自然学家都保持着联系，希望他们可以为他带来远方的动植物标本以及新的科学信息。无论身体状况如何，他每天坚持写信，在信中询问别的科学家是在何处发现某件动植物标本的。
在家里，达尔文完全依靠贤惠妻子的照顾。艾玛扮演了护士和卫兵的角色，替达尔文挡住了许多不速之客。当达尔文工作累了，她就为他朗读或弹奏钢琴。他们一共有10个孩子，有7个活到了成年。在那个很讲究父辈尊严的年代，达尔文算得上是一个慈爱的父亲，对孩子们有很深的感情，再忙也会抽空关心他们的兴趣，并和他们一块玩耍。他与大女儿安妮在情感上尤为亲密。安妮是一个漂亮而欢快的孩子，经常陪伴着达尔文。她的活力和快乐总是感染着周围的一切，达尔文非常爱这个女儿，并觉得自己在年迈时能得到她的照顾。当他工作时，安妮是唯一能在书房里玩耍的孩子。但9岁时，安妮的精神状态开始下滑，连续几个月身体日趋虚弱。达尔文发疯似的找来一个又一个医学专家。然而一切都无济于事。1851年的复活节，达尔文在病榻边眼睁睁看着安妮离开了人世。他知道不可能有什么复活的神话，女儿的死让他对一个公正、圣洁的世界的信仰彻底毁灭了。
达尔文重又开始了停滞多年的工作，他用数年的时间著书并进行修改，准备公开自己的进化论。直到1858年，一件意想不到的事进一步刺激了他。一位英国自然学家爱尔弗雷德·威利斯提出了物种进化和自然选择的相同观点，而他等了20年却没有发表。因此，达尔文下定决心要以革命性的观点来征服大众。他开始了长达13个月的疯狂写作。尽管知道著作会威胁到自己的名誉和孩子们的前途，更会为虔诚的爱妻带来无法想象的痛苦，但是他已经无法搁下手中的笔。按进化论的说法，人类在遥远的过去只不过是一种没有高尚灵魂的动物，这是基督教所无法认同的，没有灵魂就没有追求美好生活的动力，就没有天堂和地狱，就没有恩赐与惩罚。在努力完成自己的著作时，达尔文感到自己正在遭受罪恶的煎熬，也感到了肩上承受着全世界的重量。20年来他一直在与自己的命运搏斗，在与自己的双重生活搏斗，现在他的沉默结束了。
《差距在哪里》 四改变世界的新声
1859年11月，50岁的达尔文出版了《物种起源》一书，发表了物种进化和物种起源理论，立刻引起了轰动。第一批印刷的1250册当天便售罄。达尔文在书中说，人类与猴子拥有一个共同的祖先，但后来分别走上了不同的进化道路。对英国王室来说，人类是从低等动物进化而来的理论显然是难以接受的。因此，达尔文和其理论遭到了曲解和嘲笑，在一组漫画中，他被比作浑身是毛的大猩猩。
圣公会是英国的官方教会，而达尔文的理论却在暗示教会的存在是多余的，甚至似乎在说教会是欺世盗名的，这严重威胁着当时的社会支柱。因此，达尔文主义者和神造论主义者之间爆发了激烈的争论。达尔文在寓所里经历着这场暴风雨，并在幕后寻求着科学界精英们对自己理论的支持。他充分意识到公共关系的价值，努力将十几位科学界的权威人物转变为进化论者。公众舆论逐渐转向了他这一边。20年�